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混亂時代重新思考「公共事務」

在混亂時代重新思考「公共事務」

[來源：中國民族宗教網|發布日期：2012-01-22]

導 言

　　「幾乎每次文化變遷——從基督教到印刷術再到心理分析——都在公共事務和私人事務的含義中留下了一個新的積澱層。」[1]

　　在這篇文章中，我關注「新的積澱層」，隨著遍及歐洲等地的新治理策略使得任何關於公共事務和公共領域的清楚界定變得很成問題，它在不斷增長。福利國家的現代化涉及到權力從國家到市場的轉移，也涉及到責任從公共區域向私人區域的轉移，並伴隨著對非正式的關懷和自我治理的越來越多的強調。不斷增長的對市場機制（包括了契約和公私合作關係）的依賴產生了協調的困難，有些人將其描述為「紊亂的治理」。與傳統的公共領域相聯繫的自由主義價值似乎無力闡述社會差異問題，或者回應當代有關文化、信仰和同一性的問題。同時，與跨國關係和全球化經濟相聯繫的新的空間流動正在消解國家、公民身份和公共領域之間的任何簡單等同。

　　這些發展體現了公眾和公共性觀念在近幾十年變得成問題的方式。但它們也突出了傳統概念（關於公共區域、公共領域、公共價值）的貧乏，它們無法解釋當代的發展並支持當代政治的、職業的和公共的鬥爭。佩施（Pesch）詳細描述了公共管理及其基本概念的模糊性；而庫珀（Cooper）認為，公共領域和私人領域不是分離的領域，而應該被視為「共構的一對」。由於這些原因，我使用術語「公眾」（publics，意味著異質性）和「公共性」（publicness，作為一種規範價值），而不是使用空間上固定的或制度上受約束的公共區域（public domain）和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觀念。

　　儘管有明顯的流動性，公共事務的觀念植根於一系列鬆散鏈條，這些鏈條產生了不同的——常常很成問題的——聯繫、等同和對立。接下來我將描繪三個這樣的鏈條，每一個都與擾亂公共區域的一種特定動力有關。我的目的不是詳細描述這些擾亂的過程，而是突出在對公眾和公共性的改造中隱含的不同類型的政治。第一部分描述對消除公共領域與國家之間的等同的回應；第二部分描述對一種自由主義公共領域觀念的瓦解的回應；第三部分描述對建立在共同的國家同一性之上的共同的公共區域觀念之消解的回應。

一、消解國家的公共事務？　　

　　第一個鬆散鏈條始於國家——公共價值的傳統體現者和一種共同的公共利益概念的維護者——並且產生以下聯繫：國家=公共政策=公共服務=公共部門=公共倫理。這裡公共領域的規定一方面與市場相對，另一方面與市民社會相對，是一個受限制的領域。根據與官僚機構、等級權力和職業權力的聯繫，公共事務的觀念在國家制度形式中的制度化具有特殊後果，使它容易受到來自政治左翼和右翼的雙重挑戰。公共領域和國家之間的聯繫（在由國家機構和由國家資助的公共部門所提出的公共政策形式中）產生了巨大的好處。然而，現在這種聯繫的瓦解提出了這樣的問題，即在國家的去中心化以及很多歐洲國家的公共部門被消解的背景中，我們如何表述公共事務。

　　這是在公共管理文獻中的一個熟悉的論題，因此要簡單地說一下。從行政管理到治理之轉變的觀念佔據了很多這樣的過程，這些過程已經有效地拆除了連結國家和公共政策、公共服務、公共部門和公共倫理的鏈條的每個鏈環。新的公共管理的影響之一就是以多種方式削弱顯然與市場價值相分離的公共部門觀念。第一，把服務「承包」給商業組織，將其他東西「交給」市場，以及通過多種合夥安排私營部門越來越多地提供公共服務，這些意味著公共服務組織的規模和作用範圍已被大大縮減。第二，管理主義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已經將商業價值深深引入這些名義上的公共服務的核心，給它帶來新的決策邏輯，在這種邏輯中效率及企業家的商業價值取代了傳統的公共服務價值。第三，由於對作為一種組織形式的官僚機構的攻擊以及正在變化的公務員機關的觀念，經理人和職員處理特定事務的能力被削弱了。杜·蓋伊（Du Gay）認為，英國的市政服務分裂為一系列代理機構和准公共團體，並從私營部門中任命商業經理人，這就消除了公共服務的共同倫理。第四，我們可以描述一種新的行動文化和透明話語的出現，它使得公共服務組織至少在言辭上更加對公共事務負責。然而，公眾的聲音是被中介（比如通過審計和檢查的代理機構）傳達的，而且新的行動機制對公共服務組織產生了壓力，因為它們要在多重目標間保持平衡，並試圖將使用者或社群的目標和政府命令相協調。第五，關於「什麼在運作」的話語不僅帶來了關於服務是否應該被公共部門或私營部門提供的不可知論，而且也使價值或倫理的考量服從於一種日益支撐政策、政治活動和管理的某種理性實用主義。

　　最後，用公民和消費者的觀念覆蓋公眾和私人成為了關於公共倫理之實質性爭論的焦點。某些人主張的選擇權衝擊了公民身份的諸觀念，將公眾建構為一系列單獨的、精打細算的主體，並因此削弱了維繫公共領域和公共服務觀念的集體認同。關於在何種程度上選擇權話語產生這種影響的證明是非常模糊的。然而，對於服務組織的能力而言，存在著清楚的要求去超越服務倫理，從而在決定公共資源的分配或尋求公共利益時提供更廣泛的正義概念。

　　回應：重申國家？

　　本節所提出的鬆散鏈條的力量的一個後果是：根據國家和市場的二重性建構了公共區域之削弱的對立面。在公共領域中引入市場和契約，引入私人資金和企業經理人，引入商業價值和公共的私營合夥關係，會產生源於對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的懷舊之情的反應。反對佔主流的現代化趨勢經常帶有「重申」國家的隱秘渴望，雖然是以更透明、更民主的形式。民主左翼已經做了重要工作，試圖重新解釋民主和公民身份的公共區域。但是，這些發展會建立在一種未受二戰後社會政治格局影響的公共事務觀念之上，在很多歐洲國家，這些格局支持福利國家的形成。用這些術語重申一種公共事務政治的問題在於：它訴諸建立在清楚簡單的階級基礎上的政治黃金時代，忽視了重新規定公眾和公共性之鬥爭領域的社會運動。簡言之，由於關注一種消解公共事務的動力，它掩蓋了其他鬥爭，這些鬥爭只能通過參照其他鬆散聯繫鏈條中的公共事務立場才能被闡明。

二、挑戰自由主義的公共領域　　

　　已有很多著述是關於對新自由主義產生的公共區域的挑戰，以及對產生消費主義和選擇權的政策的挑戰。然而較少有著述是關於對進步的自由主義觀念的挑戰，以及關於重新規定「美好社會」的問題。這將我們帶向第二個鬆散鏈條：公共領域=開放性=合理性=透明=寬容=平等。這個鬆散鏈條將現代西方國家的公共領域視為一個合理審議的區域，它的標誌是市場的個人和商業聯繫的激情和快樂。自由主義的公共價值內在於官僚制的規則中，這種規則至少在原則上使公共制度與追求個人利益的腐敗權力相隔離，並且保證了形式平等。雖然這些價值就培養對公共行為者（包括政治家）的信任——無偏私地行動並維護公共事務免於腐敗——而言仍然是至關重要的，但它們顯然無力闡述當代的挑戰。「開放性」意味著某種文化普遍主義，它已經由於那些被排斥在二戰後社會格局之外的人們的要求而變得成問題，也由於那些闡述持續不平等的社會運動和政治及職業群體而變得成問題。「合理性」是哈貝馬斯的民主公共領域概念的特徵之一，這個領域被女性主義者和其他人廣泛地批評，認為它排斥了特殊表達的聲音和形式。「透明」從來不是社會民主主義國家的一個特徵，而且它在網路治理的背景中變得更成問題。甚至作為一種願望，它削弱了公共價值的情感維度或非正式維度的效力，這些維度並不將自身交給工作說明或契約。而「寬容」意味著一種隱含的（以及支配性的）規範，根據這種規範，他者被確定下來並成為問題。

　　這些價值都是形成西方的歐洲自由主義之自我理解的鬆散鏈條的組成部分，它們本身在文化上是特殊的，並且面臨一系列社會運動的挑戰。西維塔（Civitas），這個中央智囊團，根據他們「維護啟蒙價值」的使命，明確尋求支持抵制這些運動侵蝕的諸價值。但是庫珀、布朗和其他人質問在何種程度上可能找到建立在共同價值上的一個共同的公共領域，並且強調公正和共同利益的標準「同時保護和掩蓋主流社會力量的利益」的方式。女性主義、同性戀以及其他社會運動也質疑在公共、私人和個人之間的邊界的可靠性。

　　自由主義價值的鬆散鏈條提供了一種關於公共領域的相對狹隘的政治學，它無法承認對話語和正義的特殊要求。它也受到來自自由主義的失敗的挑戰。正如布朗所評論的：「由於受到20世紀晚期的歷史和理智事件的削弱，建構自由主義未來圖景的嚴格平等主義的社會整體現在似乎既在理論上也在實踐上成了問題。」[2]自由主義價值受到很多立場的挑戰，其中的三個將在下文予以描述。

　　回應：對公民身份和正義的要求

　　對於和自由主義話語相關的有限的公共性觀念的一種回應是一系列擴展行政正義的要求。這在英國和其他地方產生了一連串追求形式平等的立法努力——為了婦女，為了黑人和少數民族，為了殘疾人士，為了同性戀者和其他人。這種立法要求公共團體調整自身的實踐從而使先前邊緣化的群體能進入公共體制，從而產生了很多機會平等的政策。然而，新要求在立法和官僚規則中的正式化並不必然解決對承認和正義的要求。主流文化和制度實踐經常是相對不變的，這導致了「制度化的種族主義」。對於機會平等的正式化回應的一個弱點在於：它定位於個體正義而非集體正義。它也面向多數派群體的成員的要求，他們要求根據被認為有利於少數人的程序區別對待：比如在英國，性別區分的立法同樣被男人和女人使用。機會平等的方針和程序也關注被排斥的群體進入民主的自由公共區域。它們無法使公共區域本身的價值成為問題，而且，公共區域和個人與家庭生活的「私人」領域之間的邊界劃分方式也未受到挑戰。

　　回應：重新規定公共領域

　　女性主義作品特別挑戰了公民身份與正義的公共世界，同親屬關係與關懷的私人世界之間的分離，並表明這種分離如何忽視了婦女對於公共區域的巨大貢獻，導致關懷對社會福利的貢獻免於廣泛的公共承認。其結果就是試圖發展一種「女性主義的關懷倫理」。托倫多（Tronto）和塞文惠森（Sevenhuijsen）贊成將這樣一種源於個人關係的私人領域的倫理髮展成公共領域的新觀念，消解正義（作為公共價值）和關懷（作為私人行為）的二元對立。這受到了來自傳統左翼的激烈批評，馬奎德（Marquand）認為「如果個人的東西被政治化，或政治的東西被個人化，那麼公共區域和私人區域就都可能被扭曲」[3]。我認為，這是圍繞國家/市場二元體而組織的，這個二元體懸置了個人，瓦解了生活方式的複雜性，並使我們返回到個人同一性和主體性的本質主義概念。

　　回應：重新規定平等

　　挑戰公私界限並將相關於私人和個人領域的價值植入公共區域的努力並不局限於女性主義政治學。無論是中左翼還是中右翼的「現代化」政府都努力通過有關社會包容、機會和選擇的新話語去重新規定公共區域。「進入」對個體而言成了一個問題——如何發展個人的能力和技能從而被允許進入公共區域，在這個區域中公民身份越來越與僱傭（作為一種機會平等方式）相聯繫。國家的作用從再分配政策轉向使公民發展自身能力的政策。福利國家當前被很多歐洲國家根據社會投入、社會發展和產生社會凝聚力來規定。同時，與社群主義轉向有關的普特南（Putnam）、伊茲奧尼（Etzioni）等人的作品傾向於圍繞公民和社群，而不是國家和能力來重新規定公共區域。這將自由主義公共領域概念建立其上的政治圖景狹隘化了。責任和尊重的話語——與社群主義和「第三條道路」的視角相聯繫——現在在很多福利國家的現代化規劃中反常地佔據了中心地位，在公共生活中產生了一種新的道德主義，它與有關新自由主義治理的經濟話語處於巨大張力中。

三、消解共同的人民？　　

　　前面對差異性的關注將我們帶向一條非常不同的鬆散鏈條，它始於民族和國家之間假定的等同：民族—國家=共同的人民=公民身份=公共區域。在這裡結合在共享的國家公民身份之形式中的共同人民的觀念形成了集體歸屬和認同的基礎，並且形成了公共物品共同供給的基礎。然而，這一鏈條中的聯繫沒有產生對公共部門的強調，而是產生了對結合在一個公共區域中的共同人民的強調。國家公民身份和共同人民的觀念形成了二戰後社會和政治格局的基礎，這種格局支持福利國家的發展。但是當那些被排除在格局之外的人——尤其是殖民地的「他者」——開始在二戰後重建的經濟中起到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國家和人民的界限便受到挑戰。正如前面提到過的，20世紀一連串政治和社會運動使得公共領域的中立性和合理性變得成問題，並且質疑了自由主義的公民身份觀念——公共區域的經典概念就建立其上。然而民族性以及進入國家安排的許可是這些鬥爭發生的場所。結果，由一種國家圖景所限定的公共區域觀念導致了對人民和公眾之範圍的令人不快的劃定，並壓制了被規定的殖民地的「他者」。

　　這一鬆散鏈條遮蔽了人民構成的特殊之處，包括進入公共區域和排除出公共區域就圍繞著它們展開。揭露這一點凸顯了建立在國家公民身份層面上的公共領域觀念的內在困難。比如，被古勒（Güle）稱之為伊斯蘭教的「新顯著性和新圖景」的興起，就處於有關在新的破裂和紛爭的背景下如何解釋西方社會的爭論的中心。據說伊斯蘭教在穆斯林和西方社會都獲得了新的顯著形式，引發了「想像一個不同於西方的自由主義自我和進步政治的集體自我和公共空間的新方式」。但是，國家公共領域的混亂伴隨著伊斯蘭運動的混亂。這提醒我們注意把「他者」文化看成是單一的、固定的是危險的。

　　這些「新顯著性和新圖景」挑戰了由共同的國家歸屬所標識的共同的公共領域觀念。回應有多種形式，從公共政策和公共制度中官僚政治的「色盲」倫理到多元文化主義政策和同化政策的出現。

　　回應：一種多元文化的公共領域？

　　公共區域的自由主義價值在回應社會差異的瓦解時傾向於產生一種「色盲」立場。這可以被視為努力維持中立性與形式平等的形象，它們和自由主義公共領域以及官僚制實踐的規範相聯繫。「色盲」當然只是一種希望，有充分證據表明在住房、教育、社會工作和治安方面的政策及其執行以及在移民政策的操作中存在著種族主義。它在徵募新兵的實踐中以及在提供服務方面曾起著——並且仍然起著——作用，它在很多職業和公共官僚結構的高級職位中再生了白人標準。它導致了反種族主義運動的強有力的反抗，這些運動被一些重要事件所刺激，比如20世紀80年代早期英國主要城市爆發了由黑人青年引發的騷亂，以及在20世紀90年代後期英國北部城市出現的種族間不安定狀態。

　　多元文化主義和反種族主義可被視為對自由主義平等模式的失敗的回應，該模式無法解決黑人和少數民族群體經驗到的不利情況的逐漸增長的跡象。多元文化主義在公共政策中被推廣，被很多公共服務從業者支持，這些從業者關心使服務更「切合」不同「少數民族群體」的多樣化需求和經驗。然而，多元文化主義引起很多批評。反種族主義話語強調「種族」和種族區分的消失，並且挑戰有關文化差異的不可靠的支持性的觀點。左翼和女性主義的批評關注特定群體中的同質性假設，認為「這些構想不考慮少數派集體內部的權力衝突和利益差異：階級和性別的衝突以及政治和文化的衝突。此外，它們傾向於假定集體邊界是固定、靜止、非歷史和本質性的，沒有成長或變化的空間」[4]。

　　文化差異以及其他差異形式傾向於在這些形式中被制度化，這些形式為了參與或出於有目標的主動性而將公眾分成不同的群體。在這個過程中，正如布朗（Brown）所指出的，公眾與塑造他們的政治相分離：「歷史衝突不再是本質性的，效果變成了原因，文化、宗教、種族劃分和性別成為了具有特定利益的特定差異。」[5]正如約瓦爾-戴維斯（Yuval-Davis）等人所說，多元文化主義對女性特別有害，特別是在那裡與特定種族相聯繫的性別認同和家庭實踐是根據假定的白人標準來衡量的背景中。

　　然而，多元文化主義產生了說明公共領域和公共文化的新方式：「承認文化差異擴展了一個社會的選擇範圍，並增加了它的選擇自由，因為它將不同的文化傳統帶入相互有益的對話中,並激發了新的觀念和經驗。」[6]多元文化主義使得新聲音被聽見，新要求被提出；它挑戰主流的職業實踐，而且在英國產生了新的立法，此立法要求公共團體解決深入到制度中的種族主義形式。但代價不僅僅是忽視「種族」本身，而且通過簡單地把少數民族共同體描繪為內在同質的和彼此排斥的群體，壓制了這些共同體中的差異。這些描繪在某些歐洲國家——它們面臨著對移民的社會融合的明顯挑戰——產生了回應，比如除了以更傳統的方式選擇地方政府的政治家外，還從特殊的種族群體中吸收「代表」。

　　多元文化主義雖然產生了公共領域的新圖景，但無法解決公/私邊界的成問題的劃定。我想突出這樣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除了在清楚劃定的空間中，與「少數派」相聯繫的文化認同和歸屬在何種程度上能體現在基於自由主義的、西方的、基督教傳統的公共領域中。庫丁（Coutin）注意到，在美國「作為成員分類基礎的國家在傳統上被認為是獨一無二的，而……『差異』採取了私人的種族關係的形式而不是一種公共的國家形式」[7]。狂歡節、宗教節日、「亞洲婚禮」都被仁慈地寬容甚至被祝賀，只要它們停留在被牢固限定的時空界限之內。第二個問題是，任何對公共領域的規定是根據與私人領域在性質上的對立而被描述的。私人領域的家族的、家庭的以及共同體的形式是很不同的，這產生了關於什麼才是公共的和什麼應該保留給私人的多種（競爭的）觀念。有關公共領域中身體、服裝和行為舉止的觀念，有關什麼是和不是公開展現的恰當形象的觀念，以及有關什麼能和不能被公開說出來的觀念，都越來越成為西方社會中的麻煩問題。

　　回應：一種新的同化？

　　在20世紀末21世紀初，遍及歐洲很多國家的激進變形的新右翼政治的興起，給反種族主義的和多元文化的政策和實踐帶來了嚴重挑戰。這些挑戰傾向的中心是要求通過控制向內移民，並且拒絕多元文化主義而強調將少數派同化進「主流」文化，從而支持國家同一性。帕萊克（Parekh）提出了很多對「公民同化觀」的批評，伴隨著這些批評的是要求少數派所同化進去的公共領域本身應是歷史的產物，並且必須接受來自新要求的挑戰和改變：「『我們』不能合併『他們』，只要『我們』仍是『我們』；『我們』必須放鬆從而創造一種新的共同空間，在這空間中『他們』能被容納並且成為新組建的『我們』的一部分。」[8]這種挑戰可能呈現給公共制度和公共服務組織，以及那些作為它們的職員並支持它們的人，同樣可能呈現給廣泛的政治體制。

　　然而，由於關注對「團結的」公共領域的假定挑戰。同化模式處於培育社會凝聚力的新努力的核心。公共服務的從業者有時被指責為強調應對文化差異的重要性，而沒有促進整合和同化，同時福利國家的可持續性問題也擺在了移民政策面前，這些政策削弱了國家的同一性和相互依存的紐帶。比如，吉登斯（Giddens）和戴蒙德（Diamond）認為「向內移民要求在新移民和主流社會之間更清楚的、更明白的契約，而且福利也要求在新公民和社會之間更明確的契約」[9]。這種契約朝著更有條件的、更透明的資格的轉變，從而使主流社會的公民能繼續支持國家福利。

　　這些觀察形成了在面對因不斷增長的異質性——艾萊斯納（Alesina）和格萊瑟爾（Glaeser）稱之為社會的「種族分裂」，他們認為這種現象說明了在歐美支持國家福利的公眾層面的差異——而產生的集體認同弱化時關於公共福利之持續性的更廣泛爭論的一部分。古德哈特（Goodhart）在考察英國時對這一論題的發展被廣泛採用，從而產生了新的正統學說，其中團結的諸價值（它們支持慷慨的福利體系）被認為和不斷增長的社會差異——尤其是種族差異——處於張力之中。這些關於未來福利國家的問題的表述受到了泰勒-古比（Taylor-Gooby）的挑戰，他利用艾萊斯納和格萊瑟爾的統計學方法論指出：「當左翼的影響被確立並影響了政治制度（正如在歐洲而非在美國的情況），那麼不同的發展模式和相關路徑的模式就準備就緒了。實際上，左翼的存在似乎使得反對公民間更大差異之影響的福利體系孤立了起來。」[10]然而，隨著公眾加強對移民的關注，左翼政治近年來已被大大削弱，在很多歐洲國家產生了新的政治分裂並導致右翼政黨的興起。對社會凝聚力的關注正使很多歐洲國家著手福利改革計劃，這些計劃將重點從收入分配轉向社會融合與社會能力建構。它們導致同化政策的加強和多元文化話語的削弱。比如，歐盟效仿以前荷蘭的做法，正在設計一種要求新移民簽署的「融合契約」。

　　對「種族」和移民的話語的遮蓋在英國尤其被強烈地感受到。然而歐盟的擴張和歐洲內部邊界的開放將移民問題帶到了其他很多國家的政治議程的突出位置。一種將伊斯蘭教和其他信仰視為國家安全威脅的民粹主義政治的上演，伴隨著新右翼政治的興起，可以被視為一種重新揭開國家和民族之間舊的分裂的努力。這在一個全球化世界的身份流動和民族遷移的背景中似乎是一個沒有希望的前景。

四、結論：走向一種公眾和公共性的政治　　

　　本文突出了談論一種普遍主義的公共區域並思考我們在其中行動變得越來越困難的很多原因。我在前面描述的三個鬆散鏈條將公眾和公共性觀念固定在特殊的積澱和制度形式中。它們應該被理解為正以不同方式遭到破壞。它們複雜地交織在一起；但是，將它們合併到不斷增長的新自由主義霸權的單一敘述中的趨勢至少有兩個有害的後果。第一，它忽視了「內部鬥爭」——源於社會運動、激進的專業主義和其他力量——挑戰長期標識公共區域的自由主義價值和家長主義實踐的作用。當然，新自由主義證明自己非常擅長利用這些鬥爭達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不同的力量和運動轉變為新自由主義之勝利的支配性敘事並不會發生。第二，這種敘述構成了一種特殊的抵抗形式，它以抵抗市場命令的「重申國家」的努力為其特徵。這個計劃是重要的，但它不是唯一的計劃，也不是唯一重要的政治形式。正如我說過的，公眾和公共性的瓦解是圍繞很多不同的鬥爭展現出來的。它不是一種邏輯，而是多重互競的邏輯，這些邏輯創造了社會行動者能夠鬥爭的多重空間。每一種邏輯都使得與私人激情或政治利益相分離的公共區域觀念變得成問題。

　　我描繪多重回應和抵抗的目的是突出與重塑公眾和公共性相聯繫的政治爭論和鬥爭的範圍，並主張建設性地、積極地——以及公開地——對待它們。在此結論部分，我想提出公眾和公共性問題在當代爭論中被重新規定的方式。就政治而言，在何種程度上自由主義價值能被重新規定，從而能說明差異和多樣性的問題？一旦公共性和國家的聯繫被打亂，如何能說明「公共性」？

　　重新思考公眾：超越自由主義的公共領域

　　在致力於描繪公共事務的新政治所基於的區域時，重申公共領域的自由主義價值的號召提供了並不充分的知識資源。但這並不意味著立即拒絕它們；相反，任務是解構它們從而做出更清楚的選擇，並表明這些選擇為什麼重要。庫珀注意到，多元文化主義和世界主義形成了兩個視角，通過它們，公共事務根據「開放性、異質性、責任性、激勵和刺激的規範而被重新解釋和表述」[11]。有必要指出庫珀的兩種規範所訴諸自由主義的價值即開放性和責任性，在當前具有新的意義。由於信息技術的影響，「開放性」提出了重要挑戰，信息技術在原則上能夠使公眾具備新信息和新能力，從而以挑戰公共職業者和公共官僚的權威的方式在公共區域中活動。然而，正如對開放性的「舊的」變形的批判一樣，這種能力很少被實現，部分是由於信息作為一種資源的諸限制，部分是由於權力的舊積澱以避免新挑戰和威脅的方式延續自身的傾向。隨著政策話語以仔細審查和評價的新形式涉及公共事務本身，「責任性」也有了新的變形，產生了專業人員和經理人必須儘力應付的複雜的權力領域。

　　然而，正是公共事務的不斷增長的異質性產生了特殊的挑戰。差異的觀念如何能還原為一種相對主義概念，在其中，所有要求須被認為具有同等價值?庫珀為評定這類要求提出了三條原則：「不平等立場的社會產物；不平等原則塑造其他模式的權力和制度（如國家、企業、教育和法律）並從中得以確證的方式；不平等原則得以維持並被特殊社會動力再生的過程。」[12]

　　因此，例如在多元文化的話語中我們需要注意性別和「種族」之間相互作用的複雜性；並且注意殖民主義、父權制家庭、資本主義生產循環的歷史境況，這些境況將特殊聲音邊緣化了，它們現在正努力被聽到。正如庫珀所說，我們尤其需要「探索一條思考社會不平等的方式，它不再傾向於把所有不利的形式看成是同類的，而是在它們的結構特徵的基礎上進行區分」[13]。這條路徑將避免產生某種清單的傾向，這些清單涵蓋了公共和社會政策，其中女性、黑人和少數民族、傷殘人士以及許多其他人被作為不同類別設立起來。這些清單不僅假定各種壓迫的同等性而忽視了每種壓迫的特殊歷史根源，而且假定各類別是相互排斥的。

　　庫珀的最後兩條原則——激勵和刺激的原則——也許表達了參加一種公共文化的挑戰，在這種公共文化中先前局限於私人區域的同一性和實踐被公開地讚揚，公共空間和文化場所也遭到了異質性的挑戰。由狂歡節、多元文化公眾的新顯著性、同性戀的歡慶、殘疾人活動家的要求以及對青春、時尚和表演的重視所產生的對公共領域的挑戰都是高度破壞性的。這些破壞對於公共治理的規範和實踐提出了新的（也不那麼新的）挑戰，並且提出了關於公共空間的安排和管理的重大問題。尤其是隨著行為管理走向了公共政策議程的顯著位置，它們開啟了跨世代和跨文化的衝突的新場所。什麼是反社會行為之規定的界限，誰來規定據此評價這些規範的「社會性」？面對少數派通向公共資源和公共空間的要求，什麼是自由主義寬容的界限？信仰和文化的問題處於這些麻煩問題的核心，形成了當代關於重塑公眾的爭論的背景。然而，舊的鬥爭——圍繞著性別、階級、性徵、傷殘等等——還未成功解決，它們可能繼續瓦解任何重申狹隘的自由主義公共領域觀念的努力。

　　任何重新思考公共事務的努力必須建立在對一種公共圖景的培育之上，這種圖景：（1）是有差異的——但既沒有將差異「本質化」（如在很多公共參與策略中），也沒有從政治中消除可以產生不同要求的差異（如在創造社會凝聚力的「同化」路徑中）；（2）通過鼓勵公共爭論和擴大審議的空間（同時在差異中又超越了差異），能夠處理「硬的事實」——如文化和同一性、平等和差異、要求承認和再分配等問題。

　　重新思考公共性：超越國家和民族

　　本文描述的三個鬆散鏈條中的每一個都產生了（建構了）自己的一套回應。某些回應定向於重申傳統意義，而其他的回應則試圖瓦解它們——但各自都在話語中起作用，在微妙地轉變公共性自身的意義的過程中改變了概念間的關係並不時引入產生新表述的新術語。在這一點上我想提出某些不同的「浮現出來的」公眾和公共性的變形，它們有助於塑造這些新表述，至少在學術界是如此。這些變形採取了概念形式而非鬆散的鏈條，而且作為概念它們具有以不同方式被調動起來的能力。然而，每一個都形成了一種「重新思考」公共事務的方式，它打破了內在於有關公眾和公共性的社會民主的、自由主義的和國家的話語中理所當然的傳統意義。

　　重新思考超越國家的公共性的第一個維度圍繞著「公共價值」的觀念。它源於和美國的肯尼迪行政學院有關的一份文本，該文本在英國的管理和領導教程中被廣泛使用，成為2002年英國政府部門所提出的討論文件的核心。該文本的作者馬克斯·摩爾（Marx Moore）將公共管理人員提升為創造公共價值的人員：「他們關注於他們將之帶向更加廣闊社會的各組織的越來越大的價值。」[14]他承認公共價值的觀念是模糊的，而且在向公共管理人員展示這種作用時，他們可能被視為篡奪了政治家的角色。該文本建議公共管理人員能「為了協作和回應而從事組織化工作」[15]，或「為了一個分裂的、不確定的社會而行動」[16]。雖然該文本關注公共管理人員的作用，但公共價值概念造成了與公共部門和公共制度的分離。關鍵在於被創造的價值，而不是產生價值的制度基礎。這樣它容易和「現代化」話語相結合；然而，通過與其他政治策略的可能的結合，它也開啟了重新解釋公共性觀念的可能性。迄今為止，來自英國的證據表明，雖然它為公共管理人員形成了一種動員話語，使他們能夠超越現代化規劃的理性實用主義，但它並沒有輕易地被政策話語所接受，也沒有被其他的或反霸權的行動者所接受。現在我們也許可以得出結論：公共價值最容易在某些職業的、管理的和組織的公共性話語中形成紐帶。

　　對於重新思考超越國家/市場二元性的公共事務的一個非常不同的回應是關注「地方公眾」。這既與社群主義政治流派相關，又與左翼關於市場自由主義——它在近幾十年支配了現代化改革——的替代方案的思考有關。這種回應在不同國家採取不同形式。在英國，政策和政治行動者的網路聚集在「新地方主義」觀念周圍，在這種觀念中，集中於政府的信任可能被顛覆；在義大利，中左翼聯盟成功地引發了一種制度轉變，它涉及權力更多地下放到地方的治理層面；而在荷蘭，社會援助和社會關懷服務的改革涉及到對地方政府的進一步授權。這些當然不是同等的發展；每一個都要根據國家內部的政治鬥爭和張力來理解。然而，「地方」越來越成為先前中央職能轉移的場所，它以靈活性、適應性和其他目標的名義將（假定的）統一的公共領域打碎了。地方化也可被視為一種策略，由此提供福利服務的壓力能從國家轉移出來。然而，它也被左翼的很多人視為公眾能通過廣泛的激活、參與和加入的政策而最成功地被動員起來的場所。查爾斯·里德貝特（Charles Leadbetter）在2006年5月10日的廣播電台討論中談到他稱之為麥金利（McKinsey）國家的失敗，在這種國家中，政府被視為提供一系列產品的大生意人。同一個討論中發言的喬納森·弗里德蘭德（Jonathan Friedland）後來在《衛報》專欄中評論道：「這個過程的下個階段將是國家的重塑——頭足倒置，用更寬鬆、更鬆散甚至更『有機的』……服務網路（它們適合使用它們的人民）取代今天中央集權的巨獸。公民不再是被動的接受者，而是直接的參與者。」[17]

　　但是，什麼是使得這種參與成為可能?不同的政府策略會引起什麼形式的同一性或政治圖景？我們從整個歐洲都能發現越來越多的對公共參與的強調——通過消費者諮詢實踐、用戶參與策略、審議論壇、地方委員會等等。巴恩斯（Barnes）等人突出了公共制度為參與的目的而積極建構其民眾的方式，並突出了和參與的官方空間及實踐相關的受壓制的「政治圖景」。他們也認為邊緣化的或政治上較為無力的民眾更容易被動員起來，他們的聲音通過自發組織起來的團體比通過由政府機構建立的諮詢和參與的官方形式更容易被聽到。這將我們帶向重新思考所根據的第三種概念，即「公共行動」概念。這也是一個涉及廣泛的概念，它囊括一系列社會力量的形式——從地方競選到反全球化運動以及公民支持的針對遍及全球危機境況（饑荒、環境災難、難民潮、侵犯人權）的干涉。

　　公共行動的觀念表明學院人士、活動家和政策執行者之間新形式的聯合有可能存在於很多領域：在社會政策中（如授權先前被邊緣化的群體代表他們自己行動）；在地方主動性中（如促進社群行動）；在制度建設中（包括「第三部門」和遊說團體）；在訴諸共和主義的而非自由主義的公民觀念的「激活」政策中。這些觀念都容易被吸收到主流話語中；社群、能力、授權和激活等觀念充斥於很多歐洲國家的政策文獻，但運用方式使其與任何「公共行動」的變形相分離。它們也適於更激進的或更進步的用途。「激活」伴隨著公眾的「發言權」而發生變形，這種權利隱含在地方或城市的發展政策中，也隱含在克服由家長主義的福利制度所培育的依賴關係的政策中。

　　問題不在於如何將社會民主的或「第三條道路」的政治傳統與自由主義的傳統結合起來，而是運用這篇文章所描繪的挑戰和回應去創造某種新的東西：一種公共圖景。

　　1．跨國的——一個並不局限於國家界限（正如在很多抗議運動中）的倫理及政治要求的場所，一個新社會圖景（正如在危機和緊急事件的媒體再現所產生的新的同一性和關係中）的場所。兩者都和比起在很多國家內部發現的政治形式更活躍、生動的政治形式相聯繫。

　　2．通過社會的、政治的實踐——既在國家行動者方面也是非國家行動者方面——而被建構。尤其必須注意通過「現代化」改革、公共參與策略、回歸用戶至上主義、將責任委託給「地方」治理層面等等以及它們對於形成公眾和表達公共性的潛在後果所導致的認同和聯繫。

　　3．不受有限的政治圖景的限制，這些政治圖景相關於作為一個治理場所的「社群」，相關於公共服務改革的一條原則的「用戶至上主義」，或相關於作為一種公民身份的話語的「責任性」。

　　以上每一條都具有以脫離與公共部門及公共領域的傳統聯繫的方式來「重新思考公共事務」的內涵。這種脫離使我們能夠通過由行動建構的特性重新思考公共事務，並將其作為一種想像的同一性保持在與其他同一性的張力中。然而特性可能無法出現，尤其是面對著對市場自由主義和消費主義的個人主義的強烈的抵制壓力。因此，對於公共制度、公共服務和公共政策執行者而言，核心任務是：提供行動的基層組織、資源、空間和形式，從而調動起一種公共圖景並培育公共行為。

注釋：　　[1] M.Warner，Publics and Counterpublics，New York：Zed Books，2002，p.28.

　　[2] W.Brown，Politics out of Histor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p.20-21.

　　[3] D.Marquand，Decline of the Public：The Hollowing-out of Citizenship，Cambridge：Polity，2004，p.80.

　　[4] N.Yuval-Davis，「Ethnicity，Gender Relations and Multiculturalism」，in R.D.Torres，L.F.Miron and J.X.Inda （eds） Race，Identity and Citizenship：A Rea-der，Oxford：Blackwell，1999，p.118.

　　[5] W.Brown，Politics out of Histor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p.39.

　　[6][8] B.Parekh，Rethinking Multiculturalism：Cultural Diversity and Political Theory，Basingstoke：Palgrave，2000，p.48，p.204.

　　[7] S.B.Coutin，「Cultural Logics of Belonging and Movement：Transnationalism，Naturalisation and US Immigration Politics」，in A.Sharma and A.Gupta （eds） The Anthropology of the State，Oxford：Blackwell，p.318.

　　[9] A.Giddens and P.Diamond，The New Egalitarianism，Cambridge：Polity，2005，p.167.

　　[10] P.Taylor-Gooby，「Is the Future American?：Or，Can Left Politics Preserve European Welfare State from Erosion through Growing 『Racial』 Diversity?」，Journal of Social Policy 34（4），2005，p.671.

　　[11][12][13] D.Cooper，Challenging Diversity：Rethinking Equality and the Value of Differenc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100，p.60,p.65.

　　[14][15][16] M.H.Moore，Creating Public Value：Strategic Management in Governmen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5，p.293，p.287，p.293.

　　[17] J.Friedland，「Blair』s Failure is to Think Public Goods Can be Delivered by Private Means」，The Guardian,10 May 2006.

（作者Janet Newman系英國開放大學社會科學系教授；譯者：華中科技大學人文學院哲學系講師）

　　稿源：《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1年第6期

（編輯：張世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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