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良臣：胡適要「毀黨救國」

　　一

　　先說胡適1949年3月23日從大陸到台灣安頓妻子江冬秀。3月27日下午在台北中山堂演講《中國文化里的自由傳統》，3月29日又回到上海，4月6日由上海乘克里夫蘭總統號輪船赴美，胡適在這一天的日記最後一句是「此是第六次出國」。此次出國，與其說是胡適的意願，不如說也有蔣介石的「安排」。

　　1949年1月8日晚7點半，胡適在蔣介石南京總統官邸晚餐。期間，「蔣公今夜仍勸我去美國。他說：『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負什麼使命。例如爭取美元，不要你去做。我止要你出去看看。』」⑴一個「仍勸」，表明胡適去美，蔣介石的意思很重。

　　到美國兩年後，1951年的5月30和31日，胡適連續兩天給蔣介石寫信，他在1951年5月31日的日記中是這樣說的：

　　昨今兩天，寫了一封長信，交杭立武兄帶呈蔣總統。信中先談我兩年來教育我自己，次談「知己知彼」，勸他多讀中共出版的書，如《斯大林論中國》之類。……

　　最後我勸他想想「國民黨自由分化，分成幾個獨立的新政黨」，而第一要件為「蔣先生先辭去國民黨總裁」。（附帶的，立法院現行的「無記名表決」，必須修改，必須改為「唱名表決」。）

　　…………⑵

　　可查看不論是胡明主編、1998年出版的16卷本《胡適精品集》，還是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44卷本《胡適全集》，都見不到這封書信。而1998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7卷本《胡適文集》，也只在第7卷後面《胡適簡明年譜》「1951年」中記了這麼一條：「5月31日 寫信給蔣介石，勸他多讀中共出版的書，『知己知彼』，『勸他想想國民黨自由分化，分成幾個獨立的新政黨』及『先辭去國民黨總裁』的事」，並告訴讀者這些話是來自胡適「（日記）」⑶。要知道，就是這麼簡單的一條，在號稱《胡適全集》的44卷本中的《胡適著譯系年·1951年》中居然沒有。

　　那麼這封書信有多「長」呢？據知名學者吳江寫於1999年的《平心論胡適》一文中說，胡適這封信「長達四千餘字」，「直到1997年才由台灣《聯合報》公布」。

　　筆者至今沒有讀到這封書信的原文，故只能引吳江先生在文章中的話：

　　胡適在這封信中除分析共產黨的鬥爭策略的成功之處並勸國民黨領導人應「切實研究敵人文獻」（胡適特別向蔣介石推薦毛澤東的《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著重分析和批判國民黨自身失敗的原因，特別指出「中山先生的聯俄容共政策，乃是引狼入室」，同時「國民黨在『清共』之後仍保持一黨專政，是第二大錯」。最後他要求蔣介石辭職。胡適在信中對國民黨提出一條重要建議，原文如下：「今日似可提倡多黨的民主憲政，其下手方法，似可由國民黨自由分化，分成三四個同源而獨立的政黨，略如近年立法院內的派系分野。此是最有效的改革國民黨的方法」，並隨即指出這種改革的第一條是「蔣公辭去國民黨總裁的職務」。

　　此信寫過一年多後，胡適由美國轉機，於1952年11月19日從日本東京回到台灣，作短暫逗留。

　　在由美回台之前的1952年9月14日，尚在美國的胡適，又「寫長信給蔣總統，共八頁」。大約是出於同樣的緣故（即敏感和犯忌），查44卷本《胡適全集》1944年～1955年的「書信」卷即第25卷，同樣也沒看到這一封長信。

　　據2010年第17期《鳳凰周刊》上文章，蔣介石日記今年底就有可能在台灣出版，而復旦大學也正在積極爭取大陸版的出版，胡適的八頁「長信」不知在蔣的日記中是否會提及。

　　即使看不到也不要緊，胡適在當天日記中把信的主要意思都記了下來：

　　「大旨說十月十日召集的國民黨大會是一個難得的機會，應有明白的表示：

　　「①表示民主政治必須建立在多個政黨並立的基礎之上，而行憲四五［年］來未能樹立這基礎，是由於國民黨未能拋棄『黨內無派，黨外無黨』的心理習慣。

　　「②表示國民黨應廢止總裁制。

　　「③表示國民黨可以自由分化，成為獨立的幾個黨。

　　「④表示國民黨誠心培植言論自由。言論自由不是憲法上的一句空話，必須由政府與當國的黨明白表示願意容忍一切具體政策的批評，並須表示，無論是孫中山，蔣介石，無論是三民主義五權憲法，都可以作批評的對象。（今日憲法的種種弊端，都由於國民黨當日不容許我們批評孫中山的幾個政治主張，例如國民大會制，五權憲法。）

　　「⑤當此時期召開國民黨大會，不可不有剴切的『罪己』的表示。國民黨要『罪己』。愈能懇切罪己，愈能得國人的原諒，愈能得世人的原諒。但罪己的話不可單說給黨員聽，要說給全台人民聽，給大陸上人民聽。」⑷

　　也不知因為什麼，胡適要用兩天的日記來敘述長信的「大旨」。在 9月15日的日記中又接著前一天續記：「最後，我講一個故事，是我去國三年半之中，最受感動的一條新聞」。也就是說，胡適在給蔣介石八頁長信最後寫的是「一個故事」，而這個故事說的是1950年5月16日，美國各報發表了土耳其大選結果，基馬爾首創的共和國民黨專政27年，在這一次選舉中遭到慘敗，從議會487席中只得到69席；而另一個於1945年創立的民主黨、昔年的經濟部長、國務總理巴也居然獲得408席，取得決定性勝利。胡適認為「這是土耳其六百年中第一次尊從民意，和平的轉移政權」。⑸

　　胡適長信以這個故事結尾，應該說大有深意：你蔣公不是要我胡適「出去看看」嗎，這個故事就是我「看」到的。

　　二

　　胡適從1952年11月19日回到台灣，到1953年1月17日離台返美，待了約兩個月，他自己在離台的當天日記中說「共住了六十日」。在離台前一晚，蔣介石請胡適共進晚餐，顯然是為他餞行。胡適在1953年1月16日的日記中把他與蔣會談的主要意思也記了下來：「蔣公約我晚飯，七點見他，八點開飯。談了共兩點鐘，我說一點逆耳的話，他居然接受了。」我們從下面所引胡適那些話來看，不是一般地「逆耳」，而是相當「逆耳」，然而，蔣也還是接受了，所以胡適用了一個「居然」。估計對胡適而言，多少也感到有點意外。不過，從這一點來看，雖不能說蔣介石多麼大度，但至少讓有人——哪怕只有胡適一人——敢於講非常「逆耳」的話，就很了不起。有比較即有鑒別。當然，一是也只有胡適有資格「如此大膽」；再一個，蔣畢竟是敗退到台灣，其「底氣」不可能與對岸的「大救星」毛澤東比。

　　胡適到底說了哪些又是多麼「逆耳」的話呢？大陸不少學者在談胡適的文章中都已提到過，不過，既然那麼「逆耳」，就容我再錄一次：

　　「我說，台灣今日實無言論自由。第一，無人敢批評彭孟緝。第二，無一語批評蔣經國。第三，無一語批評蔣總統。所謂無言論自由，是『盡在不言中』也。

　　「我說，憲法止許總統有減刑與特赦之權，絕無加刑之權。而總統屢次加刑，是違憲甚明。然整個政府無一人敢向總統如此說！

　　「總統必須有諍臣一百人，最好有一千人。開放言論自由，即是自己樹立諍臣千百人也。

　　「最奇怪的，是他問我，召開國民大會有什麼事可做？我說當然是選舉總統與副總統。」⑹

　　這天日記中還記下了蔣公的「醜態」：「他說，請你早點回來，我是最怕開會的！」什麼「最怕開會」，主要還是怕要真的實行選舉，會把自己選了下來。所以胡適在後面還記了一句：「這最後一段話頗使我驚異。難道他們真估計可以不要憲法了嗎？」可話說回來，「最怕開會」四字也可作另解，說明蔣介石當年多多少少也還有點「畏懼」之心，不像對岸的領袖，1949年後，就像他自己不打自招的一樣，無法無天，幾乎不存在絲毫的「怕」了。

　　三

　　我們不論從前面胡適致蔣的第二封長信結尾那則故事還是與蔣共進晚餐時的兩小時會談，都能感覺到胡適希望台灣能自由選舉「總統」；特別是在那八頁長信的「大旨」中說得再明白不過了，這就是「民主政治必須建立在多個政黨並立的基礎之上」，並「拋棄『黨內無派，黨外無黨』的心理習慣」。

　　可說是說了，胡適見說了——並且是一說再說——之後仍無效果，只好在美國接著說。

　　在1956年12月13日的日記中，胡適留下了一則無報名也無日期的華文新聞剪報，內容是胡適向美國記者談話：政府必須超越黨派界限。新聞引了當時台北《中央日報》社長鬍健中曾在紐約向外界透露的有關「胡適博士『毀黨救國』的主張」，「大意認為，國民黨雖經改造，但改造後的國民黨圈子更小，人數更少，不如把黨毀棄」。⑺記者隨後又到胡適住處採訪了胡博士，胡適告訴記者：

　　「他感覺政府在今天，如不放開手做，便不能爭取全國人民的擁護，僅僅五十萬國民黨黨員的支持是不夠的，全台灣省人民的支持也是不夠的，政府必須以國家至上為最高的原則，超越黨派的限制，爭取全國最大多數人的最大支持。

　　「胡適博士表示，多年以來，他一貫主張國民黨應走上自然分化的道路，任其黨員分裂，形成數個政黨。他認為這是中國實現政黨政治最好的途徑。但近年來，當政黨在台灣固步自封，不但不能充分爭取黨外人士的合作，甚且喪失了許多忠誠的國民黨員的支持，這是十分令人失望的。胡博士認為，在今天提出『毀黨救國』的口號，決不是反對政黨政治，而是希望當政黨痛下決心，放棄門戶之見，將政治的重心放在復國運動上面。」⑻

　　其實，胡適從上世紀三十年代就開始勸蔣介石不要管那麼多事，放棄一黨專制，希望中國能走上民主自由之路，甚至還挑明地說過：「有聰明而不與別人比聰明，這是做領袖的智慧，這是最高最高的聰明。」⑼然而，勸了幾十年都沒管用。可要說毫無作用，恐怕也不符合事實。胡適一生相信「功不唐捐」。而從後來台灣社會的走勢來看，雖說蔣經國臨終前把台灣帶上民主道路的背景比較複雜，但不能不說，與胡適不論在大陸還是在台灣抑或在海外，都是不遺餘力地向「蔣家王朝」宣傳、倡導放棄專制、實行民主，甚至希望「毀黨救國」有極大關係。

　　四

　　自然，不必避諱，胡適一生雖然都在勸蔣介石放棄專制，但畢竟還是擁護蔣的，這除了在他看來蔣介石是「正統」之外，也還因為他認為蔣介石本人並不算壞，主要是身邊缺少像他這樣的諍臣。甚至不僅缺少諍臣，而且蔣的身邊多是阿諛奉承之徒。我們從胡適1957年1月5日的日記中來看一則東西：

中央委員會昨簽名祝壽

　　［中央社訊］　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為恭祝總裁七秩華誕，於卅一日在會內設立壽堂，全日舉行簽名祝壽。壽冊前有壽序，序文如下：

　　「天生聖哲，應五百年名世之徵；民有依歸，慰億兆人來蘇之望。維我總裁，聰明睿智，領袖群倫，作革命之樞機，為黨國之柱石。聲明洋溢於世界，事功彪炳於人寰。當去邠之際，亂愾維股，廣興夏之謀，自強不息，生聚教訓，宵旰矢勤，掃蕩澄清，瞬息可睹。光華日月，呈元首之麟祥；叱吒風雲，待大人之虎變。歡呼頌稀齡之壽，壽並河山；簽祝表同德之心，心堅金石。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全體敬獻。」簽名者有陳誠、張群、俞鴻鈞等千餘人。⑽

　　這篇報道發表在1957年1月1日的台灣《中央日報》，胡適在美國看到時已經是1月5日了。胡適在當天的日記中附了這則剪報後，加了一句註：「國民黨的思想如此！」從這簡短的八個字及一個感嘆號可以想像得出，胡適當時對蔣介石對國民黨尤其對那一班為蔣總統祝壽者是多麼地不滿和失望。我們知道，胡適是在1957年12月才得知蔣介石要他回台灣接替朱家驊做「中央研究院院長」一職的，而在1957年初，這還是沒影子的事。

　　短文至此，原本可以作結，可不能不說的是，作此文，最好能再讀一讀胡適1958年5月27日在《自由中國》雜誌社講演的《從爭取言論自由談到反對黨》。可惜，不僅在胡明先生主編、1998年光明日報社出版的16卷本《胡適精品集》中沒有找到這篇演講辭，就是在2003年9月出版的44卷本《胡適全集》中也沒能找到。不知是我查找的不細，還是根本就沒有收錄，對我這個准讀書人而言，實為憾事。

　　至於人民出版社1998年雖也出了7卷精裝本《胡適文集》，可以想得出，自然也不可能查到。不過，在第7卷後面《附錄·胡適簡明年譜》記到1958年這個演講時，認為胡適這個演講「又為《自由中國》雜誌爭取自由民主的輿論運動和雷震的組黨活動加了一把火」 ⑾，這在即使44卷本比較詳細的《胡適全集·著譯系年》第44卷中也是見不到的。

　　注釋

　　⑴⑵44卷本《胡適全集》第33卷第704頁、第34卷第118頁，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⑶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4頁。

　　⑷⑸⑹⑺⑻⑼⑽《胡適全集》第34卷第239～240頁、第240頁、第266頁、第445頁、第446頁、第512頁、第450頁。

　　⑾見第3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