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讓中國倒退300年，400年來卻一直被家鄉人寬恕

06-26

17世紀中葉的東西方，天崩地裂，風雲激蕩。這是一個需要英雄併產生了英雄的時代。明末農民起義和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幾乎同時爆發，中國的李自成和英國的克倫威爾振臂高呼，拔劍而起，幾乎同時與腐朽貪酷的專制王朝展開了殊死搏殺，各自成就了一番驚天偉業。然而，他們又帶給中英兩國截然不同的「革命」結果：李自成「革」了明王朝的命，自己卻迅速夭亡，使入主中原的清朝仍然延續了明王朝的政治體制；而英國則以一種全新的制度「革」了君主專制的命，逐漸過渡為一個現代化的國家。當李自成領導的轟轟烈烈的農民起義最終演變為中國歷史上又一次以暴易暴的怪圈式循環時，克倫威爾則帶領英國步入了波浪式上升的發展軌道，成為人類社會近代化歷程中的領跑者。歷經明末劇變的中國，在封建社會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並最終被後來居上的英國用炮艦轟開了屈辱的、脆弱的國門。是蒼天無眼，還是國運不濟?通過對中英這兩場群眾運動的領袖李自成和克倫威爾的對比，我們可以窺見東西方社會發展的不同歷史流向。

馬克思主義認為，革命是歷史發展的火車頭。然而，不同的革命鬥爭產生不同的領袖人物，不同的領袖人物又對革命產生不同的影響。英國資產階級革命領袖克倫威爾出身貴族，受到過良好的近代教育，尤其是在著名的劍橋大學接受過近代科學與人文思想的啟蒙。像他這樣一個不為衣食所憂的人參加革命，必定會對政治抱有某種堅定的理想和信念。他機智勇敢，不但具有軍事組織才能，還深諳政治鬥爭之道，在國王與議會的對峙狀態中，他經常熟練地利用議會這個合法的公開舞台，同國王和封建勢力作長期鬥爭。儘管克倫威爾只是一名鄉紳，但卻屢屢表現出蔑視王權、嘲諷當局的種種思想。他曾因故意不參加王室授予騎士儀式而受到政府的罰款處罰，又因拒絕上繳船稅，被課以貨物抵押的懲罰。在查理一世強烈尊崇專制主義、王權至上的時代，克倫威爾成為平民保護者和大眾聲音的代言人。直到矛盾無可調和，克倫威爾組建「新模範軍」，堅定地反對國王的專制統治，最終將國王查理一世送上斷頭台，使英國變身走向了共和國。

相比之下，明末農民起義軍的主要領袖李自成則是另外一種個人形象。他出身貧寒，沒有受過教育，為地主放過羊，在驛站當過馬夫。他是個典型的農民，具有貧苦農民的優秀品質。當上起義軍領袖後，不嗜酒，不好女色，能吃苦耐勞，與部下官兵同甘共苦，因此深得部眾愛戴。但是由於其階級局限，他沒有想到也不可能想到要反對專制皇帝和官僚們組成的封建政治結構，則必須反對專制王朝政府賴以生存的整個社會政治經濟基礎。他並沒有走出封建王朝更替的思維模式。因此，他不具備使中國社會發生根本性變革的戰略眼光。

歸根結底，英國資產階級革命與明末農民起義在指導思想方面有著很大的不同。歐洲分別於14世紀和15世紀興起了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人們解脫了中世紀的思想束縛，認識到了自身的價值，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的。克倫威爾等革命者不是為了修補破損的封建統治機器，而是把以國王為代表的封建制度作為革命對象，以限制王權、維護資產階級利益、保護資本主義發展為目標，要求建立一個與封建統治秩序全然不同的資本主義發展所需要的新秩序。

李自成和他的農民軍則具有深深的小農思想的階級局限性，他們的鬥爭方式不外乎官逼民反、天逼人反的老套路，目的也只是殺貪官污吏、土豪劣紳，有田可耕，少交賦稅。他們反對腐朽的封建統治，但只要求換一明君，並沒有能力變革封建制度結構。李自成深信「十八子(註：李)，主神器」的卦辭，以建立李氏王朝為奮鬥目標。他提出「三年免徵」、「五年不征」、「均田免糧」的口號，看似觸及到封建經濟制度的根基，實則沒有脫離封建王朝初建時的休養生息策略。明末農民起義雖然規模巨大，場面激烈，血流成河，其劇烈程度遠非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所能相比，但對社會改造的深刻程度卻正好相反。李自成頭腦中並沒有代表新的生產力的先進思想，這就註定了他所進行的事業不可能使中國社會獲得新生，而只能是步入一個新的封建王朝的輪迴。

在奪取最高權力的鬥爭中，李自成畫虎不成反類犬。他不如歷史上成功的流民皇帝劉邦、朱元璋那樣從容和無情，對政敵發動無情的整肅和打擊，而是在艱難、痛苦及無可奈何的狀態下彷徨掙扎，這就註定了他的失敗。

大順政權在沒有推倒朱明政權之前，其內部力量在共同的鬥爭目標下，保持著高度的團結性。但取得勝利後，它就陷入了一種迷亂的困境中：一方面專制政權要求權威和意志必須高度集中，另一方面原來起義中形成的平等相待的兄弟之義，不僅不能造就權威，反而產生了掣肘渙散力量。

史籍反映，直到攻佔北京之後，大順政權內部的權力結構仍然是集體議政方式。甚至在吳三桂降清、山海關軍情緊急的情況下，李自成還是召集劉宗敏等大將共商討敵之計。在戎馬倥傯的歲月，這是一種平等聯合的權力結構，是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彼此了解基礎上的，甚至包含了相當濃郁的江湖兄弟義氣的政權結構。只要不涉及利益衝突，不涉及最高權力(皇位)的變更，這種基於共同奮鬥目標的政治聯合就可實現。

但事情並非如此。農民政權是完全按照封建王朝的形式建立起來的，它沒有，也不可能去改變這個基礎。李自成在西安建立的大順政權，基本上因襲了明王朝的一整套機構。除名稱稍有差異外，它與明王朝的統治機構沒有多少不同。李自成為了證明自己建國稱王是順天應人的事業，還藉助神學、天命來神化自己。這是封建帝王慣用的手法。革命往往是自由的兒女，卻是專制的父母。農民政權成立之初由於帶有濃郁的封建色彩，就必須要改變起義軍將士之間、兵民之間那種純樸的較為平等的關係，實行嚴酷的等級制度和極權統治，以確保勝利的鞏固和實現。

可惜李自成對這一點不但沒有完全悟透，而恰恰是前後徘徊、進退維谷。《甲申傳信錄》、《再生紀略》等史籍記載，許多大順將士對李自成登上皇位感到心中不平，都想取而代之。其實，出身赤貧階級意識極強的李自成，對地主階級的仇恨和僧惡也在抵制其向封建帝王轉化。它使得李自成在政權問題上左右為難，無所適從，從而引起了起義軍內部的新矛盾。由於新的權威無法建立，舊的感情無法維繫，李自成集團最終離心離德，進入北京城後迅速腐化墮落，人心惶動，軍心不穩。山海關之戰後，起義軍千里撤退，終致失敗。

李自成的結局，使我想起了20世紀最具原創性的思想家之一、美國的漢娜?阿倫特在《論革命》一書重點探討的問題：當革命摧毀了君主的絕對權威之後，如何構建一個新的權威(絕對性)，作為一切權力的合法性源泉?阿倫特援引盧梭在《社會契約論》中的名言來說明這個悖論：「政治學的大問題，是找到一種將法律置於人之上的政府形式，這個問題之難，可以與幾何學中將圓變方的問題相媲美。」

（文/王龍）

李自成向來對自己的家鄉有一種特殊的依戀，哪怕走上了起義道路，他還要常回家看看，所以陝北米脂至今保留著李自成行宮，可見李自成在陝北人心中有一定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