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明揚、丁雄飛：普京和俄國強人政治傳統

3月4日正逢俄羅斯總統大選之日，據選前的民調來看，普京已是遙遙領先。令人不無困惑的是，一邊是俄羅斯精英與普京的交惡，另一邊卻是「普京熱」在民眾中的持續升溫。在華東師範大學俄羅斯研究中心主任馮紹雷教授看來，普京是特殊的威權主義者，他既不是俄羅斯傳統的政治強人，也區別於上世紀九十年代鼓吹歐美自由主義的人，迎合了轉型時代的民眾對於民主體制和大國夢的追求，「非歐美國家在從前現代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威權的存在幾乎是一個普遍的現象」。

　　對於普京此次競選俄國總統，俄羅斯國內特別是精英那邊的批評聲非常猛烈，但另一方面普通民眾對普京的支持力度還是那麼大。

　　馮紹雷：普京有一半血統是蘇聯的，另一半是來自開放世界的。普京曾說過，如果誰對蘇聯解體無動於衷，那是傻子；如果有誰要重新回到蘇聯，那是瘋子。其實俄國的普遍民意，也是既懷念大國輝煌，但也認同民主制度。

　　俄羅斯精英階層在這二十多年中迅速形成。相比之下，中國的新精英較多起於民間，而俄國的新精英則較多來自前蘇聯的傳統精英，共青團組織、國家強力部門、官僚系統，包括知識精英。俄國精英在整個社會運作中起關鍵作用，但是這部分人始終是少數。大部分民眾仍然沒有從依賴國家支持的歷史記憶中走出，主張各階層的平等，

　　葉利欽時期著力於打破蘇聯舊體制，建立市場經濟，認同西方民主價值，目標是要民富而後國強，這其實就是自由主義了。但是葉利欽的激進冒險失敗，大國地位迅速隕落，休克轉型又使民眾備受煎熬，開放政治系統逐漸轉為「家族」、「寡頭政治」。民意由此迅速轉向平民主義，甚至開始懷念舊體制。

　　2000年， 普京上台後，強調「人民團結」和強國路線，同時，也遵奉了自由主義的寬鬆政策。但爾後精英階層逐漸趨於分化，一是延續上世紀九十年代自由主義路線的右翼勢力；而另一方面是圍繞普京中派主義政治的精英階層。轉折點發生在2003年，普京在三條線推進治理：懲處石油寡頭，開始收攏地方勢力，反對美國發起伊拉克戰爭。右翼精英對普京的抨擊由此開始。

　　實際上，無論葉利欽還是普京時期，都有一個先偏於自由、後側重權力集中、同時也傾向於平民主義的過程，這吻合於轉型中某些階段的政治更替過程的邏輯。

　　俄羅斯民族似乎素來有著從彼得大帝、葉卡捷琳娜一直延續到斯大林時代的「大國情結」，他們似乎又將這個情結投射到了普京身上。

　　馮紹雷：從十八世紀初到1991年這幾百年俄國歷史，曾被稱為「世界歷史上的俄國瞬間」。

　　俄羅斯現代化的第一個高峰發生在十八世紀初以後的彼得大帝至葉卡捷琳娜時期，在這兩位強人的光環之下，俄羅斯實行開明專制，面向歐洲，跨入現代化進程，俄國由此疆域擴大、國力增長，成了打敗瑞典等列強的歐洲大國；第二個高峰發生在亞歷山大二世統治時期，1861年改革是當下受到高度關注的一次自由主義導向的改革，使俄國經濟在十九世紀七八十年代走上迅速發展的道路，爾後的文化與政治也出現了創新和突破；第三個高峰也就是前蘇聯時期，以反西方的中央集權方式推動現代化，又一次打敗列強，取得二戰勝利，然後又和美國平起平坐。俄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這樣的輝煌，從國家強大的角度，實現了一個民族的理想，但也在此同時，一個國家的能量趨於耗盡，一個社會的緊張度達到極致。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就和生物體一樣，有它的生命周期。1991年的解體表明，它超出生命能量的限度，已經用到極致，不可能再像早年那樣通過強權聚集全社會的優勢資源。

　　概括地講，俄羅斯以前三個現代化周期儘管付出了沉重代價，人民作出了很大的犧牲，但畢竟使得原來的莫斯科公國成為雄踞一方的歐洲大國；到社會主義時期更曾經讓世界耳目一新，以這樣一個反西方形象出現，以一個反其道行之的獨特方式推動現代化，居然也成為世界數一數二的超級大國。這種歷史記憶在老百姓心目中難以泯滅，投射於普京身上，他就成為了強大國家的化身。

　　問題在於，前三個周期都在俄國迅速上升時期，唯當下是在有可能淪為二三流國家的背景下，普京被聚焦於全民的高度期望，這本身就是極大的挑戰。

　　我們聽說了很多關於俄國人眷念大國夢和舊體制的信息，但為什麼他們不選擇至少看起來關係更為直接的俄共，而是將這一切寄托在普京身上？

　　馮紹雷：蘇聯體制給百姓帶來相對穩定與虛幻真實並存的大國國民地位，但民眾對舊體制的缺乏活力和在東西方對抗中的落敗也非常清楚。包括知識精英對過時意識形態的批判有著巨大影響力。而作為形式上繼承蘇共的俄共，觀念難有更新。雖然九十年代晚期在一片凋敝的形勢之下，俄共甚至一度具有執政前景，但是，在目前一個相對而言不那麼意識形態化的政治文化氛圍下，較多民眾還是傾向於選擇具有威權主義色彩的普京。

　　威權主義色彩？為什麼這麼說？他難道不是民選領導人嗎？

　　馮紹雷：威權主義有別於極權主義，也不是自由民主主義，當然也有別於拉美民粹主義。我覺得普京是比較特殊的一種威權主義。

　　一般而言，威權主義的一個特點就是非意識形態化，尤其是處於制度轉型中的國家。威權為實現轉型、爭取民意，就要減少意識形態色彩，剝離舊體制的負遺產，也儘可能排除外來意識形態干預。其二，威權體制一般具有一黨主導的多黨體制。第三，輿論有一定的自由度，講點風花雪月、開點政治玩笑甚至罵政府都沒關係，但一切都在調控之下。比如莫斯科的電視是要控制的，網上、報紙則大為多樣化，批評普京的言論也讓談。最後，經濟上的平民主義措施。

　　普京的威權特殊在於，第一，是對歐洲價值觀的訴求，他曾經多次表白說自己是自由主義者。但普京2008年也說過自己是保守主義者，這是指對傳統價值、國家、宗教、家庭的信奉。第二，是存有彈性的威權。雖然強調穩定、安全、發展是第一要務，但當這次出現民情波動，普京還是根據情況作出了調整。他最近強調了要實現中產階級的利益，要進一步推動政治改革。茲羅平說，普京實際上既非自由主義、又非保守主義；既不左、又不右；普京就是普京，這就為他在一個國情異常複雜多樣大國的執政留下了空間。

　　在我看來，除了歐美現代民主之路，對於多數國家來說，特別是就轉型階段的國家來說，契合於本國發展水平的開明柔性的「威權體制」相當普遍。亨廷頓說過，「西方」是唯一的，並非普世的，我想他想強調的就是「西方」道路不是可以簡單被複制的。非歐美國家在從前現代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無論拉美、東亞，甚至二戰後初期出現過民主治理的國家，比如說韓國，但是到了六十年代還是回到威權體制，中國台灣、新加坡、菲律賓、馬來西亞都有這個威權主義的階段。因此不能把它簡單說成獨裁，要作區分。

　　普京式的「威權主義」有可能往獨裁方向上轉嗎？

　　馮紹雷：區別於獨裁者，普京是個轉型期的過渡人物。有朋友告訴我，很可能普京再干一屆，但他不會像一些有獨裁傾向的政治人物，一做就是四十幾年。因為，俄國雖然有崇尚強人政治的傳統一面，但另一方面四百年來深深浸染在歐洲自由價值觀的熏陶下，自由知識分子始終是它精英的主導方面。反對派聲音之強大，前一段也已經看見。這是一種歷史性的制約，規定了當代條件下俄國政治發展的某種區間。

　　儘管人們把普京歸入威權主義者的類型，但他對於民主有自己的界定。其一，他認為，我們不追求有俄國特色的民主，尊重世界自由民主發展的普遍規則，但是這些普遍規則在俄國如何實施，要根據具體條件而定。其二，普京經常反駁道，我怎麼不民主，我是全民直選產生，你美國總統還是間接選舉；我還曾經親耳聽過普京有兩次當面反駁西方學者對自己和梅德韋傑夫之間政治「協商」的批評，他說，布萊爾和布朗不是也經過協商而換馬的嗎？其三，有一次，普京談起他對於「主權民主」理論，實際上還是有一點保留，他認為，主權主外，而民主事內，兩者到底是何關係，還值得探討。這裡反映出俄國威權主義的一些特色。

　　儘管普京對於民主有著自己的一系列想法，但是形勢往往比人強。所以，面對潮流變化，梅德韋傑夫作為普京參選的提名者，在與反對派對話中還是確認了要對第三次參加總統選舉作出憲政限制這一問題進行討論。但是，問題在於，普京確實期望，你們給我二十年，我還你們一個強大的俄羅斯。這有其客觀邏輯：像俄羅斯這樣龐大經濟轉型過程，特別是改變能源依附模式；包括普京最近特彆強調的將對遠東、西伯利亞的重新開發；還包括俄羅斯有可能在較長時期中不存在外來的嚴重安全威脅，使其有可能安心國內建設等等。這些客觀需求和條件意味著一個有彈性的、比較理性取向的威權制度還可能會延續。如果普京能動員民眾，協調各方利益，專註於國內事務，俄國是有很大機會的。

　　那麼，普京會逐步減少威權色彩嗎？用威權推動民主的先例不是沒有。

　　馮紹雷：我不認為俄國的民主在六到八年之內馬上就能變成北歐西歐式樣。它在這樣一個傳統包袱之下，要從一種政治力量獨大回歸到真正現代意義上的多元開放、多黨競爭的局面還不太可能。但是，在上述發展預期的激勵之下，包括在二十多年轉型中艱難成長的中產階級推動之下，各種利益的關係有可能得到調整，法律制度還是有可能會被改善，知識精英和年輕人對輿論空間的需求，都會使得普京做一個更明智的選擇。在普京還身強力壯，對自己的政治抱負還滿懷信心的前提之下，我覺得這種心態也可能為普京提供理性決策的空間。但是，他會比較慎重。

　　從理論上說，發展與穩定，民主和經濟增長這些基本範疇之間的相互關係至少在中、短時段上，還是不那麼確定的。也即，在某一些時段，依然有可能經濟發展不一定催生民主，而民主反過來也不一定支持經濟增長。但是，從較長時段看，在現代化進程的相互影響之下，對於先進位度的學習與選擇，改革與創新還是為民主政治的出現提供了廣大的空間。這是觀察俄國政治的一個理論背景。

　　以俄羅斯來看，民主和強國夢能共存嗎？在自由主義者看來，國家主義和大國夢是民主自由的對立面。

　　馮紹雷：即使在西方也不能把這兩個東西截然對立，比如說美國，它也是在民主制度下的大國和強國。至於非歐美世界，它能否實現既強國又民主這樣一個抱負？如果都要以美國這樣的標準來衡量非歐美世界，要既像美國這麼強大，又像美國這麼民主，我覺得是做不到的。對非歐美的國家來說，民主的發展可能和強國不同步，某個階段強調國家的強大，等國家達到一定的強大之後呢，它給民主提供一個發展的空間；但到民主發展到一個臨界點了，又會追求強國目標，就這樣在強國和民主訴求之間循環往複。如果說，歐美是民主和強國之間相對均衡同步發展的話，那麼，在非歐美國家，民主和強國這兩個目標的實現可能不那麼均衡和同步，但是，這兩者之間始終是一個緊密相關的東西。比如說，普京時代可能就是將強國這個目標放到更為優先的地位上。

　　在丘吉爾、羅斯福這一輩人離開歷史舞台之後，西方世界已經太多年沒有出現過政治強人的身影了，可以說沒有政治強人是現代民主之福嗎？

　　馮紹雷：那要看什麼情況，對正常狀態下發達國家來說是的。日本首相一年換一次，少了誰都沒關係，社會照樣運轉。所以強人對這些穩定的民主社會來說，不是一個必備的要素。但是，是否說歐美社會今後就再也不會出現政治強人了，我覺得很難說。

　　在民主社會出現重大問題的時候，還是需要政治強人的，比如說撒切爾夫人，當她遇見了「英國病」挑戰之時，是她推動私有化，使西方世界七十年代晚期後遍布世界的新自由主義大行其道。她是一個引導潮流變化的強人。同時，她也下決心打馬島之戰。外交大臣不願意打，撤職。這在現代英國史上也是罕見現象，這是鐵腕。鐵腕要經過戰爭和改變潮流這兩項的考驗才名副其實。

　　現在的世界性危機除了金融體制方面的弊病之外，根本上是一個民主制度自我更新的問題。比如，福山的觀念就是，民主自由是一個要堅定追求的目標，問題是民主制度形成之後，在每一個具體歷史階段如何執行，碰到問題之後如何調整，即使在歐美歷史上也是通過各種偶然性而得以實現的。這是說，不是體制設定了以後就一了百了，而是通過每一歷史環節的偶然性機會得以完善。因為當年有華盛頓、傑斐遜、富蘭克林、羅斯福這些強人，才使得民主制度在危機時期得到完善和調整。西方尚且如此，何況轉型國家。

　　福山實際上就是對現狀的一種批評。民主體制建立以後，它的調整調適過程中還會發生危機。民主的延續要靠人，不能過分迷信制度，制度還是外在的，否則歷史就真的終結了。目前，這種情況下，要能夠超出利益集團的限制、兩黨的限制，闖出一條新路，使民主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這個意義上，「普京」這個符號不僅對俄國有意義。俄國這個現象之特殊就在於，它是一個在非歐美社會的界面上，最全面地對西方既學習又反叛，同時也體現了在非常時刻，民眾對於強力政治人物的欲求。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上的「俄國瞬間」已經過去，但是，一個新的「俄羅斯瞬間」似乎又在涌動孕育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