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胎政策：歷史關口，正在激辯

有關計生政策的調整言論上演了多次羅生門。在人口政策三十年這個節點上，一切都變得微妙起來。 2010年1月19日，全國第六次人口普查組長李克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在考察人口計生科研、管理服務工作時，提出要把「人口壓 力轉換為人力資源優勢」，且主題思想由「人口控制」變為了「人口發展」。此時計生「第一總指揮」對計生工作的「先期」發言，讓許多人紛紛猜測，「計生政策 真要轉向了？」 近兩年，對「人口政策」的研究討論，一直在學術界爭論不已，並呈從學界向政界蔓延之勢。 1月24日，有京城媒體報道稱，北京市人口計生委副主任彭彧華透露：「生二胎的條件有望放寬，此外北京市有望取消婦女生育兩胎須間隔4年的規定。」 然而僅僅一天後的1月25日，彭彧華卻向媒體澄清。「本市將穩定現有的計劃生育政策不放鬆，該媒體報道嚴重失實。」 多方猜疑中，2月4日，國家人口計生委副主任趙白鴿於「南方十二省人口計生委主任座談會」上強調：「實行計劃生育是黨和政府從我國國情出發所採取的重大國策，『十二五』期間，必須堅持穩定現行生育政策不動搖。」 這一幕，讓人聯想起2008年兩會。當年2月28日，路透社引述國家計生委副主任趙白鴿的話，稱中國將漸進式地改變（獨生子女）政策：「我無法回答 中國何時會做出決定，但這已經成為決策高層最重要的議題。而計生委計划進行認真而負責任的研究，但要避免突然的改變，以免引發生育高峰。」次日，香港《文 彙報》就此詢問計生委，一名宣教司人士卻極力否認。稱此報道「不屬實、不準確」，稍後將在官網上公布消息不屬實的聲明。 時隔兩年，這番如羅生門般的爭論又再次上演，社會對調整計生政策的呼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而此刻，知名民間學者易富賢卻因這一蹊蹺的現象，認為高層態度有微妙變化。 易富賢多年前就開始呼籲人口政策調整。2008年以前，定居於美國的婦產科醫生易富賢曾嘗試在國內各大網站上發表自己的觀點，但他稱，其發表的帖子 在短時間內都會「神奇」失蹤。他寫的討論計劃生育政策的《大國空巢》一書，也一度成為禁書，「當時給一些圖書館送書，圖書館都不敢要」。 「轉變發生在2008年中期。」易富賢對南方周末記者說。2008年6月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易富賢文章，雖然不是直接與中國人口政策相關，但至少說 明「易富賢」已不是敏感人物。隨後，各級媒體如鳳凰衛視、安徽衛視、《國際先驅導報》、《環球財經》等紛紛向易富賢約稿、採訪，並公開發表。與此同時，北 大、清華、中央黨校、國家圖書館都接受《大國空巢》並上架，華東師大人口所甚至將其作為教材，要求學生寫書評。「人民網強國論壇版主甚至發簡訊問我為什麼 最近沒有去論壇，這要是放在幾年前是絕對不可能的。」易富賢說。另有一些民間學者，也逐漸登陸主流媒體。 在易富賢看來，在人口政策三十年這個重要節點上，產生這種種變化，意味著調整人口政策的微妙期已經來臨。 更具有風向性的事件是，2010年即將進行的第六次人口普查，由李克強副總理擔任組長。以前的組長只是國務委員，而這次普查的組長卻由常務副總理擔任，可見中央對這次普查的高度重視。 「現在全國各地都在查2000年之後出生的人口數，應該是為2010年（或者2011年開始的十二五規劃）的人口政策調整做準備，因為2010年雖 然要進行人口普查，但是生育率數據至少要等到2011年中期之後才能出來。」易富賢認為，「人口普查之後中國必將面臨人口政策的重大調整。」 二胎，權威學者從反對到贊成 保守派權威、計劃生育副總設計師田雪原忽然拋出 「二胎方案」，而長期支持計生政策的國情專家胡鞍鋼也呼籲起人口政策的重新調整。 要求人口政策調整的序幕一經拉開，便來勢洶湧，更從體制外向體制內蔓延。甚至第一次出現了一些保守的人口學者「轉舵」，人口學界分裂成兩派。 2009年末，中科院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原所長田雪原分別在《經濟參考報》和《人民日報》上撰文，呼籲調整人口政策。 著名國情專家胡鞍鋼，多年來一直是計劃生育積極支持者。在2000年「十五計劃」時曾向有關方面述稱，「必須堅持計劃生育政策」。事隔十年，他卻在《經濟參考報》上撰文要求放開二胎生育。 他更爆出一條消息：計劃生育這項基本國策早在制定時就被冠以30年的期限。證據是1980年黨中央《關於控制我國人口增長致全體***員共青團員的 公開信》。信中提出：「到30年以後，目前特別緊張的人口增長問題可以緩和，也就可以採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這「三十年之期」似乎恰好解釋了2008年 以來人口學界熱鬧的原因。 「我國的公共政策的時限一般不會超過10年，而唯一不變的，就是計劃生育政策，它持續了30年。」胡鞍鋼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對於自己在人口政策立場 上的突然轉變，他說：「以前的政策我覺得它在低收入條件下有效地控制了人口，但現在我們已經是中等收入。（這幾十年來）中國的人口環境發生了變化，中國的 發展程度也發生了變化。」 胡鞍鋼最初贊同計劃生育政策時提出中國人均資源緊缺，應當進行人口控制以防超過資源和環境承載力。但是現在他提出，「隨著科技和生產的發展，現在的資源已經能夠承受起人口政策的調整。」 胡鞍鋼認為，進入21世紀後，中國社會將面臨「加速的少子化」和「加速的老齡化」的挑戰，第一代以控制人口增長過快為目標的人口政策已經不適應社會實際情況。 此外，2009年7月份，在中國社科院召開的一次高規格的研討會上，絕大部分與會者堅守「一胎政策」，但保守派權威、計劃生育副總設計師田雪原卻提出「二胎方案」：夫妻雙方有一個為獨生子女的，可生二胎。 這樣一位「領軍人物」的忽然轉向，無疑給國內人口政策討論拋出了「重磅炸彈」。去年12月，田雪原更是在《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認為「十二五規劃 也即將到來」、人口政策也應「與時俱進地進行調整」。他提出調整人口政策的方案是：全國不分城鄉，夫婦雙方均為獨生子女者，一律允許生育兩個孩子；夫婦一 方為獨生子女者，允許生育兩個孩子，農村現在可以實施，城鎮可從「十二五」開始實施；在有效制止三孩及以上多孩生育條件下，農村可普遍允許生育兩個孩子。 對此，易富賢認為：「1980年中央文件明確說獨生子女政策只實行30年，到2010年恰好是30年。而2011年又要開始十二五規劃。也就是說今年和明年，中國人口政策調整勢在必行。」他的理由是，「實際形勢已經到了不得不調整的時候了」。 而民間學者何亞福更多的把視線集中在人口老齡化的速度上，其認為到了2020年，我國的老年人數量將達到2.28億人。對於中國人口來說，21世紀上半葉可劃分為兩個階段：前20年就業壓力大，後30年養老負擔重。 早在「十一五規劃」時，人口學界也曾出現過此種「異動」：民間學者紛紛發言，建議調整人口政策。「搶十一五的時候，他們贏了，我們輸了，現在是搶十二五的時候了。」易富賢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易口中的「他們」即是計生委。2004年「十一五規劃」前，國家啟動戰略人口發展研究，這項300餘專家耗時兩年完成的報告直接導致國家出台《中共 中央國務院關於全面加強人口和計劃生育工作統籌解決人口問題的決定》：「堅持計劃生育基本國策和穩定現行生育政策不動搖，黨政第一把手親自抓、負總責不動 搖，穩定計劃生育工作機構、隊伍不動搖」。 與保守派學者的轉向不同。即使到三十年這一節點，計生委仍未有調整人口政策的任何正式表態。記者多次聯繫計生委官員，對方亦婉拒了採訪。 二胎政策，放還是不放 人口學者顧寶昌教授認為：「中國現在的生育率已經低於世代更替水平了，二胎應該放開。」而國務院參事馬力認為，實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條件還不成熟。 據計生委的預測，到2030年中國60歲以上的人口將達到3.55億，成為不折不扣的「銀髮社會」。 在老年人口急劇增加的同時，生育率也下降到低水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結果顯示，全國生育率只有1.22；2005年的1％抽樣調查結果顯示，當年總和生育率為1.33。 「2.0左右的生育率是人口世代更替水平，高於這個水平人口會增加，低於這個水平人口會減少。以這個數據為標準，中國現在的生育率已經低於世代更替水平了，二胎應該放開。」中國人民大學中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顧寶昌教授說，「我們已經為這個政策的放開努力了十年。」 「不論計劃生育對我國人口出生率產生了多少影響，但它確實是加速人口老齡化和兩性比例失衡的根本原因。」長期研究人口與生育問題的何亞福說。現在中 國的人口結構為4－2－1型，即2個獨生子女要負擔4個老人和1個孩子。而社會養老金只不過是用眾多的「子」來養育一個老人，但養老問題僅依託養老保障體 系是遠遠不夠的，還必須有合理比例的年輕勞動人口創造經濟價值。「因此，放開二胎政策刻不容緩。」 另外有學者從經濟角度論證人口政策調整的急迫性。全國的消費能力絕大部分是由青壯年勞動力提供，青壯年人口比例的下降將導致消費的萎縮。「老年人的 消費是跟勞動人口的消費無法比較的，一旦勞動人口下降，就會降低整個社會的消費能力。此外勞動人口還必須撫養龐大的老年人群，可消費的能力就更低了。」易 富賢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易富賢認為，日本就是被老齡人口拖垮經濟的典型。「有人總說日本經濟發展緩慢是由於貿易、科技能力等等原因，其實這些是表象，本質上是因為日本在 90年代末進入老齡化社會，社會消費不足導致。」易富賢還認為，如果不進行人口政策調整，很多產業會萎縮。如教育規模縮水，前期投資成本無法收回等現象都 會出現。 而田雪原認為，過去的三十年被稱為中國的「人口紅利」期，但如果始終不調整人口政策，不斷加速的老齡化，將對經濟社會發展構成嚴峻挑戰，「人口紅利 」將慢慢變成「人口負債」。田雪原說，目前他所建議的人口政策調整，並不是動搖計劃生育國策，也不是否定獨生子女政策，恰恰相反，在上世紀70年代末計劃 生育政策制定的時候，就早已經定好了30年的時限。 而全國人大代表、國務院參事、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原主任馬力在兩會期間稱：「即使從現在開始實行普遍的『二胎』政策，也只能將老年人口在峰值時 的佔比由31％降到29％，只能稍微緩解老齡化問題，但不能解決問題。」她認為，增加就業率，提高勞動者素質，挖掘老年勞動者潛力，是解決社會老齡化問題 的重要舉措。 她稱，今後有可能在試點基礎上逐步允許「單獨」家庭生育兩個小孩。但要實施普遍的「二胎」政策，目前條件還不成熟。 「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現在人口學界的格局就是：以田雪原、蔡昉為代表的大多數意見是全部放開二胎；計生委認為只能放開獨生子女二胎，並且現在也是這樣在做；而小部分學者，像我和李小平等就在苦苦堅持一胎不放開。」 據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資源環境經濟學室主任侯東民所言，目前人口學界的主要研究中心在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復旦大學和各級社科院。這一易富賢描述的「不足300人，卻決定了14億人命運」的群體，現在已經分裂成意見對壘的幾大陣營，彼此各不相讓，誰也說服不了誰。 在「計生元老」們引爆的新一輪聲勢浩大的呼籲人口政策調整的浪潮面前，侯東民顯得勢單力薄。侯東民認為：「不同於外界猜測，其實現在人口學界的大多數意見是全部放開二胎。像最近，田雪原、蔡昉都出來說話了。」 但侯東民始終堅持一胎政策不能放開。「中國人口基數本來就大，如果放開，資源、環境根本承受不起。」他向南方周末記者解釋，「比如說，我們是消耗鋼 鐵的大國，現在50％依賴於國外，棉布人均只有六七米，衣服只有六七件。他們老是光拿老齡化的事說要放開生育政策，但是根本就沒有考慮到經濟、環境、資源 的綜合因素。」 侯東民認為，老齡化所產生的勞動力不足的問題根本就不存在。「比如現在的民工荒，那是因為工廠招人時只招聘25歲年齡階段的勞動力，40、50後根 本不錄用。這種勞動力短缺不是勞動力不足的問題，而是用工方式的問題。像那些針對所有年齡階段開放的工作，不僅不存在勞動力不足，還面臨勞動人口過剩的現 象。」 侯東民用國外老齡化程度高的國家的例子來輔證。日本70年代進入老齡化社會，老齡程度達到23％，60年代的失業人口是70萬，現在卻有兩三百萬；西歐90年代進入老齡化社會，失業率一直在8％－10％，沒有出現勞動人口不足。 「現在國家有社會保障體制，應對老年人的撫養應該主要從社會保障體制完善、社保水平控制、社會公益體系等等方面來解決，而不能拿人口增長的方式去應 對。國家投入經濟危機就用去四萬億，現在社保漏洞也只有一萬億左右，聽起來多，其實以國家的財政能力，補上並不困難，就看願不願意補，什麼時候補。」 關於計生委在人口政策制定中的作用，侯東民認為，計生委只是一個國家執行機關，像這樣的政府部門其本身是不可能表態，只能堅持和穩定現有的政策。計 生委的「專家委員會」有建議權，但是這涉及到政策，「政策穩定非常重要，怕下面搞亂了，所以不會公開討論人口政策，所以我們只能從學術上探討。」 「現在人口學界的格局就是：以田雪原、蔡昉為代表的大多數意見是全部放開二胎；計生委認為只能放開獨生子女二胎，並且現在也是這樣在做；而小部分學者，像我和李小平等就在苦苦堅持一胎不放開。」侯東民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對於各路人口學專家「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爭執不下的局面，呼籲放開二胎的顧寶昌認為應該「多做研究，少下結論」：「老齡化是一個我國歷史上從沒遇到的變化，對於它的影響有多大，現在誰也說不清楚。只能儘早的引起重視，估計它所將產生的最大的後果，並及早防範。」 探索二胎 山西翼城，用25年的時間證明了放開二胎不會導致人口暴漲。 自從討論人口政策之日，民間學者便與計生委針尖對麥芒。體制內外的兩種聲音很少取得過一致。從十一五規劃鬧到十二五規劃，兩者之間的紛紛擾擾逐漸成為一種常態。 當全國在上世紀70－80年代統一口徑「一胎化」時，時任山西省委黨校教師的梁中堂卻提出放開二胎政策，並通過種種渠道獲得了「晚婚晚育加間隔」的二胎試點——山西翼城，用25年的時間證明了放開二胎不會導致人口暴漲。 1980年制定計劃生育政策至今，伴隨著學者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不斷，大眾對於「多子多福」的觀念也在不斷發生變化。易富賢稱，中國人的生育意願並沒 有有些專家想像的那麼高。「計生委曾經做過一次調查，調查結果顯示中國人平均生育意願在1.7－1.8之間。也就是說，即使開放管制，也不會出現暴增。 」「丁克家庭」，「空穴家庭」等無生育子女的現象也在不斷顯現，在城市，「生得起養不起」的現狀深刻的影響著家庭的生育計劃，類似於上海這樣的「銀髮社會 」已蔓延到重慶，新疆等地。 去年開始，廣東的二胎政策作了一些微調。原來規定，「符合政策可生育二胎的群眾」，必須有4年的間隔期。但去年的新政策，取消了4年間隔期，即此類群體可以自由選擇生育二胎的時間。 而上海市嘗試著從「根子」上解決問題——人口政策的微調。 「上海目前的生育率只有0.7到0.8，老年人口比例越來越大，新生人口的比例越來越小，結構的調整是必然的。」上海社科院副院長左學金說。 儘管上海市人口與發展計劃委員會一再強調「堅持一胎化基本國策不變」，但近年來的上海具體措施卻在「無聲」地、漸進式地放開二胎，「只做不說」正在成為上海的主要的行為方式。 如今，名人、富人超生現象已經隨處可見，生育權利不平等現象凸顯；城鎮居民的撫養和教育條件普遍比較好，但現行計劃生育政策推行的是城鎮居民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現在形成了條件越好，生育越少的現象。而調查顯示，教育程度高、經濟收入高的雙高人員，生二胎的意願最高。 而這些矛盾，更待學界和社會去解決。 北京政府官員闢謠：生二胎條件放寬報道失實 針對有媒體報道稱北京市生二胎的條件有望放寬，夫妻單方獨生子女或將納入准許範圍一說，北京市政協委員、市人口計生委副主任彭彧華25日向媒體澄清，北京市將穩定現有的計劃生育政策不放鬆，該媒體報道嚴重失實。 某媒體25日報道：「北京市人口計生委副主任彭彧華透露，目前計生部門正在進行適度放寬獨生子女准生『門檻』的調研。生二胎的條件有望放寬，夫妻單方獨生子女或將納入准許範圍。此外，北京市有望取消婦女生育兩胎須間隔４年的規定。」 《京華時報》報道，彭彧華表示，此內容並不屬實，相關記者與報社領導已就此致歉。就單方獨生子女生二胎的政策是否會鬆動，彭彧華明確表示，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不是任何一個部門或者北京市能夠決定，目前北京市將繼續穩定現行生育政策。近年來，北京市在推行生育政策、獎勵政策等方面將保持長期穩定。 對符合標準生育二胎者，4年的生育間隔將取消一說，彭彧華也予以否定。她表示，符合二胎生育政策的家庭如果計劃生育二胎，可以報請當地計生部門，但兩胎之間必須相隔4年。 據了解，《北京市人口計劃生育條例》對生育二胎有著明確的規定，如只有一個子女，經指定醫療機構診斷證明為非遺傳性病殘，不能成長為正常勞動力的；夫妻雙方均為獨生子女，並且只有一個子女的；再婚夫妻雙方只有一個子女的等，都可生育二胎。 山西翼城：放開「二胎」25年 　　 　　作者:南方周末記者姚憶江特約撰稿梅嶺丁婷婷 　　 　　放開「二胎」是不是一定會導致人口增長？山西翼城縣作了否定的回答。 　　 　　這是一個試點「二胎」政策25年的「人口特區」，其人口增長率反而低於全國水平，各項人口指標優於全國水平。 　　 　　這背後的秘密是什麼？它的經驗，有沒有可能影響決策層？ 　　 　　獨生子女政策在一片吵吵嚷嚷中走過了30年。而山西翼城縣，卻做了一個歷時25年的人口試驗——放開「二胎」。 　　 　　這一鮮為人知的「二胎人口試點」，以「晚婚晚育加間隔」的方式逐漸成型。 　　 　　令人震驚的是，25年後，這個試點縣的人口增長率反而低於全國水平，各項人口指示也優於全國平均水平。 　　 　　為什麼是翼城 　　 　　「30年前的翼城試點對我來說，是一種無可奈何的選擇。」梁中堂說。 　　 　　1979年，全國不分城鄉推行「一胎化」生育政策，傳統中國「多子多福」的生育習慣由此被改變。 　　 　　現任上海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博士生導師梁中堂，其時是山西省委黨校教師。他在30年前給全國第二次人口科學討論會的論文中已經指出：如此激烈的生育政策必將導致中國人口老化。 　　 　　在這篇論文中他還認為：當時的人口統計方法有誤，科學的統計是在特定的時間點上統計人口數據，並且要統計出男女性別比例，而並非簡單的依靠各地公安部的戶籍統計。加之計劃生育對於農村人口的壓縮並不適於我國，同時提出了「晚婚晚育延長間隔」的「折中」方案。 　　 　　在被計生委否定5年後的1984年春節，已經是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長的梁中堂急切地向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寫信，建議試行這一生育政策。信件很快得到了中央高層的批複，並有意選擇一兩個縣試驗。1985年，冀城作為中國的首個「人口特區」，以「不能宣傳」為前提得以順產。 　　 　　人口書籍《八百萬人的實踐》中提出，與翼城試點一併提出的還有三個試點：湖北恩施，河北承德，甘肅酒泉。但事實上，歷史上並沒有所謂的四個計劃生育試點：湖北恩施為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本屬於少數民族享有可生育二胎權利。承德屬於山區囊括在國家計生委提交中央報告的第七條「邊遠山區和沿海漁區特殊困難戶可生二胎」。而甘肅酒泉也並未真正意義上實施過二胎政策。而「女兒戶」等二胎試點，均是由下至上爭取而來。因此，真正意義上的二胎試點僅為山西翼城。 　　 　　梁中堂為什麼把試點選在翼城？ 　　 　　梁中堂認為，「二胎」試點必須符合四個條件：一是典型的農業縣，二是該縣人口情況清晰，三是縣委領導能力強，四是省縣領導有較好溝通。最初「二胎」試點並未在翼城縣而是長治市高平縣。而後來走訪到翼城時，梁中堂發現翼城的人口底子很好，人口增長幅度不大且計生數字比較具體。而時任領導的看法也給梁中堂吃了顆政府「定心丸」：「我認為強行推行一胎化是很難的，而在聽取了梁中堂和試點的介紹後，我同意他關於人口的演算法，我認為是可行的。」時任山西翼城縣委書記武伯勤與梁一番談話後，最終「花」落翼城。 　　 　　試點後，人口增長率反而低於全國 　　 　　1985年，在山西翼城開始試點梁中堂的「二胎」政策。縣政府建議農民生育要有計劃，婦女第一胎在24歲生育，第二個孩子則在30歲左右生育，杜絕三胎和三胎以上的生育。梁用這樣的方式來檢驗中國人口出生率是否會因為計劃生育政策而有所下降。 　　 　　車月蓮，從70年代一胎化實行時就在翼城擔任當地計劃生育宣傳員，至2009年退休。她說：「在翼城試點施行前，雖然政策只允許生一個，但農民日常生活導致生育都在兩個孩子以上，政策與實際生活的差距，無論是政府還是農民都受到了許多人為的摩擦和障礙。」 　　 　　1990～1998年期間擔任翼城縣計生委主任的馮才山更將當時的計生工作稱為「天下第一難事」：「在試點剛剛開始的時候，因為計劃生育是國策，最開始大家都以為不能越過這個雷池，對試點的設立感到很驚奇。當時我在翼城龍化鎮當鎮長，我的第一反應是：我是不是聽錯了。這一胎化好不容易推展開來，能就這麼變了？並且當時還有個擔心就是：在放開了二胎之後，農民會不會繼續生三胎、生四胎？」馮才山的這些憂慮，日後25年的計生工作中的事實，給出了答案。「一位不到30歲的農村婦女躺在床上一句話也沒有，只是用一半是疑問、一半是哀怨和憂慮的眼神盯著我。這個圖像一直到現在都十分清晰地定格在我的腦子裡。」1988年的事，至今在梁中堂印象里不曾抹去。 　　 　　在當地政府、學者和群眾的合作下，政策逐漸由不合情理調整為合乎情理。翼城試點在一開始便步入正軌，從剛剛開始一戶一戶的去進行「家訪」，再到後面組織群眾開群眾動員大會，梁中堂用最簡單但卻最直接的方式在翼城逐漸將「晚婚晚育加間隔」推廣至戶。 　　 　　施行試點時，翼城有17個鄉鎮，當時人口就已經27.8萬人了，當時的目標是到2000年，人口不超過30萬。 　　 　　而這個異於全國的人口試點，卻在1982－2000年全國兩次人口普查期間，交上一份滿意的答卷：該縣各項人口指標數據均優於全國水平。在此期間，全國人口增長了25.5％，而翼城縣放開二胎卻僅增長了20.7％。而另一個重要的人口統計指標出生性別比全國為117.8，翼城則為106.1。 　　 　　試點經驗還沒有影響政策 　　 　　在談及翼城30年印象最深的事時，1986年就開始從事計生工作，而現任翼城縣計生委辦公室主任吳寶堂說：「別的地方生育率都是1.0，1.3，1.5，而只有我們翼城是2.0。這就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事情。」在翼城試點獲得成功後，有些鄰鄉縣的女孩子會為了能生二胎嫁到翼城來。「有人說是因為有了我，翼城的老百姓才得以生育二胎，但事實上，是我要謝謝他們，因為正是有了他們，我的理念才得以實踐，正是因為他們，才能證明我的想法是對的。」梁中堂對南方周末記者說。 　　 　　數據直觀的顯示出：放開二胎政策不僅不會導致人口的迅猛增長，相反，人口增長速度會降低。 　　 　　「二胎政策是老百姓的生育意願和國家政策的最佳結合點。」採訪中，一位翼城現任計生幹部如是說。 　　 　　對中國計劃生育政策施行的30年間產生的負面影響，梁中堂不遺餘力的四處奔走以尋求調整政策，但均告無果。「翼城我現在已經很少去了，我要做的是將那段歷史記錄下來。」梁說。 　　 　　2009年，梁中堂與易富賢發起了人民網「E兩會」上號稱「第一提案」的347號提案——《停止計劃生育，恢復人口可持續發展能力》。這個提案得到多達4萬人支持政策。今年兩會，關於調整計劃生育的呼聲仍不絕於耳。 　　 　　30年前梁中堂就對「一胎化」政策會導致的影響進行過預判：人口老齡化，男女比例失衡，四二一家庭結構導致的壓力正逐一的變成現實，被眾多體制內外的學者反覆研究並討論，其中包括了當年的強硬派宋健、田雪原等人。但人口政策決策層對翼城縣的試點尚無明確表態。 　　 　　梁中堂感慨：「歷史實際上是一股大勢，而這是由民眾構成的，我們能做的，也不過是在幾十年人們談及這問題時，會發現有我們在提出反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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