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式關係（於慶棟）

中國式關係於慶棟493很多人認為中國是個人情社會，不但是現在，而且有悠久的歷史。所以，就和長城一樣，「關係」被認為是中國文化的特色了。這種觀點，實在是少見識的結果。不但是中國，任何一個法制觀念不強、陌生人規範不健全的國家都難免出現「關係時代」。更早的歐洲、先前的北美，一度出現大家族的政治裙帶和商業家族，包括家族式的黑手黨。還不說傳承兩三千年的王位世襲和貴族體制，都源於血緣的紐帶。既然，歷史上被大洋分割的人類社會，不約而同的出現了以家族、人情為紐帶的政治經濟或軍事集團。我們可以肯定，這絕不是偶然現象，而是有某種內在的規律在裡面。我們從演化的角度推演一下。剛出生的嬰兒，我們暫時認為他們沒有先天的本質差別。想想嬰兒的情況，作為「父母身上的一塊肉」，被父母捧在手心，獲得無微不至的關懷。從家長來看，愛孩子乃是出自天性，因為一定程度上講，他或她就是自己，而且是更年輕的未來的自己，是自己生命的繁衍。從孩子來看，自然會對衣食父母產生依戀，他們代表著無私的愛、安全感、信賴感，代表著變動世界裡唯一的安全港灣。父母兄弟一起生活一二十年，在生活中相互依偎，相互取暖，感情自然是十分親密。用詹姆士的自我觀分析，他們都視對方為自己的一部分，彼此建立起認同感。這種認同感能夠突破身體，讓靈魂糾纏在一起。在強烈的認同中，悲傷彼此的悲傷，快樂彼此的快樂，同榮辱，共進退。外界的人和家庭感情比起來就無足輕重了。自然生活中，較多交往的還有親戚，鄉親鄰里，朋友，同事等等。在實際的交際中，會發生不同的情感聯繫和認同。一般來說，交往時間長，互動多的關係更親密，認同度更高。我們以中國傳統鄉土社會為例。古代的中國，交通不發達，又是農業立國，很多人數代居住在固定的地方，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這樣，日日見面打交道的都是鄰里鄉親。這種日常交際，建立的感情必然十分深厚，自然具有強烈的對家鄉、土地、鄰里的認同感。這些人面對陌生的外來者或是外鄉人的時候，感情自然的傾向「自己人」。按照同樣的原理，中國形成了從父母子女開始，到親戚，朋友，鄉親，再到君臣的層層倫理規範。這不是生硬的規定，它植根於中國古代鄉土社會的現狀，植根於人們日常生活的磨合交際，植根於人自發的感情。我們談談基於自然交往的認同感，如何生存行事的。基於自然認同的兄弟、父子，彼此了解，情感深厚，心心相印，榮辱與共，禍福同享，可為彼此捨生忘死，。當成員要在社會上建功立業的時候，自然會彼此扶持。不因為別的，就建立在強烈的情感上，一榮俱榮，一辱俱辱，為兄弟父子，就是為自己，兩者是一體的。這種情況下，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戰爭，無論是從信息溝通上、從信任上、從協調上、從成功的動力上，都是最佳的選擇。我們對比一下由陌生人組成的經濟或軍事組織，就可以看出家族的優勢。首先，陌生人彼此不了解，需要花費較多的溝通成本，更別說要到默契的程度了。第二，陌生人之間信任難以建立，即便是有允諾、有契約，又如何能夠保證能夠很好的遵守呢？而家庭基於固有的凝聚力，成員彼此信任，很少在背後搞小動作。既是基於感情，又是基於違規的大成本（一旦存私利被發現，會傷害家庭感情）。第三，陌生人的組織認同度低。陌生人在組織生活中，對自己利益的認同比對任何他人的認同都強烈，除了關心自己的利益之外，很少真心的關心他人，關心集體。而家庭運作中，成員之間有強烈的榮辱與共的認同感，強烈的一體感，適宜集體運作。第四，陌生人為了自己的利益比較不容易相互妥協。而家庭成員基於強烈的感情和家族共同體的維護，傾向於協商，各退一步，維持共同體。第五，陌生人沒有情感聯繫，只有最基礎的組織規範。而基於自然情感的父子兄弟，一衣帶水，情誼相通，願意為對方犧牲很多東西，更樂於彼此幫助，以對方過上好生活為樂。這種種特點，都說明了基於自然感情共同體的運作有巨大的優越性。所以我們說，打仗親兄弟，上陣父子兵。所以我們說，關係是自然交際發展成的紐帶。人類社會起初就是在這種紐帶的連接下，組織起來的。自然交際是感情的連接和認同，是靈魂的糾纏。上面以家庭成員的認同情感為例，是先有自然的感情，然後共同行事業。這就好像好朋友一起創業一樣，先有情感認同，後一起做事。另一種是，為了在一起做事，交際互動成朋友，成父子兄弟。為了達成像上面所描述的家族認同的巨大威力，把政治、經濟、軍事的運作關係，變成類似父子兄弟的情感認同。這就是我們通常所講的「搞關係」。把生人搞成熟人，把領導搞成父親兄長，把下屬搞成兒子小弟，把女人搞成姐妹或老婆情人，把男人搞成兄弟朋友。通過社會關係的家庭化，社會交際的情感化，彼此之間的關係就轉化了。通過援引家庭的感情體驗，推及到陌生交際中，冷冷的生人交際，變成了情感交流，產生了共同體的認同。有了這種認同，彼此更親密，甚至可以當做一體，彼此互相幫助自是情理之中。有什麼理由不幫自己？有什麼理由不幫自己人呢？搞關係完全可以效法自然情感的生成方式：一是利用簡單暴露效應。即常常見面，經常聯繫。無論他人如何，簡單的熟悉就能引起好感。二是示好，人更傾向於喜歡喜歡自己的人。主動示好，表示喜歡，對方也會喜歡上你的。和喜歡自己的人在一起，能印證自我的良好感覺。三是說好聽的話。人樂於聽好話，這裡面有兩種因素：通過他人的頭腦意見，確定良好的自我感覺。另一方面，即使明白對方的話是誇張的逢迎，心內也洋洋得意。因為必是自己的某種特質或地位，令對方放下尊嚴，討好自己。四是送禮物，為對方辦事情，主動滿足其需求，且不要回報。這樣，對方就會感激，覺得自己欠了人情債。要麼就會感動，覺得獲得了超乎尋常的友誼。無論哪種情況，對方都有投桃報李的傾向。五是尋找其興趣點，擴大交流，形成某種同志或是同趣，生成認同感，一體感。六是參加一些共同活動，共同的歡樂或悲傷的體驗，能夠拉近彼此的距離，尤其是共同的快樂體驗。比如夜總會的生活，就是共同娛樂。七是分享秘密。分享秘密是感情加深的象徵，是值得信任的表示。當人覺得自己被信任，會體會到自我的價值感，從而會對對方產生感激和喜愛。八是，辦任何能讓對方高興的事情。在人的心智組織中，會喜愛讓自己快樂的東西，如果你是他快樂的原因，自然也就獲得了他的喜愛。讓他快樂的可能有：美貌、良好的形象、幽默的談吐、有吸引力的談話能力、有吸引力的氣質、有吸引力的思想、可敬重的品格，等等。九是了解對方的價值觀、對某些事物的態度和信念。表明自己的支持立場，獲得認同。十是救人於危難。人特別會感激在落魄的時候幫助自己的人，因為特別需要，所以回饋心也強烈。特別會有滴水之恩，湧泉相報的心情。十一是尋找其開心的時候，提出要求。人的心境會對外界染色，好心情能覺得艷陽高照，壞心情能覺得寒冬臘月。開心的時候，你在他眼中也變好了。我們再研究一下酒場文化。酒是麻醉品，巧妙在並不真正蒙蔽思維，它使人放鬆警惕，放開心情，緩解緊張，減弱自我控制。陌生初談，難免生硬。而酒精使人放鬆，敞開心胸。喝了酒的人，能說些清醒狀態下不會說的話，做些清醒時不會做的事。反過來，說過這些話，一起做過這些事的人，會拉近彼此的距離。在一起喝過酒的人，是共同經歷了一種獨特體驗的人，就像一起玩了真心話大冒險，體驗了降低內心防禦的經驗。而彼此降低內心防禦，不正是親密朋友才做的事嗎？總結一下，搞關係適用於陌生人，根據的經驗來源於日常生活的親密體驗。將個人生活的情感體驗推及出去，用來締結友誼和感情。從而擴大交際圈，將關係轉化為利益。在這裡，我們可以看到，這乃是一種聰明的交際策略。但是，我們應該明白，很多的交際並不是基於心理的親密情感，而是把感情作為投資的要素，目的是為了相互交易。雖然，很多電影的主題，都是描述人原本以私利為目的的接近，在交往的過程中發生了真正的友誼或是愛情。但我們要知道，大多數的搞關係仍然是以感情為幌子的利益勾結而已。其實雙方都明白，彼此的感情並不像表面上那樣親密，內心沒有那種真正的情感認同。稱兄道弟不過是為了降低彼此的生疏和疑慮。如此看來，真正的情感投資，以誠待人屬於高明的搞關係。利用感情投資，相互勾結，屬於大眾化的低層次。我們繼續深入一點，為什麼中國的關係風如此濃烈，而歐美的文化卻較少如此。是國民性的問題嗎？不是。這是歷史發展階段的問題。在較早時代，農業社會，交通不發達，信息閉塞，人口流動受限。社會是塊狀組織，每一塊都擁有以自發交際發展起來的規矩和風俗，國家控制塊狀之間的關係，而較少直接管理塊內的活動。塊內的鄉土，可以說是某種程度的鄉民自治。從二千年前的封建，到其後的專制集權，表明了國家統一控制力量的增強。中國直到近三十年，人口才真正的流動充裕。這有很深的社會背景，傳統的家族生產方式中，雖然家族組織擁有巨大的凝聚力和組織力量，但是卻不利於個人能力的優化配置。如何理解呢？個人能力在家族的框架里分工，共同生產。雖然成員之間關係深厚，但是少數家族成員之間的能力未必是互洽的。更有可能是A家族的某成員，和B家族的某成員之間的能力更能互補，結合起來有更大的生產力。傳統的小區域的勞動分工，不利於釋放更大的生產力。假如允許勞動力自由流動，就可以在市場「看不見手」的引導下，達到最大效率的分工合作，從而極大的促進社會效率。但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也帶來了另外的問題：瓦解了原來自然感情的紐帶，要基於陌生人的關係來重新組織生產。失去了深厚情感的基礎、鄉土社會的道德和可監督性，大量的犯罪和道德敗壞也隨之產生了。原因很簡單：如果一家人組織生產，成員之間彼此親愛，榮辱與共，很少互相欺騙，家庭的情感和倫理能夠補充生產的規範。而陌生人之間幾乎沒有情感聯繫，沒有深刻認同，在組織生活中只關心自己的利益和快樂。為了自己，而欺騙他人，損害組織，絲毫沒有心理障礙。再加上人員的大量流動，如果沒有很好的社會管理，很難定位個人，完全可以干一票就走，而不必擔心被發現。 以空間聚居為基礎的鄉土社會，轉變為以工作和私交為主要關係的現代城市社會。鄰里已經變成了陌生人，而生活和工作接觸的大多數也類似陌生人。相對於鄉土社會，每個人需要接觸的人更多了，但這種接觸卻很疏離。這就要求社會管理和規範也要發生相應的改變，民間個體還是按照生活慣性，想把陌生人的情境變成熟悉的鄉土情境，從而用原來的生活方式來交往。這就是搞關係的社會心理機制。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這也是人類的一種應對智慧。但是，我們應該看到，搞關係的動機大多數是為了讓陌生人彼此了解，打消接觸的疑慮。而拉關係又要耗費每個人的大量時間和金錢，這都算是生產的成本。這些成本加起來，很不利於社會的發展。我們還有另一種更有效率的解決方式和規範。鑒於陌生人之間的自然接觸不夠，我們可以建立基於陌生人的文化和普遍規範，加強第三方的監督和服務，從而建立新的社會相應機制。用條文和契約協商，代替私人情感紐帶，再配上堅決的法制支持和規範。在熟人社會中，人的關係彼此相熟，道德情感、輿論約束力量巨大。在生人社會中，人的關係彼此陌生，人員流動大。開始的交往建立在有罪推定上，先小人後君子，用合同和法律打消陌生的疑慮，從而使情感淡漠的人，也可以順利的組織生產。當代中國有法律，有契約，但是法制不健全、缺少普遍的法制精神、政府服務不力。如果政府提供的環境，不足以保證生人交往的安全，個體就會自發的按照自己的方式，通過搞關係，把生人變成熟人來交往。這是耗費社會成本的做法，如果政府能夠提供一個安全的法制環境，減少生人交往的成本，大大減弱關係風。不搞關係就能達到的事情，何必又耗費成本去做呢。所以，現代中國盛行的關係文化，我們可以歸結為政府的失職。工業化社會的生產和生活已經變化，而政府並沒有推行完善的相應的新規範。失職的結果是，個體雙方、國家、企業都擔負起巨大的經濟和道德成本，當事人還要逢場作戲、卑躬屈膝，虛與委蛇，阿諛奉承，逼出一群偽君子，一群真小人，一群貪腐的官員，一群移民精英，一個惡化的社會生態。降低生產效率，降低居民幸福感。一個好的社會，就是通過好的價值和規範，促進整個社會的生產和國民幸福。同樣，不好的價值和規範，降低社會的生產，能夠使所有生活於其中的人，惶惶不安，滿腹焦慮。很明顯，新社會形態下的規範要規制生人文化，為陌生人之間的交往提供保障。法制精神就是解決辦法之一。法制不同於韓非子提倡的法家：法家視法律為君王統治的工具；而法制精神則視法律具有超越任何個人的神聖性，它是共同體自治權力的體現，任何個人都是法律制定的參與者，又都有遵守的義務。法制只不過是種制度，而法制精神則要求公民精神的覺醒，以及理性精神的認同。公民精神，就是視自己為國家權力形成的一員，擁有協議下的自由和權利，任何人不得干涉。而不是像往常一樣，視自己為當權者統治的居民，被動的接受法律的任何條文。理性精神，是把理性作為行事最高法則的精神，和前者相應相成。每個人都有權利發表自己的觀點，如果要我改變觀點，那麼好，給我理由。唯有具有理性精神，公民才能質詢代理人的政策，才能思考自己的利益和權利，而不是像往常一樣，無條件的信賴上帝或是聖人。公民精神，是自我權利的覺醒，是對抽象原則的情感。理性精神，解釋什麼是自己的權利，並把判斷的權力交到自己手中。唯有依靠理性精神，公民精神才能得到貫徹。中國自五四運動運動以來，倡導科學和民主。如今，一百年馬上要過去了，中國有了科學和民主的形式，卻依然沒有科學精神和民主精神。科學精神，就是理性精神。民主精神，並非是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而是個人權利的覺醒，是捍衛個人利益的無上榮光。我們把話題轉回來，搞關係無非就是將人的關係自然化、經驗化，還原成日常的交際行為。日常交際固然具有情感的生動性，但不能處理大量的生人互動，而生人交際則是當代社會所需要的。這樣，新時代要求超脫具體的自然交際，為生人建立一個合宜的規範和禮儀，包括建立新的道德和價值觀，從而使社會活動順暢進行。新的規範，不同於日常互動自發形成的規範和自然情感，他依賴於在一種基礎原則上的推演，這種推演的結論以及結論的意義，可能已經不是直觀所能把握的了。這樣，理性就成為新社會的必要要素，它既服務於法律的制定，又服務於法律的理解。熟人社會中，人們之所以能夠和諧相處，乃是在於磨合之中產生的規範，和相處產生的認同情感。而生人社會規範的建立完全不同，生人之間素昧平生，沒有日常的頻繁互動和感情連接。這就要求新規範，訴於每個人最基本的同類認同，最普遍接受的行為方式。（該文所表述的內容為作者本人觀點，與《炎黃春秋》雜誌及炎黃春秋網的觀點和立場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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