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德勇:印刷術的源頭來自印度,產生在中國

【編者按】要說中國古代科學技術之進步,提起「四大發明」總是令國人為之驕傲。近日,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辛德勇在其微博中指出中學歷史教材中關於「四大發明」及「活字印刷術」的論述有悖於歷史事實:1、印刷術是「四大發明」之一,而非活字印刷術。2、歷史事實證明活字印刷術在中國古代印刷業應用有限,要說其「既經濟又便捷」不準確,更遑論其是中國古代最有代表性的科學技術成就。其實,關於印刷術問題,辛教授關注已久,不久前還撰有長文《論中國書籍雕版印刷技術產生的社會原因及其時間》對相關問題進行探討。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記者在整理《歷史教科書犯的錯:活字印刷術是「四大發明」嗎?》一文時發現,學界對於「印刷術起源於何時」這一問題的觀點莫衷一是,有西漢說、東漢說、魏晉南北朝說、隋朝說、唐貞觀說等等,另外,活字印刷術自畢昇創製以後,也曾經過不斷發展,那麼,這是一個怎樣的歷史過程,是否會影響對活字印刷術的評價?就此問題,記者請教辛教授,他於百忙之中抽空撰寫短文回信予以回答。澎湃新聞發表此文,以饗讀者。標題為編者所擬。

印刷術被譽為是中國古代「四大發明」之一,而北宋畢昇所創活字印刷術一直被視為中國古代科技的一項重要的革新技術。2008年北京奧運會,活字印刷術即作為中國文化的代表出現在開幕式表演中。印刷術是人類一項偉大的發明,對推進世界文化的發展,發揮了非常重要的意義,完全可以說是一項劃時代的技術創造。正因為如此,科學、準確地認識印刷術發明的時間及其社會原因,在學術上具有重大意義。然而,令人遺憾的是,目前海內外學術界對這一問題認識,卻相當模糊。這是很不應該的。我從十幾年前開始,就著手搜集史料,辨析史事,希望能夠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釐清這一問題,至少能夠得出更深入一些的認識。在一一梳理學術界已有的各種認識的過程中,我日漸清晰地認識到,日本學者藤田豐八和中國學者向達,在上個世紀二十年代,早已不約而同地對這一問題提出了正確的解答,即印刷術的產生,基於佛教信仰者的佛事活動,而它的技術源頭,直接來自印度的捺印佛像。後來在五十年代,日本另一位著名學者禿氏祐祥又進一步豐富這一學說,使之近於完善。此外,如美國學者卡特的認識,也與之大體相近。簡單地說,人們是被逼無奈,才不得不採用發明了印刷這一複製手段。即因為大多數人不會繪製佛像,所以,採用了捺印的方法,來印製佛像;隨著佛教密宗陀羅尼信仰的興盛,信仰者需要直接使用梵文陀羅尼才能獲取更大效用,而大多數人無法書寫梵文,於是就把捺印佛像的方法,移用於印製梵文陀羅尼經咒。在取得便捷的效果之後,隨之其應用範圍逐漸向佛教其他領域以及中國民間信仰和民間日用書物等方面擴展,最後在五代時期,全面進入儒家文化的核心領域——經書,實現了印刷術的廣泛普及。

現存最早有明確日期記載和精美扉畫的唐代佛教印刷品是雕版印刷、捲軸裝訂的《金剛經》,其全稱為《金剛般若波羅密經》。圖片為影印本。所謂「捺印」,是像鈐蓋圖章一樣,把印版從上向下按壓到紙面上。這種方法,印版版面不能太大,太大著墨不勻,無法保證效果。它是印刷術的直接源頭,但與真正的印刷又有本質的區別。所以,印刷術的技術源頭雖然來自印度,但印刷術卻是在中國產生的。限制印度本土產生印刷術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印度不能生產紙張。令人遺憾的是,在上個世紀五十年代以後,海內外學術界在研究印刷術起源問題時,總的來說,都沒有沿承藤田豐八、向達這一派學者的思路,從內在聯繫上做分析,而是往往簡單而且雜亂地把諸如印章、紙張、墨、拓印甚至碑刻文字、印花布等看起來似乎有所關聯的要素堆砌到一起,以為有了這些要素,隨時隨地都可以產生印刷術。由於孤立、片面地看待這些似是而非的要素,同時還有很多中國國內的研究者,是為了確保中國人對印刷術的發明權而做研究,在研究之前,答案已經確定,中國使用印刷術的時間非早於其他地區不可,於是就把印刷術發明的時間,越提越早,從唐初、到隋,到南北朝,到三國東漢,甚至乾脆一直上溯到了西漢。這些說法,沒有一項令人信服的證據。決定印刷術產生一項最關鍵的因素,是佛教密宗信仰者製作梵文陀羅尼經咒的需要(如同明清時期製作陀羅尼經被還是需要梵文一樣,信仰者篤信梵文經咒更有法力),而佛教密宗在中國的全面興盛是唐開元年間以後的事情,所以,印刷術的產生時間,不得早於唐開元年間。——這就是印刷術產生的社會原因,基於對這一社會原因的認識,我們也就能夠很好地把握其產生時間。目前具有確切考古學依據的印刷品實物,也正與這樣的推論吻合,或者說很好地證明了這一點。

1974年在西安郊區出土了為現在最早的印刷品實物梵文《陀羅尼經咒》。從總體情況上看,中國古代的活字印刷,應用範圍和印製書籍的種類,都非常有限。限制活字印刷發展的因素,有漢字本身的特點、活字製作的方法(現代鉛活字是用鑄字機批量製作的)、對排版工人的文化要求、中國廉價勞動力的大量存在等很多方面。就中原地區漢文印刷的實際情況而言,中國傳統的活字印刷,大致可以分為如下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從畢昇最初嘗試使用這一技術,到元代王楨改革活字印刷技術之前。這一時期的活字技術,按照《夢溪筆談》所記錄的畢昇創製的方法,實用性很低。主要原因是畢昇從一開始,就比較成功地解決了活字排版不平的問題,即採用下鋪敷料的辦法來調整每個活字的高度,使之平整如砥。但這種方法,卻使活字技術完全失去了它本來所要追求的一項目標——即提高製版的效率。畢昇創製活字印刷的要因,可以進一步分析,但他的設計有嚴重技術缺陷,這一點,只要對沈括記述的方法稍加思索,就不難看出。古人也不笨,要是真的像沈括期望的既經濟、又便捷,焉有不用之理?人們不用它,只能是因為它不好用。所以,在這個階段,只有個別好事者,嘗試印製個別書籍。第二階段,元代王楨改革活字製作技術,不僅是改制木活字,更重要的是,王楨在把字釘加高以便於操作的同時,放棄了下鋪敷料的墊板方法,而是改用小竹木片適當調整高低差別特別大的字釘,對小幅度的高低出入,則不再調整,這實際上是放棄了版面平整度與雕版印刷看齊的要求。這樣做的結果,是大幅度提高了排版和印製效率。中國古代的活字印刷,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才具備了大規模商業應用的可能。第三個階段,是從明代弘治年間前後開始的。弘治年間開始的活字印刷,也就通常所說的「銅活字」印刷博興的時期。我認為在明代,沒有一種能夠確切證明的「銅活字」印書。過去所說的「銅活字」,大多應該是「錫活字」。這一時期的活字印刷,其進步意義關鍵不在其材質是銅是錫,而是其字型,伴隨著明正德、嘉靖年間以迄萬曆年間兩個波次的印刷技術革命,活字與雕版相互刺激競爭,使得整個印刷業的字體,實現了從「毛筆字」到「刀筆字」的革命性變化,即形成了一種專門用於雕刻印刷品的字型,這也就是今天所說印刷字體中的「宋體字」(日本稱為「明體字」,更準確)。這種字體形成之後,活字的製作成本、效率與雕版印刷製作的成本、效率,同步大幅度減低,儘管活字印刷在中國印刷業的總體構成中,依舊只佔很小一部分份額,但與過去相比,其應用範圍有了明顯的擴展。在此之後,像家譜的印製,就改以活字為主了。如上所述,按照我本人的看法,從唐朝開元年間,中國就已經採用雕版印刷的方式,印製書物。到五代時期,雕版印刷術的應用,已經進入儒家文化的核心領域——印製經書。至北宋初年,更普遍應用雕版印刷術印製經史子集四部要籍,雕印煌煌《大藏經》,已經極大地改變了社會文化生活的面貌。而直到北宋中期,才出現畢昇應用活字的嘗試,還很不成功。活字印刷具備普遍應用價值,最早也只能追溯到元朝,實際上是從明代弘治年間才開始較大規模應用的。但即使是到弘治年間以後,直到清朝末年,傳統的活字印刷方式,在中國龐大的印刷市場上所佔份額和地位,也都只能用「微乎其微」來形容。基於這樣的事實,我們在談論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時,若是想提印刷術,怎麼能夠捨棄雕版印刷不提而單指活字印刷呢?這顯然是很不合理的。 澎湃新聞報料:4009-20-4009 關鍵詞>>印刷術,四大發明,雕版印刷,活字印刷,佛教,《夢溪筆談》錄入編輯:於淑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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