龍場悟道與心學的形成

編者的話：王陽明是明代著名思想家，「知行合一」是他的核心思想，習近平總書記曾多次強調「知行合一」，就是要知中有行、行中有知，強調理論和實踐的辯證統一。王陽明開闢了儒學的新境界，創造的心學在古代思想史上具有很高的地位，並且對中國近現代史有非常深遠的影響。究竟王陽明的心學是如何形成的，又經歷一種怎樣的過程？本期講壇便邀請王陽明心學研究專家張新民教授講述王陽明龍場悟道及其心學思想的形成。此次講座是張新民教授近期在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院高端文化藝術講座「名師講壇」上的演講。現將文稿整理髮表，以饗讀者。

作者：貴州大學中國文化書院榮譽院長、教授　張新民

龍場悟道

龍場悟道是王陽明一生思想發展最重要的飛躍性轉折。明正德三年，即公元1508年，王陽明得罪朝廷權貴，受到貶謫處罰後，經過千辛萬苦的長途跋涉，終於躲脫宦官一路派人追殺的生死險境，到達了他的謫居地——貴州龍場（今貴州修文），當龍場驛丞。

龍場當時的自然環境很惡劣，是與漢文化差異很大的土司統治區。在感受政治迫害及其人生厄運的同時，王陽明始終沒有氣餒，根據當地風俗開化教導民眾。更重要的是，他還對生命存在的價值與意義不斷進行反思和追問，無論思想和精神都有了深邃的感悟，開始形成並傳播自己的心學思想，寫下了《教條示龍場諸生》等多篇著述，史稱龍場悟道。

王陽明的心路跋涉歷程，大體上以貴州龍場悟道為坐標。也就是說，作為空間坐標，他的思想是以龍場為起點不斷擴大其傳播範圍的；作為時間坐標，龍場悟道則將他的一生分為兩個明顯有別的發展階段。當然，所謂兩個階段也是相對而言，因為他的思想發展始終都是道德主體不斷實踐的過程。如果說前一階段是「求道」，即追問生命存在的真諦，尋找成聖成賢的本體論依據；那麼後一階段就是「行道」，即幫助他人如同自己一樣悟道，實踐性地成就每一個人的道德主體人格。

龍場悟道對王陽明個人生命影響很大，他自己就曾說：「吾亦自幼篤志二氏，自謂既有所得，謂儒者為不足學。其後居夷三載，見得聖人之學若是其簡易廣大，始自嘆悔錯了三十年氣力。」可見他真正步入儒家聖學正途，是在龍場「居夷三載」期間。如王門弟子王龍溪說：「陽明先師崛起絕學之後，生而穎異神靈，自幼即有志於聖人之學。蓋嘗泛濫於辭章，馳騁於才能，漸潰於老釋，已乃折衷於群儒之言，參互演繹，求之有年，而未得其要。及居夷三載，動忍增益，始超然有悟於良知之旨，無內外，無精粗，一體渾然，是即所謂未發之中也。」因此，龍場悟道之前他的「學」之「三變」，儘管曾一度泛濫於辭章，出入於釋老，但更重要的是對朱子官學的不斷突圍，並創造性地形成了自己的心學體系。

龍場悟道也是中國學術思想發展的一個重要坐標。因為在此之前，傳統思想世界主要以朱子學為正統，龍場悟道後陽明強調「格物」的功夫只在身心上做，實際上是另闢出了一條與朱子「向外求理」不同的心學思想發展新路徑。他的弟子後來形成了不同的學派，心學與理學也形成了雙峰並峙的現象。心學思想最重要的特點就是極大地突出了人的主體性，後來陽明講「知行合一」，講「致良知」，都是緊扣人的主體性及其道德實踐活動來展開思想言說的。

現在，我們不禁要追問，王陽明在龍場悟道到底悟到了什麼？他又是怎麼悟的？首先，我們講悟道的方法。從語言或邏輯、理性的角度來講，語言文字固然能夠幫助我們更好地認知世界或把握世界，如海德格爾所說「語言是存在的家」，貯存了大量歷史文化的信息，但未必就能直接將它等同於真理，尤其是中國文化所講的形上超越的道。形上超越的道屬於不可說範疇，必須以無分別即心靈無限開放的方式直接與其覿（註：讀dí）面相逢，而悟道本身即是對語言局限的一種突破，直奔生命本體。這是一種無分別的直觀體認的方法，它要解決的不是與對象思維有關的知識論的問題，而是在無思無慮的存在境域直接解決本體論的問題，也就是「悟」的直觀體認的方法，儘管完整的儒學絕不會排斥知識，但卻是生命的學問而非知識的學問。

那麼，王陽明究竟悟了什麼？為什麼悟了以後生命煥然一新，從此有了新的人生和新的思想呢？不能忽視的是，在此之前他也有一個長久的漸修過程，是一步一步艱難跋涉才獲得真實的人生體驗，真正在實踐過程中確立了心性至善的本體論，才最終有了直入道體的飛躍性頓悟的。忽視了他長久跋涉的艱難心路歷程，空講「良知」「心性」「體悟」，都很難進入他的精神存在境域，也會造成自我體認的語言障礙。

我們回過頭來看，頓悟之前，他的問題意識究竟是什麼？而悟道以後，他的問題意識又是什麼？顯然，王陽明的問題意識是如何成聖成賢，亦即如何實現生命的全部潛質並展現出應有的人格風姿。也就是說，他11歲時就在追問讀書的目的究竟是考科舉還是成聖成賢。科舉制度自隋唐以來已有上千年的歷史，已成為追逐功名的巨大人生誘惑場域。但王陽明的回答是：讀書的目的是成聖成賢，成聖成賢才是人生第一等事！第一等事即意味著在價值上必須無條件地優先，是先於其他一切目的的不可讓渡的終極性目的，也是與孔孟所開創的成德的文化發展方向合轍一致的人生目的，當然也是一種先立己再立人的成己成人的生命之學，必然以人格的挺立與生命的完善為根本前提。龍場悟道後他在《教條示龍場諸生》中特彆強調：「諸生」應以「四事相規」，即立志、勤學、改過、責善。以此四條衡量他的早期人生，可說他都做到了。其中立志乃是人生有了明確發展方向，而生命亦因此顯得充盈豐富和富有價值意義。至於勤學、改過、責善都是朝向終極目標不可或缺的實踐性功夫。正是憑藉勤學、改過、責善等努力，他才踏上了朝向成聖成賢終極發展方向的生命之旅。

心學的形成，悟道之前的「小悟」

前面說到，王陽明11歲就開始以成聖成賢為人生髮展的終極目標。可是人的生命有多種層次，針對不同的層次則有不同的實現方法，而成聖成賢的方法是什麼呢？如果說方法必須服務於本體，則成聖成賢的本體論依據又是什麼呢？所謂本體必然是人的生命不可消解的本原性的存在依據，如果這個依據在外部世界，那我們當然要到外部世界去尋找；但如果這個依據就在人的內部世界，是不是就應該逆向性地體認內在生命向善發展的可能性呢？實際上，龍場悟道之前，王陽明各種方法都嘗試過，他是實踐性地不斷探索生命的奧秘，從而尋找成聖成賢的本體論根據的。

王陽明17歲到江西娶親，返回浙江時曾遇到大儒婁諒，婁諒明確告訴他，聖人是可學而至的。這就強化了他早年讀書學聖賢的信心，並開始遍讀朱熹的著作。以後又按照朱熹「一草一木皆具至理」，即外部世界的任何存在都有其「理」的說法，用「格竹」的方法來尋找成聖成賢的本體論依據。但結果是「格」了七天卻毫無所獲，實際是錯用了「求知」的方法來代替「求道」，因為「求知」即向外求理的方法，固然能成就知識的世界，建構起知識的主體，但未必就能成就道德的世界，建構起道德的主體，即使我們要將知識的世界與道德的世界徹底打通，做到「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到」與「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的完整統一，也會產生天下萬事萬物的無限性與人的生命及其能認知的有限性的緊張和衝突，是不是可以逆向性地返歸心體，然後憑藉以約馭博的方法來以心統攝萬物，在成就人的道德主體世界的同時，也不放棄知識的主體世界呢？

因此，正是由於格竹事件的失敗，王陽明才決定放棄了朱子內外求理以成聖成賢的路徑，轉而尋找另一條向內求理以成聖成賢的方法。可見他之所以「築室陽明洞中，泛濫二氏學」，乃是在朱子的路走不通的前提下，才重新返回生命內部，尋找心與理相通相契的新境界的。

不過，王陽明用心學來實現讀書學聖賢的終極目標，早在嘗試走朱子學路徑之前便已開始了。例如，他婚後在岳父家中揣摩書法，自謂「舉筆不輕落紙，凝思靜慮，擬形於心，久之始通其法」，實際乃是將心中之字構圖成形後，再外化為筆上之字和紙上之字，而筆上之字和紙上之字本質上即是心中之字。推而廣之，凡事均需先在心上做好功夫，一旦臨事才能精明不亂，自有判斷定力和理論主張。這與他龍場大悟後強調格物即是正心中之物一脈相通，可見大悟之前早已有了無效漸修式的小悟。至於兩次會試落第，與世人均以落第為恥不同，他則以落第動心為恥，也可見他雖未放棄世間功業，但也有了超然物外的情懷。這當然也是一步一步漸修功夫才有可能契入的境界，實際已為龍場大徹大悟作了多方面的實踐性準備。

當然，最值得注意的，仍是他在紹興陽明洞中專修靜定，實際也與孟子「收放心」相通。也就是說，他將放逐或迷失在外部世界的心收回來，在消解一切可能妨礙主體性價值實現的前提下，正如康德所說的哲學意義上的「物自體」，然後又將「物自體」與現象打通，也就是徹上徹下一氣貫通，從而最大化地開啟了人的深邃廣袤的精神世界，實現生命有體有用的全部潛能與價值。

然而怎樣「收放心」呢？從心學的功夫系統看，實際就是收念頭，是將紛紜雜亂有礙心體寧靜敞亮的念頭收回來，真正實現最能代表人的主體性的心體。念頭和心體又有什麼關係呢？其實，無數漂泊不定的念頭就是心體的起用，借用西方理論術語，這是心理活動或意識活動，既不離人的心體，又不能等同人的心體，就如思想不是一個實體一樣，心體也不是一個實體，但心體既然能展開起用為意識活動，就說明意識活動背後還有一個廣袤深邃的精神世界，只有把握好這個廣袤深邃的精神世界，我們才能做念頭的主人而不成為其奴隸。

因此，王陽明獲得了很深的體悟。他跟他的學生王龍溪說：「內照形軀如水晶宮，忘己忘物，忘天忘地，與空虛同體，光耀神奇，恍惚變幻，似欲言而忘其所以言，乃真境象也。」忘天忘地、忘人忘己，忘天忘地是進入一種無我的精神境界，回到寧靜的真實自我的主體性世界。從這一意義上說，這就是萬物一體的境界，人與世界合二為一，不僅主客的對待不復存在，即心與物也渾然融為一體，這正是悟道必須的無分別智的初步獲得，直觀智慧的如實開顯。在這個過程中，必然能夠打通生命的勁氣———身體的氣（經絡）、心裡的氣（忘我），身心同體，心的變化引起身體的變化；反之，身體的變化也影響著心的變化，當心歸入虛靜敞亮的本體，生命所產生的能量，會讓人神采奕奕、精神煥發，心定而神動，神動而心明。他說的整個生命已完全「與空虛同體」，這說明他已初步認證到了「空性」，而證「空性」即是悟道的第一步，佛教講得最多，但儒家也講，孔子就說過：「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來問於我，空空如也」，「空空如也」的境界，就是道境的當下現量。可見，王陽明在龍場大徹大悟之前，已初步進入了一種求道的境界。

悟道者的「大悟」

王陽明在龍場悟道之前，他用各種方法使寧靜的心靈釋放出那個本真的我。龍場悟道之後，他說：「知善知惡是良知」，還說：「良知本體原來無有，本體只是太虛。太虛之中，日月星辰、風雨露雷、陰霾噎氣，何物不有，而又何一物得為太虛之障？人心本體亦復如是」，認為良知之體就是太虛之體。太虛就是道家和佛家所說的「無中生有」的「無」，可以承載世間的萬物。而王陽明的「良知」既是道德的本體，又是宇宙的本體。

那麼這是不是「道」呢？在王陽明看來，讓心回歸寧靜、找回本真只是對外部世界的一種高度感應，雖然王陽明的感應可謂神通，但這種神通並不是道，成就人的人格、完善人的生命、實現其價值意義的才是道。而這種生命價值也絕不是一個孤荒的、獨立的世界所賦予的，是一個與世界、與天地萬物、與良知相通的生命所體現出來的。

在王陽明龍場悟道之前，還經歷了仕途挫折。明朝宦官專政，他得罪了宦官，被貶貴州。途中便歷盡艱辛，受盡磨難。到了貴州龍場，面對糟糕的環境，王陽明極其不習慣，語言不通、生活艱難，即使後來傳播「知行合一」的時候，還是通過中原來的貴州人給講通的。生活如此不通便，那他又如何尋找成聖成賢呢？成聖成賢本體的第一要義是什麼呢？如果成聖成賢沒有一個人性論的根基，那如何來完善人格、實現生命價值？有文獻記載，他用的方法便是使心歸靜，使心回歸到本體。通常來講，認知世界有兩種方法，一種是加法，成就一個知識的世界，建構一個知識的主體；另一個方法是減法，把私心雜念去掉，慢慢地澄清，讓心回到寧靜，心沉才能認知世界。王陽明這時候用的就是減法來成就道德世界和道德的主體，而不是用加法成就知識的世界和知識的主體。於是就超越了是非、超越了榮辱、超越了毀譽、超越了得失。這樣，再來看他的龍場經歷，當把生活的世界回歸到本原的世界，這些是非榮辱、毀譽得失都是可以超越的。

正是這種不斷漸修、不斷積累，才有了真正的體認，悟到了生命的真諦，於是，他發現，成聖成賢的本體依據就是內在於我心，內在於人的生命之中。

龍場大徹大悟之後，陽明開始以心為中心，建立起一整套思想體系。為什麼要以心為中心呢？在他看來，人性的放射都是要通過心的活動來展開的，我們把握了心，促使人性向上向善。從這個意義上，他提出「知行合一」，就是說要良知之知和良知之行，這個是王陽明龍場悟道以後得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成果。也就是說，德性之知和德性之體，把良知當成一個本體，那成聖成賢的本體意義就是人性。王陽明著重講良知，就是主要打開道德主體這個門，用道德來約束行，他的知已經包含了行，只有知轉換為行，才能實踐出真知，才能達到「知行合一」。

有時候，講「知行合一」，會忘掉「一」，這就是丟掉了本體，空講知和行，沒有體的知、沒有體的行，沒有支撐的知和行，便是虛假的、沒有根基的。他曾強調「教之三變」就是用各種方法證悟成聖成賢的本體；他又強調將念頭定住，達到定心，以做省察開智之功，省察開智之功亦即是內觀之功。隨後，他又提出了「致良知」。

所謂「致良知」，大概又有四個層次：一是良知，二是致良知，三是良知教，四是良知說。首先看「良知」，這是指本體上的良知或者是德性上的良知。在王陽明的心學系統中，良知本體是要實踐化的。人人都有良知，人人都有成聖成賢的可能，所以人們在道德、良知面前是平等的。即使生活中有時候會把良知遮蔽，但良知還是存在的。於是，他同時提出了「致良知」，也就是行良知，主要涉及人的生活實踐，「致」就是直觀實踐，儘可能地將良知發揮到最大，敞開本真的心量，破除存在的局限，讓心體流行無礙，實現良知的大用。王陽明贊同交友法，人格交友、生命交友、啟發性的交友、點播生命自覺的交友，他用一己兩知來展開各種教育和教化活動，展開「良知教」。良知教作為一種生命的學問，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方法，目的在於啟發人的心性，喚醒人的良知，幫助他人完善自我人格，提升人的生命境界。王陽明在整合了良知本體、良知實踐、良知啟發後，以良知構建了一套心學體系，即良知學說的理論構建，這與人的生存、生活及其意義價值的實現密切相關。他的良知說無疑是有理論性的，但這樣的理論並不是外部的說教，而是一種啟發自覺性的理論，支撐理論的是必須用生命去實踐它，使其變成真正生命實踐化的行為，所以王陽明的哲學在某種意義上就是心、生命行動的哲學，他的理論也是生命行動的理論。

因而，我們要重新走進王陽明的思想世界和精神世界，回到那個良知的本體，追尋生命的本源，認知世界。就今天而言，我們要重新激活傳統中國德性生命與人格實踐的智慧，使人真正能「詩意地棲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