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人不治病講稿3

治人不治病之風濕病 ——純中醫講稿之八不戰屈人之兵，養正（氣）疾自除——頑固性風濕病的治療法用藥如用兵，治好病不是靠針對病徵的特效藥，而是靠人本身強大的「正氣」基礎，就如治療頑固性風濕病，中醫不會企求僥倖有一天發明特效藥…，而強調先固正氣，最終達到「屈人之兵非戰也」。有痛攻痛的治療方法最終使病人相當痛苦，情形就如一個內外交困的國家一樣，外有強敵的威脅，內部國力耗盡，隨時有滅國的可能。前段時間看了熱播的電視劇《大秦帝國》(第一部)，該劇講述秦國已陷入了四面楚歌之絕境，輜重耗盡，兵源匱乏，國力虛弱。六國準備分秦，內外堪憂。秦國的危局如獨木撐天，搖搖欲墜。在秦國生死存亡之時，秦孝公贏渠梁清醒地認識到，如憑血氣之勇再戰，雖可暫時凝聚國人，但人丁會減少更快，兵源更匱乏，土地更荒蕪。如發動全民皆兵一戰，或可取勝一時，但只會「一將成名萬骨枯」，最終無兵可征，無糧可運，國力空虛，國力自弱，自取滅亡。他在所有主戰大臣的反對下，拿出國庫與皇室私庫的所有財產，用秦國稀世珍寶，以及巨大商利相誘六國權貴，力保秦國三年無戰事，為秦國贏得了一絲喘息之機。他並拜衛鞅為相，變法強國。變法使得秦國蒸蒸日上，農人力耕，百工勤奮，商市通達。變法持續了二十年，國富民強，人口大增，軍力大強，秦國新軍一舉收復河西之地，一洗國恥。一個大國從此崛起並威震六國，為最終統一天下奠定了基礎。同樣的故事在中外歷史上是很多見的，我們從許多影視作品中也容易看到。這些使我聯想到頑固性風濕病患者與上面的情形何其相似。這裡所說的風濕病，是指中醫廣義上的風濕。患頑固性風濕病的人具有病程長、全身關節大多變形、疼痛難愈等病徵，大多由於長期服用各種止痛藥而令脾胃嚴重受損。他們常吃的止痛藥包括各種非甾體類的抗炎葯、部分被認定為風濕「特效藥」如雷公藤等。很多醫者也以為疼痛就是有「炎症」，所以用大量抗生素治療，甚至使用激素長期治療，致使病人全身免疫功能低下。中華風濕病學會主任委員張乃崢教授強調，在治療中存在的一個問題是激素用得太多，據北京、上海兩所大醫院統計，那裡的類風濕性關節炎病人，有一半以上是用了激素，有的用了幾年、幾十年，產生了不少副作用，這樣用藥是不合理的。其結果正如張乃崢教授所說：「不宣判病人死刑，但宣判終身監禁」。6有痛攻痛的治療方法最終使病人相當痛苦，情形就如一個內外交困的國家一樣，外有強敵的威脅，內部國力耗盡，隨時有滅國的可能。這種困境是怎樣造成的呢？我們如把疼痛（邪氣,或者炎症反應）比作敵人，那麼止痛藥、抗生素就如一次又一次的戰爭；而運用激素就如傾國之兵、傾國之力，發動全國一切可用的力量投入一次大戰爭。若不止一次的發動這種大戰爭，所受的後果可想而知。第一次戰爭可能取得暫時的勝利，但勝利的背後，卻是讓人民飽受戰亂之苦，流離失所，饑寒交迫，屍橫遍野，再加上大兵之後的大疫，民不聊生。這些慘不忍睹的畫面在影視作品中也常常可以看到。勝利的背後，是人民對戰爭的痛惡和無奈。對於人體而言，脾胃就如一個國家的人民，它是人體的後天之本，對於一次又一次的戰爭（止痛藥、抗生素），甚至大戰爭（激素），脾胃不堪重負。真是「脾胃如能言，醫生面如土」 7。用藥如用兵。《孫子兵法》強調：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就是說戰爭是國家的大事，它關乎到生死存亡，是不可不認真考察研究的。孫子並舉例說：如出兵十萬，出征千里，那麼百姓們的耗費，國家的開支，每天要花費千金，舉國騷動，民眾服徭役，疲憊於道路，不能從事耕作的七十萬家8。戰爭雙方相持數年，花費可想而知。對於一個國家（人體）而言，只有休養生息，才能提高一個國家綜合國力（人體的正氣），有此作為後盾，才可「不戰而屈人之兵」。 下面，我們看幾個運用「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思想，透過補中益氣、調理陰陽而達到「養正疾自除」的實例：何某，75歲，他患「風濕病」30餘年，被西醫院診斷為「痛風」，用過各種西藥，曾到全國許多地方治療過，後來經人介紹到我處治療。患者全身疼痛難忍，夜間常需要服止痛藥才能入睡。雙手腕關節以下各有十餘個痛風結石，大者如鵪鶉蛋般大（在右肘關節也有），小者如黃豆大（在耳廓也有）。右肘關節的大結石使肘關節活動嚴重受限。他雙腳的情況更嚴重，特別是大腳趾內側及小腳趾外側都有較大的結石，使他不能穿靴。較大的結石，有的紅腫透亮，許多輕輕一碰就痛。患者說，有時一次紅腫疼痛後，身體就會出現新的幾個腫塊，以前用上海的一個膏藥敷之會消散，但大多不會消退。另外，他易感冒，有胃病史，飲食、睡眠都很差，大便干。舌紅少苔，脈弦。據患者說，百葯難效。我因而決定不治病而從調理人體入手。方用補中益氣湯[1]調補脾胃、益氣升陽，合桂枝湯[2]調和陰陽，重用意苡仁等健脾胃兼緩急止痛的葯，並重用生地以除血痹。患者服十餘劑後，所得效果不明顯，但我繼續開此方加減讓他服，慢慢他的疼痛就減輕了。一年後，患者的疼痛基本消失，不易感冒，大便通暢，睡眠很好。出人意料的是，患者肘關節部及耳廓的結石消失，手腳部的結石隨著服藥時間的增加而逐漸減少，剩下的也不紅腫疼痛。後來患者斷斷續續服藥，為時四年多了，至今精神狀態仍很好。患者說有信心疾病會治癒。 李某，41歲，全身關節劇烈疼痛多年，天氣變化時尤為明顯，特別是受冷空氣刺激時。患者說打開冰箱的一剎那間的冷氣都可使她疼痛發作，就像從骨髓里痛出來一樣。患者去看西醫，被診斷為類風濕性關節炎，被告知無特效藥可治，她很痛苦，甚至有些絕望，經上例病人何某介紹前來治療，我用上方加減變化，讓她服用百餘劑後，她的疼痛消失。患者說，曾到麗江雪山旅遊也沒有感到關節疼痛。觀察許多用了以上方法治療以及正在使用這方法治療的患者，遠期療效都很好。從以上病例，我們很容易看到，用攻打作戰的方法去治療頑固性風濕病， 往往會很快就沒效，而且會留下使病者身體衰敗的禍根，反而用固正氣、健脾胃、平衡陰陽的方法調理，讓病人身體養好足夠的力量打敗病邪，最終把頑疾根治，不但戰不敗，還勝算在握。打勝仗的軍隊，總是先創造取勝的條件，才同敵人作戰；打敗仗的軍隊，總是先同敵人作戰，而後企求僥倖取勝。 《孫子兵法》上說：預見勝利，不超過一般人所知道的，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經過力戰而後取勝，天下人都說好，也不是高明中最高明的。這就像能舉起秋毫算不得力大，能看見日月算不得眼明，能聽到雷聲算不得耳靈一樣。古時所謂善於打仗的人，總是取勝於容易戰勝的敵人。所以，善於打仗的人，他取得勝利，既顯不出智謀的名聲，也看不出勇武功勞。因為他的取勝是無疑的，所以無疑，是由於他的勝利是建立在確有把握的基礎上，他所戰勝的敵人是已經處於失敗地位的敵人。從孫子兵法，我們學到，善於打仗的人，總是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同時又不放過任何足以戰勝敵人的機會，因此，打勝仗的軍隊，總是先創造取勝的條件，才同敵人作戰；打敗仗的軍隊，總是先同敵人作戰，而後企求僥倖取勝。會用兵的人，善於從各方面修治「不可勝」之道，確保必勝之法度，所以他能掌握勝敗的決定權。9 治病如打仗，用藥如用兵，治好病不是靠針對病徵的特效藥，而是靠人本身強大的「正氣」基礎，就如治療頑固性風濕病，中醫不會企求僥倖有一天發明特效藥（西醫則希望將來有一天發明一種特效藥），而強調先固正氣，最終達到「屈人之兵非戰也」。清代費伯雄說：「如僥倖欲求近效，反速危亡，終乃自誤以誤人矣。」其曰：「天下無神奇之法，只有平淡之法，平淡之極，乃為神奇。」10這也就是中醫人活一口氣，治人不治病的思想。[1] 補中益氣湯，出自李東垣的《脾胃論》，由黃芪、當歸、人蔘、白朮、陳皮、柴胡、升麻、甘草組成。[2] 桂枝湯，出自張仲景的《傷寒論》，由桂枝、芍藥、大棗、甘草、生薑組成。桂枝湯，外證得之，為解肌和營衛，內證得之，為化氣和陰陽。被稱為天下第一方。見《人活一口氣 養生先養氣》治人不治病之不孕症 純中醫講稿之九對於不孕症，涉及不是太多。偶有人來求治，病人說是某某治療後有效，故介紹前來，經查了幾例病人以前的處方，回想當時的治療思路，只是給患者調整月經。因為中醫認為：正常月經是女性發育成熟的標誌之一，顯示婦女具有生育能力。月經在一定程度上是反映婦女健康的一個側面。月經失度專治其孕亦難孕也，月經常度不治其孕而易孕也。故許多婦科老中醫都強調：求子之道，首在調經。因為月經不正常，往往是排卵不正常或無排卵和一種反映。月經正常反映了性腺卵巢以及子宮和生殖生理功能正常，所以，古有「調經種子」之說，調經是孕育的先決條件，是治療不孕症的關鍵。基於此原則，幸而使一小部分經過長時期專科治療，卻效果不理想的患者獲效。正符合了中醫治人不治病的思想。許多患者崇信秘方、專方。余告知中醫並沒有什麼不孕秘方，應從全身整體著眼，而經調是最基本的條件。經調後受孕乃順其自然之事，反之亦然。正如一塊土地，只有使其水土比例平衡，才能成長出好的莊稼。如其水土比例失衡，種子種下後也不能很好的成長。孕育之理亦然，懷孕後也可致夭折。如曾治一患者，曾2次懷孕，但每次至3個月即胎死腹中。告之以上之理，根據其色、脈、證治，以溫經湯調治月以半年余，並勸其避孕半年至一年，後懷孕，仍服藥至3 個月，經B超示胎兒生長良好遂停葯，後順產一子。 治療常用溫經湯加減化裁。此方出自《金匱要略》，此書在本方條認論中說：婦人之病，因虛、積冷、積氣。本方亦主婦人少腹寒，久不受胎。觀今之女性，為求其美，有的即使嚴寒天氣，仍穿短裙．．．．．．不注意保曖；有的不注意不良生活方式，熬夜，貪涼喜冷，恣食冷物；有的工作迫於工作壓力，或家庭不順心；有的不知節制，有多次人流史等等。正符合因虛、積冷、積氣。導致月經的經期、量、色、質等不正常。溫經湯對此猶為恰當。對於其它類型不孕症仍需辨證施治。治人不治病之總論擺在眼前的事實，中西醫都能治好一些病，在某種情況下（如單因素，單器官引起或外科手術方面），西醫的確優於中醫；可是在某種情形下（多因素、多器官或功能性疾病），中醫又常常有奇蹟表現。我們每每看到中醫所不識的病證，一下子給西醫找出憑據來了；也常常聽到西醫所唾棄的病，居然給中醫治好了。這種例子真是多得不勝枚舉。在日本有一句名言，叫做「理論之完備，莫如西醫，療法之周到，莫如中醫」。一般人認為，對於「病」研究，西醫診斷比中醫精細、明確。但在療效上，就連反對中醫者也認同中醫有優越性，由於中西醫看問題的角度不同，一些人不認同中醫理論，即使中藥的有效為西醫所承認，也為世界所承認。在經驗上，中醫對於中藥運用的熟練，無疑地勝過任何西醫，西醫也承認中醫有效，可是在臨床上真能採用的少得像鳳毛麟角。因為他們認為中醫對病的認識模糊不清，不科學，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於是認為中醫治病有效在於中藥而不在於中醫理論，治好病是瞎貓碰上死耗子。他們認為運用國葯是一種不體面的行為，因為他們認為一種藥物有效，就要把它分析、定性定量，完全明白了它的化學成分、化學公式，還要經過動物試驗，推知其在人體上可能發生何種作用後，才敢試用。有些西醫明白了這種中藥的成分相當於某種西藥時，他們就用西藥來替用。然而，實踐的結果卻不如他們所願，經歷過慘重的教訓後有人才認識到此種理論的局限性。這使人想起湯本求真先生的經歷。日本明治維新，發展西醫，廢除漢醫。湯本求真西醫可謂優秀，怎料到自己的獨生女患下利，西藥全用盡，卻毫無療效，眼睜睜看著自己的女兒死去，心中無限悲傷，精神將至崩潰。恰友人拿了一本中醫書讓他看，書名為《醫界鐵錐》，他一見此書立刻被中國文化和中國醫學所吸引，心中不再空虛，日夜研讀，並應用於臨床，得心應手，並把臨床體會彙集成冊，這便是有名的《皇漢醫書》。此書直接啟迪了中國近現代眾多名醫的治學之路。湯本求真此書中開篇說到：「不問何種學術，理論與事實，欲其相應而無毫釐之差如治數學者，只需專為理論之研究而已足，無所用其經驗之知識。至於醫學，則非單純之理論所得而解決之，故不得不求於經驗的結合。若理論脫離經驗的事實，直可謂之非真正之理論。故當以人體經驗的事實為先，而理論為後矣。然西醫大半持科學萬能廣義者，遂以為試驗管於人體相等，以動物試驗為一定之律，以此所得之結果直試諸人體。故研究室內之理論似極精密，而行之臨床往往失之不能相應。反之，中醫數千年來就億萬人體研究所得之病理及其葯能，歷千錘百鍊之後得出結論，立為方劑。初見之或疑為空漠，逮按其實則秩序井然、始終一貫，故於實際上每有奇效，此余實在之經驗也」。他又在自序中說：「用力既久，漸有悟入。乃知此學雖舊，苟能抉其蘊奧而活用之，勝於今日之新法多矣。無如舉世之人，競以歐美新醫相矜炫」。為什麼中醫對病對病的認識不如西醫，反而能治好病呢？這就要從中醫的整體觀念說起，整體觀念被視為中醫的靈魂之一。通俗的說就是西醫所看到的一個人的「病」，側重點在於「病」；而中醫看到的是一個病著的「人」，側重點在於「人」。正如我國著名科學家錢學森研究中醫後所說：「有多年經驗的老西醫，從實踐當中認識到人是一個整體。但是，從另一個方面來看，西醫不承認整體觀，總是分析的觀點，也就是還原論的觀點。所以，我要說西醫受的教育是不對的，它建立在一個錯誤哲學的基礎上，首先，它把學生教壞了，然後，學生要在實踐當中糾正他在學校中的錯誤」。整體觀念有些學術味，在治療中的體現就是治人不治病。很簡單就是治療時一定要把病人當成一個完整的人來看待。就是這麼簡單的問題，在實踐中卻頗為不易，也困繞了許多中醫，特別是受到西醫影響下的部分中醫，看病組方時對中醫理法葯、中藥性味歸經卻漸漸淡忘，而對中藥的現代藥理研究卻情有獨鍾，治療效果不理想，反而對中醫產生懷疑。一些老中醫曾質問：「這是什麼方子？」初接觸臨床時，也感覺一些「微觀辨證論治的研究成果」論述得頭頭是道，如五味子可降轉氨酶、某某葯可降血糖、某某葯可降血壓、某某含什麼成分可治心率失常．．．．．．治療時當然盡量吸取，然而效果卻不理想，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後來讀到著名中醫岳美中[1]的一段回憶：「這中間，還在另一個方向上走過一段彎路．．．．．．一段時間裡，為了應付門面，生搬硬套地學了一陣中西匯通的學說。在這種理論的指導下，療效不僅沒有提高，反而降低了。真所謂『邯鄲學步，失其故封』。苦悶之下，害了三個月的眼病。不能看書。經常閉眼苦思其故，好久好久，得出兩句話：「人是精神的不是機械的；病是整個的不是局部的」。這也許是僅存末丟的一點靈光吧！當時既不敢自信為是，也不敢人前道及，只取它指導著自己的治學。」至此才對中醫有了一定的了解。知道了後「人是精神的不是機械的；病是整個的不是局部的」。才認識到見病治病、目中無「人」、盲目吸收運用中藥現代研究唯成分論的局限性。對中醫「不治之治」的整體觀念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並把它概括為治人不治病用來指導實踐，臨床療效逐步有所提高，特別是以前從局部的觀點來看的許多「疑難雜症」有了柳暗花明的感覺，也逐步體會到了中醫的神奇。[1] 岳美中（1900-1982），著名中醫藥專家。他一生中曾9次受命為前蘇聯、印度尼西亞、朝鮮、越南、柬埔寨、寮國、日本等國家的領導人和外國友人治病，醫療卓著，為我國醫療外交作出了突出貢獻。為了理解見病治病的局限性，我們先來看小時候大家熟悉的一故事。說當年有一位駝背者去找醫生看病，找了許多地方都沒有大夫答應能治好這種病。失望之中，突遇有一位「大夫」說能幫他治療這個「羅鍋」，但是需要花很多的錢才給治療。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這位「羅鍋」就同意了這位「大夫」的要求，並將家中所有的錢財拿給了這位「大夫」。於是，「大夫」最後同意給他治「羅鍋」了。「羅鍋」來到診室後，「大夫」叫患者躺到門板上，並在上面加了一張門板，接著又在門板上加上重物。開始患者大叫，但隨著重物越來越重，「羅鍋」聲音也就越來越小，直至最後消失．．．．．．翻開門板後「奇蹟」出現了，「羅鍋」果然變直了，但圍觀的群眾明顯看出，原來「羅鍋」已經死了。當大家責問這位「大夫」時，他卻理直氣壯地說：「我說過，我可以治好他的羅鍋，至於他的死活，則不是我要管的事。大家看看，他的「羅鍋」不是已經變直了嗎？」說起這則故事，並沒有全盤否定西醫西藥的意思，但現在的一些療法和評價體系的確存在著目中無「人」的觀念。如癌症的治療，放療、化療、手術等許多「昂貴」的治療以後，癌腫是縮小或消失了，病是治好了，但人也完了。又如一些手術治療後，病人隨之死亡或生活質量極度惡化，但醫生和病人都認為手術是成功的。當然有人一定會說，許多見病治病的方法（手術、抗生素等）也治癒了許多疾病，這是不爭的事實，而且有立竿見影之效。但這些方法對於年老體弱或說病人抵抗力低下的情況下，或者涉及多因素、多系統的疾病，效果就不好或病人反而不易恢復。換句話說，這些方法的成功，很大程度是建立在病人抵抗力強，康復機能好且原因相對單一的前提下。反之，即使有手術的成功或是細菌的殺滅，但人體的抗病能力也受到了傷害，病人身體卻一次比一次虛弱，隨後的治療效果會越來越不理想。由於見病不見人，西醫雖有支持療法，但沒有象中醫那樣一套扶正祛邪的理論，故很難走出它固有的誤區或局限性。現在針對病的治療技術可以說是月新月異，但由於只關注病的治療，使它們慢慢地背離了醫學是增進人類的健康的目的。由於見病不見人，易使針對疾病的技術把人當成機器來修理或只停留在生物模式，不能上升真正的人類醫學。由於在治療中有被忽略了，就易形成了針對疾病的技術的過度醫療行為，形成了「看病難，看病貴」，引發了醫療危機，但人們的健康卻與預期相去甚遠。所以，「醫學的目的」國際研究計劃提出：「當代的世界性醫療危機，根本上是由於主要針對疾病的技術統治醫學的長期結果」。因此，WHO在「迎接21世紀的挑戰」報告中明確指出：「21世紀的醫學不應該繼續以疾病為主要研究領域，應該以人類和人群的健康為主要研究方向」。 反之，中醫看到是一個人，一個病著的人，治病是從一個人的整體上來考慮，不僅僅見到病（中醫稱為邪氣），而且要看病人抗病能力（中醫稱為正氣），還在動態地看敵（邪氣）我（正氣）雙方力量對比。用藥如用兵，如我方總體上佔優勢，則以見病治病（祛邪）為主，如敵方佔優勢，則以發展壯大我方實力為主（扶正）。這時，如只憑血氣之勇，同敵人打陣地戰，消耗戰，雖能給敵以重創，但卻以犧牲自我為代價。在戰爭中，毛澤東同志曾站在戰略整體角度上指出：不要計較一城一地之得失，存地失人，人地皆失；失地留人，人地皆復。後來果然解放全中國，人地皆復。這與中醫治病留人，治人不治病的思想有異曲同工之處。模糊病的局部認識來達到對人整體的把握，中醫象一個老人來考慮問題，而計較一城一地之得失，見病不見人的思想正象一個血氣方剛的青年。按照錢學森先生的話說（大意）：西醫處於幼年時期，再有四五百年才能進入系統論，再發展四五百年才能到整體論，因而西醫再有800-1000年才有可能達到中醫今天的整體論思想境界。，這也許就是西醫對病知其然，而對中醫愈病之理不知其所以然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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