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玉平：關於《靜安文集》的一樁公案

羅振玉在王國維一生中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羅振玉不僅早早識拔王國維的才華，在王國維的學術研究進程中，羅振玉或提供圖書資料，或引導研究方向，對於王國維的學術門徑、學術路數產生了重要影響；同時羅振玉還在經濟上大力支持，後並與王國維結為姻親，關係非同尋常。在王國維去世後，王國維其人及其「王學」的備受關注，其中固有王國維自身的學術大師的身份及非正常死亡的因素在內，但也與羅振玉的積極推動有關。如親至清華處理後事，在天津設堂公祭，聯繫學術雜誌出版王國維紀念專號，編輯《王忠愨公哀輓錄》、《海寧王忠愨公遺書》等。特別是由羅振玉總理董之役的《海寧王忠愨公遺書》在王國維去世半年後，即由其貽安堂開始刊刻問世，其編訂全集及刊刻之速，不遑比較他人，即與二年後去世的同在清華任職的梁啟超身後的冷落相比，已是令人驚訝了。

但羅振玉董理的《海寧王忠愨公遺書》中，並沒有收錄王國維的第一部文集《靜安文集》[1]。羅振玉的《海寧王忠愨公遺書·初集弁言》沒有對「遺書」體例作說明，只是重點分析了王國維的「觀世之識」，認為此是王國維學術之外堪加關注的一面。所以《靜安文集》的失收是無意抑或有意，在羅振玉的《初集弁言》里是無法得到答案的。不過羅振玉在弁言中提到了自己寫的另外兩篇文章：一篇是《觀堂集林序》[2]，一篇是《海寧王忠愨公傳》。這兩篇文章都提到王國維平生治學之變遷。《觀堂集林序》有一節文字涉及到《靜安文集》：

光緒戊戌，始與君相見於上海，時余年三十有三，君二十有二。君方治東西文字，繼又治泰西哲學。逮歲丁未，君有《靜安文集》之刻。戊申以後，與君同客京師，君又治元明以來通俗文學……辛亥之變，君復與余航海居日本，自是始盡棄前學，專治經史，日讀註疏盡數卷，又旁治古文字聲韻之學……」

這一節敘述王國維治學遞嬗之跡，應該是比較客觀的，其中並無對於不同學術領域之軒輊。言及《靜安文集》，也是陳述事實而已。1927年6月，王國維自沉頤和園，羅振玉撰《海寧王忠愨公傳》敘其平生行實，對於王國維學術數變之軌跡的描述就更為細緻，而臧否之意亦已寓焉。其語云：

……初公治古文辭，自以所學根柢未深，讀江子屏《國朝漢學師承記》，欲於此求修學塗徑。……因以家書贈之。公雖加流覽，然方治東西洋學術，未遑專力於此。課餘復從藤田博士治歐文及西洋哲學、文學、美術，尤喜韓圖（引者按：即康德）、叔本華、尼采諸家之說，發揮其旨趣，為《靜安文集》。在吳刻所為詩詞，在都門攻治戲曲，著書甚多，並為藝林所推重。至是予乃勸公專研國學，而先於小學、訓詁植其基，並與論學術得失……至歐西之學，其立論多似周秦諸子，若尼采諸學說，賤仁義，薄謙遜，非節制，欲創新文化以代舊文化，則流弊滋多。方今世論益歧，三千年之教澤不絕如線，非矯枉不能反經。士生今日，萬事無可為，欲拯此橫流，舍反經信古末由也。公年方壯，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後，期與子共勉之。公聞而懼然，自懟以前所學未醇，乃取行篋《靜安文集》百餘冊悉摧燒之，欲北面稱弟子，予以東原之於茂堂者謝之。其遷善徙義之勇如此。

這兩篇文章，一篇寫於王國維生前，一篇寫於身後。《觀堂集林序》乃條陳王國維治學領域之變遷，而未彰顯羅振玉自己的影響；《海寧王忠愨公傳》則在梳理王國維學術之嬗變軌跡之中，將自己的引導之功寫入其中。羅振玉並不諱言王國維《靜安文集》在當時「為藝林所推重」的事實——其實不無溢美之詞的，但羅振玉將《靜安文集》中賴以奠基的歐西之學釜底抽薪了，認為其「賤仁義，薄謙遜，非節制」的特點，與周秦諸子相似，註定是無法由此來創造中國當前的新文化。而在「世論益歧」的時代，只有「反經信古」才是「拯此橫流」的惟一之路。這當然只是羅振玉的看法，但王國維意圖創造新文化這一點，羅振玉是看得清楚的，所以他勸說王國維改變學術路徑，也是從新文化來考慮的，只是將王國維以歐西之學以作新文化之基石改換成以中國傳統國學為基石。

王國維對於羅振玉當然不是一味地言聽計從，而是在治歐西之學的同時就已經意識到西方學術在學理上的缺失。《靜安文集自序》云：

……自癸卯之夏以至甲辰之冬，皆與叔本華之書為伴侶之時代也，其所尤愜心者，則在叔本華之知識論，汗德之說得因之以上窺。……後漸覺其有矛盾之處。去夏所作《紅樓夢評論》，其立論雖全在叔氏之立腳地，然於第四章內已提出絕大之疑問。旋悟叔氏之說半出於其主觀的氣質，而無關於客觀的知識。此意於《叔本華及（當為「與」）尼采》一文中始暢發之。

依此而論，王國維對於歐西之學，是在研究而得心怡神釋的同時，也起著質疑之心，並將這種質疑留存於收錄在《靜安文集》中的《紅樓夢評論》和《叔本華及尼采》等文章中了。這才是王國維「聞而懼然，自懟以前所學未醇」的深層原因所在。則王國維之回歸中國古典，依此而論，不過是時間早晚而已。羅振玉的勸說將王國維可能持續困惑在歐西之學中的時間提前結束了。王國維是性情中人，既知歐西之學「未醇」，則《靜安文集》不過是「所學未醇」的一段歷史而已。故將百餘冊《靜安文集》悉加摧燒，以示改治國學的決心。按其人察其事，確實是有可能的。

明乎這一番「故實」，再來看羅振玉主編的《海寧王忠愨公遺書》，其將王國維若干未刊的著述——如《唐五代二十一家詞輯》等，收錄在遺書中，而將已刊的《靜安文集》黜落在外，可見不是簡單追求王國維著述之「全」，更有追求「醇」的用意在內。此中恐怕也兼有尊重王國維之意。趙萬里在《人間詞話未刊稿及其他》的後記中說：

先師王觀堂先生，以樸學知名海宇。少壯治文學、哲學、教育學，中年治古文字學及古史學，晚歲治西北地理及元史學，著述置（當作「至」）富，創穫之夥，近百年來所未有也。其壯年所治諸學，稍後輒棄之不樂道，故其緒論，舍《靜安文集》、《宋元戲曲史》、《人間詞話》外，世人慾窺其一鱗一爪，亦無由得焉。[3]

趙萬里是王國維助教，深得王國維之意。這一節話起碼說明兩個問題：第一，王國維對於壯年所治諸學在晚年確實是「不樂道」的，則《海寧王忠愨公遺書》不收錄《靜安文集》，大體是符合王國維本人的意願的；第二，《靜安文集》與《宋元戲曲史》、《人間詞話》在當時並非絕版，世人還是容易得窺其鱗爪的。《遺書》收錄了《宋元戲曲史》、《人間詞話》，就是一個明證。故不收錄《靜安文集》並非是無處覓得的原因。[4]趙萬里是《遺書》內容的主要收集者和提供者，是否在供羅振玉所編輯的「已刊未刊」諸多著述中，原本就不包括《靜安文集》？似乎也是可能的。則《遺書》失收《靜安文集》就不一定是羅振玉個人的意思了。只是因為羅振玉在此前撰寫的《海寧王忠愨公傳》中透露過王國維在日本京都摧燒《靜安文集》一事，遂有可能將《遺書》之失收歸諸羅振玉一人之下。事實上，羅振玉在《海寧王忠愨公遺書·初集弁言》中已清楚說明：「公同學同門諸君子復創立觀堂遺書刊行會，以刊行公之遺書，請予總理董之役。」《遺書》本是集體工程，其對王國維著述的收錄與否，當有一定的討論過程，其斟酌取捨固非一人可定。所以如果說在王國維與羅振玉在流寓日本期間，因為希望王國維走出歐西之學，專力於中國國學之研究，對於王國維的摧燒《靜安文集》，顯然可能是樂於看到的。而在王國維去世之後，在為王國維編撰遺書之時，當已無可能對《靜安文集》深懷排斥之意。只是出於編撰遺書的觀念，有所取捨，力求其「醇」[5]，而且這種取捨當是得到「觀堂遺書刊行會」的首肯的。只是其中羅振玉的意見可能起了比較關鍵的作用。

注 釋

[1]《靜安文集》雖然沒有整體收入《海寧王忠愨公遺書》，但《靜安文集》原附錄之《古今體詩五十首》卻被編入《觀堂外集》，而收錄於《遺書》中。

[2]《觀堂集林序》乃王國維代作，而經羅振玉潤色而成。王國維在致蔣汝藻信中說：「敝集雪堂一序已代撰就，後由其改定數語。」具體改定之處已難指實。見《王國維全集·書信》，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351頁。因其中多有王國維自許之語，如「自茲以往，固將揖伏生、申公而與之同游，非徒比肩程、吳而已」云云，羅振玉攬為己作而不加掩飾，或有愛惜王國維聲譽之意存焉。因為「掠」此一文，對羅振玉本人並無什麼益處。王國維之所以將代羅振玉撰序一事告知蔣汝藻，是因為蔣如汝藻既是《觀堂集林》的刊行者，也是《觀堂集林》的另一撰序者。

[3]《小說月報》第19卷第3號，1928年。

[4]趙萬里是王國維助教，故他要閱讀《靜安文集》，想來是容易的。但在他人而言，要找到《靜安文集》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20世紀三十年代初，李長之《王國維〈靜庵文集〉》一文依然在說：「聽西諦先生說這書有人標點，要在開明印行，真是個好消息。在我急於要見到這本書的時候，是找了多處都沒找到的。」刊1933年12月23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

[5]關於《海寧王忠愨公遺書》的編訂，也有與羅振玉自述不一的說法，如周光午《我所知之王國維先生》一文即云：「（王國維自沉後）羅雪堂在津聞訊，急馳至清華園，拜候陳、吳二先生。並百計牢籠萬里，獎藉備至。於是先生之遺稿，盡入羅氏之手，而有《王忠愨公遺書》之印行。」《追憶王國維》，第163頁。此說是否屬實，姑備此存疑。羅振玉在致陳乃乾信中說：「邇來與其門徒商量善後，為其嗣謀生計，則遺著刊行，亦可補助。故已議定，其遺著不論已刊未刊或他人代刊者，一律將版權收歸其家人。」轉引自陳乃乾《關於王靜安先生逝世的史料》，《王國維先生全集·附錄》，台灣大通書局1976年版，第5610頁。看來編定遺書，羅振玉與王國維家人門生有所商議，蓋是事實。但在《海寧王忠愨公遺書》的具體編輯中，羅振玉的意見可能是主要的。譬如王國維的《八月十五夜月》一詩因為委婉批評了慈禧，而被羅振玉刪掉了。參見羅繼祖《對王觀堂的器重》一文，轉引自陳平原、王楓編《追憶王國維》，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年版，第537頁。

王國維是否燒掉300冊《靜安文集》？在王國維的文章中沒有任何記載，似乎也沒有人聽聞過王國維談起此事，但羅振玉《海寧王忠愨公傳》說在日本期間，羅振玉勸其棄詞章、哲學諸學，究心國故，「公聞而懼然，自懟以前所學未醇，乃取行篋《靜安文集》百餘冊悉摧燒之」。羅振玉提到的王國維學術轉向是真實的，但是否將《靜安文集》百餘冊「悉摧燒之」，卻引起過後人的懷疑。蔣復璁在《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靜安先生》中憶及在民國十二、十三年冬春之交曾到王國維位居地安門織染局的王國維寓所拜訪的情形，談及王國維從前學習外文、譯述西方哲學之經歷時說：「他在書架的頂層上一疊書內抽出一本送給我——白紙鉛印的《靜安文集》。一切翻譯及康德及叔本華的文章及《紅樓夢》都在內，末後有譯英國拜倫的詩，好像在此間重印的《靜安先生全集》，沒有收入。」因為親自獲贈《靜安文集》，所以蔣復璁對於羅振玉的「摧燒」之說頗存懷疑，認為「已經燒了，為什麼他的書架上還有《靜安文集》」？蔣復璁的質疑，理由其實並不充足。王國維將攜至京都的《靜安文集》摧燒掉，不等於所有的《靜安文集》便不復存在，也不等於王國維後來有重新收存自己早年著述的可能。

質疑燒書一事的還有吳文祺。他在《王國維學術思想評價》一文中說：

以清代遺老自居的羅振玉所編的《海寧王忠愨公遺書》，沒有選收王國維早年研究哲學、文學的《靜安文集》這一部書中的文章，並且還故意造了一個謠言，在《海寧王忠愨公傳》里，自稱曾經勸告王氏說：『……乃取行篋《靜安文集》百餘冊，悉摧燒之。』我認為這是羅振玉編造出來的騙人鬼話。因為該遺老在1923年為《觀堂集林》作序時，隻字未提燒毀《靜安文集》的事，那時王氏還在，他不好意思當面造謠。等到編王氏遺書時，王氏已不在人間，死無對證，他就可以信口胡說。此不可信者一。《靜安文集》曾由上海商務印書館代售，1920、1921年的《圖書彙報》上，還赫然留著《靜安文集》之名。王氏於行篋中的《靜安文集》既已燒毀於前，於商務代售的《靜安文集》則任其流傳於外，天下寧有此理？此不可信者二。……大概該遺老鑒於『五四』後西洋文化之輸入，白話文之盛行，覺得歷古相傳的孔孟之道快要斷絕了。而《靜安文集》論述文學、哲學之作，頗有為新文化運動推波助瀾的作用，因此，他不願意使之流布人間，才故意捏造王氏自己燒毀的話，來欺騙世人。只可惜沒有注意到他自己立說的破綻。此不可信者三。[1]

吳文祺的這一番分析，看上去義正辭嚴，但多為推論，缺乏事實依據。即其推論，也有不少「破綻」在內。首先是《觀堂集林序》乃是針對《觀堂集林》而言，何須牽涉而及《靜安文集》？更為重要的是：這篇序言本非出自羅振玉手筆，而是王國維代作的，則吳文祺的第一點質疑明顯是站不住腳的。其次商務代售的《圖書彙報》有《靜安文集》的銷售消息，與王國維摧燒此集乃是典型的二事。羅振玉只是言將「行篋」中的百餘冊燒毀，並未言收集所有《靜安文集》付之一炬。再者王國維縱有燒毀全部《靜安文集》之心，也無燒盡《靜安文集》之力，蓋商家銷售，學人購存，都是不以個人意志為轉移的，此絕非王國維個人「任」與「不任」所能解決的。第三，王國維的《靜安文集》確有不少譯介西洋文化學術的內容，但在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熱潮中，《靜安文集》的影響實在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說燒毀《靜安文集》便能阻止新文化運動的進展，此等之想，也不免過於匪夷所思了。再說，羅振玉只是勸其學術轉型，並非勸其燒書，燒書乃是王國維「自懟以前所學未醇」而作出的舉動，只是表示一種拋棄舊學的決心而已，固非對以往學術的全部否定。正如羅繼祖所說：「觀堂的『摧燒』不過是他對前後治學不同的『自懟』表態，觀堂不是秦始皇，《靜安文集》不是『禁書』，為什麼非要徹底禁絕它才稱快呢？」[2]而且據羅振玉所述，燒書一事，乃發生在日本京都，其時新文化運動尚未正式開始，羅振玉何能如此預知其對此後新文化運動的影響？故吳文祺的三點推論，竊以為皆不能站住腳跟。王德毅對王國維行實之研究堪稱湛深，而對王國維是否燒書一事，卻認為吳文祺「所疑極是」，蓋未暇深思也。[3]葉嘉瑩對此事自稱「暫時不擬置論」，認為王國維放棄早期的哲學與文學等研究既已成為事實，則「其是否曾自焚前此之著述，於其轉變之事實原無所增損改變」[4]，似乎迴避對這一事件的考訂。實際上是否燒書，固與王國維學術轉變的事實無所增損，但轉變的直接誘因以及轉變的態度和程度，卻在是否「燒書」一事上部分地呈現出來，自然也是學術史上堪加註意的一筆。

吳文祺的疑心確乎重了一點，他不僅懷疑羅振玉的燒書一說別有用心，對於王國維的助手趙萬里，也頗有微辭。他說：「王氏的入室弟子趙萬里編的《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沒有把王氏替蔣汝藻編的《密韻樓藏書志》收進去。這是一部很精審的講目錄版本的書，趙君是目錄版本專家，應該知道這部書的價值，為什麼不收到遺書里去呢？有點不可理解。另外，王氏的《古史新證》也沒有收入《遺書》，到1935年，趙君才以王氏手稿影印問世。是否別有用心，我不敢臆斷。這裡只作為一個問題提出來。」[5]吳文祺的這些疑問，確實有疑所不當疑的成分，譬如這部《密韻樓藏書志》在蔣汝藻經商破產後，曾一度不知所蹤，趙萬里如何有能耐在當時將其尋到並刻入遺書？吳文祺自己想來也未曾寓目《密韻樓藏書志》，但如何能知道「這是一部很精審的講目錄版本的書」？如果未曾寓目，何能擅下「精審」一語？《古史新證》在1935年影印出版，已堪稱快捷了。因為羅振玉編輯的《海寧王忠愨公遺書》在王國維去世當年及次年即次第問世，其有所遺漏，乃屬正常。即至今也仍有王國維的著作未能全部覓到並付諸出版的，如《曲調源流表》等。而趙萬里參與編輯的《海寧王靜安先生遺書》是1936年出版的。趙萬里在王國維去世後編訂年譜，考訂著述，厥功甚偉。而吳文祺乃以個人莫名的疑心趙萬里「別有用心」，不亦過乎？[6]

羅振玉的《海寧王忠愨公傳》中只是言及在京都燒書一事，具體時間、地點並未詳言，但此事後來羅振玉曾將詳細情況告訴過其外甥劉蕙孫，劉蕙孫是羅振玉長女之子，其父即劉季膺，為《鐵雲藏龜》的編者劉鶚之之子。王國維在《人間詞話》手稿的扉頁曾有書贈季膺詩6首。但辛亥之變後，羅振玉偕同董康、王國維、羅振常、劉季膺四家共避難京都時，劉蕙孫只是十齡上下的少年，屬於有記憶但未必深刻的年齡。據劉蕙孫接聞羅振玉所述，王國維具體燒書的時間在將家眷送回海寧回到京都之後，住在京都南禪寺的永觀堂，正處於無聊與迷茫之時，羅振玉連續數晚夜訪，勸其改治樸學，並將大雲書庫中凡有複本的200餘部書籍相贈，「靜安先生因此下了決心，第二天在永觀堂院中將三百多部《靜安文集》全燒了」[7]。這是劉蕙孫後來的追憶。其實在1935年出版的《人間世》第39期上，劉蕙孫即用「龍峨精靈」的筆名發表過一篇《觀堂別傳》，文中有云：「辛亥渡日後頗悔，自己取所存《靜安文集》三百本當雪堂先生燒去，誓不重刻，所以後來《觀堂集林》中並無此書。」劉蕙孫的記載可能融合了羅振玉的口述及自己的記憶，將王國維燒書的原因及大致時間和地點都交待得很清楚。不過以此來解釋《觀堂集林》中沒有收錄《靜安文集》，卻屬於不明《觀堂集林》的體例了。

在王國維去世後不久的一段時期內，羅振玉提到的王國維燒書一事，似乎是被認可的。如日本學者川田瑞穗《悼王忠愨公》一文即云：「……（王國維）初學古文，中間留學於我國修物理學，尋又研究西洋之哲學、文學、美術等，造詣頗深。更修宋元戲曲、金石學，著作尤夥。終受羅振玉氏之勸導，專心力於經史考證，將三十五歲以前所著《靜安文集》付之一炬。厥後所著《觀堂集林》，於此可窺見公學問思想。」[8]徐中舒的《王靜安先生傳》是較早寫出的一篇王國維傳記，文中說：「辛亥之役，羅氏避地東渡，先生亦攜家相從，寓日本之東京。羅氏痛清室之淪亡，於西洋學說尤嫉恨之。至是乃欲以保存舊文化之責自任，且勸先生專治國學。先生乃大為感動，遽取前所印《靜安文集》盡焚之。……自是始盡棄前學，專意經史。」[9]徐中舒是清華國學研究院的首屆學生，對於王國維早年行實未必瞭然，但他在寫這篇傳記前，曾經專訪了羅振玉之弟羅振常，羅振常並為徐中舒提供了樊志厚、羅振玉所撰寫的若干文字資料，其中即有羅振玉的《海寧王忠愨公傳》在內。所以徐中舒便在燒書一事上接受了羅振玉的說法。羅振常時當也在京都，即非親見焚燒情景，但耳聞此事自是情理中事。

不過諸家所述雖然大體相似，但在一些細節問題上仍略有差異，譬如羅振玉在《海寧王忠愨公傳》中只說燒了「百餘冊」，而劉蕙孫兩次卻都說燒了「三百多部」，徐中舒沒說具體數量，只言「盡焚之」。我倒覺得可能劉蕙孫的說法更可靠一些，因為曾經在京都拜訪過王國維的日本學者本田成之用「山積」一詞形容當時王國維家中存有的《靜安文集》數量，則「百餘冊」的說法可能偏輕了。而且王國維帶到日本的《靜安文集》並非都是堆置家中，還有放在日本書店裡銷售的。岡崎文夫說自己對王國維的學問漸漸尊敬起來之時，在日本匯文堂書店發現了《靜安文集》，[10]則《靜安文集》固非一燒以後，便從人間全部消失。不過數量多少並不重要，但燒書一事，當無可疑了。饒有意味的是，王國維不僅燒過自己的《靜安文集》，晚年與羅振玉起齟齬後，也曾將羅振玉寫來的信件付諸一炬。王國維之女王東明記云：「……父親生氣得不言語，只見他從書房抱出了一疊信件，撕了再點火焚燒。我走近去看，見信紙上款寫著：觀堂親家有道……」[11]王東明後又撰《巨星隕落一甲子》一文再述此事云：「我曾向《王國維年譜》作者王德毅先生透露，當年父親焚燒羅振玉書信之事……我這裡可以聲明，這確是我親眼目睹的事實，至於所焚數量及內容則不得而知，從餘燼中看到『靜安先生親家有道』字樣，及母親在旁勸阻等情形，尤歷歷在目。」[12]羅振玉的《王忠愨公別傳》也記載過王國維焚燒其《論政學疏草》一事云：「公既安窀，予乃董理公之遺著，求公疏稿於其家，則公已手自焚毀。」[13]看來，「燒書」確是王國維表達情感的一種方式。

從《海寧王忠愨公傳》的行文來看，羅振玉對於自己扭轉了王國維的學術方向不免有一種自得之意。但王國維及時從哲學、文學中抽身而出，也與《靜安文集》出版後的寂然無聞有關。《靜安文集》雖然承載了他年輕時候的夢想，但現實是冷峻的。素痴云：「（《靜安文集》）此書之出，影響極微。當時碩彥，絕無稱道。至今世人猶罕知有其書。其知而愛重之，亦大抵在先生經史考據學既馳聲之後。此蓋不由於顯晦之無常，亦不由於提挈之乏力，實當時思想界之情勢所必生之結果也。明乎此，然後先生在當時思想界之地位及此書在歷史上之價值乃可見。」[14]既然是影響極微，自然也影響到王國維繼續研究的熱情。所以在羅振玉的反覆勸說之下，不免心有所動，從理想而悵然回到現實。劉蕙孫說：「……經過兩人這一度思想交鋒，大概靜安先生從現實出發，覺自己所憧憬的尼采自我解放的道路，還是幻景，前路茫茫，能否走得通，還很難說。雪堂先生指出的道路是現實的。這才下了決心，埋葬了自己的理想，走雪堂道路。從此一直到進入清華國學研究院之日止，就是沿著雪堂路線，成為樸學的超人。」[15]這一番分析雖出於後人，但應該是契合實際的。

注 釋

[1]吳文祺《王國維學術思想評價》，《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第一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430～431頁。

[2]羅繼祖《觀堂書札三跋》，《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第二輯，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399頁。

[3]參見王德毅《王國維年譜》，台灣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7年版，第32～33頁。

[4]葉嘉瑩《從性格與時代論王國維治學途徑之轉變》，刊台灣《幼獅月刊》第39卷6月號，1974年。此後似也未見葉嘉瑩述及此事。

[5]吳文祺《王國維學術思想評價》，《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第一輯，第431頁。

[6]吳文祺雖然在《靜安文集》是否摧燒問題上對於羅振玉多個人意氣之論，但吳文祺同時卻又是最早能從文學革命的角度來認識王國維早期俗文學研究——主要是《紅樓夢評論》和《宋元戲曲史》二書價值之人。他在王國維身前（1924年）即撰《文學革命的先驅者——王靜庵先生》一文，對於王國維敏銳的文學觀念極致稱賞。

[7]劉蕙孫《我所了解的王靜安先生》，袁英光選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三），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66頁。劉蕙孫另在《關於〈殷虛書契考釋〉成書經過的回憶》一文中詳述過羅振玉與王國維就學術方向的調整所經歷的矛盾鬥爭，其中關於燒書的描寫也與此相似。參見《上海高校圖書情報學刊》1993年第二期。

[8]川田瑞穗《悼王忠愨公》，載《王忠愨公哀輓錄·續補》，天津貽安堂刊行，1927年。此轉引自《王國維先生全集·附錄》，台灣大通書局1976年版，第5469頁。

[9]徐中舒《王靜安先生傳》，《東方雜誌》24卷13號，1927年7月。

[10]雖然王國維將家中的《靜安文集》摧燒是極有可能的，但存於書店售賣的《靜安文集》則在未燒毀之列。參見岡崎文夫《懷念王徵君》一文，《追憶王國維》，第370頁。

[11]王東明《最是人間留不住》，刊台灣《聯合副刊》1983年8月8日。《追憶王國維》，第458頁。

[12]王東明後又撰《巨星隕落一甲子——紀念父親自沉頤和園六十周年》，刊台灣《中國時報》1987年6月2日。

[13]參見羅振玉《王忠愨公別傳》。此轉引自羅振玉《海寧王忠愨公遺書·初集弁言》注釋一，《追憶王國維》，第18頁。

[14]素痴《王靜安先生與晚清思想界》，原刊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學衡·王靜安先生逝世周年紀念》。此轉引自《王國維先生全集·附錄》，台灣大通書局1976年版，第5549頁。

[15]劉蕙孫《我所了解的王靜安先生》，袁英光選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三），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468頁。

《靜安文集》一卷是王國維自行編定單行的第一部學術文集，商務印書館光緒三十一年（1905）九月出版。內中文章的撰述時間介於1901至1904年間，都是刊發於其自任主編的《教育世界》雜誌之文。如果要為這部著作定性的話，大體可以說是一部哲學與教育學研究論文集，而且堪稱是譯介德國哲學並進行中西比較研究的開啟風氣之作。王德毅評論《靜安文集》的學術價值說：「先生於全國學界未嘗注意德國哲學的時候，獨能首先為之介紹，雖未能終身守之，然倡導研究哲學的風氣，則其功亦不細。」[1]王國維在自序中敘述了自己研究哲學的歷程，「辛壬之間」（1901～1902）初涉哲學研究，癸卯（1903）春開始讀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因苦其不可解而轉讀叔本華，並由此悟出從叔本華上通康德哲學之路。《靜安文集》即編定於王國維準備系統鑽研康德哲學之前。在《靜安文集》的自序中，王國維是以哲學家自我期待的。這一印象只需略加瀏覽《靜安文集》之目錄，即可見一斑。《靜安文集》收錄論文（含雜感）12篇。篇目是：《論性》、《釋理》、《叔本華之哲學及教育學說》、《紅樓夢評論》、《叔本華與尼采》、《國朝漢學派戴阮二家之哲學說》、《書叔本華遺傳說後》（附叔本華遺傳說）、《論近年之學術界》、《論新學語之輸入》、《論哲學家及美術家之天職》、《教育雜感四則》、《論平凡之教育主義》，末附《靜庵詩稿·古今體詩五十首》。王國維的學術研究中經數變，不遑說王國維後續的康德研究沒有繼續下去，即在《靜安文集》中收錄數篇的教育研究也很快中斷了。龍峨精靈《觀堂別傳》云：「先生本來專考古文，後來覺得做古文的太多，不易名家，到日本後便想做科學家，後來學西洋哲學，又想做思想革命家。從日本回國任學部圖書局局員，每天下衙門後必讀西洋哲學四小時。先是尼採的Zarathustrn such to all man but noon，後是康德的Pure Reason，《靜安文集》便代表彼一時的思想。」[2]雖然龍峨精靈將王國維的行實記錄有誤，[3]但把《靜安文集》與西洋哲學聯繫起來，卻是符合事實的。從1905年之後，王國維的學術先是向詞曲方向轉變，繼而又轉向傳統經史、古文字古器物等的研究。並最終以後者奠定其在中國學術史上的重要地位。

王國維在《靜安文集自序》中特別提到了《紅樓夢評論》與《叔本華與尼采》兩篇文章，王國維坦承《紅樓夢評論》的「立腳地」全在叔本華，而《叔本華與尼采》一文則是介紹與評述兼具，其中對其理論之彼此矛盾之處，頗多揭示。如《紅樓夢評論》第四章云：

夫由叔氏之哲學說，則一切人類及萬物之根本一也。故充叔氏拒絕意志之說，非一切人類及萬物各拒絕其生活之意志，則一人之意志亦不可得而拒絕。何則？生活之意志之存於我者，不過其一最小部分，而其大部分之存於一切人類及萬物者，皆與我之意志同，而此物我之差別僅由於吾人知力之形式，故離此知力之形式而反其根本而觀之，則一切人類及萬物之意志，皆我之意志也。然則拒絕吾一人之意志而姝姝自悅曰解脫，是何異於決蹄（足岑）之水而注之溝壑而曰：天下皆得平土而居之哉！佛之言曰：若不盡度眾生，誓不成佛。其言猶若有能之而不欲之意。然自吾人觀之，此豈徒能之而不欲哉，將毋欲之而不能也。故如叔本華之言一人之解脫而未言世界之解脫，實與其意志同一之說，不能兩立者也。[4]

叔本華哲學以「意志」說為根本，其開列的生存之道、解脫之道，就是拒絕此意志。而王國維認為叔本華哲學其實存在著矛盾，既言人類及萬物同有此意志，又極力主張個體解脫、超越此意志。此在王國維看來，不僅毫無意義，而且因為其忽略了「知力之形式」的差異，這種解脫反顯得狹隘。王國維從叔本華強調集體之意志與個體之意志的差異，但卻未能著力於對集體意志的解脫，而感到不滿。王國維素持「小宇宙之解脫視大宇宙之解脫以為準」，所以他對赫爾德曼人類涅槃之說，表達了讚賞，認為其可以彌補叔本華哲學之不足。[5]這當然是由對賈寶玉的解脫而順帶對叔本華哲學起的質疑。自序說到對叔本華哲學的內在矛盾揭露的最為徹底的是《叔本華與尼采》一文。叔本華與尼采同被王國維視為十九世紀德國最偉大之哲學家，而且尼采乃師承叔本華，同持意志為人性之根本之說。但尼采一改叔本華滅絕意志之理想，認為欲滅絕意志本身就是一種意志，從而主張博愛主義，發展了叔本華的天才論和知力論，把其哲學的重點向美學方向加以發揮。因此尼采哲學實是由叔本華哲學入，而也時時疏離叔本華的，兩者之間的離合，正反映了彼此哲學的互補意義。王國維在《叔本華與尼采》一文的結尾說：

叔氏之天才之苦痛，其役夫之晝也；美學上之貴族主義與形而上學之意志同一論，其國君之夜也。尼采則不然，彼有叔本華之天才而無其形而上學之信仰，晝亦一役夫，夜亦一役夫；醒亦一役夫，夢亦一役夫。於是不得不弛其負擔而圖一切價值之顛覆。舉叔氏夢中所以自慰者，而欲以晝日實現之。此叔本華之說所以尚不反於普通之道德，而尼采則肆其叛逆而不憚者也。此無他，彼之自慰藉之道，固不得不出於此也。[6]

從對舊文化的顛覆來看，尼采確實在叔本華的基礎上走得更遠，也走得更徹底了。

質言之，王國維自評《靜安文集》其實是一種過渡狀態的研究西方哲學、教育學的產物，一方面沉湎其「觀察之精銳與議論之犀利」，一方面又對以叔本華為代表的德國古典哲學偏重主觀的氣質而缺乏客觀的知識感到不滿。所以《靜安文集》就交織著敬佩與質疑兩種情緒，當然就比例來看，敬佩的成分居多，而質疑的地方尚少，尤其是對於其矛盾之處，能知其矛盾，但對於何以導致這些矛盾，尚沒有完全找到解決之方。《靜安文集自序》結尾說：「嗣今以後，將以數年之力研究汗德。他日稍有所進，取前說而讀之，亦一快也。故並諸雜文刊而行之，以存此二三年間思想上的陳跡云爾。」此數語或多以客套視之，其實乃王國維肺腑之言。對他日學術稍進的期待與保留此前的研究陳跡，其實在王國維而言，《靜安文集》本身就具備了這兩層意義。王國維未嘗不知道目前的研究尚多缺憾，譬如對於康德著述的研究只是略開端倪，離全面了解掌握其精髓，尚需「數年之力」，故在王國維而言，固未將《靜安文集》視為深造自得之結晶。趙萬里在《靜安文集跋》中也說：「此編各文之思想出發點，乃在叔本華之知識論。……此書印行時，先生又移轉其求知之鵠於汗德之《純理批評》，而試作再度之探求，不復徘徊於叔氏之門矣。」[7]也注意到其學術研究的階段性特色及其對叔本華哲學的離合關係。

王國維在早期哲學研究中表現出來的學術理念，其實是延續到此後的學術研究中的。譬如歷史眼光和質疑精神。有學者認為：

此數年中，先生陸續為文闡釋叔本華與尼采之學說，介紹於國人。而康德之形而上學及美學，亦時時論及，又不徒介紹而已。其於叔本華之遺傳說且批評其失當，於叔本華之意志解脫說且懷疑其不可能，其於尼采之學說，則明其為叔本華美學思想之引伸。視並世及至今稗販者流，於西說未嘗有深造自得，而忘（引者按，當作妄）作應聲回應者，夐乎遠矣。又不徒探究西哲之學說而已也，並追溯我國哲學思想之歷史。先生治學方法，視並世諸家有一特具之優長：即歷史眼光之銳敏是也。其治一學，必先核算過去之成就，以明現在所處之地位，而定將來之途徑。」[8]

我覺得他頂大的貢獻，在這集子里的，還是用了西洋的哲學的思索，來檢討了中國哲學上的兩個大問題：一是「性」，一是「理」。他把從前的理論，一齊推翻了，而且指明了人們，不必再走那些不相干的勞而無功的道。[9]

我認為這兩節文字不僅符合《靜安文集》的實際，也與王國維後來的研究模式十分接近。但我們沒有理由相信王國維對《靜安文集》的徹底否定，這不僅有自序中「存此二三年間思想上之陳跡」[10]的歷史意義，而且在辛亥革命後，王國維隨羅振玉東渡日本時，行裝中就有「山積」的《靜安文集》在內[11]。而有關康德、叔本華等西方哲學家的數十冊名著，也曾經被王國維攜至日本，在京都大學圖書館中顯赫地排列著，引人注目。[12]避地東瀛，王國維原來未嘗不持著繼續原有的研究之心。其初赴日本時，本田成之問他「西洋哲學您喜歡誰」時，王國維依然以「最喜歡叔本華」相答，即可略見其心跡。[13]而二十年代初王國維入值南書房寓居地安門織染局時，書架上也有堆成一疊的《靜安文集》，[14]尚且樂于贈送他人，並非絕對忌諱言及，或深藏不露。任職清華之後，德文版的《資本論》也陳列在他的案頭的。[15]但作為早期學術研究的產物，《靜安文集》不僅在王國維的學術研究進程中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其中的一些研究成果，至今來看，也不失其價值。早在王國維生前的1924年，吳文祺就對《靜安文集》的絕版表示不滿了，認為其中包含著新文學的因子，應當引起重視。他說：「……《靜安文集》中的論文，雖然也有被時間加上了懷柔的手跡而褪了色的部分，但關於文學上的論述，真可以說是前無古人。只可惜這書在前清遭了『禁止發行』之厄，和當時的思想界不曾發生過什麼關係。不幸現在又已絕版了。」[16]文學是如此，哲學、教育學也是如此。既然王國維晚年的書架上還赫然陳列著一疊的《靜安文集》，則《海寧王忠愨公遺書》不予收錄，確實是應該有個「說法」的。

注 釋

[1]王德毅《王國維年譜》，第30頁。

[2]《人間世》第39期，1935年11月5日。

[3]王國維專研西方哲學主要是在蘇州任教期間，其調任學部時，學術興趣已經轉移到詞曲領域了。

[4]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王國維遺書》（三），上海書店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第444～445頁。

[5]參見王國維《紅樓夢評論》，《王國維遺書》（三），第448頁。

[6]王國維《叔本華與尼采》，《王國維遺書》（三），第481頁。

[7]趙萬里《靜安先生遺著選跋》，《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第一輯，第318頁。

[8]素痴《王靜安先生與晚清思想界》，原刊天津《大公報》文學副刊《學衡·王靜安先生逝世周年紀念》。此轉引自《王國維先生全集·附錄》，台灣大通書局1976年版，第5547頁。

[9]李長之《王國維〈靜庵文集〉》，刊1933年12月23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王德毅據李長之之語也概括說：「先生至要的貢獻……是用西洋哲學的思索方法，重新檢討我國哲學上的「性」與「理」兩大問題……使二千多年來聚訟紛紜的問題為之平息。」《王國維年譜》，第31～32頁。

[10]《王國維遺書》（三），第331頁。趙萬里在《王靜安先生手校手批書目》一文中，也提及將王國維早年著述而未收入《靜安文集》者，擬為二集，「以存先生少時思想上之陳跡焉」。參見《王國維先生全集·附錄》，台灣大通書局1976年版，第5484頁。

[11]日本本田成之《噫 王國維先生》云：「先生家裡早年的著述《靜安文集》山積，我強取了一部。」原刊日本《藝文》第18年第8號，1927年8月。此轉引自《追憶王國維》，第361頁。

[12]日本新村出《海寧的王靜安君》云：「……在圖書館三樓的一隅，羅氏寄託的圖書堆邊上，數十冊洋書並排而立，其中有康德、叔本華等西洋哲學家的名著。我見了很奇怪，有人說這是王君所藏。」原刊日本《藝文》第18年第9號，1927年9月。此轉引自《追憶王國維》，第372頁。

[13]參見本田成之《噫 王國維先生》一文。《追憶王國維》第361頁。

[14]參見將復璁《追念逝世五十年的王靜安先生》，台灣《幼獅文藝》47卷6期，1978年6月。

[15]姜亮夫《憶清華國學研究院》記云：「在清華的日子裡……在他改詞時，我順手翻看兩本書，其中一本是德文版的《資本論》，只見書裡面用好幾色打了記號。靜安先生看了看我說：『此書是十多年前讀德國人作品時讀的。』」《追憶王國維》第329頁。

[16]吳文祺《文學革命的先驅者——王靜庵先生》。何志韶編《人間詞話研究彙編》（修訂再版），台灣巨浪出版社，1975年版，第387頁。《靜安文集》自光緒三十一年初版後，至王國維去世都沒有再版。所以後來趙萬里撰《王靜安先生著述目錄》亦云：「此書有排印本，乃光緒三十一年初版，坊間久已無書。」刊《國學論叢》第一卷第三號「王靜安先生紀念號」。

王國維早年鑽研叔本華、尼采、康德之學說，確實有藉以創造新文化的動機。他在《叔本華與尼采》一文曾比較兩人的異同說：「……叔本華說涅槃，尼采則說轉滅。一則欲一滅而不復生，一則以滅為生超人之手段。其說之所歸，雖不同，然其欲破壞舊文化而創造新文化則一也。」[1]在20世紀初的中國，王國維未嘗不知道研究哲學的曲高和寡，他在《論近年之學術界》中一針見血地說：「夫同治及光緒初年之留學歐美者，皆以海軍製造為主，其次法律而已。以純粹科學專其家者，獨無所聞。其稍有哲學之興味如嚴復氏者，亦只以餘力及之，其能接歐人深邃偉大之思想者，吾決其必無也；即令有之，亦其無表出之之能力，又可決也。況近數年之留學界或抱政治之野心，或懷實利之目的，其肯研究冷淡乾燥無益於世之思想問題，即有其人，然現在之思想界未受其戔戔之影響，則又可不言而決也。」[2]據此，王國維對自己的學術孤獨應該是有心理準備的，但改造當時思想界的使命感，使他能包容孤獨，寂寞前行。《靜安文集》即堪稱是他向封建思想進攻的「炮彈」，[3]集中之文往往以「故為破其惑如左」結尾，故在這本在哲學思想上也許還欠缺成熟和火候的文集中，時時洋溢著革命的銳氣和思想的活力的。[4]羅振玉當然深知王國維研究西方哲學的深層原因，故以其哲學自身之缺陷而認為其不足以作為創造新文化的基石，因此而別開國學新途。則無論是專研西方哲學，還是轉治傳統過國學，其立足點都與創造新文化有關，只是有直接與間接之不同耳。王德毅說：「國維的所以治哲學，是有感於國內的思想界沒有動力，頗思有所作為，一新思想界。」[5]葉嘉瑩也說：「其（王國維）研究學術乃抱有雙重之用心，一則欲藉埋首於學術之研究以求得一己之慰安，再則又對於學術研究之可以有裨於世亂寄以一廂情願之理想。其早期與晚期之治學途徑雖然不同，而其用心則未嘗或異。不過因為甲午之戰以後及辛亥革命以後之時弊不同，所以其治學途徑才因之有趨新趨舊之異。」[6]關切現實確乎是王國維早期和後期治學的共同傾向，只是治學途徑有趨新與趨舊之不同罷了。羅振玉看準了王國維的心思，才能有效引導王國維的學術轉向。[7]

在王國維生前，其革命者的身份已經得到一定程度的認同，如吳文祺已撰專文稱讚其為「文學革命的先驅者」。[8]王國維去世後，隨著對王國維著述關注的深度展開，《靜安文集》中的新文化因子也不斷被研究者揭示出來。郭沫若曾說：「三十歲以前，王國維分明是一位文學家。假如這個志趣不中斷，照著他的理論和素養發展下去，他在文學上的建樹必然更有可觀，而且說不定也能打破舊有的窠臼，而成為新時代的一位前驅者的。」[9]為郭沫若若干觀點糾謬的周光午也說：「蓋王先生者，世徒知其為國學家，而不知遠在五四運動之前，即努力於西洋哲學文學之攻究，以謀有所樹立與開啟矣（原註：參閱《靜安文集》）。終則亦其性情，而移其志趣於考證之學。其『新文化運動』之『第一把交椅』，遂讓諸陳獨秀與胡適之二氏矣。此其實情，非過言也。」認為其「持論之偉，蓋為五四運動諸公之先知先覺」。[10]

但毋庸諱言，王國維以新銳思想界自任的時間應該並不長，因為德國哲學自康德、叔本華、尼采以來，大都浸染了較強的個人氣質，學理上的不足因此不可避免。這意味著原本為王國維寄予厚望、用以改造中國傳統思想的德國古典哲學，便不斷地受到王國維的質疑甚至拋棄。在《靜安文集》編定兩年後，王國維其實已經在「哲學家」和「詩人」之間徘徊不定了，尤其對於哲學的疲乏感更為強烈。他在三十之年所撰《自序二》中說：「余疲於哲學有日矣。哲學上之說，大都可愛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愛。余知真理，而余又愛其謬誤。……知其可信而不能愛，覺其可愛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煩悶。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漸由哲學而移於文學，而欲於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質欲為哲學家則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為詩人則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詩歌乎？哲學乎？他日以何者終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間乎？」[11]《自序》亦云：「……至二十九歲，更返而讀汗德之書，則非復前日之窒礙矣。嗣是讀汗德之《純理批評》外，兼及其倫理學及美學。至今年從事第四次之研究，則窒礙更少，而覺其窒礙之處大抵其說之不可恃處而已。此則當日誌學之初所不及料，而在今日亦得以自慰藉者也。」[12]以此看來，王國維在《靜安文集》中存留下來的困惑在接下來的二三年間，不僅沒有因為對康德哲學的持續研究而得以解脫，反而加重了困惑的程度，甚至有從困惑到否定的趨勢。所以馮契從哲學自身的角度說：「王國維始終未能解決他所謂的『可愛』與『可信』、即非理性主義與實證論之間的矛盾。」[13]也是大體符合事實的。而王國維欲創立一新的哲學體系的夢想也隨著時間的流逝而不斷流失。《自序二》云：「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統，自創一新哲學，非愚即狂也。……以余之力，加之以學問以研究哲學史，或可操成功之券。然為哲學家則不能，為哲學史則又不喜，此亦疲於哲學之一原因也。近年嗜好之移於文學，亦有由也，則填詞之成功是也。」王國維有意做哲學家，但自省恐無可能；哲學史家乃站在他人思想的影子里，又不情願。應該說王國維對自我的解剖是很準確的。他先是搖擺在哲學家與哲學史家兩種角色之中，繼而又搖擺在哲學家與詩人兩種角色之間，而驗諸他後來的學術研究，其實恰恰是在哲學家和詩人兩種角色之外了。此在三十歲的王國維來說，恐怕真是是始料未及的了。

《海寧王忠愨公遺書》中沒有收錄《靜安文集》，從學術史的角度來說，當然是一個遺憾。[14]但因為王國維有「誓不重刻」的諾言在前，則羅振玉此舉也完全可以視為是對王國維心愿的一種尊重。事實上，王國維晚年對於自己早年鑽研哲學、文學的一段經歷確實是頗存悔意的，其悔意見於不少王國維友人和門生的追記。而早在僑居日本期間，王國維已經很少談及西方哲學了。日本學者狩野直喜《回憶王靜安君》一文記載說：「清朝大革命爆發了，王靜安君帶著他的家族，與羅叔韞君一起搬到京都，滯留了五六年。其間，與我常常來往。我覺得來京都以後，王君的學問有一些變化。也就是說，他好像重新轉向研究中國的經學，要樹立新的見地。可能他想改革中國經學研究。比方說，聊天的時候我偶爾提到西洋哲學，王君苦笑說他不懂，總是逃避這個話題。」又說：「晚年他絕對不提自己會外語，可是因為他研究過外國學問，他的學術研究方法比以往的大儒更加可靠。」[15]狩野直喜當然不明瞭羅振玉與王國維之間這一番關於治學轉向的討論，但他敏銳地感受到王國維對早年學術的「逃避」意識，倒是與王國維摧燒《靜安文集》的心態，可以彼此對勘。其實不僅對《靜安文集》，王國維有些忌諱言及，即使其被譽為戲曲研究的經典之作《宋元戲曲考》，王國維也認為「沒什麼意思」[16]。但換個角度來說，王國維在日本的學術轉型確實是朝著羅振玉此前的方向前進的，其「溫經之興」的產生及其對三代歷史的關注，都為此後的經史文字之學奠定了重要基礎。王國維不可能也沒有能力、沒有必要將《靜安文集》從這個地球上消失殆盡，他只是將燒書作為轉向國學的一個起點，從此義無反顧朝國學挺進而已。燒書的價值和意義也在此。

（本文原刊《清華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

注 釋

[1]《王國維遺書》（三），第471～472頁。當然王國維之從事哲學也有其個人原因，其《自序》云：「體素羸弱，性復憂鬱，人生之問題日往複於吾前，自是始決從事於哲學。」則王國維研究哲學除了有創建新文化之意願之外，也有通過學習哲學來解脫個人在身體和性格上對人生的困惑在內。參見《王國維遺書》（三），第609頁。

[2]《王國維遺書》（三），第524～525頁。

[3]劉蕙孫《我所了解的王靜安先生》云：「靜安先生的世界觀可以說有兩重性：一面為人拘謹，封建文化包袱背得很重，而有志出人頭地；另一方面受到當時維新思想的激蕩，特別是尼采、叔本華等的自我解放思想的尖銳刺激，想徹底解放自己，做一個時代的超人。……他確實有以《靜安文集》作為炮彈向封建思想進攻。雪堂說他是想干思想革命，確是深知靜安之言。」袁英光選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三），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467頁。

[4]李長之《王國維〈靜庵文集〉》云：「倒底是青年期的集子，其中狠有不少自負的銳氣，在文章的尾結時，『故為破其惑如左』，幾乎成了他的口頭禪。也許有人以為這是學養不到的緣故，但這到成了我愛這本不成熟的集子的來由，為的是其中充滿著這樣的活力。」刊1933年12月23日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

[5]王德毅《王國維先生事略》，原刊台灣《圖書館學報》總第8期，此轉引自朱傳譽主編《王國維傳記資料》（一），台灣天一出版社1985年版，第20頁。

[6]葉嘉瑩《從性格與時代論王國維治學途徑之轉變》，刊台灣《幼獅月刊》第39卷6月號，1974年。

[7]王國維棄此前的哲學與文學研究而轉治國學，並非因羅振玉一言相勸而遽變方向，而是早年已對歷史及考據之學產生過興趣，其本人也在研究哲學的過程中自己也產生過厭倦的情緒，所以轉變的原因既有羅振玉的外因，也有其自身的內因。但羅振玉起碼是起了推動的作用。

[8]吳文祺《文學革命的先驅者——王靜庵先生》。何志韶編《人間詞話研究彙編》（修訂再版），台灣巨浪出版社，1975年版，第355～388頁。

[9]郭沫若《魯迅與王國維》，《文藝復興》三卷二期，1946年10月。

[10]周光午《我所知之王國維先生——敬答郭沫若先生》，原刊《重慶清華》第四期，1947年4月。此轉引自《追憶王國維》，第158、160頁。

[11]《王國維遺書》（三），第611～612頁。

[12]《王國維遺書》（三），第610頁。

[13]馮契《王國維的哲學思想與治學方法》，《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三），第9頁。

[14]但有學者對《靜安文集》過於輕視，也非實事求是的態度。如羅繼祖說：「王先生的學術思想一生變化很多，一般人都注意到《靜安文集》，實際《靜安文集》乃是已陳之芻狗，其菁華全在《觀堂集林》一書。」其實不同領域的學術研究本身就缺乏可比性，《觀堂集林》固是勝義薈萃，而《靜安文集》絕非簡單的一句「已陳之芻狗」可以抹殺的。羅繼祖《我的祖父羅振玉》，百花文藝出版社2007年版，第261頁。

[15]狩野直喜《回憶王靜安君》，轉引自《追憶王國維》，第343～344頁。

[16]參見日本青木正兒《王先生的辮髮》。轉引自《追憶王國維》，第36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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