錢理群：社會也需要警惕反精英的情緒

　　羊城晚報記者何晶實習生沈雨瀟

　　近日，著名學者錢理群新書《我的家庭回憶錄》由灕江出版社出版發行。作為《我的精神自傳》的續篇，錢理群在書中深情回憶了父母和兄弟姐妹在20世紀歷史變遷中起伏跌宕的人生，再現錢氏家族坎坷曲折的經歷。

　　這不僅是一本回憶錄，也是兩代知識分子在社會急劇變革時期的迷茫與探索、堅守與反思，更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不同人生選擇和命運的縮影。

　　今年75歲的錢理群，雖然頭髮早已花白，卻仍然身體力行甚至充滿理想主義地為讓這個社會變好而努力著。在「告別教育」之後，他仍然「在教育之外言教育」；在學術研究之外，他關注農村問題，關注農二代教育，關注青年志願者，也仍然關注知識分子問題。如今，他手頭正在主編一套《志願者文化叢書》。

　　他說自己身上既有堂吉訶德的氣質，也有哈姆雷特的氣質，因而既有強烈的參與社會運動的衝動，但又對實際社會運動多有懷疑，因而猶豫不決。

　　或許，還是2002年他從北大退休時送給台下學生的離別贈言最為恰切。他說：「我存在著。我努力著。我們又這樣彼此攙扶著。——這就夠了。」

　　家庭背景

　　影響到我關注農村問題

　　羊城晚報：在《我的精神自傳》里我讀到過關於您家庭的描述，最近出版的新書《家庭回憶錄》則全是您回憶家人的文章，我好奇您這種特殊的家庭背景如何影響到您後來的學術道路？

　　錢理群：應該說我的家庭和我的學術研究是有很大關係的，家庭經歷對我在很多問題上的態度和看法都有較大的影響。實際上，我的學術研究很大一個特點是，它和我個人生命是聯繫在一起的，這當然也包括個人家庭的經歷。

　　從比較大的層面來說，我們家最大的特點是含有中國近現代過程中行動者和理想者的各種類型，比如我們家有國民黨和共產黨這樣的政治黨派成員，和兩黨都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這就決定了我對很多問題的立場與判斷，也使我在看問題時，常有著一種理解的同情。同時，也在總結思考著他們的經驗和教訓，這構成我許多著作背後的思想背景。

　　羊城晚報：具體到寫作層面呢？

　　錢理群：比如我在寫《1948：天地玄黃》這本書時，書中很有趣的一點是寫到1948年學生運動中的文藝活動，這些活動是和我哥哥有關係的。還有一章寫到解放區的文工團活動，這和我姐姐的自身經歷有關，還引用了一段她的文字。一般學者在講到這段歷史的文學活動時，不會提到這些，研究當代文學史的學者很少會有人把部隊文工團作為研究對象。而我常常把自己和家庭的經歷滲透到寫作中去，我也是在用這種特殊的方式來表達我對哥哥姐姐的紀念。

　　羊城晚報：或許正是這些經歷讓您對一些社會問題有自己的視角。

　　錢理群：是，我認為這些年對國共兩黨的評價存在一些傾斜，許多人會把民國歷史理想化、美化，同時把革命與共和國的歷史歪曲，或者把存在的問題擴大化。某種程度上，我認為這並不公平，歷史事實並不是像我們所看到的那麼簡單。當時我的哥哥姐姐他們參加八路軍和新四軍，也是懷著崇高的革命理想的。我們不能用以後革命出現的問題來否定當年參加革命的正當性。所以，我也想通過書寫我的家庭經歷，去呈現和表達我對這種革命正當性的認識。

　　當然，我對家庭經歷的書寫也包含了對社會問題的看法。站在歷史研究和對知識分子問題研究的立場上，我一直比較關注鄉村問題，也希望當代的年輕人可以到鄉村去。這其中包含我的家庭特別是我父親對我的影響。從一開始的隱約朦朧到現在，我越來越強烈地感覺到這種影響的力量。我父親一直在從事和主持有關農學的工作，他後來到台灣也做了很多有關農會的工作，從某種程度上說，今天我對農村問題的關注是有一定家庭背景因素存在的。雖然我們在包括政治在內的很多問題上看法和觀點不一樣，但對農村問題的共同關懷是相同的。

　　知識分子

　　別陷入幫忙與幫閑的陷阱

　　羊城晚報：您一直非常關注知識分子問題。您曾提到90年代初人文精神大討論中，知識分子只關心自己身份的邊緣化，但兩極分化日益嚴重這樣的社會問題卻沒有進入他們的視野，他們的思考和研究是與社會脫節的。20多年過去了，您認為今天的知識分子境況發生了怎樣的改變呢？

　　錢理群：我認為知識分子應該有不同選擇，知識分子的所作所為、看法觀點和他們的行動是有幾個層面的，每個層面的存在都有它的意義。比如有一種層面的知識分子是在做根本問題的研究，這種研究看上去是書齋式的，但涉及到當代問題，回答這個時代提出的重大問題。雖然他跟現實保持一定距離，但這些思考關注人的根本精神問題，關注人性，並且為這個時代提出一種新的價值理想。這是我心目中最高境界的知識分子，因為我們的時代需要新的哲學家、思想家。現在這樣的知識分子幾難見到了。

　　知識分子有不同的類型，每個人會做出自己不同的選擇。我認為沒有必要對知識分子的精神思想和他們的行動進行高下層次的區分，每個人適合的東西不同，因而我們無法對實踐型的知識分子、學院知識分子或批判性的知識分子做簡單的價值判斷。

　　羊城晚報：您在1994年寫的《「幫忙」與「幫閑」的陷阱》一文就提到知識分子需要警惕的幾個方面。

　　錢理群：是，知識分子中存在三大陷阱，即淪為官、商和大眾的「幫忙」與「幫閑」。這個問題現在的確更加嚴重。有知識分子被經濟和商業大潮所席捲，為了牟利賺錢而淪為商的「幫忙幫閑」，另一種知識分子則過分迎合大眾，我認為這三種知識分子的行為，都是失去了獨立性和批判性的表現。現在這種情況比我當年寫這篇文章時要嚴重得多，有愈演愈烈的趨勢。

　　北大

　　有不可複製的傳統

　　羊城晚報：在北大讀研時很多教您的老師是您的師兄，你們在交流的過程中有沒有發生一些思想的碰撞或者有趣的事？

　　錢理群：北大的作風是比較強調個性的，提倡個人化研究，所以沒有太多的學術討論。在學術研究中，我們不是一個群體，而是一個個單獨的個體，都是自己做自己的事情。跟現在不一樣，我們當時沒有研究生的集體課程，大部分時間是自己讀書。三年時間裡很少有討論會，甚至老師會勸阻我們發表文章，這點和今天完全不同。當時提倡不要心急發表文章，先進行學術知識積累。

　　讀研究生的時候，我已經三十九歲了，王瑤先生找我談話，他很理解以我當時的年齡希望先寫些文章發表，在學術界產生一定影響。但他對我說，北大的傳統是厚積薄發。他認為年輕的學者有兩種選擇，一種選擇是，頭篇文章的發表或是畢業論文的發表就產生轟動，但轟動結束後就再難為繼。最好的是最開始的，但也成了最後的。而另一種學者可能一開始並不引人注意，他不輕易施展自己的才能和功力，一旦展示了自己的能力，就會產生源源不斷的影響力。

　　羊城晚報：八十年代的北大是不是特別美好？您曾經寫到，經常會在湖邊見到朱光潛、宗白華、馮友蘭、林庚這些前輩。

　　錢理群：雖然我會在校園裡見到這些老先生，但其實也只是見到而已。我認為真正的學術應該完全是自由的、自主的，不加管束地給你一個時間空間去讀書。我感覺八十年代的北大就是有那樣的一種氣氛，這種氣氛是最適合做學術的。

　　羊城晚報：但今天我們談到北大，很多人會有種莫名的敵意，也出現了一些北大的負面新聞。

　　錢理群：在不同年代，人們對北大的期待是不一樣的。80年代我們在北大就讀時，大家把北大當做精神聖地，是可以追求精神自由、學術自由的地方。現在我們往往用很強的功利心看北大，學生報考北大的動機和我們當年也不一樣了。人們往往認為上北大可以讓人有向上流動的機會，在北大讀書可以獲得接近上層企業、公司或機關的渠道。在不同的時代，北大的學生存在著不同的目的。

　　就北大自身而言，一方面今天的確存在很多問題，有許多該被罵的地方，這是事實，也需要反省。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兩種情況，一是炒作，同樣一件事情在普通學校無人理睬，但在北大發生就會引起反響，媒體和網路的炒作與北大被頻繁批評和關注有重要關係，這裡邊當然也存在各種不同的炒作動機。此外，社會上存在一種潛在的危險，就是近些年來民間越來越突顯的純粹的民粹主義思想，這可以理解為一種反精英的思想情緒，與仇富情緒相同，往往越是精英的東西就越要反對。

　　所以這是兩方面的問題。一方面，北大本身的確存在問題。另一方面，如果只要涉及北大，只要涉及到精英就有人進行謾罵，這種現象顯然是有問題的。

　　我個人一直對北大存有批評，但我始終認為北大有自己的優勢，他畢竟有著自己不可複製的傳統，並且集中了中國最優秀的人才，我們不能簡單地對北大做出否定。但北大存有一個危險，我曾經也做出過相應的警告，就是它越發在培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北大確實偏向於培養精英，問題是培養什麼樣的精英？真正的精英應該是有社會責任感的，應該是有理想有追求的。當一個受過高等教育、高智商的人失去了信仰的時候，他追求的唯一東西就是利益，這時就出現了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一般而言，能就讀於北大的往往是智商比較高的人，他們中會出現兩種發展方向，一方面去承擔社會責任，成為有社會責任感、有人文關懷的真正的精英，另一種人就會成為高智商的利己主義者。

　　羊城晚報：現在大學對就業率的過度重視，也是導致培養「精緻的利己主義者」的背景？

　　錢理群：這個問題我曾在一個講話中專門談過。要求學生找到好工作這本身是合理的，但如果學校把學生的就業作為一切工作的核心，那就非常危險。因為這樣我們就失去了長遠發展的計劃和謀略，而只考慮眼前的問題和利益。就個人而言，如果只重視眼前的就業問題而不重視個人知識積累，雖然可能會找到好的工作，但很難在以後長遠的規劃中順利地走下去。

　　語文教育

　　或因高考變化而更趨應試

　　羊城晚報：您從北大退休後在中學做了十年的基礎語文教育，最後還是「告別」了，會不會覺得挺傷感？

　　錢理群：其實所謂的「告別」是基於我對目前中國教育的看法。我認為從2000年開始，中國的中小學教育和大學教育一樣，有個根本問題是教育產業化，這是中國教育的病根。從理念上來說，教育產業化把教育當做營利工具，這十多年來已經形成了關於教育的利益鏈條，這個鏈條從大學到小學都是一樣的。所以我們現在講大學教育、中小學教育，並不是理念的問題，也不是方法的問題，而是其中利益鏈條本身的問題，不打破這個利益鏈條就沒辦法改變中國現有的教育情況。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想改變應試教育，但應試教育卻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而我作為一個已經退休的人，無法再參與其中，也無法解決這其中的問題了，所以我會講到「告別」。

　　但另一方面我們也要看到，大學和中小學教師在教育一線，依然在課堂上發揮著他們的作用，依然在傳授真理，其中很多人有教育責任感，有教育良知。我一直鼓勵這些老師們合作，從改變自己的教學實踐這個層面開始做起，能幫一個算一個。從總體上說，作為一名教師，或許對整個教育問題，對整個利益鏈條的存在是無能為力的，但他可以在課堂上按自己的教育理念去做些有益的嘗試，這其中當然會遇到很多困難和問題，但至少能影響到一部分學生，就算只是影響到班裡一個學生，我認為就已經很好了。

　　羊城晚報：之前有消息稱北京高考改革方案透露，2016年高考英語總分從150分下調到100分，語文總分提高到180分，您覺得這種做法能解決問題嗎？

　　錢理群：我認為這解決不了根本的問題，在某種程度上可能會為了分數而讓語文的應試教育愈演愈烈。

　　羊城晚報：您年輕時想成為兒童文學家，您也說過可能在老的時候會研究兒童文學。您現在是否還有這樣的打算？

　　錢理群：或許要到過了80歲以後吧，那是一個浪漫的自我設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