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德爾·卡斯特羅：20世紀的遺贈

古巴革命領袖菲德爾·卡斯特羅

勞爾·卡斯特羅在哈瓦那一個平靜的周五之夜，通過電視演講向「我們的人民、我們的美洲及全世界的朋友們」告知，古巴革命的總司令、他的兄長菲德爾於2016年11月25日晚間10點29分逝世。講話簡短而沉痛，收束在那句著名的革命口號——「直到永遠勝利！」

在切·格瓦拉犧牲於玻利維亞山區49年之後，在阿連德戰死於智利總統府前43年之後，在查韋斯玻利瓦爾革命事業未竟、死於癌症的4年之後，在650多次CIA暗殺未遂之後，在邁阿密不知道多少次預備好了宣告其死亡的新聞稿之後，菲德爾以九十高齡平靜離世，最後一個動身前往拉丁美洲左翼英雄的眾神殿，與聖埃內斯托（切）、聖薩爾瓦多（阿連德）、聖艾薇塔（庇隆夫人）、聖烏戈（查韋斯）匯合了。

60年前，1956年，同樣在11月25日的深夜，卡斯特羅和戰友們，乘坐「格拉瑪號」遊艇從墨西哥港口圖克斯潘起錨，駛向古巴。這艘遊艇本來僅能容納10到12人，但最終登船的人達到82人。遊艇在墨西哥灣的風浪里掙扎多日，最終在12月2日才在一片長滿紅樹林的海邊灘涂地勉強登陸。切·格瓦拉在日記留下一句名言：與其說這是一次登陸，不如說是船舶遇難。登陸的游擊隊遭遇一系列挫敗之後，最終在東部馬埃斯特臘山區立住腳跟，而後從東到西，解放了古巴全島。今天，根據古巴官方消息，卡翁遺體火化之後將「重走」革命之路，從西到東，直至古巴的聖地亞哥。12月4日，骨灰將安葬在聖伊菲赫尼婭墓園。

卡斯特羅的父親安赫爾·卡斯特羅·魯斯是西班牙加利西亞人，曾是美西戰爭老兵，戰爭結束後移民到古巴，在當時的奧連特省比蘭地區營建了自己的小農莊。安赫爾早年排斥激進思想，發覺第四個兒子勞爾熱衷於鬧學潮的時候，父親就把他託付給遠在首都哈瓦那求學的次子菲德爾，讓這個兄長好生管教弟弟，「不然他要變成共產黨了！」安赫爾未曾料到，就是他的兩個兒子，最終成了將共產主義引入了西半球的主要推手。

1959年的古巴革命，被譽為人類歷史上最後一場充滿浪漫色彩的「馬背上的革命」。不光是因為幾位領導者「美丰儀」、擅辭令，年紀都在三十歲上下，切·格瓦拉《古巴革命戰爭回憶錄》充滿信心的自嘲與玩笑，卡斯特羅近乎偏執的樂觀篤定，都令人神往。譬如1956年12月18日，菲德爾與勞爾在戰鬥中失散多日後重聚，緊緊擁抱後，雙方有這樣一段值得回味的對話——菲德爾問：「你帶來了多少支槍？」「五支，」勞爾答道。「那好，加上我的兩支，就是七支槍！現在我們肯定能打贏這場戰爭！」菲德爾決絕地說。勞爾回憶說，那一刻他有點懷疑兄長是否精神失常。

古巴革命的勝利，不僅深刻改寫了古巴社會，也給此後拉美歷史的走向勾勒了路徑。用總司令自己的話來說，「美國人將資本主義推向國際化，我們把游擊戰推向國際化！」被卡斯特羅和切共同實踐、總結的游擊戰理論，在美洲各地傳播。

美國新左翼學者、《帝國》的作者邁克·哈特回憶說，1960年代，他還是一名激進學生時，曾到瓜地馬拉等地考察，結交當地革命人士。當他向新結識的中美洲朋友介紹了在美國內部發起革命運動如何的困難重重，對方簡短而自信地解答說：「美國有山區嗎？上山，上山！」1994年墨西哥南方恰帕斯原住民起義的領袖、副司令馬科斯，不僅在山區迂迴鬥爭的策略上效仿總司令，甚至在演講風格上也有菲德爾的影子。已經故去的委內瑞拉總統查韋斯，將卡斯特羅視為精神之父。玻利維亞副總統、拉美新一代理論家加西亞·里內拉在發表於11月26日的一段訪談中說，昨晚他聽聞噩耗，就迅速撥通了總統埃沃·莫拉萊斯的電話。這位玻利維亞歷史上第一位原住民總統覺得消息難以置信，因為今年8月，他剛剛赴哈瓦那祝賀卡翁九十壽辰，彼時總司令狀況尚佳。里內拉轉述莫拉萊斯的痛切心情，「消息令人痛心，因為我還是古柯葉工會領袖時，就把菲德爾當做一位父親看待。」

或許除去玻利瓦爾、何塞·馬蒂，19世紀拉丁美洲獨立以來的領導者無人能與菲德爾比肩。畢竟許多偉大生命未及充分展開，就早夭於戰陣：何塞·馬蒂幾乎死於獨立戰爭的第一場戰鬥，馬里亞特吉、格瓦拉離世時都不滿四十歲。47年的長期執政給卡翁以從容，讓他充分講述自己的觀察思考。有傳記統計，他一生髮表過2500多場演講，大多數在5個小時以上，全程站立。菲德爾大約是人類歷史上通過演講而闡釋理念、呼喚革命意識的最終極的代表了。移交權力後，他也沒有變成養花弄草的顢頇老者，正像里內拉總結的那樣，在和平年代，他是一名思想戰士。

鑒於依附與獨立是現代拉美思想的一個主軸，菲德爾思想當中最重要的價值或許仍是對拉美經濟與思想獨立的貢獻。阿根廷前總統克里斯蒂娜·費爾南德斯在推特里緬懷這位革命前輩的離世，她也特別指出：「菲德爾與古巴必將進入大寫的歷史。與古巴人民一道，菲德爾是捍衛尊嚴和主權的楷模。」在距離佛羅里達近在咫尺之地，他能堅守渡過冷戰歲月和經濟極度匱乏的「和平年代特殊時期」，這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蹟。新世紀的前15年，在南美洲普遍出現了新左翼政權，其中固然有經濟學家們津津樂道的初級產品價格高企的緣故，但卡斯特羅治下的古巴所保留的精神火種仍有重要影響。

美國導演奧利佛·斯通的兩部紀錄片描繪了這段意義非凡的新左翼執政時期：2003年拍攝的《總司令》記述了菲德爾的革命生涯，在這一階段，古巴的境遇多少近似於《老人與海》的故事，菲德爾孤身一人與新自由主義的鯊群惡鬥；2009年的《邊境以南》記錄了時代的轉變，委內瑞拉、阿根廷、厄瓜多、玻利維亞的新左翼政治家們公認菲德爾為精神領袖，公認他是勾連起反叛的1960年代與新世紀獨立精神的時代之橋。因此在委內瑞拉唁電當中才有這樣的表述：菲德爾是「古巴革命的歷史領袖，拉美和加勒比新歷史的奠基之父，20世紀歷史當中，最重要的美洲人及所有世代的楷模。」

11月26日，在寫下前面文字的日子裡，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醒來。震驚於社交媒體上鋪天蓋地的消息，惱怒於CNN西語頻道的偏頗報道，而後，我急著走上街頭，想看看在切的故鄉，人們怎樣追思他的兄弟菲德爾。

當地時間2016年11月26日，古巴哈瓦那，古巴降半旗悼念前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逝世。

當地時間2016年11月26日，古巴哈瓦那，古巴大學生集會悼念前領導人菲德爾·卡斯特羅。

暴雨當中的五月廣場，肯定是依照制定好的計劃，規模盛大的青年同性戀者的慶祝集會剛剛開場：LGBT的彩虹旗插滿臨時舞台，廣播里搖滾樂震天。我望向五月廣場——阿根廷政治運動的中心，只看到一對漂亮的阿根廷姑娘在雨中接吻，更多的人站在市議會的迴廊下躲避。可能是因為不熟悉政治集會的線索，我未能在海報中、街道塗鴉上、頭戴五彩帽的青年人的交談里，發現菲德爾的蹤跡。在回程的地鐵A線車廂里，一個原住民模樣的民間樂手，撥著四弦琴，吹著排簫，沿著各個車廂巡迴演奏。曲目都是安第斯地區的典型旋律。一曲結束，引來乘客們一片掌聲。看樣貌，樂手顯然是個玻利維亞或秘魯移民——一切與平常無異。

這一刻，我卻又想起了加西亞·里內拉的話，「菲德爾代表著20世紀所能留給我們最美好的東西。」假如60年前的11月25日，沒有那樣一艘航船，乘著夜色從墨西哥的港口起錨，人們還能否鼓噪著、肆意歡慶差異的權利？安第斯排簫吹響的時候，人們還能否欣悅地辨識出那代表整個拉丁美洲的旋律？這或許就是菲德爾的勝利：他的饋贈和普通人的尊嚴與快樂不能分離，也不必刻意記起。

2016年1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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