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新儒學思潮評議

　　 2004年7月，當代中國的大陸新儒家學派通過貴陽儒學會講公開集體亮相，標誌著中國現代保守主義思潮發展進入一個新的階段。十年來，這一派在中國的思想舞台上十分活躍，自稱已從邊緣走到了中心。對這樣一個思潮究竟怎麼看？

　　 對話人

　　 方克立 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

　　 張世保 中央民族大學兼職教授

　　 林存光 中國政法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張小平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院研究員

　　 劉東超 國家行政學院社會和文化教研部教授

　　 方克立：2004年7月，當代中國的大陸新儒家學派通過貴陽儒學會講公開集體亮相，成為中國現代保守主義思潮發展的新階段、新形態。如果以1989年蔣慶在台灣《鵝湖》雜誌發表《中國大陸復興儒學的現實意義及其面臨的問題》一文為大陸新儒學之發端，那麼這種思潮客觀存在已有1/4個世紀了。根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任何一種社會思潮的產生和發展，都不過是一定社會階級或階層的利益、意志和願望的反映，大陸新儒學思潮也不例外。十年來，這一派在中國的思想舞台上十分活躍，自稱已從邊緣走到了中心，其影響不容忽視。

　　 今天，我們想請各位就以下問題談談自己的看法：大陸新儒家學派提出了哪些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社會主張，其核心理念和本質特徵是什麼？大陸新儒學與當代中國其他各派思想處在一種怎樣的相互關係中，包括與主流意識形態的關係，與自由主義的關係，與港台海外新儒學的關係，與大陸學界崇儒而不反馬的文化保守主義的關係？他們進行的輿論鬥爭和社會組織活動有什麼特點，在今天中國思想界的影響如何，未來前景如何？今天，我們只能從總體上初步談一談，有些具體問題還需要日後深入分析和研究。

　　 1 「崇儒反馬」的基本立場

　　 張世保：公開宣稱要以儒學、儒教取代馬克思主義的主導意識形態地位、憲法確認的指導思想地位，是大陸新儒學最核心的思想觀念，也是其最重要、最基本的思想特徵。蔣慶在1989年發表的文章中寫道，「在當今中國大陸，一種外來的異族文化——馬列主義——在國家權力的保護下取得了『國教』的獨尊地位」，「儒學理應取代馬列主義，恢復其歷史上固有的崇高地位，成為當今中國代表中華民族的民族生命與民族精神的正統思想」。2005年，蔣慶在《關於重建中國儒教的構想》一文中又說，要「將『堯舜孔孟之道』作為國家的立國之本即國家的憲法原則寫進憲法，上升為國家意識形態；也就是說，恢復儒教古代『王官學』的地位，把儒教的義理價值尊奉為中國佔主導地位的統治思想」。

　　 康曉光認為，用馬克思主義理論來為共產黨執政提供合法性，「實際上是非常困難的」。他提出了「用孔孟之道來替代馬列主義」、「儒化中國」的主張，並且提出「儒化的原則是『和平演變』。儒化的策略是『雙管齊下』，在上層，儒化共產黨；在基層，儒化社會」。「有一天，儒學取代了馬列主義，共產黨變成了儒士共同體，仁政也就實現了。」陳明則提出「鵲巢鳩占」說，意指中國的主導意識形態這個位子本來應該是儒學的，現在卻被馬克思主義佔去了，其不滿情緒溢於言表。秋風認為，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在中國早已崩潰。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患上了嚴重的意識形態和後意識形態精神狂躁症，要治療這種意識形態疾病，就必須根除馬克思主義，回歸儒家。以「鐵杆反馬列派」自稱的余樟法態度更加激進，在他看來，「馬克思主義從理論到實踐都不對」，因此對「馬家進入和影響中國一個多世紀，高居『憲位』大半紀」的現實強烈不滿，要求恢復儒學的正統地位。他寄希望於中共「去馬歸儒」、「改邪歸正」。

　　 從大陸新儒家主要代表人物的上述言論可以看到，在「崇儒反馬」這一點上，他們的立場高度一致。這種公開挑戰主流意識形態的立場，雖然得到了一些人的「欣賞」，但其思想主張實在離現實太遠，很難得到廣泛認同。大陸新儒家十年經營，造勢力度不小，但實際影響有限，這大概也是人們更加關注「普世價值」、「憲政民主」、歷史虛無主義、新自由主義等思潮，眼下還沒有足夠重視大陸新儒學的一個重要原因。

　　 大陸新儒家重視葛蘭西關於「文化領導權」的思想，他們非常自覺地意識到自己做的一切工作，都是在為儒家爭奪文化領導權。同誰爭奪呢？當然是同今天中國掌握著文化領導權的主流意識形態「爭」。

　　 為了實現「以儒學取代馬克思主義」的目標，大陸新儒家採取了「陣地戰」策略，就是要佔領網路、報刊、出版社、學校、社團、文藝舞台、新聞廣播等文化陣地，把它們變成宣傳大陸新儒學思想的工具。《陣地戰》一書作者說，在中、西、馬三方對陣的「三國演義」中，「官方的主流意識形態處於最弱勢的狀態」，「節節敗退」，「一蹶不振」，儒家主要是在同西方文化爭奪文化領導權。這是用講大話的方法貶低掌握著文化領導權的主流意識形態。其實大陸新儒家一直都是把當今中國的主流意識形態當作爭奪的主要對象和「陣地戰」進攻的主要目標。西化自由主義不但不是大陸新儒家爭奪文化領導權的主要對象，還是他們反對主流意識形態的同盟軍。十年來，他們在這方面取得了相當的進展，不僅創辦了「儒學聯合論壇」、「儒家中國」等網站，出版了《原道》、《儒生》等輯刊和叢書，而且通過興辦書院、舉辦論壇等方式擴大自己的影響。這也反映出，我們的一些媒體和出版機構「守土有責」的意識比較薄弱。

　　 方克立：有的大陸新儒家代表認為，習近平同志關於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講話，是中共「摒棄意識形態」、「回歸中華道統」的標誌，是他們「去馬歸儒」、「儒化中共」戰略取得的一大勝利。這恐怕是他們一廂情願的想法。其實，習近平同志的講話傳達了兩個重要信息：一是新一屆黨中央非常重視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於中華文化沃土，與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有著深厚的血脈聯繫，中國共產黨人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傳承者和弘揚者；二是強調研究孔子、儒學和中國傳統文化，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要用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和方法有鑒別地加以對待，有揚棄地予以繼承，取其精華，去其糟粕，古為今用，推陳出新。這是一個鮮明的馬克思主義的思想文化繼承方針，與大陸新儒家「崇儒反馬」、「復古更化」、「改旗易幟」的政治文化企求根本不是一回事。

　　 2 「復古更化」的政治訴求

　　 林存光：當代中國大陸新儒學思潮天然地帶有一種強烈的政治意識形態色彩，除了「崇儒反馬」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積極、明確地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和具體制度構想。這些政治主張和制度構想，是一種融文化主張、政治理念和宗教訴求為一體的，具有強烈的「復古更化」色彩和「儒化中國」性質的整體方案和行動綱領。

　　 蔣慶的「政治儒學」極力鼓吹儒教「王道政治」的外王理想。他所謂的「王道政治」是一種「『為民而王』的政治」，「不是由民作主，亦不是以民為本，而是為民眾的利益而賓士家國天下」。在制度架構上，他構想出了一種中國式三院制的「儒教憲政制度」，它由「庶民院」、「通儒院」和「國體院」組成，分別代表民意、超越（天道）和歷史文化三重合法性。蔣慶之所以提出上述中國式的「王道政治」主張和制度構想，主要目的是為了「復古更化」，即「在當今中國恢復古中國聖王之教」，「『儒化』當今中國的政治秩序」。

　　 康曉光把原始儒家的仁政學說改造成一種「現代仁政」理論。他說，在現實中，儒家認為人和人是不平等的，人和人之間有賢與不賢之分，只有賢人才配有統治權。因此他「反對『主權在民』原則」，「主張政治精英壟斷政治權力」，人民大眾只能接受儒家精英的統治。康曉光不諱言「現代仁政」就是一種「專政」，他稱之為「儒士共同體專政」，由有賢德的仁者、「儒士」專「儒士共同體之外的人」的政。

　　 蔣慶、康曉光都主張「立儒教為國教」，建立「儒家（教）憲政制度」，最終

　　 建立一個政教合一的「儒教國家」。最喜歡講「儒家憲政」的還有秋風，在他看來，儒家的政治義理從來都是憲政主義的。他特別推崇漢儒董仲舒「屈君而伸天」的「天道憲政主義」，強調儒家追求的政治理想是儒家士大夫與皇權共治天下，即所謂「虛君共和」。他認為，在過去兩千年中，「中國正宗的政制理想就是儒家憲政」，它已「由儒家士大夫付諸實踐」，形成了「中國的憲政主義政治傳統」，近百年來，儒家憲政仍是「中國人構建現代國家之正道」，在今天，更應以儒家道統為「現代憲政的價值之源」，「以憲法延續、守護道統之理念」。

　　 以上集中體現了當代大陸新儒家的政治主張與制度構想。儘管他們之間在具體觀點上存在某些差異，但根本政治立場是一致的，其政治意圖和訴求非常明顯，就是試圖重新恢復儒教的「國教」地位，將儒家道統確立為憲法的根本原則，並據此來為當今中國創製立法。蔣慶明確地說，他設計的王道政治方案是一條「儒化」當代中國政治秩序的「復古更化」路線。大陸新儒家所謂的「政治儒學」、「王道政治」、「現代仁政」、「儒家憲政」，說到底，就是要改變我國現行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和政治路線，改旗易幟，「復古更化」，使中國走上「儒教中國」、「儒士共同體專政」的回頭路。

　　 3 「聖人教化」的文化主張

　　 張小平：大陸新儒學有著鮮明的政治保守主義、復古主義特徵，正如林存光所說，他們的政治理念與文化主張、宗教訴求是融為一體的，是一個「復古更化」的整體方案和行動綱領。大陸新儒家的文化主張，突出地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亡教亡文化論。蔣慶認為，一部中國近代史就是一部中國亡文化的歷史。近代以來，中國一直在走一條西化的路，「文化歧出」的路，「以夷變夏」的路。一百多年過去了，中國「國」保了，「種」保了，但「教」亡了，文化亡了。他認為，要克服百年來的「文化歧出」，解決亡教亡文化危機，就必須復興儒學，重建儒教，建立一個儒教社會。把中國近代史說成是一部亡文化的歷史，這是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觀點。

　　 第二，文化民族主義。有的大陸新儒家學者以拒斥一切意識形態的姿態出現，康曉光卻坦承文化民族主義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它是一種反對西方化（包括反對馬克思主義）、主張復興儒學（教）、挺立民族文化主體性的意識形態，也可以說是一種「儒化」（儒化共產黨、儒化中國）的意識形態。文化領導權爭奪戰實際上就是意識形態之間的較量。

　　 第三，重建儒教。大陸新儒家認為，中國未來的出路在儒教復興上。蔣慶提出了復興儒教的兩條路線，一是「上行路線」，走儒教與政治權力結合的道路，爭取「立儒教為國教」。他們雖對此有所期待，但不敢抱太多希望，於是又提出了一條「下行路線」，即通過民間社會來重建儒教的道路，其具體做法是，「在民間社會中建立儒教社團法人，成立類似於中國佛教協會的『中國儒教協會』，以儒教協會的組織形式來從事儒教復興的事業」。

　　 第四，儒化社會。康曉光說，文化民族主義必須完成整理國故、社會動員、制度化三大任務，才能把「儒化社會」落到實處。為此應該採取幾項必要措施，除了以「立儒教為國教」為關鍵措施外，還特彆強調「儒學教育要進入正式學校教育體系。小學、中學應該設置儒學基礎課程。在高等院校中，與公共管理有關的專業應該設置儒家經典課程。各級黨校應該設置儒家經典課程。國家公務員考試應該增加儒學科目」，把人的「儒化」放在首位。

　　 第五，聖賢史觀。蔣慶在提倡讀經活動時說，「聖賢是文化之本，文化由歷代聖賢創造」。在他看來，「聖人的理性與凡人的理性是不平等的。聖人之心無私慾障蔽，理性清明虛靜，能知善知惡而為善去惡；凡人之心受私慾纏縛，理性渾濁重滯，不能知善知惡」，所以「聖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權利，曰『天賦聖權』，而凡人只有生來接受聖人教化的義務」。他就是用這種觀點來指導少兒讀經。

　　 大陸新儒家以反對西方文化、復興民族文化的代表姿態出現，既反對全盤西化，也反對馬克思主義，宣稱要以儒學挽救世道人心，「為萬世開太平」。這對普通民眾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好像馬克思主義不靈了，只能從儒學、儒教中去找「立國之本」和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這與我們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發展道路，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激活、萃取中國傳統文化精華（包括儒學精華），讓它在建設當代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中發揮積極作用，完全是南轅而北轍，在兩條道上跑的車。

　　 4 保守主義的激進形態

　　 劉東超：方老師曾多次闡述和論證中國現代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三大思潮對立互動的基本格局。我們可以把當代大陸新儒學思潮放在這一格局中進行觀察，這樣可以較為準確地對它進行定位。

　　 大陸新儒學思潮從屬於這一格局中的保守主義，是其中的一個支派。當代中國保守主義主要包括兩大潮流：一個是當代儒學思潮，一個是當代宗教思潮。就體量來說，後者遠大於前者，其中任何一個傳統宗教思潮都比當代儒學的社會影響和現實力量大得多。不過，宗教思潮大多不對現實政治問題發言，尤其不對意識形態主導權提出明確要求，因而與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在政治思想上的對峙和競爭要少一些。當代儒學思潮中的少數人則有明確的政治意識形態訴求，所以也特別引人注意。

　　 「五四」後的中國現代三大思潮，發展到今天，內部都有左、中、右之分野，當代儒學也是這樣。所以在今天，三大思潮對立互動的格局比20世紀要錯綜複雜得多。就當代儒學來說，根據地域大致可分為兩支：一支是港台和海外的新儒學，一支是大陸的儒學復興思潮。前者主要由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方東美、錢穆等人的弟子和再傳弟子為代表。後者則指從20世紀80年代以後在我國大陸開始出現的儒學復興運動，其中又可以分為兩個支派：一支是右翼激進派，即以蔣慶、康曉光等人為代表的大陸新儒家；另一支是中、左翼溫和派，主要為大陸學界有文化保守主義思想傾向、尊孔崇儒但不反對主流意識形態的人士，其中不乏主張儒學與馬克思主義「合則兩利，離則兩傷」者。他們不是與「崇儒反馬」的大陸新儒學公開劃清界限，就是謹慎地與其保持距離。「儒馬」關係問題已成為當代儒學研究的一個前沿課題，依據對這個問題的不同回答，學界從左到右的學派分野十分明顯。在中國大陸學者中，持馬克思主義儒學觀的還是多數。主張「復興儒學」的文化保守派，對待主流意識形態的態度，也有溫和與激進之分。當然，不能排除有遊走於二者之間者，就是在大陸與港台和海外學者之間也有互相遊走（交流）現象，如杜維明就擔任了北京大學高等人文研究院的院長，也有港台學者在大陸高校兼職，或在民間開展讀經工程活動的。

　　 上述分析表明，即使在保守主義陣營中，以蔣慶、康曉光等人為代表的大陸新儒學激進派也是人數較少的一支，在自由主義、保守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三派格局中，其力量顯得更小。但他們的名聲卻並不太小，這與他們善於炒作、造勢，好用大言、古語來自我標榜，喜以激烈觀點、言辭吸引人們的注意有關。另外，他們具有比較強烈的團體意識，在一些問題上抱團出擊，有時也能產生一些意想不到的效果。

　　 方克立：我曾把大陸新儒學看作是現代新儒學運動的第四階段，把蔣慶、康曉光等人稱為第四代新儒家。就中國現代三大思潮格局中的發展譜系來說，大陸新儒學無疑是中國現代保守主義思想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一種新形態，是前三代新儒學思想的繼承和發展。其代表人物大都是通過閱讀現代新儒家的著作，受到他們思想的啟發和接引而歸宗儒學的。但是，在不同的時代和生存環境中，它也確實表現出一些不同於前輩思想的特點，如從「心性儒學」到「政治儒學」，從「復興儒學」到「重建儒教」，政治保守主義、復古主義的特徵更加突出，批評港台新儒學是一種「西化」的儒學，要求更加純粹的「中國性」，等等。

　　 劉東超提到杜維明在北京大學任職，我注意到杜維明也曾多次批評蔣慶的「政治儒學」，將其視為儒學在大陸發展面臨的最大威脅。蔣慶堅持「要馬統則不能有儒統，要儒統則不能有馬統，兩者不可得兼」；杜維明20多年前就主張儒學要同馬克思主義對話，最近他和湯一介共同主持一個「儒學與馬克思主義」課題，力圖在這兩個偉大的人類思想成果之間找到相融相通之處，找到結合點。這是後輩比前輩更激進、前輩比後輩更理性的一個例子。

　　 我們既要看到大陸新儒學與20世紀現代新儒學的學脈淵承關係，也要看到其鮮明的個性特徵，在當代中國三大思潮對立互動的更加錯綜複雜的格局中對它進行準確定位。

　　 資料鏈接

　　 何為新儒學思潮

　　 關於現代新儒家，學術界對它的定義、標準、範圍的看法存在一定分歧。經過研究討論，學界一般認為：現代新儒家是產生於20世紀20年代，至今仍有一定生命力，以接續儒家「道統」、復興儒學為己任，以服膺宋明理學（特別是儒家心性之學）為主要特徵，力圖以儒家學說為主體為本位，來吸納、融合、會通西學，以尋求中國現代化道路的一個學術思想流派，也可以說是一種社會文化思潮。

　　 從學脈傳承來說，現代新儒家是現代中國的儒家，具有尊孔崇儒、以儒家學說為中國文化的正統和主幹，以繼承儒家道統、弘揚儒家學術為己任等儒家的一般基本特徵。現代新儒家是現代中國的一個重要學術流派，是一種廣泛的文化思潮，而不僅是一種哲學思潮。

　　 一般認為，現代新儒學可分為若干發展階段：第一個階段的代表哲學家為梁漱溟、熊十力、張君勱、馮友蘭等；第二個階段的代表哲學家為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等；第三個階段的代表哲學家為杜維明等。當前已進入現代新儒學運動的第四個階段——中國大陸新儒學階段，以2004年7月貴陽陽明精舍儒學會講為標誌，可以說是中國現代保守主義思潮發展的新階段。

　　 開展對大陸新儒學的研究，應該關注大陸新儒學與大陸主流意識形態的關係、大陸新儒學與自由主義的關係、大陸新儒學與港台新儒學的關係，及其政治文化背景等一系列問題。

　　 （本報記者 曾江/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