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的終極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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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薦篇文章給大家看看：孫隆基北大演講——大國是否崛起

其實無論是分流派，還是西方中心論、去中心論，無論是英美主義還是中國超越，他的整個思維框架，還是一元論或者一神論思維——就是世界文明必須只能存在一種終極模式，或者稱文化普世價值，其實就是不願意承認世界各地文化的多元性。

中國模式的終極價值，並不是輸出中國的價值體系，而是輸出中國的思維體系和行為方式。

思維體系，就是用中國模式為樣板，號召世界各個文明，依賴自己自身的文明傳統，來實現自我文化和民族的價值目標，發現適合自己人民的生存和生活方式。

行為方式，就是世界文明的多元化和全球話語權的多極化。在這種框架下，建立各文明、國家、民族在和而不同、和平共處的氛圍下，建立全球平等的協調方式。

一方面要反對英美主義的霸權體系，一方面要反對中國取而代之統治世界的想法，永不稱霸（毛主席的話）是正確的行為方式。

緩稱王，在文化上也不是韜光養晦，而是我們只要求中國文明和英美文明平等共存就行了，也沒必要去做啥挑戰者，掘墓人啥的。

另外我和文章不同的觀點，是中國和西方的文化對比，並不處下風。關鍵的較量，就是在國力，尤其是軍事實力。西方這200年的崛起，就是軍事能力的崛起。軍事實力，以及後面支撐的科技和工業能力，這個是中國要和西方平起平坐的關鍵點。這點做不到，其他都是扯淡。

歷史上的唐宋轉變論，沒有征服中亞的軍事能力，哪有可能。

至於另外的說法，說中國要開始習慣當帝國主義——要知道，帝國主義不好做的。要經常有軍隊出去打仗，然後飛機運屍體回來。讀一讀杜甫的詩歌，就知道帝國主義的真實情況。

然後說不定，出去打仗的英雄回來民意高漲，就把你啥當權的給換了。

來源 井底望天

大國是否崛起

本文為11月23日孫隆基先生在北京大學演講的實錄，主題為「中國是否超前？西方照常升起？」，主要從當代中國的崛起、加州學派的中國史研究、西方中心論、英美主義等幾個方面著手，並認為：中國的21世紀的對手是「英語界」，較勁的場所並不全然是國力，而是在「普世價值」的建構。

孫隆基，祖籍浙江，1945年生於重慶，在香港長大，1963年考入台灣大學歷史系，1970年獲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學位。1971年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進修東亞史，後轉俄國史，獲碩士學位，轉赴斯坦福大學專攻東亞史，獲博士學位。曾在美國、加拿大等多所大學任教。著作有《新世界史》《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歷史學家的經線》《未斷奶的民族》等。

各位聽眾好！我很榮幸今天能夠在北京大學來做這個演講，而且對我來講這個意義是很深的。因為有人問我上一次來北京是什麼時候，我說是在華國鋒年代，當然你們在座有些人可能還沒出生呢。

走出負面形象的中國

今天我的講題是：中國是否超前？西方照常升起？當然如果你們喜歡看電影，前幾年有一個電影叫《太陽照常升起》，我就套用了這個電影的片名。

為什麼有這樣一個題目呢？就是我今天下面講的，當代中國的崛起，中國近代的經濟成長以及國力陡升，在當代的意識中已經造成一種反響，這是很難得的。因為在90年代時候，大家還沒有感覺到，我自己將這種在意識形態裡面，大家對中國的感觀開始改變的時間定為1996年。中國被看成是與西方「分流」的有效發展模式。「分流」是什麼？就是中國最終可能取代西方。反映這個時代趨勢的是中國史研究領域內的「加州學派」。

為什麼是1996年？沃爾瑪，我想你們都很熟悉，在1996年打入中國的超巨型的市場，並調動中國龐大無比的廉價勞動力製造大消費的日用品。主要還是賣給美國人。

這時候，中國也從80年代某一個負面的形象陰影下走出來了。因為人總是有健忘症，可以說是時過境遷，在中國頭上的蓋頂的烏雲也終於煙消雲散。等於說中國從國際形象相當負面一個地位走出來，可能會變成這個世界上未來的一個強權，甚至是人類的希望。

△印有「Made in China」的美國國旗

美國「911」事件我在美國看到，我真正走進沃爾瑪。因為「911」以後很多美國人以前對政治漠不關心的，現在都變成愛國者。我說家家戶戶掛國旗有點誇張，但是家門前升國旗的人是很多的。我去沃爾瑪看到，地上一堆一堆的美國國旗，我揀起來一看是「Made in China」。

加州學派的醞釀和登場

在中國史研究領域裡面，有一位美國學者，Richard von Glahn，他出版了《財富之泉：中國從公元1000—1700年的貨幣與貨幣政策》，書中指出西方發現以後，美洲出產的銀有1/3是被中國所吸納了，等於中國是一塊很大的海綿，否則美洲人也不知道銀是怎麼樣的用法，或者是會發揮什麼樣的作用。因為銀子多不見是好事，開頭的時候銀子最多是西班牙，他根本就虛不受補，或者是被淹死掉。這可以說是加州學派的元老。

△《財富之泉：中國從公元1000—1700年的貨幣與貨幣政策》

下面就是加州學派，提到加州學派必定會提到王國斌，我想他肯定來北大做過演講。他在1997年發表了《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他這本書可以算是比較歷史，就超出中國史的研究範圍，跟當時世界另外一個地區做比較，因此也有人稱為全球史，全球當然牽扯的範圍要更廣一點。他比較西方起飛前英荷比地帶與中國的江南，發現不相伯仲。這個比較你不能用整個中國和整個西方進行比較，等於你不能用青海省和歐洲波蘭去進行比較，這是沒有什麼意義的，都要比較最先進的地區。然後發現不相伯仲，就開始分流，就是西方開始從一個共同或者是起步點很接近的階段，開始跟中國分流了，甚至跟全世界分流了，那就是工業革命，西方發動了煤和蒸汽的能源革命。

△《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

後來我看到這個書的標題，就替王國斌感到一種惋惜，因為他的書的標題是缺乏想像力的，《轉變的中國》，有點像60年代費正清的《東亞：偉大的傳統》《東亞：現代的變革》，其實他應該取一個標題叫「大分流」，結果那個詞給下面那一位了，畢竟他是這一脈思想早期的人，雖然不一定是開山祖。他在這本書裡面分判了亞當·斯密式的自由市場、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三個層次。因為我們籠統的就說亞當·斯密是資本主義的理論家，是資本主義在意識形態層次最早的推廣者。他反而說自由市場、商業資本和工業資本是三個不同的形式。因此在亞當·斯密的第一層次上，18世紀末的江南與西歐先進帶幾乎是沒有差別，真正的分流是始自西方發動煤和蒸汽的能源革命，其所以能為之，必先超越斯密式的自由市場，走向商業資本的集中。迨至工業資本，則由集中淪為壟斷，換言之，商業資本、工業資本到最後是摧毀亞當·斯密式的自由市場的。與此相反，亞當斯密自由市場是互通有無，讓大家都有口飯吃，他最理想的形式反而是明清時代的中國。

我們知道亞當斯密在發表《國富論》的時候工業革命才開始。明清時代的中國是什麼情形？市場是在政府的指引下發揮「平準」與「抑富」的功能，等於中國中央政府，包括帝制時代的中央政府，甚至一直到近代、現代，或者至少是戰後，會盡量防止社會上出現貧富兩極分化，尤其防止出現能夠跟政府對抗的民間勢力、財團。因此有平準倉、抑倉等，政府在谷價比較低的時候就購入，到了饑荒的時候或者是谷價太高的時候就拋出，以豐補匱，以贏填缺，防止地域間和貧富間兩極分化，他認為這條路是中國自己走的，跟西方不一樣，現代化後也可能會繼續走這條路。

王國斌中西何時「分流」的命題，在彭慕蘭（Kenneth Pomeranz）2000年的《大分流：中國、歐洲，和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The Great Diversity: China，Europe，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裡面獲得進一步發揮。彭慕蘭，認為西方的興起是幾個僥倖的組合：因為歐洲處於戰國時代，國家支持資本主義發展，西方資本主義的發展一開始國家的力量就加進去了。國家支持海外擴張，看荷屬東印度公司就知道了，是武裝到牙齒上的一個商業集團，能夠左右荷蘭政府。美洲提供的額外資源與生存空間，這是多出來的田畝，本來歐洲是沒有的。因此在更早一本書《歐洲的奇蹟》裡面說，假設歐洲沒有美洲開墾給他提供糧食，歐洲本身是否容易起飛。還有非洲提供的黑奴勞動力，以及中國對白銀的饑渴，說中國吸收了西方很大一部分的白銀，尤其是中國這塊大海綿對美洲白銀的吸納量，使沒有商品可與中國交換的西方，得以用付現的方式累積了龐大的商業資本。當時西方賣給中國的東西根本沒有，你說咖啡或者是糖，這些都可以在亞洲種植了。像英國的羊毛布，他們在廣州很炎熱的天氣販賣羊毛布，就很可笑。因為有中國這個調節的因素，等於激活了當時的全球經濟，讓西方累積了龐大的商業資本。西班牙就沒辦法，本來這些白銀第一手經過西班牙的手，西班牙才真正是封建社會。

△《大分流：中國、歐洲，和現代世界經濟的形成》

如王國斌一樣，彭慕蘭認為中國的市場經濟更為接近古典經濟學的理想，它不受封建制度與重商主義的束縛，也沒有農奴制，中國城市中的工商業也沒有像歐洲般受到基爾特的約束。我們歷來說中國是封建社會，因為我們受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階段的影響，如果你是前資本主義必然是封建社會，這是有點教條。其實中國當時已經遠遠超出這個階段，當時就有一個很龐大的市場機制在那兒。

另外一個不算是加州學派，可以說是替加州學邊敲邊鼓的，是Andre Gunder Frank，把當代中國逐漸累積的優迴流到今天回到全球經濟的現況，他逐漸「回讀到」歷史上來。他在1998年發表的《白銀資本：重複全球經濟的亞洲時代》，英文的標題很有趣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Orient是導向，rerient是重新導向，但是orient也是東方的意思，等於是「重新回到東方」。王國斌和彭慕蘭已經有點想去西方中心論了，比如說你的經濟起飛也要看到，當時因為有中國在，也有印度在裡面，不能說西方一直是很優越、一直超前的。不過Frank是更極端，他是將鴉片戰爭前的中國重新發明為「中心」，不要西方的中心。這當然有西方自己的一種負罪感，認為是剝削，而且何況他是馬克思主義，我想他可能有托派的傾向。這個我覺得是矯枉過正，因為他把西方的經濟發展全說成是掠奪，西方的技術突破他就認為根本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大部分的技術在亞洲已經有了，西方是進行工業間諜的行為，這個話我覺得有點過頭了。這麼說來，就可以講科學革命微不足道，工業革命是微不足道，啟蒙運動也微不足道，文藝復興更不用講了，是西方本地的東西。其實，這些革命也是普世之業，不能說因為它是西方的東西，就將嬰兒和洗澡水一起拋掉。

△《白銀資本：重複全球經濟的亞洲時代》

他這部作品最大的貢獻，在於推廣了西方在沒有起飛以前，世界上大半的白銀都集中在中國的說法。他站在馬克思主義立場看資本全球經濟，而且跟沃勒斯坦的路數有點接近，就是《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因此他就推廣這種說法，世界上大半的白銀都集中在中國。此論成為正在形成中的加州學派（1997年到2000年這段時間）的理論基石。加州學派因為彭慕蘭那本書也可以稱為「大分流派」。

待加州學派接過這個論題，其出發點與是老牌左派弗蘭克是迥異的。因為弗蘭克是將中國視為西方帝國主義掠奪的對象，但是加州學派已經是後馬克思主義，已經是全球化時代的思維方式。他在歷史上看到的中國是代表無限的商機與龐大的市場，後來我稱為這種史觀是「沃爾瑪史觀」，是後馬克思主義時代，是1990年代以來，實際上是全球化的思維，因此馬克思主義的思維就讓渡給全球化。弗蘭克等於說是前一個時代的代表，雖然他已經切入了去西方中心論，因為沃勒斯坦世界經濟體系並沒有去西方中心論，世界經濟體系還是以西方為中心的，然後分三個圈。

中國超前論

下面這本書大概有點聳人聽聞了。到2009年英國報人馬丁·賈克把加州學派勾勒的中國的龐大歷史身影以及王國斌式的「中國曆來殊途說」膨脹為《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與西方世界的終結》（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the Rise of the Middle Kingdom and the Western World），這個話中國人沒有講，是一個老外講的。

△《當中國統治世界：中國的崛起與西方世界的終結》

我將這本書的觀點簡略為幾點。一是輪到中國代西方崛起的時候，它將保留自身在世界史中的獨特性。當然王國斌說，西方沒跟我們分流以前，我們這個形態已經不是一樣了。將來經濟即使也起飛以後，傳統這條道路，國家對社會起了一種平衡的因素，不讓它兩極分化，讓中央政府獨大，這個路會繼續走下去，這個就叫分流，就是我的道路跟你不一樣。因為中國時代來臨，就不限於人民幣取代美元、取代世界貨幣。這點沒什麼了不起，因為美元取代英鎊沒什麼了不起的。帝制時代的朝貢制度將以改換頭面的方式取代西方中心的國際法。中國的文化價值也將成為新的普世價值，等於現在的西方普世價值不算什麼普世，你是某一個歷史時代暫時佔有霸權的幾百年的普世價值，將來普世價值也有改朝換代。

為什麼西方仍在統治

《當中國統治世界》這本書激發了伊恩·莫里斯於2010年出了一本書批駁，叫《為何西方目前仍在統治》（Why the West Rules for Now）。我說他們像有些流浪漢在牆上打的塗鴉戰，你寫一句，我把它塗了加上我的句子。為何西方「目前」仍在統治，「未來」他不太敢講，其實他後來還是講了。這個教授認為自己在西方中心論與王國斌的加州學派、弗蘭克之間走出第三條路線。認為西方目前的優勢並非是先天或者是長期以來已經「鎖定」。什麼叫鎖定呢？有些人認為西方優越於東方是在希臘文化時代就鎖定了，有的說是在中古晚期，有的說近代初期，就鎖定在現代的優越性。他認為不是鎖定的，因此我不是西方中心論，西方不是歷來優越的。

他對加州學派所說西方中心是僥倖、偶因造成的，也不能接受。用僥倖去解釋歷史的話等於什麼都沒解釋。他就有自己另外一套，用很多的數據和圖表。

這些圖表就顯示，歷來西方超前的頻率較高，但自唐宋開始，由中國代表東方社會發展線條開始超過西方。這在唐宋史研究有一個議題叫「唐宋變革論」，內藤湖南、陳寅恪、嚴耕望都提過這個。一般是中國史內部的一個議題，但是從伊懋可（Mark Elvin）開始搬到世界史，變成世界史的一個議題。因為那時候西方一直領先，到唐宋時候，由中國代表的東方超前了，就是第四張圖。

宋代到明代，西方的線條明顯的呈現下沉。這裡面我也批評他幾句，用中國代表西方，整本書把印度漏掉了，只說東西兩極，中間也不講。右邊這個圖顯示西方的線條從1800年又開始上揚，就是工業革命，也是加州學派認為西方借中國的存在這個偶因翻騰了上去的時刻。這是加州學派的觀點，說因為有中國存在，我後面會講到，中國好像是世界經濟的「壓倉物」。當然這個有點偶然，因為歷來西方在上面，現在為什麼東方上去了？

加州學派認為中國長期以來領先西方，甚至到了工業革命前夕中國和西方的先進地區其實沒什麼差別，江南地區和英國、荷蘭、比利時沒什麼差別。但在莫里斯的圖表裡不過是一條長弧線上暫時呈現的凸角，長遠來開不過是很小的波動。西方的線條自1800年上揚坡度很陡，可以將過去的兩個千年的發展都夷為平地，中國自唐宋開始出現的小幅度異揚無阻掛齒，1800年以後那個角度實在是太陡了。

西方照常升起論

毋庸置疑，與摩里斯的「猶抱琵琶半遮面」的西方中心論相比較，有更理直氣壯的「西方照常升起論」，只是在中國讀者間少數介紹而已，因為中國讀者容易陶醉在「中國超前論」裡面。

現在我就講西方照常升起論。那是源遠流長，不是最近十年的事情，要回溯到維多利亞時代。英國18世紀開始掌控了海洋，繼之以美國在20世紀的全球霸權，都有其的辯護士以及預警者，鼓吹英美主義者總是在危機時刻重申自身的霸權。

目前中國的崛起主要是挑戰英美民族的世界霸權，維護這個霸權至少持續了一個多世紀以上，歷經滄桑，至今是方興未艾。

早在1883年，維多利亞時代的後期，英國劍橋大學的近代史講座教授約翰·西理（John Robert Seeley）即發表了《英格蘭膨脹論》（The Expansion of England），這本書是講從1688年光榮革命到1815年打敗拿破崙的大英帝國史，立時成為暢銷書。

這個叫大英主義，並非孤立現象。因為當時流行各類超級民族主義，如大日爾曼主義、大斯拉夫主義、大伊斯蘭主義、大阿拉伯主義、大奧斯曼主義、大突厥主義，泛非主義，以及大亞洲主義，因此每個人都自我膨脹，各自有發言人。日本的德富蘇峰在甲午戰爭1894年鼓吹「大日本膨脹論」，明顯受到《英格蘭膨脹論》的啟發。

《英國膨脹論》並非慶幸英國成為首強，是說我們現在的帝國有危機了，是強調英國在漫不經心的情形下建立帝國，不是有心擴張，如果繼續掉以輕心，美國和俄羅斯兩個大國將在半個世紀內將歐洲列國都矮化，這個預演到後來應驗了。除非英國組成更大的不列顛，不是Great Britain而是Greater Britain，他指的是英聯邦。這裡有張英聯邦地圖，是世界史上最大的帝國。我在講到蒙古帝國的時候會問是不是歷史上最大的帝國？有人說是，我說不是，歷史上還有更大的帝國，是「日不落帝國」。

1890年英國自由黨的政客戴爾克爵士發表了《更大的不列顛的問題》（Problems of Greater Britain），主張將加拿大和澳洲內附，如英倫本島的屬土焉。等於最好把加拿大和澳洲變成威爾士、蘇格蘭一樣的。當時他們在爭取自治權嘛。當時英國的首席帝國主義者約瑟·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力主必須與美國爭奪加拿大的親和，認為至關重要者是在保持盎格魯撒克遜種族的偉大獨特性。

英美主義

英美之間固然存在競爭，更顯著的是英美一家論，最著名的是代言人諾貝爾獎文學獎得主吉卜齡（Rudyard Kipling）。他有鑒於德、日、俄的興起，而大英已是夕陽帝國，期待美國接過棒子。晚年他已經移民美國，變成美國公民，而且變成羅斯福總統的入幕之賓。他說我們現在英國大概獨立難支了，要維持盎格魯-撒克遜世界霸權要靠你們美國了，希望你們結成聯盟，因為他十分支持美國并吞菲律賓，提出這是「白種人的負擔」，因此曾經也在印度過了一段日子，看到大英帝國在印度，覺得盎格魯-撒克遜的使命不是建立一個帝國，而是將這個世界怎麼文明化。就算挨人罵，也得將它文明化。他寫了一首詩說，美國的子弟兵如果在菲律賓被人家罵的話，你們就由他罵，因為你們是犧牲你們自己去開化他們。

吉卜齡的主張被參與辛亥革命的美國冒險家，孫中山的參謀長荷馬李（Homer Lea）發展成地緣政治學，他分別於1909年、1912年發表了《無知的勇氣》（The Valor of Ignorance）與《撒克遜的日子》（The Day of the Saxon）等預警之作。在《無知的勇氣》里他說，進入了現代以後，美國孤懸海外的優勢已經蕩然無存，只要看日俄戰爭就知道了，蒸汽船一下子就可以駛到別的國家。問題是美國國防、軍隊還是拿破崙時代的，但現在是蒸汽船的時代，美國渾然不覺，但是到工業革命已經把全球打通了，日軍數周之內就可以進犯美國本土。在1908年有一部科幻小說，說日軍登陸濟州，而且唐人街的華人做內應，因為他們要搞大亞洲主義，美國的交通線就被切斷了，一直到日軍打到華盛頓那邊才有反映、才將其制止。這個文類叫敵國入侵文學，這個在當時西方帝國主義時代是十分流行的。

荷馬李的地緣政治學不同於麥金德（Halford John Mackinder）的大陸心臟說。麥金德認為歐亞大陸是一個世界島，誰控制世界島的內核就控制世界島，誰控制世界島就征服全球。荷馬李認為未來霸權，或者是能夠伸張霸權的地方是太平洋，誰宰制太平洋誰就將支配全球。

這不只是談美國和日本問題，是整個盎格魯-撒克遜的前途，現在說英美是不只一家，是同一條船，這條船沉了大家就死了，是從當時流行的達爾文主義「適者生存」的觀點出發，敲醒了整個英語民族勢微的警鐘：當時的軍事學家的統計，捍衛大英國環球一周的霸權只有50萬軍士在防守，卻受到正在興起的德國、俄國、日本的切割，他們從這個圈裡也繞了地球一圈，從不同的方向向你進攻。德國的挑戰直指英倫本島，俄國威脅英國在印度和遠東的地位。英國為了在遠東能夠制衡俄國，竟然自殺性地去扶植另一個海權帝國——日本。日本的崛起直接殃及美國。沒想到把日本扶起來，但是對美國造成魚池之殃，他是坑了美國。

這種叫英美主義，Anglo-Americanism，剛剛那個不列顛膨脹論是英國還要防著美國，怕加拿大變成美洲國家，不是英聯邦國家，澳洲變成亞太國家，不是盎格魯-撒克遜國家了。但從吉卜齡到荷馬李，就是英美主義。

荷馬李的預測的英語民族與德國、日本的衝突，以及與俄國的對陣應驗於20世紀的史實。歷史似乎還是眷顧了英語民族，也維護了西方的優勢，因為這些衝突最後勝出的還是英語界。

廣義的西方興起論

現在回到西方興起論，廣義和狹義的，廣義就是整個西方，狹義就是英美。在二戰以後，麥克尼爾在《西方的興起》里把世界史分成三段，第一段是中東支配的時代，就是兩河流域和埃及。第二段是歐亞文化平衡的時代，就是兩邊沒有誰超過誰。第三段是西方的興起。麥克尼爾在1982年《逐富競強》（The Pursuit of Power）中——受到唐宋變革論的影響——將宋代升格為第三期的序曲，說中國人只是開了一個頭，後面的路則由西方走下去，還是同一條軌道，只是誰在誰前面而已。這個跟後面的分流說是兩回事，那個根本就是我跟你走的路是兩回事，他是在同一條軌道上你追我趕。

△《逐富競強》

西方崛起論1981年被澳洲學者艾力克·瓊斯（Eric Jones）接過去，他仿造當時流行的「日本奇蹟」，發表了《歐洲奇蹟》（The European Miracle）一書，強調歐洲自中古晚期因為自身的獨特性開始與亞洲分道揚鑣，這個不是你走的路沒走完，我繼續走下去。在往前追溯就變成長期鎖定論，中古晚期就鎖定了，或者希臘時代就鎖定，還有遠古鎖定論。前述加州學派有一大半是在反駁歐洲奇蹟論。等於這個大分流這個概念是一個雙面刃的，你用我也用。其實大分流一詞最早提出是亨廷頓在1996年出版的《文明的衝突》，但沒有對這個名詞進行發揮，被彭慕蘭拿去，變成一個時尚的學術概念。

△《歐洲奇蹟》

當然西方中心論的最具代表的就是美籍日裔的法蘭西斯·福山。東歐與蘇聯集團的瓦解給西方中心論打了一記強心針，因此他於1992年發表了《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預測後冷戰的世界將向西方的價值靠攏——後者終於被證實為普世價值。

不過時的英美主義

英美主義從來就沒有過時，這一點令人印象很深刻，因為我們今天沒聽說人提大日爾曼主義、大亞洲主義這些東西，有的話可能是一些極右派或巴爾幹這些邊遠地方的民族極端主義，這些好像都不是主流，但英美主義一直是主流，由他們最高的學府、最知名的學者提出。比如2003至2004年，英國最暢銷的歷史學家尼爾·福格森（NeilFerguson），連續發表了《帝國：大英世界秩序之興亡對全球勢力之教訓》（Empire：The Rise and Demise of British World Order and the Lessons for Global Power）和《巨無霸：美利堅帝國的興衰》（Colossu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American Empire），兩書皆為英語民族歷史成就之讚歌，並對繼續維持霸權的期望。

△《帝國：大英世界秩序之興亡對全球勢力之教訓》

總的來說，裡面講了大英帝國、大美帝國，說他們也干一些不好了事情，總的來說是大英帝國將世界代入了現代，建立了一個以法制和民主為框架的世界秩序。國際法、議會政治、政黨政治、法治，這些的提出都是大英帝國送給英美的禮物。雖然在建立帝國的過程中也做過一些壞事，總的來講就像以前國內常講的三七分，三分是好的，七分是不好的。

在《巨無霸》里，他居然說美國是一個自我否認的帝國（an empire indenial，一方面要做帝國，另一方面要撇清，在世人面前說我們沒有民族野心，比如菲律賓想加入美國，我們讓他獨立；我們還幫日本獨立、憲政，還變成我們自己的競爭對手。美國既捱盡罵名，又不願貫徹帝國主義，例如頻頻出兵中美洲，但在它撤出的地方總需不斷回去收拾爛攤子，它建立殖民地之處卻很上軌道，像波多黎各、美屬維京群島，他在戰後六年將日本改造成一個民主國家，還幫助他復興。

這樣美國變成了「王者之師」，但是這個王者之師在推翻了伊拉克獨裁者後卻想儘快撤出，撇清自己。弗格森指出，非但不該打倒美帝，而是應該擔憂美帝式微後，恐怖主義與痞子國家橫行的無序的降臨。跟美國說你要當仁不讓。

弗格森在2011年的《文明：西方勢力的六個殺手鐧》（Civilization：The Six Killer Apps of Western Power），指出西方在近代的崛起有賴競爭、科學、私有制、醫藥、消費和工作。這個有點像Eric Jones，意思是我們一開始能夠崛起，是因為有過人的長處，你沒有。西方人的發明了這六個「應用程序」，並非靠剝削全世界或仰賴中國與印度那種龐大的壓倉物而佔據優勢。相反，世界其他地區要趕上西方，都必須要學習這六招應用程式。

△《文明：西方勢力的六個殺手鐧》

他說第四招醫藥是新版的「白種人的負擔」，西方的醫藥改善了被殖民者的健康，延長了他們的壽命，卻背上了殖民地主義的罪名。

他的第六招工作，其實是指韋伯的新教倫理，他的擔憂是新教倫理就美國還有一點，在歐洲已經沒有了，反而被中國和韓國學去了。韓國快變成基督教國家，目前中國的經濟發展與基督教的積極發展也是平行現象。至於這兩者有沒有因果關係，我覺得還需要證實一下。

一方面，弗格森似乎回到瓊斯《歐洲奇蹟》的樂觀主義上頭；另一方面，他不脫吉卜齡式的西洋帝國哀愁，並敲擊荷馬李般的警鐘。

弗格森談新教倫理，這是我們的殺手鐧，西歐已經沒有，工作倫理只有美國在維持，此外則傳入了南韓和中國，成為被對手所用的殺手鐧。

他尤其擔憂祖國英國將於21世紀末被伊斯蘭化，因為穆斯林移民日眾、繁殖力強，而且信仰堅定，對精神虛無的歐洲人將如催枯折朽。

弗格森一方面認為文明不能沒有信仰，另一方面說伊斯蘭太有信仰，好像也不太對頭。

到弗格森2013年的《大頹敗》(The Great Degeneration)，「前途堪憂的西方」則連2008年金融海嘯後的美國也包括進去了。因為阿當·斯密在兩個多世紀前形容依靠田賦，背對國際貿易的中國為「停止的國家」。如今「停止」這個詞只適用於歐美，因為西方的制度已經僵化，管制法令多如牛毛，市場機制受之肘制，一方面「大到不允許倒」的財團禍國殃民不受制裁，另一方面工作者受惠於福利國家，市民社會卻在萎縮，這一代正在花光多多少代子孫的家底。在弗格森眼中一個東方超前的大分流正在開始。在這裡，「西方例外論」又淡出了，「大分流論」重新回到在同一個跑道上你追我趕。

△《大頹敗》

弗格森的《大頹敗》是周而復始的「西方的沒落」悲歌的最新鮮出爐。然而，今天「西方當仁不讓」論述仍然相當蓬勃，尤其在英語界（Anglosphere），該論視英國國家群的文化與制度為舉世無雙，且一直站在保護文明的前哨。

學院派的重鎮是在2006年替邱吉爾的《英語民族史》寫續篇的安德魯·羅勃斯（Andrew Roberts），他說：「英語界在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繼起的冷戰中皆勝出，目前與伊斯蘭世界的比拼也勝券在握。

耐人尋味者：如果不是中途殺出一個伊斯蘭，尤其是聖戰分子在2001年後對美國以及歐洲本土的一連串打擊，《英語民族史》的續篇的假想敵是否立即上升為中國？

這類對西方的敦促其實也是擲在對手腳下的手套，挑戰者縱使會一時得逞，如果不能提供相應的普世價值，即使如納粹德國、軍國主義日本和極權主義蘇聯，也將會在擂台上跑跑龍套而已。

中國的21世紀的對手是「英語界」，較勁的場所並不全然是國力，而是在「普世價值」的建構。

我今天的演講就到這裡，謝謝各位！

來源 孫隆基

中國古代的家國同構，是兩種極權主義的結合

世界史的研究與寫作，在中文歷史學研究中並不多見。近日，《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作者孫隆基《新世界史》一書第一卷由中信出版社出版。孫隆基在其多年教授「世界通史」課程講義的基礎上，綜合全球史研究的學術成果。這部《新世界史》的「新」主要體現為以下幾點：一是新視角，摒棄以「民族國家」歷史為中心、由點到面連綴成世界史的固有思路，以全球視角對各文明的有機聯繫與互動進行跨區域的總結，呈現三維立體的歷史圖景。二是新史觀，駁斥目前佔據世界史寫作主流的「西方中心論」，用「多中心論」重構人類的「共同過去」。三是新方法，超越從文獻到文獻的治史思路，用跨學科的方法，綜合運用歷史學、生物學、地質學、人類學、考古學等多學科的研究方法和成果。四是新材料，丟棄傳統說法和過時材料，利用新的考古發現和學術成果基礎上進行全新解讀。五是新寫法，擺脫史實的簡單羅列，每章由問題引出，採用申論的寫法，邏輯性強，引人入勝。11月23日下午，記者在北京西苑飯店專訪了他。

將世界「串聯」起來

鳳凰網：你之前的著作《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歷史學家的經線》《美國的弒母文化》都比較難歸類，大致可以算是一個歷史文化學的研究範疇，但是你的碩士專業是俄國史，博士專業是東亞史。你之前的研究跟你的專業之間有怎麼樣的一種隱秘的關係？

孫隆基：我的著作很多是寫到人生，甚至自己的人生，專業是要滿足一種專業要求，比如說拿學位要某個學門，聘請也是，或者申請什麼計劃也是，我寫世界史一定申請不到的。我之前的研究，很多是自己人生的一個過程，當時關心某些問題。在自己身上，中國人的成長方式從與他文化比較中深切感受。很多人到美國什麼都看不到，他每個周末就跟自己人包餃子，比如早期有的台灣人本來國語講得不好，到美國了國語越來越標準，英文越來越差。但我到了美國以後有很多感觸，等於是人生的一部分，不止是學術的一部分。

鳳凰網：《新世界史》應該可以算你專業上的一個回歸，回到自己的本行上面去了，你突出了一個「新」字，這顯然說明，你對原來的世界史敘述有很不滿意的地方。具體說，你的這些不滿主要在什麼地方？

孫隆基：不滿意倒不是新跟舊，因為你完全可以用最新的資訊重寫人類世界史，然後放在架子上還是叫做世界史，因為這樣的世界史太多了，人家一看這一本跟另外一本差別，可能年代晚一點。

我原來的目的是寫教科書的。這個回歸，是因為我到台灣以後又教了10年的世界通史，是教大一本科生。後來我自己慢慢建構那些講義，就建構出整套，那是圖勝於文的，現在都在網上，圖片近萬張。我本來就想將講義寫成書，原來還是台大出版中心找我來寫教科書，後來他們一聽我要出簡體版，就丟牌了，賭牌不賭了，說他們一定賣不過大陸簡體版的,這本書開始不是我主動要寫的，是有個任務下來，下來以後我就說不想用世界史這個標題，叫《世界史新論》，大陸這邊的出版社認為《新論》不太妥，讀者可能誤會這是一個人的史論，其實我是上下古今統統涵蓋的，包括基礎訊息，而且按大事年表，按時代先後排的，現在西方流行的全球史又不完全一樣，後者是以主題導向的。它不是跟你講大事年表的。

鳳凰網：在這之前，大陸的大學使用較多的是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兩卷本，之後出版了一個出了一個三卷本的《新全球史》，作者是傑里·本特利和赫伯特·齊格勒。這個三卷本的《新全球史》，「突破了以國家為單元的世界史框架，甚至也超越了跨國貿易、商業網路、比較正式等跨國境的出國研究，對於關聯與互動強調較多。他們所追求的不僅是描述全球史的面貌，更進而努力追問全球史何以呈現今天的面貌，並且以『傳承』與『交流』為兩大主題」。你的《新世界史》第一卷古代部分，比較強調農牧的辯證關係，為什麼？

孫隆基：中國的牧完全是在塞外的。埃及與兩河流域之間有一個北阿拉伯貧草原，我的《新世界史》其中一章是講農牧的辯證關係，等於說，現在兩河與埃及的關係不能拆開來談，中間有個橋樑將其統統串起來，我是將埃及那一塊，近東那一塊，透過伊朗跟印度串在一起。舊的世界史，四大文明國，這個講完講那個，大家輪一遍，好像大家都是元祖，第一代，都是獨立的。現在我將它統統串起來，到了印度、中國那邊怎麼串？我就說了，印度適合季候風種植的水稻，其實是長江流域流傳過去，接近今日巴基斯坦乾旱地區種植是近東去的，它等於是兩大稻作系統，甚至農作物跟畜牧業兩套不同的系統會師的地方，就是兩支大軍會師的地方，甚至連人類文明起源我都將它串起來的，這也是一種互動。我不知道本特利等人怎麼寫互動，我覺得他們可能先有個指導原則，然後在每個時代都找這些東西。這個是我避免的，我看每一章互動方式跟串連方式都不一樣，因為主題內容不一樣的。我有一章講絲綢之路是一種串法，有關亞歷山大東征，張騫出西域，中間隔了兩百年，不過橫貫公路終於接軌了，那是一種串通。第二卷《彌勒與彌賽亞》該章則是在一面希臘化的大傘底下，原始佛教變成大乘佛學，猶太等待民族救星來臨，後來被希臘化成為普世救主信仰，是用這種辦法串起來的。

中華文明的起源

鳳凰網：昨天的講座，有人問你關於京都學派的問題了。說來也巧，《宮崎市定中國史》是1978年寫的，最近也剛剛出了中文版。它這本書裡面宣稱，說人類最古老的文明產生於敘利亞一帶，向西傳播後成為歐洲文明，向東傳播後成為印度和中國文明。他還說到，說銅和鐵都是發明於西亞，然後傳播到四面八方，但是這些年來，中華文明西來說隨著考古發掘的不斷出現，已經被否決了。你怎麼看他的觀點？

孫隆基：宮崎市定是新的西來說。舊的西來說聲稱，軒轅黃帝本人就是巴比倫的一個酋長，他叫尼克黃特，他帶領巴克民族東遷，巴克翻譯成中文叫百姓，百姓不是普通民，只是一個族群。他們越過昆崙山來到中國，打敗原住民蚩尤。以前的西來說有兩種說法，一種是泛巴比倫說，一種是泛埃及說。這在十九世紀末期、二十世紀早期流行過，後來就沒人將它當一回事了。

宮崎市定是新的西來說，新的就是人類最古老的文明產生於敘利亞，然後流傳。他說的敘利亞是廣義的敘利亞，是整個伊拉克。

鳳凰網：但是中國的考古學家和學者們更傾向於說中華文明是自發產生的。

孫隆基：你知道印度人怎麼說？印度南部是最早進入鐵器時代的，從細石器時代直接進入鐵器時代，跳過青銅時代，印度的考古學家他們也根據遺址，但是我看那些遺址很粗糙。我猜想，人類從舊石器時代最早突破到新石器時代，是在地中海東海濱一帶，廣義的敘利亞，就包括今天的聖地跟黎巴嫩敘利亞這一帶，就是整個地中海東海濱。納吐斐文化，還有耶利哥，那是人類歷史上最早的，當時沒有銅也沒有鐵，他們最早發展出農業跟畜牧業，但整個環兩河的山區，像一個蓋子一樣，我說是「迴旋標地帶」。整個山側地帶是最早開始馴養野生動物，馴植野生植物，有的到今天也不能馴服，比如說象，它只是被俘虜而已，像鱷魚也不可能的。近東是最早，他們進入青銅時期也很早。

但是現在有個說法，就是鑄冶青銅器最早最先進可能在伊朗高原，鐵在敘利亞。然後文字，中國文明西來說,說中國最早的楔形文字，是黃帝帶來的。我認為，傳播說不一定錯，但是現在真的不流行。傳播說是功能學派興起以前的，功能學派現在也過時了。傳播說是我這個地方最早，你這個地方晚，一定是這個地方傳進來的，就像工業革命一樣先爆發在英國，然後慢慢其他地方模仿。但是功能學派則不然，比如說你把斧頭傳到另外一個文化，人家沒有這個功能的話，根本就不可能接納。你不能說從天上掉下一把斧頭，你要從社會功能去看這個問題，傳播說已經否定掉了，其實傳播也可能很粗糙，你不能解釋很高深的、很精微的現象。現在，人們很難接受一個原因解釋一切。

鳳凰網：你在書中強調說，「即使在中華文明起源問題上，遠古的華北不能脫離歐亞大草原的關係，華南的水稻革命可以是中國文明起源論之一環，也可以是南亞語系和南島語系的源頭」，這句話應該怎麼理解？

孫隆基：我就說要突破文明古國的觀念，為什麼用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疆界去解釋歷史上的一些現象呢？當時沒有這個講解的。水稻當然可以是後來我們中國人的文明起源，但是南島語系的組成跟南亞語系的祖先也在華南，尤其南島語系向海洋傳播。我們稱之為華南的地方，古代不見得是華，古代什麼族都有。

鳳凰網：原來我看到過葛劍雄先生寫過一篇文章，強調說古代的中國，就是中原很小那一塊地域，連楚國都認為是蠻夷之地。

孫隆基：現在新的說法是楚國才是中原，中原往南搬了，那是夏，楚國的祖宗沒到該地之前其實是夏，不是楚國，先行者，不一定是楚的祖宗，沒有血緣關係的。因為夏水故道從湖北省沙市東南分江水東出，流經今監利縣北，折東北至沔陽縣治附進入漢水。自此以下的漢水，也兼稱夏水。三國時候漢口還叫夏口，因此夏應該在該地。河南是邊防，根本不是中原。現在我覺得，即使石家河不是中國的蘇美爾，中國還是以稻米為主，北方的麥、粟、小米那些，麥子很明顯是外來的，小米可能是自己的。

郭靜雲的殷人南下說是對的，但把地理方位搞錯了。他認為殷商是草原民族建立的，帶來戰車和戰馬，最後一個首都殷墟是他們建立的。以前那些所謂商城都是假的，都是考古學家想像說它應該是商城，鄭州也好、偃師也好，其實既沒發現甲骨，也沒發現戰車，也沒發現殉葬的馬，什麼都沒有。跟小屯根本是兩回事，這一點我倒覺得郭靜雲相當強，但是她的弱點是以為他們要跨過黑龍江南下，說盤庚渡大河，大河是黑龍江，我覺得這是對號入座了，古史上一條道你怎麼就說現在是哪條道。後來我跟他說歐亞大草原的東部末梢根本在黑龍江之南，是松花江平原，還有外興安嶺就在旁邊。

後來我真的再去查地圖一看，今天的蒙滿草原是一個月牙，這個月牙南邊的角是伸到中國山西省，幾乎到上黨地區，殷墟就在河之北。所以這樣很奇怪：早期的所謂「商城」怎麼一直在河南，最後首都搬到上黨地方去了，其實他們是北方下來的人。小屯是第一個首都，不是最後一個。因為它開始有戰馬，有戰車，而且那個地方本來就是草原的末梢，只是郭靜雲將草原弄到黑龍江以北去了。這當然就有點扯了吧，好像盤庚渡大河，就是黑龍江，一代之內就到達上黨地區建立一個殷都了。其實看漢匈大戰就知道，在東戰場，都在今天的山西代縣、今河北境內的右北平、上谷那些地方，中間有個戈壁沙漠，草原月牙的南角一直伸到河套地區，另外一個牙是戈壁沙漠之北，好像是將戈壁沙漠包餃子，但當然包不住，包了一半而已。

因此匈奴才有漠南的王庭跟漠北的王庭，後來打到匈奴漠南無王庭。這樣看山西根本就是歐亞大草原的末梢的其中一支，西端的末梢是在松花江，山西今天完全像是核心的漢族地區，其實那時候已經是塞外，如果是塞外的話，黃河根本就是邊疆，真正的中國在哪裡？江漢流域，稻米區。而且中國的所有神話，包括在《楚辭》裡面，華北沒有什麼神話，沒有文化遺產，《詩經》裡面有一點點東西。整套神話，屈原的《九歌》《離騷》中更完整和豐富，古代都在江漢流域。

但是，楚還說「吾蠻夷也」，就是說我跟你華夏對著干，夏怎麼搬到山西去呢？後來包括錢穆《西周地理考》都說，夏都在河南，夏國在黃河南北岸的，甚至有人認為陶寺可能是夏，那就在山西嘛。我就說一個在楚國的古國怎麼後來地理上搬到華北去了，郭靜雲沒有很滿意的解釋。許宏自己也說什麼麥、什麼戰車其實都是胡人帶來的的，其實我們中華民族有一大半是他們建構的。就是說我看不出他跟郭靜雲有什麼差別。

鳳凰網：許宏的原話是，「農耕和游牧的衝突，南方和北方的衝突，構成了完整的中國古代史。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北方，也就是現在長城地帶，一部完整的中國古代史就根本無從談起。甚至說整個中國文明史，幾乎就是一部『胡化』的歷史，胡人一撥一撥地往這邊來，胡漢、胡漢這麼來。像青銅器，廣域王權國家，小麥、車、馬、戰俘、羊，這些東西對於當時中國來說都是外來的，但只有這些東西進來了，最早的廣域王權國家，夏商周這樣的東西才出現，這些問題很大很大。所以這樣一來就特別需要我們超越民族的視野，真正把中國文明起源問題放到大的全球文明史的框架中來看。」你的《新全球史》已經這樣做了，關於這一點，我想聽聽你的見解。

孫隆基：問題他就不贊成郭靜雲的觀點。你只要將二里頭當做邊城就行，就是山海關。不是夏都，其實是很多邊鎮也行，只是他講到長城一帶那是後來的事情了，應該是到了趙武靈王或者秦國大一統的時候。如果許宏說的那些貢獻是商朝人帶進來的，大草原南末梢其實是到了上黨地區該地已經是草原邊界了，歐亞大草原的一部分。這是我最近查地圖才看出來的，以前我一直認為是塞外，那郭靜雲更沒有查地圖了。

鳳凰網：這個核心差距可能就在這裡，郭靜雲就認為說江漢那一帶才是中原的核心。

孫隆基：而許宏的核心二里頭，對她來講是邊疆，針對游戰民族來講它是邊防，河南變成前線了。

鳳凰網：你在書裡面羅列了很多的考古成果。好像國內學界已經放棄了文明起源的是以中原為中心向四周擴散的說法，主流觀點是由很多個起源。

孫隆基：沒有，包括蘇秉琦放棄一半又重新肯定，他說雖然中原比較晚，但是它是中心。他當時已經有這種視野，覺得紅山文化應該是原生的，中原是次生的，但是後來他說到了青銅時代它是中心了。

我只是說話不要講得太早。我不管你二里頭也好，其他地方，你證據再多拿一點出來，仰韶和龍山是站不住腳了，它連原來遺址都出問題，它居然變成整個時代，你這個模範村都出問題了，說我不是文化，我是時代，這我覺得這種思維有問題，他等於說硬是要維持華北是中央。

鳳凰網：這原來我們總是說，中華文明5000年，現在好像根據考古的來說也只有3700年，你支持這個觀點嗎？

孫隆基：夏商周斷代工程被否決掉了，專家都沒辦法往前推。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在古代西亞時代也是相對的，甚至埃及、巴比倫，他們年份總共有四種演算法，看你接受哪一種，我引用其他的書嘛，每本書可能用不同的系統，那我我書裡面可能都寫進去，這個年代跟那個年代其實不是一個系統。

但中國的話呢，比如說周伐殷應該是發生過，但是我們不能確定。你說你要替黃帝定年份，替堯舜定年份就是有點問題了，因為他可能是神話人物。

中國的元哲學與印度和希臘哲學背道而馳

鳳凰網：你認為，「樞軸時代，印度與希臘等地的哲學都試圖將多元的神靈界或宇宙抽象為一個最高原理，將差別和變動簡約為不變的永恆界，中國文明的基礎性文本《易經》將變異本體化，這個本體變動不拘，周遊六虛，與印度、希臘西方哲學將變化視為現象界，不變的永恆性才是本體性的設定背道而馳」「，這種元哲學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差異呢？

孫隆基：原因講不出來，只是咱說它不同，我後來覺得是不是中國很注重人事，因為後來中國的史學傳統很發達，它記載人事。但是，中國沒有產生什麼高級宗教什麼的，孔子不談這個東西，最接近基督教的是墨家，其實墨家它完全的注重人事，我覺得，他的宗教是一個功能，就是要你們兼愛必須要有上天來監督，因為他定那個天有意志，再用鬼神來恐嚇你，因此尊天事鬼，但是他那個天不是一個神也沒有傳記，而希臘那些神都有傳記，有神話故事，耶和華也有，不斷跟以色列民族對話。　

墨家的天只是說我設定有這個東西，因為我有社會的需要，而且我還不願意花錢去祭那個天。宗教儀式統統都是浪費，頂多供完神把豬肉吃掉，還有蓋廟。墨子說這些都浪費，你是鬼的話你又反對三年之喪，反對厚喪，那怎麼「事鬼」？它既要有宗教的控制功能，又渴望一種很廉價，不用花錢的宗教，那根本就沒有精神性質，因為中國真的沒有超越性，或者超越性並不重要，因為他只看到人間世界，此外，中國的人間世沒有進步的觀念，因為變化就是起盛衰弱，會像海潮一樣，如鬼谷子《陰符經》中所示，後來毛主席也說，浪來了你就走，它退的時候你就進，順其勢，陰陽是消長的，一個消一個長。這個我想他在人事看到很多，他並不要求說我靈魂不滅、死後永遠存在，因此他們不需要一個不變的永恆存在。

鳳凰網：你還說到，10.你在《世界史》中認為，中國樞軸時代的一元化衝動，最主要並不表現在形而上層次；中國的「天」與古伊朗、古印度宗教化的祖梵與大梵天比較，相當蒼白；中國的「道」遠比不上「阿爾塔」與「法相」的無孔不入。古代中國的一元化，最大成就在家與國的同構化。遠在秦始皇統一之前，孔子就已經提出「撥亂反正」的綱領，孟子答梁襄王也說「定於一」，墨家為了解決家、國、天下「離散不能相和合」，也提出「尚同」的綱領，最後，這些綱領由法家完成大一統，可能是世界史上最持續的政治形態。這可以解釋中國皇權專制制度持續兩千多年的由來嗎？

孫隆基：家跟國的同構性，應該說是兩種極權主義的結合，一個是法家的，一個是人倫的。羅馬人也注重家，比如說凱撒和龐培政治結盟了，那凱撒一定要將女兒嫁給龐培，凱撒變成龐培的岳父，岳父比女婿年輕，後來他女兒難產死亡，他又想將自己的侄外甥女嫁給他，那更離譜了。龐培不接受，他們兩個人鬧翻了。公元前12年，奧古斯都的好友兼女婿阿格里帕去世。為了保證穩定政局，提庇留被迫與維絲帕妮亞離婚（她也是阿格里帕與前妻的女兒），同時娶了阿格里帕的遺孀，奧古斯都的女兒老朱利亞為妻。他死了以後呢，奧古斯都又將女兒另外改嫁，將提庇留跟女兒生的兒子，過繼給自己當兒子，換而言之，兒子們都變成了弟弟。

在中國人家族觀念中，好像有種倫常絕對主義，你這個東西不能亂，中國人不能將女兒的兒子變成你的兒子，然後女兒變成你兒子的姐姐。再加上法家的國家絕對主義，互相加強。家跟國同構，本來是套，但這只是個相對穩定的因素。我們稱秦代以降為專制制度，如果不用專制這個名詞說，中國在東亞這個地方維持了秩序兩千多年，有人稱為超穩定體系。

鳳凰網：我之前讀過依迪絲·漢密爾頓的《希臘精神》，作者尤其對希臘文明讚美有加，你知道，民國時代，曾經有人諷刺別人西化的時候，就說言必稱希臘羅馬。那麼，你對希臘文明怎麼看？

孫隆基：它有幾方面，比如說像雕塑、還有對人，希臘文化崇拜人體是值得讚許的地方，他非但不以人體為修羞，他還將他變成藝術品，連那神祇們都脫得光光的。

還有是敬神的方式，不是去廟裡面燒香，是辦競技會，最大的是奧林匹克、還有不止一個有專門「禮敬阿波羅」，專門「禮敬坡賽頓」，奧林匹克是祭宙斯的，大的競技會總共有四個，小的還有，敬神的辦法是大家脫光衣服來敬神，讓神也脫光，希臘也提倡男性同性戀，這個文化真的是怪卡，印度耆那教也有天衣派，那是另外一種考慮，就怕穿衣服會傷害微生物，相當病態，並且將自己餓得病怏怏的，因為吃東西也是殺生，好像慢性自殺。希臘人非但不以脫光為羞，還以此為最高理想，連神都是這樣的，這樣的文化真的沒有。因為中國人當然說衣裳就是文明，你不穿衣裳你就是禽獸，到基督教底下也是這樣，像在美國一邊提倡性解放、一邊喊約會強姦之類，事後女的反悔去警察局告說，我昨天晚上被強姦，明明她願意的。

希臘文明在很多方面我覺得是蠻可敬的，但是它局限也蠻大的，比如它沒法組成一個國家，羅馬人反而可以，因為羅馬人比較落後，希臘覺得每個城邦它就是一個polis，然後它也很少滅人家的polis，例如說斯巴達把雅典打敗，我就樹立一個親斯巴達的寡頭政權，跟自己的一樣，斯巴達一走馬上被推翻，最大不了就將人家化邦為村，邦是幾條村組成，最嚴重的就是化邦化為村，他很少說把我的城邦擴張到你這一邦，你變成我的領土的一部分，除了斯巴達剝削鄰邦，把米塞尼亞全部變成國家農奴，因為斯巴達需要勞動，希臘諸邦沒法變成一個很大的東西，亞里斯多德最理想的政體就是有個號召官，在山頂上當時沒有麥克風，全城能夠聽到來開公民大會，這是最理想的。他的徒弟亞歷山大的眼光就比他高，他我要建構一個世界城邦，這可能是他缺點，就是說其他方面我真的很讚許，基督教認為希臘男性的性愛是犯罪行為，尼采卻說基督教才是種病，造成了2000年的頹廢，古希臘人才是肯定生命的。

來源 張弘 | 鳳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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