匯溶百川，從諫如流的民主氣度

06-26

在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周恩來的民主精神是大家公認的，毛澤東曾讚賞周恩來的最大特點之一，就是同黨內外都有最廣泛的聯繫，善於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善於設身處地考慮問題。在工作中，他樂於同大家商量，虛心聽取各種不同意見，即使錯誤的意見，他也不會隨意指責，而是耐心說服，循循善誘。

民主就是多謀，只有多謀，才能善斷。相比較而言，周恩來在工作中失誤較少，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於他的民主精神。這一點特別是在他對重大社會政治經濟問題作決策時，表現得尤為突出。

周恩來說過，政治家就是能把群眾的意見集中起來，制定政策，智慧是從群眾中來的，政治家是集中群眾智慧代表群眾講話的。他要求黨和政府的各級領導要敢於善於聽取各方面的意見，不僅是被動地聽，還應該主動地去「發現」、「尋找」，創造條件使人家能夠發表意見。他認為「許多問題在國家工作中總有各種意見」，「有不同意見，才有統一意見；有不同呼聲，才有共同呼聲，有矛盾，才有互相切磋，才有進步」。建國初期，政務院每周開一次會議，當時4名政務院總理，非中共黨員2名；15名政務委員中，非中共黨員9名，中共黨員只有6名；34名部長和主任委員，非中共黨員l5名。這樣政務院會上可以廣泛聽取各種意見，因此，作出的決策比較全面、正確比較能經得起歷史的考驗。民盟負責人羅隆基深有感觸地說：少聽一次周總理在政務會議上結束時的講話，對自己實為無可彌補的損失。他還說：從周總理主持政務會議的實踐中，看到了原來很生疏的民主集中制是怎麼一回事，看到了共產黨統一戰線政策的真諦及其積極效果。周總理的結論使與會的委員們人人感到「他中有我」，從「我」中出而又無數倍地高於「我」，周總理把共產黨的領導工作導入了化境，使人心悅誠服地接受領導而又毫無高低之感。

我國核事業的偉大成功，是和周恩來的名字分不開的。錢學森在談自己的工作感受時說，周總理作風民主，捨得花時間徵求各方面的意見。他每次開會都注意把持不同意見的人找來，讓大家充分發表意見。並一再問「還有沒有不同意見」，等大家都講完了，他才講自己的意見。而且他的意見允許大家再討論，還可以推翻，有時還專門召開「挑毛病」會，直到大家都認為方案萬無一失時，才作出決定，付諸實施。正因為如此，我們的「兩彈」事業花錢最少，死人最少，發展很快，成果顯著。1961年，在一次國務院全體會議上，周恩來主持討論手工業產值的計算口徑和方法問題。當時，財政部和國家統計局的意見不完全一致。財政部負責同志講完意見之後，楊波代表國家統計局發表了不同意見。聽了雙方的發言，周恩來表示基本上同意財政部的意見，對楊波的意見略有批評之意，但未作最後結論。於是，楊波再次發言，申述不完全同意財政部的意見。這時，周恩來指示兩家會後再商量一下，儘快把意見統一起來。會議結束後，到會同志留下吃午飯。楊波心裡不安，他想總理講話後不應再站起來講不同意見，所以吃飯時坐在飯廳的角落裡。剛開始就餐，忽聽總理叫他的名字，楊波立即站起來，周恩來邀他到身邊一起就餐。周恩來親切地說：「為什麼坐得那麼遠，不要緊張，你敢於講不同的意見，這好嘛!我們討論問題就是要聽不同意見，不然還討論什麼?有不同意見的爭論，就可以把要決定的問題考慮得更周到些。」楊波聽後，為周恩來的民主作風深為感動，逢人便講，大家一致稱讚周恩來是堅持黨的民主作風的楷模。

1970年12月，周恩來召開葛洲壩工程討論會，他知道林一山有不同意見，每次都請他來。會議開始時，總是先問一聲「林一山同志來了沒有?」林一山曾多次談了自己的意見，然而他的發言常常被一片不同意見的聲浪所淹沒。l2月16日的會散後，林一山依然坐在那裡，周恩來送走別人，又折回會議室，對林一山說：「林一山同志，你剛才沒把話說完，是吧?」「還是應該講，我喜歡聽你的意見，就因為你總是講真話。」林一山冰冷的心被總理暖熱了。他激動地從l958年的看法講起，把自己的意見全講出來。他講得那麼認真，周恩來聽得那麼仔細。直到後來向毛澤東報方案時，周恩來還叫林一山連夜把自己的意見寫成書面材料，作為附件，報主席參考。周恩來逝世後，林一山每憶及此，總是激動不已，感慨萬千。

周恩來即使對自己已經作出的決定和已有的看法，一旦發現不全面或者有偏差，也隨時予以糾正。1970年，有關部門曾就一個生產項目報告周恩來，結果獲准了。後來根據各方反映，這個項目不該上，在一次會議上，這個部門的領導把有關情況向周恩來作了彙報，但礙於他已批過，不好直說停產。在一旁的周恩來的秘書附在他耳邊說：「總理，您曾批准了這個生產項目。」他馬上回答說：「不管誰批准的，不對的都可以改，我批准過，不對的，也可以改嘛!」

周恩來的民主精神不僅貫串於社會政治經濟領域，而且，體現在文化藝術領域。l961年，他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開宗明義地宣布：會議的主題就是要解決藝術民主問題。他明確地說：「我們要造成民主風氣，要改變文藝界的作風，首先要改變幹部的作風；改變幹部的作風首先要改變領導幹部的作風；改變領導幹部的作風首先從我們幾個人改起。我們常常同文藝界朋友接觸，如果我們發表的意見不允許懷疑、商量，那還有什麼研究、商討呢?我們的講話又不是黨正式批准的即使是黨已經研究過的東西，也允許提意見。」周恩來講的如此懇切，做的令人信服。

1961年7月1日，周恩來和藝術家一起游香山。他和趙丹就《達吉和他的父親》是小說好還是電影好發生了爭論。趙丹說：「總理，你說電影比小說有所提高，可我看還是小說好。」周恩來說：「影片的時代感比較強，場景選擇得更廣闊。」趙丹則說：「那不過是電影這門綜合藝術的表現手段比小說豐富罷了。」兩個人各抒己見，爭個不停。最後，趙丹語塞，只好說：「總理，我保留我的意見，覺得小說就是比電影好。」周恩來偏過頭微笑地看著趙丹說：「你完全可以保留你的意見，我也可以堅持我的意見，你趙丹是一家之言，我周恩來也是一家之言嘛。」說畢，哈哈大笑起來，趙丹也嘿嘿地笑了。黃宗英在回憶周恩來的一篇文章中，生動地描述了這場有趣的「爭論」。文章最後寫道：「我們當然也笑了，連林中的鳥兒，花叢中的蝶兒，天上的雲彩都笑了!」此情此景，真太令人難以忘懷了!周恩來的民主作風，不僅表現在高層決策中，即使對一般群眾，乃至孩子的意見，他都充分尊重，並注意吸納。l961年5月3日至7日，周恩來到原晉冀魯豫軍區所在地——武安縣伯延公社視察。一天他和一位社員拉家常，社員見他平易近人，就毫無戒心地坦誠直言：「這兩年生活一年不如一年」，並指著周恩來說：「如果再這樣下去，連你也會沒有吃的。」這個社員的話，引起他高度重視和沉思。在20多天後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他認為那位社員講的話是調查中所聽到的「最生動的一句話」。當時在場的地委幹部說：「這個人是落後分子。」周恩來不以為然地說：「這樣看不對，這個社員說的是真理。」只有當他「把我們看作是他自己的人時，才會說這樣的話，這是最一針見血的話。」後來，周恩來將調查的情況如實向毛澤東彙報，中央根據各方面調查的實際情況，重新調整了農村的政策，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推動了農村形勢的好轉。1964年國慶前夕，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綵排。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雷英夫也帶女兒來看排練。綵排結束後，周恩來徵求大家的意見，雷英夫說：「內容很好，舞蹈也不錯，我看可以上演了。」不料，雷英夫的女兒突然插話：「我提個意見，有的地方，演員老在舞台上轉圈子，我看不懂。比如吳清華從南霸天家裡跑出來之後，一大群狗腿子在後面如狼似虎地追著，她不趕快跑，卻在原地打圈圈，這和劇情不太協調。」雷英夫聽了很生氣，訓斥道：「你這小孩子懂得什麼，竟敢在總理和首長、專家們面前胡說八道。」周恩來說：「雷英夫，你這是幹什麼?」雷英夫解釋說：「今天是聽總理的指示和專家們的意見，小孩子不懂規矩，亂插話。」周恩來說：「你怎麼隨便制止孩子發言呢?」「她說看不懂，有她的道理，有她的代表性，人類有三分之一是孩子，難道我們的芭蕾舞出去後，不跟這些人見面，不讓這些人看?」當雷英夫回憶這件事時，深情地說：「總理的這些批評，使我深受教育，如夢初醒，看到自己思想深處還殘留著許多封建意識。論年齡，總理比我大23歲，但他的思想比我更年輕、更先進，對新生事物更敏感。」

周恩來一向總是鼓勵大家提意見，充分運用自己的民主權利，而討厭那種附和領導，人云亦云的作風。有一次討論話劇《屈原》能否上演，大家發生了爭論。周恩來反覆閱讀了劇本，同有關方面進行研討，並在討論會上聽取了各種意見，最後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隨即又問身邊的一位工作人員：「你的意見呢?」那位同志順口回答：「沒有意見，同意你的意見。」周恩來聽後不高興地說：「一個共產黨員怎麼可以沒有意見呢?遇到問題你不思考嗎?我不喜歡你們一來就同意我的意見，那還要討論什麼呢?你要學著提不同意見，甚至相反的意見。」略一停頓，又說：「青年人應善於思考，應該有自己的見解，還要敢於提出自己的看法，這是很重要的鍛煉，只同意別人的話，你就會變成懶漢了。」

周恩來的這段話，不禁使我們想起春秋時代，齊國宰相晏嬰辭去部下高繚的故事。有人不解地問晏子，高繚在你手下做事勤懇，又忠實於你，為什麼還要辭退他呢?晏子答道：高繚待我很好，可他跟我三年，卻從未提出我的缺點，糾正我的過失，繼續把他留在身邊又有什麼好處呢?

看來，氣度恢弘，作風民主，察納雅言，從善如流是古今高明的政治家共同的品格。正是因為這樣，周恩來的思想才能避免僵化，始終保持青春活力，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

選自《中國紅色旅遊網》

註：司雲勝，1939年生，江蘇沛縣人。徐州市委宣傳部副教授，原副部長。主要從事周恩來研究。著有《周恩來民主精神探析》、《周恩來人文外交初探》等多篇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