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打開了貨幣政策的「潘多拉魔盒」？

存款準備金率調整、貼現率、逆回購、SLF、MLF、負利率、QE……，任何一個普通人看到這一串術語恐怕都會產生眩暈感，而這一切所透露出的無非是四個字——「貨幣寬鬆」。

我相信，大衛·休謨、艾薩克·牛頓、亞當·斯密這些「金本位制」的締造者和信徒，如果從墳墓里活過來，看到今天央行們的所作所為，一定會氣得跳腳。還記得當年亞當·斯密的那句名言嗎——「以紙幣替代大部分金銀是空中樓閣」。然而，後世的「不肖子孫」恰恰就在一方面費盡心機地擺脫貴金屬的束縛，一方面又努力加快貨幣印刷的速度。

查爾斯·狄更斯說：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不過，我相信，只要看一下過去150年里黃金價格的變動，狄更斯就不會認為維多利亞時代是「最壞的時代」了。在他生活的年代，1盎司黃金的價格約合20美元左右；1944年7月，「二戰」結束前夕設立起來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則規定，1盎司黃金的價格為35美元；而進入21世紀初期時，黃金的價格則為1盎司250美元左右；今天，1盎司黃金值1340美元。也就是說，被今天大部分國家視為「硬通貨」的美元，在過去一個半世紀里貶值了6700%。

這還不是最可怕，最可怕的是，在全球央行創造出的上述眼花繚亂的貨幣工具的「幫助」下，貶值似乎是所有貨幣都面臨的共同命運。這意味著，在未來的某一天，我們手中的貨幣都無法逃過淪為廢紙的命運。

對此，或許很多人已經習慣於，將批評貨幣濫發的矛頭指向前任美聯儲主席、外號「直升機」的艾倫·格林斯潘。但事實上，我們很難把全球面臨的「流動性陷阱」的局面，全部歸咎于格林斯潘。推動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的尼克松和他的財政部長約翰·康納利，其實才是真正打開「潘多拉魔盒」的人。他們摧毀了布雷頓森林體系，卻沒有徹底改革全球金融秩序，於是導致今天的國際貨幣體系依舊「畸形」：美國用超發的貨幣來平衡收支，卻帶給了全球流動性的泛濫，造成了今天全世界都處於貨幣困境之中。

所以，當我們來反思今天的全球金融秩序時，就必須去重新認識布雷頓森林體系。在傳統觀念里，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和崩潰都是圍繞美元這個「核心」。多數人都認為，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變遷代表了戰後美國經濟從盛到衰的過程。但美國歷史學家弗朗西斯·加文顯然並不這麼認為。

在《黃金、美元與權力：國際貨幣關係的政治（1958-1971）》中，加文詳細地呈現了布雷頓森林體系自建立後10年直到崩潰的近20年內，美國與西方主要國家的互動和博弈。

同過去諸多分析和研究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學者不同，加文將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運作背景放到了更為寬廣的視角里來考證。這個視角不僅包括了各國金融監管部門和決策部門的經濟考量，也包括戰後西方世界的地緣政治關係和利益博弈。

加文的研究起碼糾正了我們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上的兩種錯誤看法。第一個是，大多數人都習慣於認為，布雷頓森林體系是為了建立美國的全球霸權而確立起來的，所以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一定是違背美國政府的遺願的。但加文指出，布雷頓森林體系建立不久，美國政府就開始想要擺脫它。

根本原因在於，在這一體系下，美國無法解決國際收支平衡及由其帶來的黃金外流的問題。由於哈利·懷特在確定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最終方案時，更改了凱恩斯最初設計的以「超國家貨幣」為核心的體系，而將美元設置為與黃金掛鉤的「元貨幣」，而其他各國的貨幣則與美元進行掛鉤。這種安排的確在一定時間內起到了穩定全球金融體系的作用，但卻束縛了美國金融部門的手腳，並造成了羅伯特·特里芬所提出的那個著名的「困境」：美元雖然取得了國際核心貨幣的地位，但是各國為了發展國際貿易，必須用美元作為結算與儲備貨幣，這樣就會導致流出美國的貨幣在海外不斷沉澱，對美國來說就會發生長期貿易逆差；而美元作為國際貨幣核心的前提是必須保持美元幣值穩定與堅挺，這又要求美國必須是一個長期貿易順差國。這兩個要求互相矛盾，因此是一個悖論。

由此可見，布雷頓森林體系給美國帶來的並不是一座舒適的「龍椅」，而是底下燃著烈火的「鐵王座」。於是，從艾森豪威爾到肯尼迪再到約翰遜，這三任冷戰時期的美國政府始終都在試圖處理美國在國際收支上所面臨的困境。

而在看到前三任總統在這一問題上消耗了大部分精力，卻無法在經濟問題上取得實質性突破時，尼克松上台不久便毫不猶豫地單方面宣布美元脫離黃金，並推動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崩潰。所以，可以說，是美國自己主動地「結束」了這個體系。

不僅在經濟問題上，在地緣政治問題上，美國似乎也對自己的「霸權」地位「面有難色」。這也就構成了我們傳統認識上的第二個誤區。

以往，我們總是認為，美國人在戰後急切地想要建立起自己的霸權，尤其是在歐洲大陸，它是主動承擔起了「冷戰」領導者的職務，「美國熱切地創立、維持並主導跨國的政治和經濟機構或體制」。但加文卻指出，美國的「冷戰帝國」其實是受邀創立的，而更為重要的是，許多美國決策者都認為，「布雷頓森體系」和對於北約的廣泛承諾，對美國來說是一種重負。而上述兩個方面對於戰後美國來說，正是支撐其「帝國」地位的兩大支柱。

於是，真實歷史中的美國並不是一位「勇於擔當」、「一手遮天」的「帝王」，而更像是個在責任與權益、地緣博弈和捍衛利益的矛盾中徘徊的優柔寡斷者。

所以，二戰之後，地緣政治和經濟利益並沒有成為「美帝國」的兩大支柱，反倒成為一個「蹺蹺板」，美國便只能在努力平衡兩個撬板的過程中力漸不逮。正如加文所指出的，「許多美國決策者認為布雷頓森林體系和對於北約的廣泛承諾是種重負，如果不能廢除，則希望起碼能削弱它們。顯然，在美國所謂的帝國的經濟和戰略支柱間，存在較大的矛盾」。

這樣來看，那個曾被稱作「美帝國野心的經濟基石」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可能在建立的第一天就已註定要走向崩潰。它可能始終都沒讓美國感到一絲「光榮與夢想」，帶來的卻只有痛苦和糾結。對此，加文感嘆道，「布雷頓森林體系，如果曾經真正存在過，在其出現之始就一直在維持著其生命。」

稍有遺憾的是，加文在《黃金、美元與權力》中儘管讓我們重新認識了戰後西方世界的運作體系，並梳理了四任美國總統時期，美政府的對外經濟和戰略決策的沿襲和變遷，但他卻並沒有直接分析「布雷頓森林體系+北約」這個戰後體系的核心架構背後所存在的問題。

對此，我要指出，如果說「特里芬悖論」導致的黃金流出，是這一體系崩潰的外部和客觀因素的話，那麼，美國外交政策骨子裡流淌的「孤立主義」血液，則是最重要的內部因素和主管因素。這一可以追溯到華盛頓時代的外交策略，不僅是早期美國最重要的歷史遺產，而且也早已烙印在美國人的政策基因中。對於美國人來說，保持自身的強大和富饒比任何「帝國夢」都重要的多。

所以，每當面臨險境，美國的決策者就會立刻顯出他們保守主義的一面。約翰·康納利的那句名言——「美元也許是我們的貨幣，但它是你們的問題」，也正是對美國在外交政策上所奉行的這種「孤立主義」最好詮釋。

在這樣的層面上，我們能夠更加深刻地理解，對於美國來說，「美元和黃金」的問題永遠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在本質上，它更是一個政治問題。

尼克松和他的「打手」康納利打破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束縛，也打開了貨幣政策的「潘多拉魔盒」。從此，美元擺脫了黃金的「束縛」，而在寬鬆的道路上一路狂奔。於是，我們也就能夠理解，從康納利粗魯的喊話，到格林斯潘的貨幣泛濫，再到今天特朗普的橫空出世，其背後的政策邏輯依舊一脈相承。

所以，今天的人們想要擺脫「流動性陷阱」和貨幣政策的困境，就必須首先清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遺產，然後再關上尼克松打開的那個「魔盒」——結束「赤字美元」在全球貨幣體系的核心地位。這樣我們才能真正結束流動性的泛濫，並結束「政府可以秘密地、不為人知剝奪人民的財富」的醜惡歷史。

嚴傑夫

(原標題：誰打開了貨幣政策的「潘多拉魔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