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規制下的「革命」幻象——電視民生新聞與新聞改革

關鍵詞： 新聞規制 新聞改革 電視民生新聞 「革命」幻象

[摘要]：本文從新聞體制和新聞改革的角度對電視民生新聞重新加以審定。認為：民生新聞的實質是把地方性社會新聞搬上電視，其實踐者為了尋求現有新聞體制的支持，熟練地利用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資源，採用特定的符號來述說其行為，其合法化舉措獲得極大成功；民生新聞收穫了市場，俘獲了受眾，迎合了主流，但當它作為市場的成功者，卻以「民生」的名義出現並深受追捧的時候，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所謂的電視「革命」，只不過是一個由新聞實踐者、研究者、主流意識形態在既有新聞規制下共同製造出來的幻象而已。

　　民生新聞的熱潮剛剛過去，電視新聞據說已進入到「後民生」時代。這意味著，對於關注中國新聞改革的人們來說，一個新的想像空間又形成了。不過，回過頭靜下來想想，有些問題還有待澄清。所謂電視民生新聞，從新聞素材、聚焦範圍，以及報道方式來看，明明就是社會新聞，明明就是地方性新聞。[1]為什麼從業者卻要勉力冠之以「民生新聞」？更讓人納悶的是，自2002年以來，針對這一新聞類型，學界在進行相關討論的時候，都不假思索地接受了一個基本前提，那就是，當前的確存在著一種全新的電視新聞類型——「民生新聞」，難道說，這些站在理論前沿的專家們真的就眼前一亮，確信自己是第一次見到這種新聞？

　　總之，對民生新聞，儘管有不少批評意見，但整體而言，人們不僅認可了民生新聞的提法，而且對這種新聞類型寄予厚望。李幸有個觀點，富有代表性，影響也比較大，他認為肇始於南京地區的民生新聞是「十年來中國電視的第三次革命」。[2]這一論斷從電視傳播基本理念的變遷來看，有一定說服力。但是，眾所周知，「革命」在中國的語境中，具有更寬泛的含義：「革命」寄寓了普遍樂觀的超越性想像，超越性的意指不單限於觀念，而且關涉到「制度」和「體制」的層面。因此，離開新聞規制來談「革命」，似有不妥，也不利於對中國電視新聞現狀做準確的把握。民生新聞「革命論」者對體制避而不談，顯然成問題。幾年來，關於民生新聞的討論非常之多，但遺憾的是，很少有論者從新聞體制和新聞改革的角度著眼，本文擬就此略陳己見，以拋磚引玉。

　　一、地方性社會新聞上電視

　　民生新聞究竟改變了什麼？一言以蔽之，地方性社會新聞第一次大規模上電視。這裡面有兩層意思，第一，地方性社會新聞在報紙上早就有過實踐，並且也曾掀起過熱潮，不算是橫空出世。第二，大規模集中在電視上做這類新聞，的確是第一次。社會新聞以前主要是在晚報上做。建國以前，中國的晚報就有較大發展。資料表明：「辛亥革命以後，直到全國解放為止，據不完全統計，上海的報紙先後有近兩百家，其中晚報的比例佔十分之一，大概有二十幾家。」[3]解放初期，政府領導認為晚報的讀者對象是工商界、小市民等落後階層，因而受到打壓，奄奄一息。改革開放以後，晚報開始進入復興期，1990年代中期，發展迅猛。1997年上半年，全國晚報的數量增加到116家。[4]當時還湧現出大批周末報和都市報，為了招攬讀者，都大量刊載社會新聞。晚報理念在整個報紙領域蔓延，甚至波及到黨報，所謂「大報小報化」指的就是這一現象。

　　不過，地方性社會新聞對於電視而言，卻是姍姍來遲。這和電視媒介的發展狀態有關，其中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1990年代末以前，新聞這一塊，電視的影響力遠遠不及報紙和廣播，社會對新聞的關注主要還是集中在報紙上，大量具有創新意識的新聞人才也聚集在報業。第二，整個電視行業，中央台一家獨大，地方台還沒有成長起來，一統天下的局面無法滋長出新聞改革的空間。第三，報紙有刊載社會新聞的晚報傳統，而電視沒有。

　　電視新聞早期的主導模式是由《新聞聯播》確定的，幾十年下來，沒有太大變化，但隨著電視媒介的發展和整個新聞體制的鬆動，也有過新的嘗試，1993年創辦的《東方時空》是第一次創新，尤其是其間子欄目《焦點時刻》（後為《焦點訪談》），追蹤熱點，進行深度剖析，在全國掀起了一股「焦點」旋風。有論者稱2002年前後出現的民生新聞為「晚報體」，進而把中國電視新聞報道的主導模式概括為三個階段：聯播體、焦點體、晚報體。[5]這種概括是比較準確的。因為，民生新聞究其實際，是延續晚報的實踐，做地方性社會新聞。

　　地方性新聞因為不利於民族國家的心理認同，社會性新聞也與戰爭期間遺留下來的宣傳模式相悖逆，而容易遭致否棄。因此，地方性的社會新聞在1980年代中國的新聞體制中，具有抗爭僵化意識形態的意味，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考慮到當時的語境，它具有革命性。但直到報紙新聞墜入到「不能承受之輕」的境地之後，遲至2002年，地方電視台才開始大規模地做地方性社會新聞。而在這個時候，中國的新聞體制已經引進市場機制，人們的觀念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社會新聞與地方新聞並不足以犯忌，它的「革命」意味當然也就喪失了。因此，客觀地說，民生新聞的雖然是社會新聞第一次大規模上電視，但對現有的新聞規制而言，這只不過是一次「非常規行為」而已。

　　二、以民生的名義合法化

　　把社會新聞大規模地搬上電視，無疑是一次成功的嘗試，體現出實踐者的勇氣與識見。但是，他們最精彩的地方並不在此，而在於使這一「非常規行為」合法化，進而成為現有新聞規制下尋求創新的「革命」典範。所謂合法化，體現為電視社會新聞的最早實踐者為了尋求現有新聞體制的支持，熟練地利用主流意識形態的話語資源，採用特定的符號或象徵對非常規的探索行為予以命名、闡述，以此來述說其改革行為。

　　從1980年代開始，中國就一直在推行以「體制」改造為核心的新聞改革。這一改革呈現出兩個最基本的特點：首先，改革並不是以一種新的體制來取代舊體制，而是在堅持新聞體制基本原則的既有框架內進行探索。其次，對於改革的目標、方向及具體行為，沒有完整的設計，也沒有明確的制度化。看起來，基本的底線是確定的，改革的方向和決心也明了，沒有問題。但最大的問題是，由於沒有明確的制度性保障，再加上積重難返的官僚做派，在具體的操作中，究竟哪些可以動，哪些不能動，實在難以把握。新聞從業者必須擁有練達的智慧，在「變」與「不變」之間保持平衡，「摸著石頭過河」。

　　海外學者潘忠黨在考察中國新聞改革時，認為，改革大環境的不確定程度很高，為了為處理這種不確定性，「改革的主體採取上、下『合作』的途徑，以『經營方式』為驅動，以『臨場發揮』為基本行為特徵，創造性地運用改革話語中市場經濟與黨的新聞事業的語彙，以改造新聞生產中的社會關係，重構現存體制的內在活動空間。」[6]這一概括點明了這一事實：很多具體的改革措施大多來自於「下」層新聞從業人員臨場發揮的「創意」，這些創意是被淘汰，還是被典型，最終將取決於「上」層的態度。而上下合作的基本前提是，必須「師出有名」，換言之，這種嘗試要能夠用主導意識形態話語進行有效地解釋，這一過程實際上就是改革嘗試的合法化。

　　合法化要有意識地利用既有話語資源。話語資源既可以來自本土，也可以從國外引進。當然，作為政治信息體系的核心領域，新聞行業中最重要的話語資源無疑是「黨的新聞事業」理論或政治信條。有些原則天經地義，可以成為合法性和正當性的本原，比如說，「新聞的『黨性』原則」，「新聞為群眾服務」，「新聞要為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等。這些基本原則的指向性很明確，似乎又模稜兩可，裡面存在著很大的闡釋空間，管理者有時為了推進改革，會對這些既定的鐵則根據實際情況進行重新闡釋。而新聞從業者則需要對上層的意思細心細加揣摩，聯繫當時的政治語境，尋找話語資源，使自己的非常規行為正當化。

　　晚報的新聞實踐也有個合法化的過程。1980年代，晚報提倡社會新聞和地方新聞，但嘗試者並沒有明確標舉「社會新聞」。1982年元旦，《新民晚報》復刊，發表自己的辦刊宣言，宣稱：「《新民晚報》是穿梭飛行於尋常百姓家的燕子，它棲息於尋常百姓之家，報告春天來臨的消息，銜泥築巢，呢喃細語，為百姓分憂，與百姓同樂，跟千家萬戶同結善緣。」這種抒情式的表述用燕子的形象與黨的群眾路線聯繫起來，賦予社會新聞報道以意識形態的意味，旨在表明，這並不是「違規」，而是在恢復黨的新聞事業的優良傳統。

　　第一次大規模在電視上做社會新聞始於江蘇台城市頻道的《南京零距離》，欄目推出以後，迅速抓住了收視市場。主要策劃者、該頻道總監景志剛認識到「新聞學的概念系統出現了某種滯後跡象，所以我們需要新的概念來概括確認《南京零距離》這類已大量出現在我們新聞實踐中的節目樣態的內涵與價值。」可以說，這是一種清醒的「合法化」意識，因為佔領市場並不意味著真正的成功，讓「老百姓」、「老闆」滿意固然重要，但最關鍵的是要讓「老幹部」滿意，也就是說，只有在獲得主流意識形態的認可之後，地方台的社會新聞實踐才能深入下去，才能既「叫座」有「叫好」。景志剛意識到：「這樣的新聞用舊有的諸如『社會新聞』『輿論監督』這樣的概念來概括已嚴重辭不達意，也許更適合使用『民生新聞』這一概念」，因為「它直接體現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新聞報道的『三貼近』宣傳原則。」[7]「民生」新聞的命名正是借用「三個代表」和「三個貼近」的意識形態語彙，把電視社會新聞闡釋為「平民視角，民生內容，民本取向」，從而使這一非常規行為合法化。

　　這一概念提出來以後，獲得廣泛響應和支持，其火暴程度甚至出乎肇始者意料之外。學界聞風而動，訪談、座談會、專題文章，各擅其長，對「民生新聞」或詮釋，或讚揚，或批評，突然之間，民生新聞本身就成為一個「新聞」事件。實踐者著意於與現行新聞規制進行意識形態嫁接，而學界則從電視發展甚或是整個新聞發展的史的背景下，對民生新聞進行深入闡發。不管是正面還是反面的意見，觀點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所有的討論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在做一件事，那就是，協助實踐者一起在新聞規制下完成電視社會新聞的合法化工程。在很短的時間內，「民生新聞」以「民生」的名義所進行合法化舉措，已經斬獲成功。

　　民生新聞概念提出的第二年，2004年，有論者針對通常被稱為電視民生新聞節目之一的江蘇衛視《1860新聞眼》的實踐，提出了「公共新聞」的概念。他們認為公共新聞與民生新聞並不矛盾，二者在內涵上具有某種關聯度，甚或把公共新聞看作民生新聞的提升、超越與突破。[8]這件事饒有趣味，表面上看，兩個概念的提出和論證只是學界和業界的觀念之爭，學者們顯示出對民生新聞發展的拳拳眷顧之心。不過，究其底里，我認為，這是新聞從業者對符號資源的爭奪。「民生新聞」在當下的存在，已經獲得普遍認可，而公共新聞懷揣「彼可取而代之」的心理欲一爭短長，但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其中別有曲款。背後的原因，不在於民生新聞的概括更加符合電視新聞的現狀，也不在於民生新聞的概念先入為主，佔穩了碼頭，而在於，二者所借鑒的符號資源的來路不同。民生新聞的符號資源來源於本土的、黨的新聞傳統，即「三個代表」思想和「三貼近」宣傳原則，而公共新聞的符號資源來源於美國的新聞實踐。[9]二者的合法性地位判然有別，面對本土豐厚的、強勢的意識形態資源，西方的話語顯然無法獲勝，真要鬥起來，一句「水土」不服，或「不符合中國國情」後者就可以被輕易打發掉。三、電視革命的幻象

　　民生新聞媚態十足地完成了它的登台儀式。這種合法化儀式，表明當前我國新聞改革的步履維艱，也彰顯出新聞體制的弊端。至少顯露出兩方面的弊端。第一，對媒介性質的定位模糊。黨和國家認定所有的媒體都是喉舌，都是意識形態機器，並通過各種手段全面規制，但同時，又在傳媒領域引進市場競爭機制。各級電視台一方面承擔著輿論宣傳的重任，向各級政府負責，另一方面又要為自己的生存進行謀劃，從業者在政府和市場之間進退失據。按理說，由於傳輸技術的進步，頻道數量增加，在這種情況下，專門指定一些喉舌頻道，而任憑其他的一些頻道去做社會新聞、娛樂新聞，應該不是什麼問題。[10]如果做這樣的區分，性質定位清晰的話，在電視上做社會新聞也就不算什麼稀奇的事了。民生新聞，被製造為「革命」的幻象，根本原因是媒介性質定位模糊。第二，管理失范，競爭失序。國家對所有電視台進行宰制與管理，按照行政級別和地域劃分實力範圍，進行資源配置，由行政管理來設定許可權，造成市場競爭的極大不公正。地方電視台（包括省級城市台和地方城市台）的覆蓋範圍局限於一地，省級台覆蓋全省，國家台覆蓋全國，而他們又在同一市場上進行競爭，地方台將何以自處？讓它去做國內外的重大而有分量的新聞，且不說其資源有限，無法企及，就算做出來，在狹小的覆蓋範圍內也難覓受眾。地方台倘要做新聞，為生存計，必然去做地方新聞和社會新聞。既是必然，就大大方方地去做。但事情並非如此簡單，重重壁壘，種種規馴，使得從業者在進行新聞實踐的同時，還要考慮到話語構建。

　　不妨說，民生新聞是地方電視媒體在當前新聞規制下所進行的一次巧妙突圍；這一突圍，是和體制共謀（合法化）的結果；這一突圍是成功的。從業者既獲得了市場，同時還獲得了話語權力，二者相互為用。這種以「民生」的名義進行的市場突圍，很難說得上是「革命」。正如王雄所指出的那樣：「嚴格地講，在現代中國，如果現存的媒體制度框架自身（尤其是電視新聞生產的市場准入制度、電視新聞製作機制和播出機制以及制度許可的電視新聞競爭的多元競爭態勢）沒有發生革命的話，動輒以『革命』來命名一種新的節目樣式是不明智的，也是缺乏常識的。」[11]

　　民生新聞的實踐，開拓了電視新聞的敘述空間，探索出一些的新的傳播路徑，這是值得肯定的。但不應該對它的意義進行過度闡釋，民生新聞作為地方台的基於自身生存突圍的非常規行為，並不具有普適性。更加需要指出的是，我們還應該看到，民生新聞以「民生」的名義，一路高歌沖向市場，超高的收視率、驚人的廣告價位，其背後究竟有多少「民生」的含量？人們彼此都心照不宣。的確，它確滿足了多元主體：首先，民生新聞真正收穫了市場，符合媒體的利益最大化追求，媒體的錢袋子鼓起來了，廣告商也樂了；其次，它俘獲了受眾，迎合了他們的趣味，據說民生新聞甚至使收看新聞成為民眾的日常生活；此外，它還通過合法化，通過在新聞規制中的適時調整[12]，獲得了主流意識形態的嘉許。

　　最後，提出一個問題，對於一個健全的社會而言，電視革命乃至新聞改革的目標究竟是什麼？讓受眾滿意了、讓市場滿意了，讓政府滿意了，是否就意味著，這樣的新聞實踐能夠成為新聞改革的典範？美國傳播學者班尼特說：「在一個理想的社會裡，信息體系的前景就是更加公共化、信息更具分析性、更有歷史深度、更有批判性、更能反映問題。在這樣的信息條件下，人們可以更好地理解社會問題，並能更積極地參與問題的解決。」[13]如果新聞改革的最終目標是謀求這樣一個理想社會的話，那麼，民生新聞報道的瑣屑化、娛樂化、情感化、片段化、個人化等等種種趨向令人擔憂，尤其是當它作為市場的成功者，卻以「民生」的名義出現並深受追捧的時候，我們更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所謂電視的「革命」不過是一個由電視新聞實踐者、觀察者和研究者、主流意識形態在既有的新聞規制下共同製造出來的幻象而已！

[注釋][1]這一看法並非筆者一己之見。李良榮在《當前我國新聞改革的三大難題和路徑選擇》（中國新聞研究中心網，2004-1-6）中說：「象我們南京的電視新聞，最紅的『南京零距離』，這是什麼節目啊？講好聽一點，『零距離』是市民新聞，講低一點叫市井新聞，市井無賴，打架啦吵架啦，不付錢啦，夏天人們脫衣服啦，那就是這些東西……現在全國都是『零距離』。」 [2]李幸：《十年來中國電視的第三次革命》，南京，《視聽界》，2004年第1期。[2]曹正文、張國瀛：《舊上海報刊史話》，上海，華東師大出版社，1991年，第68頁。[3]丁法章：《我當晚報老總》，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56頁。[4]陳正榮：《電視第三次浪潮——解析「南京現象」》，北京，中國傳媒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265頁。[6]潘忠黨：《新聞改革與新聞體制的改革》，北京，《新聞傳播與研究》，1997年第3期。[7]景志剛：《存在與確認——如何概括我們的新聞》，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學刊》，2003年第11期。[8]相關文章參見張恩超：《從民生新聞到公共新聞》，廣州，《南方周末》，2004年11月4日；朱菁、江藜藜：《從「民生新聞」到「公共新聞」：價值理念的提升》，浙江，《新聞實踐》，2005年第2期； 趙虎、王欣：《從「民生新聞」到「公共新聞」——論民生新聞的品質提升與自我超越》，武漢，《新聞前哨》2005年第7期。 [9]關於公共新聞介紹，參見蔡雯：《「公共新聞」：發展中的理論與探索中的實踐——探析美國「公共新聞」及其研究》，北京，《國際新聞界》，2004年第1期。[10]李良榮認為，應該把大眾傳媒一分為三：一類是政治型媒體；二類是事業性單位；三類是純粹經營性企業單位。新聞媒體要一份為二，一類以市民新聞為主，一類以時政新聞為主。參見李良榮：《從單元走向多元——中國傳媒業的結構調整和結構轉型》，上海，《新聞大學》，2006年第2期。[11]王雄：《電視民生新聞的幻象和轉型》，北京，《現代傳播》，2006年第2期。[12]以南京為例，新聞管理部門以行政介入的方式對民生新聞的負面報道加以控制。負面報道數量迅速下降，《南京零距離》2003年1月20～26日一周的負面報道數為93條，2006年5月8日——14日一周的數量僅為33條。（根據節目串聯單統計）[13][美]蘭斯?班尼特著，楊曉紅、王家全譯：《新聞：政治的幻象》，北京，中國當代出版社，第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