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培恆先生與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 陳建華

章培恆先生與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

陳建華

章培恆先生針對長期以來大學學科造成文學史研究的古今分野而發出打通古今的呼籲，憑這「整體」觀念把中國文學史納入世界文明史進程，實即把中國文學看做世界文學的一部分，同時也完成了文學史的現代與傳統的對接，樹立了漢語的主體性。古今演變蘊涵著對於全球化境遇中的中國文化走向的回應與前瞻，對於新時期文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章先生關於中國文學研究打通古今的論述，見諸《關於中國文學史的宏觀與微觀研究》（下稱《宏觀與微觀》）與《不應存在的鴻溝——中國文學研究中的一個問題》（下稱《鴻溝》）這兩篇文章，1999年初先後在《復旦學報》和《文匯報·文藝百家》上發表。同類文章可能還有，而兩文收入先生自定的《不京不海集》中，應當是他最為重視的。他在《鴻溝》中說：「在中國文學史的宏觀研究中，除了必須重視文學觀念以外，把中國所謂古代文學與現當代文學的研究打通，似已成為當務之急。否則宏觀研究就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宏觀研究」（《不京不海集》，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頁574）。這對當時學界具振聾發聵之效，在這些話中我們可體會到某種緊迫性，今天略可告慰先生的是，打通古今或古今演變幾乎已成為文學史研究者的常識了。然而就在這一年不幸章先生患上了癌症，突如其來的打擊使先生面臨一種學術與生命的緊迫性。的確，長期在古典文學領域裡耕耘，一旦提出打通古今必然也給自己帶來挑戰和壓力，如收入《不京不海集》中的幾篇文章《魯迅的前期和後期——以「人性的解放」為中心》《重讀〈中國文學批評史大綱〉》《關於中國現代文學的開端——兼及「近代文學」問題》（下稱《開端》）都與現代文學有關，雖然為數不多，卻涉及現代文學與古今演變的方向性問題，十分寶貴。從時間上看，這三篇文章寫於2001年，都是在患病之後所完成的，由此也可看到某種緊迫性。

與「古今演變」的宏觀研究一起，章先生提出了中國文學史的「整體」觀念：「就中國文學史研究來說，我認為宏觀的研究顯然是滯後了，目前非大力推進不可」（《不京不海集》，頁569）。事實上提出古今演變是以他對中國文學史的「整體」把握為基礎的。從學術譜系來看，眾所周知章先生最初師從賈植芳先生學習現代文學，被打成「胡風分子」之後又師從蔣天樞先生學習古典文學，因此他本來就通古今。雖然自1980年代起所發表的大量學術著作主要是在古典文學研究方面，實際上他對中國現代文學和外國文學都有深厚的學養。這裡舉一個我個人接觸的例子。2007年我完成《革命與形式——茅盾早期小說的現代性開展》一書，請章先生賜序。出版社催得緊，他很快就寫了。這並非一般推獎學生之作，文中言簡意賅地論及茅盾小說創作的特點及其接受過程中與意識形態的糾葛，還引用了未為學者注意的1936年魯迅給胡風的一封信，關於茅盾創作提出了包括風格及其與其他作家區別在內的三個問題，對於中國現代文學批評也帶有某種普遍意義。

「我在上初中時就讀了茅盾的不少小說，而且頗為喜歡」，章先生在序文里說，事實上不僅對茅盾的小說，這篇2500字的短文體現了他對現代文學的宏觀觀照。在這裡我還想補充一句，這篇序文是章先生在華山醫院病床上寫的，至今難忘我在他病床之前作不情之請的情景。現在這本《革命與形式》已被翻譯成英文，荷蘭博睿(Brill)出版社已列入明年出版計劃，如果先生在世，一定會感到高興的。

章先生曾打算寫一部中國現代文學史，可惜沒能如願。他的病情時有反覆，但有所好轉就全力投入與駱玉明教授合編的《中國文學史》（1996年出版）的修訂工作，該書在2007年出版，即《中國文學史新著》增訂本，其後又有所修訂，2011年出版了增訂本第二版。此書凸顯了章先生的古今演變的觀念，如書前《增訂本序》說：「我們的基本寫作原則——文學發展與人性的發展同步，文學內容的演進是通過形式的演進而體現出來的——固然一如既往，但也對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儘可能地顯示中國文學的前現代時期所出現的與現代文學相同的成分及其歷史淵源。」（頁1）可見在原先架構的基礎上體現古今演變成為「新的要求」。因此今天我們學習章先生的古今演變的思想，除了有關的理論性闡述，這部《新著》也是一座充滿具體例證與實驗精神的豐富礦藏。

下面就《中國文學史新著》（下稱《新著》）與「古今演變」宏觀研究的關係及其對於新時期文化建設的意義等方面談點粗淺的體會，請大家批評指教。

讀者為什麼要閱讀文學作品？就多數人來說，是為了獲得精神上的享受，尋求愉悅」（《新著》，頁1）。從這一問題出發，《新著》「基本著眼於在人性的發展制約下的文學美感及其發展」。其所依據的「人性」的理論，我們知道，根植於馬克思《共產黨宣言》中關於「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與魯迅的「人性的解放」的論述，也受到賈植芳先生的引導和啟發，這些我在《不京不海集》的讀後感中已作過一些闡述。現在我們要探討的是《新著》與「古今演變」的「文學觀念」有何內在聯繫，並含有什麼理論與實踐的啟示？

章先生在《增訂本序》中指出：「這部增訂本對於以前長期流行的文學史模式有了進一步突破，並且成為自覺地從事中國文學古今演變研究的成果。儘管對於探討中國文學整個發展過程的內在聯繫來說，這仍是初步的工作，而且可能含有嚴重的訛誤，但至少已經勾勒出了我們所認為的從整個古代文學進向現代文學的歷程」。首先這裡的「現代文學」是先生在《開端》一文中所概括的：

第一，它的根本精神是追求人性的解放；第二，自覺地融入世界現代文學的潮流，對世界現代文學從寫實主義到現代主義各種文學潮流中的具有積極意義的成分都努力吸取；第三，對文學的藝術特徵高度重視，並在繼承本民族的文學傳統和借鑒外國經驗的同時，在這方面作了富於創造性的探索——不但對作為工具的語言進行了勇敢的革新，在繼承本民族白話文學傳統的前提下，作出了突破性的輝煌的成績，而且將包括描寫的技巧、深度、結構、敘述方式等在內的文學的形式改革得在總體上現代化了，使文學的表現能力也達到了足以進入世界現代文學之林的程度。（《不京不海集》，頁590）

那麼《新著》怎樣體現「從整個古代文學進向現代文學的歷程」呢？我想主要在三個方面：首先在歷史「分期」上不再如一般文學史根據秦漢唐宋等朝代來劃分，而採用了「古代、中世、近世、近代」的分期，這樣的思路在《宏觀與微觀》一文中已見端倪。其次清晰勾畫了各個分期的文學進展線路，如《導論》最後概括的：「在文學的美學特徵方面，上古文學是我國文學的自發時期；中世文學的發軔期是文學的自發向自覺轉化的時期，它的拓展期和分化期就其主要傾向而言是文學的自覺時期；近世文學則是文學的自覺性進一步強化的時期，其突出標誌是虛構文學的重要性和地位的飆升，在某些時段甚至佔據了文學的主導地位。」（頁20）第三也是最根本的，即描述了文學中人性的美感表現及其藝術形式的歷史進程。

這麼概括有簡略之嫌，如《新著》中把「近世文學」的展開分為「受挫期」、「復興期」、「徘徊期」和「嬗變期」來描述，似比原先的思路更為複雜。的確「在近世文學的戲曲與通俗小說中經過虛構而出現的個人與環境的衝突卻更為廣闊、集中與尖銳，因而感情更為具體、激烈，更能突入讀者的內心而引起深刻的共鳴；……而那些企圖把文學從自覺方向拉回來的力量，除了從外部加以禁毀外，在文學內部的抗衡作用已日益衰落。所以，近世文學乃是我國文學在總體上進一步邁上自覺道路，並在美的追求上取得了新的、重大發展的時期」（頁19）。對近世文學發展作如此濃描細寫是對象本身的複雜性所決定的，而對於章先生來說，與凸顯人性同樣重要的是書寫過程及其演繹方法，像這樣的實證研究不僅是信史建構的必要前提，也旨在呈現人性與文學的歷史進程的運動狀態。

「近世文學」也是與現代文學的接榫之處，《新著》對於前後延續嬗變之跡一一交代，比照上引現代文學諸特徵，不消說如《儒林外史》《紅樓夢》顯示了白話與現代文學的內在聯繫，在龔自珍那裡可發現與魯迅的「人性的解放」相通的表述，或如《海上花列傳》從「全知視角」到「限知視角」的敘事模式的轉換，令人信服地說明即使在未受外來影響的條件下，也會在藝術形式上發生突破。這些例

子都說明中國前現代文學中已滋長著某些富於生命力的東西，已具備朝現代轉化的內在機能，而現代文學也並非橫空出世，跟自身的文學傳統有著不可割斷的聯繫。這也說明，只有把中國文學看作一個整體，方能把握其中古今演變的軌跡。

除了對文學中「人性」發展的內容的探討，《新著》也表明：「人性的發展與文學的藝術形式及其所提供的美感的發展之間的聯繫，我們對文學的藝術形式的重要性有了較充分的認識，這對我們來說，也是文學思想的一種突破。」（頁2）所謂「形式」並非一般指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乃至明清戲曲小說，這些都屬於「體裁」，因此跟我們慣常的所謂「一代有一代之文學」的說法不同。《新著》說：「形式乃是由作品的語言所構成的體系。而作品的內容（包括感情）則不但是由形式所體現，而且形式的變動必然會影響內容本身。」（頁11）比方說李商隱《錦瑟》一詩從「錦瑟」至「悵然」這56字即為「形式」，其藝術特點存在於這一首詩的語言結構之中。這一以語言與結構為基礎的「形式」觀與當下西方「新批評」、「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的文學理論有相通之處，其實也是章先生自身的理論傳承與學術訓練的結果，在理論方面博採眾長，從馬克思、魯迅到胡風都可看到影響的印痕，同樣不可忽視的是從陳寅恪先生到蔣天樞先生以及他們所傳承的乾嘉學派詮釋譜系,給章先生提供了豐富的理論資源與實踐經驗，關於這一點還有待探討。這裡可舉1992年發表的《李白的婚姻生活、社會地位和氏族》一文為例（《不京不海集》，頁25—31）。從李白《南陵別兒童入京》一詩出發討論李白的兩次入京、三次婚姻，並涉及與子女在內的感情生活，不僅對於這首詩以及相關的其他詩作都須作結構性細讀，也必須把李白全部作品作為整體來考察，整篇文章體現了語言與結構的意識與分析技藝，在乾嘉學派的基礎上顯示出近代科學的方法。並非偶然，在解釋李白的婚姻與社會地位和氏族的關係時，章先生引用了陳寅恪先生的有關論述。雖然這篇文章並非分析詩的藝術特徵，但語言與結構的分析方法同樣適用於美學範疇的分析。

內容與形式融為一體並互為影響，《新著》通過大量分析實例闡述了文學形式包括各種體裁的演進，指出「藝術形式的逐步豐富與完善，其最根本的推動力，乃是人性的不斷發展。由此所導致的感情的不斷豐富、細緻、強烈及其相互衝突的更為尖銳、急劇，也就要求並推動其表現形式做出相應的調整」（頁15）。對形式的強調更看重人性的歷史開展過程中對人性自身的深刻認識，從而要求新的表現形式，這一點尤富啟迪。如美國「新批評」派對作品的形式分析趨於極端，甚至排除作者生平信息或社會脈絡，俄國形式主義也出現過類似傾向，以致後來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1896—1982）等人起而糾偏而強調美學的社會功能。章先生的關於人性激烈衝突與尖銳藝術形式之間關係的闡述多半與胡風的「主觀戰鬥精神」的文藝主張有關，當然這樣的人性必定與社會條件絲絲相扣，因此相較新批評與早期俄國形式主義的純形式傾向是高出一籌的。

貫穿著「古今演變」的問題意識，《新著》含有中國文學史的整體視野，其內容與形式兩方面的書寫法對於一部現代文學史也有示範垂則的作用，當然現代文學的發展樣態應當是更為複雜多樣、更為波瀾壯闊，且必定帶有自身的特性。

自章先生提倡古今演變研究以來10多年過去了，他離開我們也5年有餘。先生在生前設立了古今演變的專業學科，與談蓓芳教授合帶研究生，到現在這個學科包括畢業和在學的已經有十六七位碩士和博士。另外章先生與陳思和教授在《復旦學報》上開設專欄和召開國際敘述研討會等形式，使得古今演變的觀念與研究方法深入人心，現在已經變成中國文學研究領域的顯學，這是很可喜的，當然這當中會產生各種各樣的理論與方法實踐，也有一些大而無當的現象，不過這些也是很正常的。

這十幾年裡全球化大潮中學術生態迅速變化，新媒體開啟新思維，資料庫等在改變著做學問搞研究的方式，信息流通與學術交流空前頻繁，在國際會議的議程上跨語言跨民族跨文化研究佔據前沿潮流，這麼看古今演變的觀念普及也和這樣的大環境有關。比方說這幾年「世界文學」是個熱詞，哈佛大學的達姆羅什（David Damrosch）教授主編的《世界文學理論讀本》一書，前幾年出版了中譯本，他說在全球時代一向局限於個別國家比較研究的「比較文學」已經跟不上形勢需要，因此主張以「世界文學」的觀念取而代之。這正是學科整合變化的表現。同樣在文學創作方面，2017年11月我參加上海作協舉辦的「世界文學與漢語寫作」論壇時發現，作家們普遍覺得漢語寫作是世界文學的組成部分，對漢語寫作的世界性表達了自信，這些都體現了世界視野與漢語的主體意識。今天我們重讀《鴻溝》一文的開頭，首先章先生是針對長期以來大學學科造成文學史研究的古今分野而發出打通古今的呼籲的，然而他強調：「作為文學史宏觀研究的先決條件，是文學觀念問題。」（《不京不海集》，頁571）憑這「整體」觀念把中國文學史納入世界文明史進程，實即把中國文學看做世界文學的一部分，同時也完成了文學史的現代與傳統的對接，樹立了漢語的主體性。這一「對接」十分關鍵，如果中國文學不是作為「整體」，就談不上主體性。如章先生所論證的，「人性」並非外來之物，尤其中國的近世文學含有自我更新並走向現代的能量，實即確立了「中國特色」，因此古今演變蘊涵著對於全球化境遇中的中國文化走向的回應與前瞻，對於新時期文化建設具有重要意義。

促使他提出打通古今文學的，正如《宏觀與微觀》和《鴻溝》等文中一再表明的，是針對當時學界流行「斷裂」或「飛躍」的說法:「對中國現代文學與古代文學的關係，有的學者說，五四新文學的出現是中國文學傳統的斷裂；有些學者則將它說成是在繼承中國文學傳統基礎上吸收外國文學營養而形成的飛躍。」他認為這兩種說法都似乎言之成理，但都缺乏證據。他明確表示：「與『斷裂』說的意見不同，我認為現當代文學與古代文學的傳統從未斷裂過」，但這裡的「傳統」並非作為主流的儒學傳統，而是像魯迅在《摩羅詩力說》中所謂「攖人心」功能的文學傳統，實即更具生命力的常具反抗性的「傳統」。章先生認為「人性」本來就醞釀於中國文學之中，儘管歷盡曲折，對自由與解放的渴念與奮鬥從未消歇，到近世在外來文化的刺激下而出現「飛躍」的態勢。問題在於章先生通過具體論證把「人性」置於歷史進程中，一方面堅持魯迅所代表的「人性的解放」精神，另一方面也破除了關於「五四」的「現代」迷思。

的確，1980年代就有學者提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的說法，就有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呼聲，然而關鍵在於問題的提出與解決方式。我們再來看《鴻溝》一文，在主張從現代文學來發現古代文學中富於生命力的文學鏈接時，先生舉了朱自清《荷塘月色》與梁元帝《採蓮曲》的例子，另舉了龔自珍《病梅館記》與俞平伯《花匠》的例子。在主張現當代文學研究應當關注與古代文學的聯繫時，舉了巴金《家》與《紅樓夢》、戴望舒《雨巷》與李璟《浣溪紗》的例子。或許對這些例證或解釋可見仁見智，但卻無法否認中國文學的「整體」存在，其實自1980年代起章先生就發表了《關於魏晉南北朝文學的評價》《李夢陽與晚明文學新思潮》等一系列文章，都在不斷發現與評價古代文學中具有現代價值的文學傳統，而提出古今演變可說是對自己的研究實踐的一種理論化的表現。中國文學「整體」觀念的理論意義在於打通了兩頭，擺正了現代與傳統的關係，當然給文學史研究者——無論是古代還是現當代的文學研究者——帶來挑戰，要求開拓視野，其根本目的在於更好地了解中國文學，同時具有一種參與建構當代新文化的實踐意義。

圍繞「整體」觀念，章先生作了許多細緻的工作，處處閃現其「辯證」思維之光。所謂古今演變本身旨在消解古今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不僅是古今，對於新舊、雅俗、現代與傳統這些相通的概念也具此意義。長期來古今文學之間的分界，不僅由於學院學科所致，從更深層面來看，也是新與舊、進步與落後之類的二元思維結構所造成的。我們今天年輕人學習古代詩詞、書法等傳統文化蔚成風氣，因此在當下學習古代文化傳統的熱潮中來看章先生提倡古今演變，就愈加覺得親切。那時候，如果有人聲稱要學做舊體詩詞，那簡直不可思議，無形之中屬於一種禁忌。長期以來把古代文學看做一種科學研究的對象，使之教科書化或博物館化，給人觀賞或批判，要學習的話是學習階級鬥爭或現實主義之類。而章先生提倡打破古今，立足於當下，把文學回歸到感情、美感，把文學傳統變成生活和創作的源頭活水。我們來看《宏觀與微觀》中一段話：

在今天的中國文學史宏觀研究中，首先要解決的也是從怎樣的文學觀念出發的問題。而在我看來，我們之作為出發點的文學觀念，既必須與當前的文學發展的實際相適應，又應不與以前的文學發展的實際背道而馳。否則，我們的宏觀研究就只能導致以下兩個結論中的一個：中國文學的發展越來越走上了死胡同，或者，中國文學以前一直走在錯路上，到了某一階段（例如五四運動時期）才走到正路上來。而這兩個結論顯然都並不符合中國文學的真實面貌。（《不京不海集》，頁571）

章先生所說古今的「今」，從文學史研究來說指現代文學，也常指「現當代」，上面這段話中則明指「當前的文學發展」，由是把古今關係置於當下進行時，或未來時，其中充盈著普遍人性對美好未來的嚮往，也包括當代生活的精神

特徵。因此對於文學史研究者也含有如何立足於當代觀照歷史的課題，當下的問題意識給歷史注入活力，同時歷史研究不僅是一種專業工作，也是一種參與當下生活與歷史進程的實踐活動。因此文學史研究者更應當成為名副其實的人文學者，只有打通古今才能對中國文學史有個整體的認識，為創造新文化做出貢獻。上引這段話如果從詮釋學角度來理解也富於潛力，所謂「我們之作為出發點的文學觀念，既必須與當前的文學發展的實際相適應」，似乎與我們習知的克羅齊式的「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的說法相通，而章先生又說「又應不與以前的文學發展的實際背道而馳」，意謂歷史需要合乎歷史真實，須做艱苦的探索，須遵循實證方法與學術規範。

談到藝術形式，章先生以膾炙人口的王安石《泊船瓜洲》中「綠」字為例：「如果沒有從唐代杜甫開始明顯起來的、經賈島等努力推進的詩歌注重鍊字的傳統，王安石就不會對此字反覆推敲；而王安石這種創造性勞動又為後來的詩人鍊字方面提供了寶貴的經驗。所以，在考察文學形式演進時，應著眼於由無數作家的貢獻所組成的文學技巧的不斷豐富和提高。」（《不京不海集》，頁574）這裡從「鍊字」的修辭方法的歷史演變來考察「綠」字的創意價值，這種方法也適用於其他文學形式範疇的分析，如今天常用於小說、電影分析的類型研究。學者須對文學文本及形式傳統了如指掌才能做到這樣的細節考察，因此古今演變的研究對學者提出更高的專業要求。另外須注意的是「傳統」一詞，意謂形式創造的歷史累積，要在藝術上推陳出新，必須以熟悉前人創造成果為前提。這與艾略特所謂詩人須自置於經典傳統之中推陳出新的說法異曲同工，而王安石的「綠」字凝聚著「影響的焦慮」，因此對於今天的藝術創造，章先生的解釋也足資啟發。

由「古今演變」的「古」「今」構成傳統與現代互動的時空場域，並非僵化的概念。從古今兩端思考問題將激發新的探索熱情、新的思想火花。古今演變作為新的研究方向本身是開創性的，有待探索，卻啟迪了無限的可能性，正如章先生所舉的巴金的《家》與《紅樓夢》的聯繫，也是一番探索而發現的例證。對於現代文學這一頭，他在《開端》一文中把20世紀初定為現代文學的開端，雖然這一提法已在學者當中流傳，但先生另有問題意識：一面重申「五四」的「人性的解放」的精神、白話文與藝術創造的劃時代意義，一面把「五四」回到歷史真實，打破概念的迷思而開拓鮮活多元的思想空間。對魯迅早期《摩羅詩力說》、梁啟超和徐枕亞《玉梨魂》的解讀，皆以「人性」歷史演變的觀點一以貫之，令人對於20世紀初至「五四」之前的文學形態刮目相看，尤其對一向被「五四」所反對被文學史所否定的《玉梨魂》的肯定不啻為重估「鴛鴦蝴蝶派」開啟了閘門。同樣如上面提到《新著》中近世文學「嬗變期」的論述也具有探索歷史盲點與祛魅「五四」的意味，如對《海上花列傳》的「高度藝術成就」的評價，在較早2002年發表的《寫實主義成分在明清小說中的增長》一文中已有論及：「《海上花列傳》雖不足與《儒林外史》《紅樓夢》並駕齊驅，但其描寫『平淡而自然』，故尚不致與它們背道而馳。到了清末的所謂四大『譴責小說』，卻走了回頭路。」（《不京不海集》，頁541）這裡「平淡而自然」是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肯定《海上花列傳》語言風格的批評，但章先生以四五頁篇幅論述其文學成就，另一方面魯迅把四大「譴責小說」看做晚清小說成就的代表，因此章先生說「走了回頭路」，意謂走上了「載道言志」的老路，也是對魯迅觀點的某種修正。

從古今演變來觀察近十幾年的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研究熱點或趨勢，不僅可看到章先生的「整體」觀念仍具充沛活力，且開啟多元的探索空間。

在近年來迅速發展的「通俗文學」研究論述中，《海上花列傳》被尊為現代城市文學的源起，《玉梨魂》則是「鴛鴦蝴蝶派」的鼻祖，在此語境里來看章先生關於這兩部小說的高度評價，無疑為「通俗文學」的正名及其研究的開展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現在對於范伯群先生提出「通俗」與「五四」的「雙翼」說，學者們似不反對，由是也形成了「雅」「俗」分治的格局。特別在作品的藝術性與經典性問題上，治「五四」者不乏居高臨下者，治「通俗」的則不乏自視為軟肋者，這些傾向對於文學「整體」的認識都是不利的。在這方面我們應當學習章先生對這兩部小說的論述，破除雅俗的思維局限，以人性表現與藝術形式的互動關係為準則，方能有助於「大文學史」的書寫。

近年來王德威先生提出中國文學的「抒情傳統」得到學界關注，也出現不少研究成果。自「重寫文學史」以來在中國文學研究中最熱門的莫過於「現代性」議題，大約覺察到其局限，於是呼籲抒情傳統，含某種回歸傳統的意味，不過迄今為止對抒情傳統的研究大多是理論闡述或著眼於現代文學或文化中的抒情表現。從抒情傳統的角度來看《新著》，始終貫穿著「尚情崇美」的主流，強調文學的基本特徵即為情感的表現，可說是一部抒情文學史昭昭在目，且透過人性的複雜稜鏡呈現出抒情傳統的豐富色譜。如論及明代中期祝允明時指出：「他對寫作艷體詩的熱衷」，並對現藏於上海圖書館的《祝允明書艷體詩冊》作解讀，認為在數量上超過韓渥和楊維禎，「在詩歌史上是很值得重視的。這意味著通過歌詠男女愛情來衝擊禮教和儒家詩學觀念的努力，在明代中期已經重新開始，並且已有明顯的表現」（下卷，頁83）。在一向受到儒家正統排斥的歷史脈絡中認為「艷體詩」屬於個體私情的人性深刻的表現，幾乎視之為一個抒情次傳統，同樣也見諸對晚明王彥泓的高度評價，並指出從20世紀初至抗戰時期郁達夫、王獨清、唐弢等都受到影響，還傳到日本被稱為中國的波特萊爾。這個現代鏈接是個重要提示。20世紀初王彥泓的作品被重新發現而被稱為「香艷體」，尤其在民國初年不僅其作品被廣為傳播與模仿，在「男女平權」思潮的影響下，如王文濡主編的《香艷雜誌》、周瘦鵑的《香艷叢話》等大力發掘表彰古今女性作家的「艷情詩」。其實章先生對這方面一向關注，如《新著》論及明代中期楊慎之妻黃娥的散曲時指出肯定了「女性對自己的權利的要求」，即為一例（下卷，頁155）。2004年章先生在《文學評論》發表《〈玉台新詠〉為張麗華「撰錄」考》一文不啻在追溯女性「艷體詩」的歷史淵源了。

《開端》與《新著》對近世文學嬗變期至20世紀初的文學的考察釋放出新的空間，對於目前流行的「清末民初」研究也扮演了啟其先機的角色。繼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之後，韓南先生的《19世紀與20世紀初中國小說》（Chinese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and Early TwentiethCenturies）和胡志德先生的《把世界帶回家：清末民初中國對西方的挪用》（Bringing the World Home: Appropriating theWest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兩書分別於2004、2005年出版，頗具標誌性，海外大咖們聚焦於這一時段決非偶然。正如章先生所揭示的，從王國維、魯迅、梁啟超到韓邦慶、徐枕亞，在國族危機之際求新求變，無論思想、感情、語言等方面空前呈現古今中外之間的衝突、調適與融合的複雜性，對於歷史演變的反思啟迪了多元思考的可能性。最近陳廣宏教授的《中國文學史之成立》一書對清末以來的中國文學史書寫作了系統考察，即以「整體」觀照及運用宏觀與微觀方法的出色成果。如書中專章討論黃人的「審美為目的」的文學史觀念，是清末文學演變中的重要一環。又如對胡適的「純文學史」與鄭振鐸的「俗文學史」作了精彩論述，也帶來進一步思考：「五四」的文學史建構可說是把雅俗兩界佔盡風光，當然「舊派」文學就無處容身了。

近年來文學與文化的跨界研究方興未艾，《新著》的《增訂本序》說：

對於不少學者指出「光從文學來研究文學是不夠的，必須從文化的總體發展中來研究文學」。我們的看法是：從文化的總體來研究文學確實是必要的，但如果沒有對於文化各個組成部分——包括文學在內——的分門別類的深入研究，哪有對於文化總體的多少接近於正確的認識，又如何能從文化的總體來研究文學？……所以從文化的總體發展來研究文學和著重於（並不是「光從」）文學本身來研究文學都是需要的，二者可以——而且必須——相互配合、相互促進，以致彼此糾正。本書屬於後一種工作的性質。

對於文學與文化研究的勢頭，章先生敏感地作了回應，謹慎而具開放性，並且提出了如何立足文學而從事其與文化之間的研究，對我們來說也是帶有方向性的啟示。

章先生的文學整體觀念離不開他的宏觀與微觀的研究方法，對材料的收集和考證一絲不苟，卻全局在胸，崇尚真知灼見，許多觀點是經過長期醞釀反覆驗證而產生的，因此我們亟須對先生的著述、對他的學術思想與方法展開研究，同時須保持他勇於探索不斷開拓的精神，有所發現和創造，為新時代的文化建設作出新的貢獻。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致遠講席教授。本文根據2017年12月4日作者在復旦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舉辦的「章培恆先生與中國文學研究」系列講座上的演講整理。）

文匯報2018年01月05日 星期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