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革命產生的集體主義政體最終必然走向極權式政治？

力 匕

民主的悖論：

民主的可變性與脆弱性

艾森斯塔特

阝 勹

廴 匚

厶

S.N. Eisenstadt

(1923-2010)

以色列社會學家。1959年，他來到耶路撒冷，並進入希伯來大學社會學系任教。從1990年起，直到2010年9月去世，他一直在希伯來大學任榮譽教授。艾森斯塔特曾擔任無數知名大學的客座教授，芝加哥大學，哈佛大學，在蘇黎世大學，維也納大學，伯爾尼大學，斯坦福大學和海德堡大學，等等。艾森斯塔特一生獲得了諸多獎項，包括巴爾贊獎和馬克斯普朗克研究獎。他也是2006年霍爾伯格國際紀念獎獲得者。同時他也是許多學院的成員，包括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和社會進化與歷史學雜誌諮詢編輯委員會。

譯：朱暉（巴黎政治學院）

這是以色列思想家艾森斯塔特（耶路撒冷希伯來大學教授）的名著《民主的悖論：民主的可變性與脆弱性》的節選，這是巴黎政治學院政治學課程的必讀文章，本文選取了其中的一小部分《現代文明與政治的進程-悖論，矛盾，衝突和批判》。

想跳過理論推導直接看標題相關內容的朋友可以直接拉到最後黑體字部分。

隨著

自啟蒙時代以降的烏托邦理想對社會制度的建構，對政治文化現代進程的「明晰化」，「理性化」進一步加深，社會上出現了許多對與現代化進程的質疑與批判。現代政治文明進程中蘊含著的本質矛盾（二律背反）植根於人類漫長的基督教，靈知（或Gnostic）教，或是異教（Pagan）歷史的話語圖景中，而這漫長的宗教歷史不斷地質疑著人類追求政治，文明現代性的過程，以及此進程中的制度建構。

這種制度建構給人類帶來的強烈震蕩與主要矛盾在於（Wagner 1994）可見於：

一，對人類自治的追尋以及在建設「技術官僚」的理性政府中伴隨而來的強大的，規範性的社會控制的矛盾（這一方面被伊利亞斯和福柯以略顯誇張的筆調系統性地闡述了，他們關注於那些強制地「同化」和「文明化（civilize）」人民的傾向，尤其那些後殖民時期的民族國家）。

二，人們的迸發的創新精神以及現代社會的「明晰化」，「理性化」和「常規化」的矛盾。即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和大革命中的浪漫激情，以及在現代社會中上訴浪漫激情的消弭，幻滅（disenchantment）的矛盾。而這中浪漫主義價值的瓦解正式由於現代社會的「常態化」（routinization)，進一步來說，就是「官僚化」（Bureaucratization）。

三，對於現代社會本質屬性的普遍認同和經濟，文化，社會領域的獨立生長的矛盾。

四，獨立的政治建構體（民族國家，國家）與不斷壯大的超國家勢力的矛盾。

老年艾森斯塔特（2008）

這些所有的矛盾從現代進程的初始階段開始就一直存在並且從未消失，這種矛盾與批判的最新系統性表述可見與後現代主義思潮中。

這些矛盾與悖論也在政治哲學領域顯現出來，第一個批判反對建構主義，即將政治，尤其是民主政治，視為對社會結構的無限不斷的重構，指向一個普世的理性世界。第二個批判指向一個宏觀的，強權式的論述（通常是烏托邦式的理性理想）。而這種批判通常代表多元主義的思想，即對於不同生活方式，不同的社會利益和道德價值的認同（即啟蒙與理性不具有普世性）。這兩種批判在現代政治權力的「克里斯瑪化」以及政治的「中心」-「外圍」關係的演變中被不斷地激化。

這些衝突與現代政體的「合法化」過程緊密相連（特別是憲政民主政體）。程序性的合法化（程序正義原則），即公民對政治博弈規則的遵守，與另類的正義原則相抵觸，如一些原始的乃至宗教性的道德原則相抵觸。這些衝突的核心就是現代社會的多元利益訴求和人民對「公眾利益」的不同理解以及一元的憲政民主體系的衝突。而這就與人類對於「代表」以及「公民權」的理解的迅速變革有關。

人民主權說使得廣大人民大眾成為了「大眾利益」的代表（而不是天，神），同時人民主權說也激化了一些矛盾，如公眾利益如何被制度化地進行代表，還有公共利益和個人利益的關係如何協調，及最根本地，對公共利益這個概念本身的不同詮釋。這些問題締造了現代政治中最重要的一個對立面：自由與平等，是良好的社會秩序與所謂「狹隘」的個人利益的對立，也是理想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對立，也是「革命政治」和「漸進政治」的對立。最根本的對立，其實是「自由」和「解放（Emancipation）的對立，或許也正如以賽亞·柏林所述的「積極」與「消極」自由構成平行關係

現代政治論述也在這些衝突中分流，一派代表多元主義的政治，一派代表單一主義的政治。而兩者都不斷地審視自身的道德純潔性以至於能夠較好地代表社會的「公共利益」，最好的例子便是美國國父們在大陸會議中竭力避免小宗派的出現，即使南方和北方的擁有完全不同的利益訴求。但是，多元主義認為一個富有責任感的好公民並不只是一個全然利己的，功利主義的，享樂主義的人，反而是那些過分追求公共利益的人在預設公民自由會妨礙集體利益的負面立場。因此，多元主義者在不斷地探尋能夠允許開放的，多元的利益訴求的頂層設計，並通過一，撰寫民主憲政國家的憲法 二，堅持政體中的代議機關 三，堅持獨立司法，得到憲政民主體制的完全確立。

獨立自主的公民人格是威權體制以及極權體制中需要被消滅的目標。反多元主義者常常利用意識形態作為工具來說明「集體高於一切」。這種反多元的思想植根於革命政治，如雅各賓派，及那些信仰通過集權式的政治行動能夠改變社會的烏托邦理想家。這種傾向與中世紀的末世論（eschatology）很接近，因此它也從啟蒙，復興時代就伴隨著現代化進程的發展。

這種雅各賓屬性的現代政治流派，一，強調文化和社會的激進主義，認為人類能夠重新構建一個超驗的未來社會，二，把人類的主體性以及社會秩序至高無上化，三，政治的意識形態化。雅各賓主義強調政治為先，並且政治有可能根本性地改變社會，並且擁護一種不僅僅是集體主義的，並且是全能的意識形態系統以此來改造社會，同時帶有一種教徒式的狂熱。這種傾向將政治的「核心」和「外圍」粗暴地混為一談（否定政治系統樞紐的存在，如議會，政黨等），公民社會被完全吸納進一個大集體之中，而不是獨立地存在。

這種雅各賓屬性的思想後來演變成了現代的「左翼」革命政治，它的特點是一元的政治核心，技術官僚制以及強烈的道德主義傾向。有時這種政治傾向會隱藏於多種意識形態之中不易發現，其實現代民族國家的形成過程中（通常通過革命）就很好地體現了雅各賓主義的政治傳統。正如義大利思想家Norberto Bobbio強調的那樣，雅各賓主義不僅僅在社會主義政權中體現出來，更在法西斯，國家社會主義政權中發揚光大。（對於宗教般權威的堅守）

在大多數這種雅各賓主義的意識形態之中，跟多元主義意識形態相反，人們多數對多元的利益訴求還有代議制度和獨立司法制度所導致的多元意識形態抱有負面的態度。民主制度的批評者（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總是認為用代議制度來進行政治代表是毫無用處的，因為不同的利益訴求，政黨政治，獨立的司法體制常常會讓議會處於分裂的狀態。他們傾向於使用一些民主政治體制之外的「制度工具」來擴大自己的勢力範圍，而這種制度外的努力又導致了「社團主義（corporatism）」（即政府把持了各種商會，行會，工會，使其無法真正獨立自主地代表工人，勞苦大眾的權利），造成一種半威權式的民主制度。

總的來說，社團主義者傾向於削弱民主意識以及選舉制度。他們使用一些協商性的機構（如政協），打著公眾利益的幌子來增強自身合法性並且加強社會控制，降低各行業，領域，群體之間的分歧，讓社會政治領域「一元化」。這種「極權式」（totalitarian）的民主並不完全否定民主價值觀還有選舉制度，但是這只是一種妥協，領袖的最終目的是要扼殺民主制度的發展。他們希望能夠在制度內能夠通過合法手段去弱化民主並且最終剷除掉所有與「特殊利益」不符合的「個人利益」。也就是說，他們的政策導向就是要反對那些獨立的政治聲音，尤其是那些於利益集團作對的聲音。

這種極權式民主的存在本身就是現代民主憲政的最大難題之一（也是我前文所述的「政治與文化的現代進程」中的最大阻力之一），而這種悖論的源泉就是因為現代進程中的核心事件-西方大革命-本身就是矛盾的，因為他們本身就同時蘊含著個人主義與雅各賓主義的兩個相悖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