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能不知道的耶路撒冷

推薦語

二十多年前，哈佛的政治學巨擎亨廷頓教授發表了一篇驚世駭俗的文章《文明的衝突》，提出冷戰結束之後，西方基督教世界最大的敵人是伊斯蘭教。爭論尚未平息，就發生了震驚全球的911事件，恐怖主義襲擊的背後，是更深刻的宗教矛盾，哈貝馬斯因此而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名言:「911事件觸動了世俗社會的宗教神經」。這根世俗與宗教對抗的敏感神經在今年巴黎的《查理周刊》血案中再一次被觸動，世俗社會的人們不得不問：為什麼伊斯蘭教與基督教有如此世仇？世俗主義為何與基督教實現了和解，但與伊斯蘭教依然有尖銳的摩擦？

許紀霖：華東師範大學歷史系教授。

聲明：本推薦語屬於高和分享原創，如有轉載，請註明出處和來源。

書名：耶路撒冷三千年

作者：（英）西蒙·蒙蒂菲奧里

譯者：張倩紅 等

出版機構：民主與建設出版社

出版時間：2015年1月

頁數：673

定價：78.00

噹噹價：50.30

《耶路撒冷三千年》前言

作者：西蒙·蒙蒂菲奧里

耶路撒冷的歷史是整個世界的歷史，它同時也是猶地亞山間一座長年貧瘠的小鎮的編年史。耶路撒冷曾被視為世界的中心，而今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名副其實：這座城市是亞伯拉罕系宗教之間鬥爭的焦點，是越來越受歡迎的基督教、猶太教和伊斯蘭教基本教義派的聖地，是不同文明衝突的戰略角斗場，是無神論與有神論交鋒對峙的前線，是世俗矚目的焦點，是惑人陰謀與網路神話的發生地，是二十四小時新聞時代里全世界攝像機聚焦的耀眼舞台。宗教、政治和媒體興趣相互滋養，使今天的耶路撒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頻繁地暴露在世人的目光之下。

耶路撒冷是神聖之城，但給人以迷信、騙術和偏執的印象；是帝國的慾望與獎賞，但又不像他們所期望的那樣具有戰略價值；耶路撒冷是許多教派的共同家園，但每個教派都認為這座城市只屬於自己；耶路撒冷是一座擁有許多名字的城市——但每個傳統都如此偏執地排斥他者，僅僅尊崇自己的稱謂。這個地方是如此嬌美，以至於猶太人在其神聖經典中以女性的口吻描述它——通常把她說成是一個鮮活的尤物，一個地道的美女。但有的人也把她描繪成無恥的蕩婦，或者是被愛人拋棄的受傷的公主。耶路撒冷是一個神的殿堂、兩個民族的首都、三大宗教的聖地，它還是唯一一個擁有天國和塵世兩種存在維度的城市：而地上之城的絕美無雙與天上之城的光輝榮耀相比，又顯得那樣的微不足道。耶路撒冷既是天上城又是地上城的事實意味著這座城市可以存在於任何地方：新耶路撒冷可以遍布全世界，每個人都有自己心中的耶路撒冷。據說，亞伯拉罕、大衛、耶穌和穆罕默德這些先知和長老，都曾在這裡的石頭上駐足。亞伯拉罕系宗教在這裡誕生，而世界也將於末日審判時在這裡終結。對於「聖書之民」來說，極為神聖的耶路撒冷就是「聖書之城」：《聖經》從許多方面來說都是耶路撒冷這座城市的編年史，而《聖經》的讀者，從猶太人和早期基督徒到穆斯林征服者和十字軍，再到今天的美國福音派，一次又一次地改變著耶路撒冷的歷史以實現《聖經》的預言。

當《聖經》被翻譯成希臘文、拉丁文和英文後，它成了世界性書籍，也使耶路撒冷成為世界之都。每個偉大的國王都成了大衛，每個特別的民族都成了新以色列人，每種高貴的文明都成了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座不屬於任何人的城市，但它又存在於每個人的想像當中，這是這座城市的悲劇，也是它的魅力所在。耶路撒冷的每一個夢想者，從古至今每一個到過耶路撒冷的人，從耶穌的使徒到薩拉丁（Saladin）的戰士，從維多利亞時代的朝聖者到今天的遊客、記者，每個人都懷著對真實耶路撒冷的美好想像來到這裡，然而呈現在他們眼前的耶路撒冷使他們大失所望，他們看到的是一個興旺過，萎縮過，被重建、被摧毀過許多次的，不斷變化的城市。但由於這是耶路撒冷，是所有人的財富，所以只有他們心中的耶路撒冷才是真正的耶路撒冷，而那些被玷污的、被合成的現實必須加以改變；每個人都有權把自己心目中的「耶路撒冷」強加到現實的耶路撒冷之上——而實現這一夢想的手段，通常就是用他們手中的火與劍。

14世紀的歷史學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既是本書中提到的一些事件的參與者，也是這些事件的史料來源。他注意到，歷史被如此「熱切地追捧，街頭巷尾的人們都渴望了解它，國王和領袖們也願意為它決一死戰」。這對耶路撒冷而言尤為真實。不承認耶路撒冷是世界歷史的一個主題、一個支點，甚至一根脊柱，就不可能書寫這座城市的歷史。在這個時代，互聯網神話的力量意味著高科技滑鼠和彎刀一樣能夠成為基本教義派軍火庫的武器，因此，就現在而言，我們對歷史真相的追尋比在伊本·赫勒敦的時代更為迫切。

耶路撒冷的歷史必須是對神聖本質的探究。「聖城」這個詞經常被用來形容對它的聖跡的敬畏，但它真正的意思是耶路撒冷已成為塵世間人與上帝交流的必要場所。

我們還必須回答這個問題：在世界上所有的地方，為什麼選中了耶路撒冷？這個地方遠離地中海海岸的貿易路線；這裡缺水，夏季陽光曝晒，冬季寒風凜冽，嶙峋的岩石參差不齊，而且不適合定居。但是，選擇耶路撒冷作聖殿之城，不僅僅是人類自己的決定，也有著自然演進的因素在裡面：隨著時光的流變，它的神聖性有增無減，因為它已經神聖了如此長的時間。神聖不僅需要靈性和信仰，還需要傳統與合法性。一個提出新想法的激進先知必須解釋之前已經過去的那些世紀的歷史，並用能為大眾所接受的語言和神聖的地理來證明他的發現——對先前的啟示和長期備受尊崇的地點的預言。沒有什麼比其他宗教的競爭更能提高一個地方的神聖性。

這種神聖性為許多無神論遊客所厭惡，在他們看來，耶路撒冷瀰漫著自以為是的盲從，迷信像流行病一樣折磨著整個城市。然而，否認神聖就是否認人類對宗教的深切需求，沒有這種需求就不可能理解耶路撒冷。宗教必須解釋快樂為何轉瞬即逝、憂愁為何亘古恆久這個讓人類既困惑又恐慌的謎題：我們需要感受一種比我們自身更強大的力量。我們敬畏死亡，渴望發現它的意義。作為上帝與人的相會地，這些啟示錄中提出的問題將在耶路撒冷得到解決——世界末日來臨時，將 會有基督和反基督之間的戰爭。屆時克爾白將會從麥加移到耶路撒冷，將會出現審判、死者復活、彌賽亞的統治、天國和新耶路撒冷。三大亞伯拉罕系宗教都相信末世，但具體細節因信仰和教派不同而異。世俗主義者可能將這一切視為過時的繁文縟節，但事實正好相反，這些理念都是非常流行的。在這個猶太教、基督教和穆斯 林基要主義盛行的時代，末世是當今世界狂熱政治的動力所在。

死亡是我們的永恆伴侶。長久以來，朝聖者為了死在耶路撒冷、葬在聖殿山周圍，以為末日來臨時的復活做準備而前往耶路撒冷，他們還在繼續前來。這座城市被墓地包圍並且建在墓地之上。古代聖徒的乾枯軀體備受尊崇——抹大拉的瑪利亞乾癟發暗的右手仍然在聖墓大教堂中希臘正教修會會長的房間里供奉著。許多聖跡，甚至許多私人住宅都建在墳墓周圍。這座死人之城的陰森不僅源自戀屍癖，而且還與招魂術有關：這裡的死人宛如活人一般，他們只是在那裡等待復活。對這裡無休止的爭奪——屠殺、蓄意破壞、戰爭、恐怖主義、圍攻和災難將耶路撒冷變成了戰場——用阿道司·赫胥黎的話說，是「宗教的屠宰場」；用福樓拜的話說，是一個「停屍房」。梅爾維爾稱這個城市是一個被「死亡大軍」包圍的「頭蓋骨」；而愛德華·賽義德記得自己的父親討厭耶路撒冷，因為它「使他想起死亡」。

這個天與地的聖所不是一直靠神意庇佑而發展起來的。宗教起源於向某位具有超凡魅力的先知如摩西、耶穌、穆罕默德展示的靈光。帝國的建立、城市的征服依靠的是某個軍閥的活力和運氣。從大衛王開始，某些個人的決定使得耶路撒冷成為「耶路撒冷」。

誰也沒有想到大衛的小小城堡，一個弱小王國的首都竟然會成為舉世矚目的焦點。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尼布甲尼撒對耶路撒冷的毀滅造就了這座城市的神聖——正是那場災難促使猶太人記錄並讚頌錫安的榮耀。通常來說，這樣的大災難會導致一個民族的消亡，然而猶太人生機勃勃，對自己的上帝忠貞不渝，最為重要的是，他們還在《聖經》中將自己的歷史記載了下來，這些都為耶路撒冷日後的名聲和神聖奠定了基石。《聖經》取代了猶太國家和聖殿，正如海因里希·海涅所說的那樣，成為「猶太人隨身攜帶的祖國，隨身攜帶的耶路撒冷」。除耶路撒冷之外，沒有任何城市擁有自己的聖書，也沒有任何一部作品能像《聖經》一樣如此主導一座城市的命運。

這座城市的神聖性源自猶太人作為特選子民的「例外論」，即耶路撒冷是上帝挑選的城市，巴勒斯坦是上帝挑選的土地，後來這種例外論為基督徒和穆斯林所繼承和接受。耶路撒冷和以色列的至高神聖性反映在從16世紀歐洲宗教改革到20世紀70年代宗教領域不斷增長的對猶太人返回以色列的痴迷，以及西方世界對它的世俗對應物猶太復國主義的狂熱上。自此以後，巴勒斯坦人的悲劇故事改變了人們對以色列的認知，對於這些人來說，耶路撒冷是座失落的聖城。因此，西方的固執迷戀，還有這種普遍的歸屬感可以朝兩個方向發展——它有利也有弊，或者說是把雙刃劍。今天，這種情況反映在對耶路撒冷更加強烈、更富感情的審視上，也反映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上，其中的緊張程度與情感糾葛是其他任何事情都無可比擬的。

然而，任何事物都並非表面看起來的那麼簡單。歷史通常被描述成一系列的激烈變化與暴力更迭，但我想展示的是：耶路撒冷是一座具有連續性和共存性的城市，是一座有著混血人群和混合性建築的兼容並包的大都市，這裡的人們不符合各大宗教傳說和後來的民族主義敘述的狹隘分類。這是我儘可能地以家族發展為線索追尋歷史的原因——大衛家族、馬卡比家族和希律家族、倭瑪亞家族、鮑德溫和薩拉丁家族，直到侯賽尼家族、哈立迪家族、斯帕福德家族、羅斯柴爾德家族和蒙蒂菲奧里家族——這種做法有悖於正統史學所注重的突發事件描述和狹隘敘事，但卻可以展示有機的生活模式。在耶路撒冷不僅有相對的兩方，還有許多相互連結、相互重疊的文化和不同層次的忠誠——它是一個由阿拉伯正統派、阿拉伯穆斯林、塞法爾迪猶太人、阿什肯納茲猶太人、哈雷迪猶太人、世俗猶太人、亞美尼亞東正教徒、喬治亞人、塞爾維亞人、俄國人、科普特人、新教徒、衣索比亞人、拉丁人等等組成的多姿多彩、千變萬化的萬花筒。某個個體經常忠誠於不同的身份，耶路撒冷每個土層的沙石都能找到對應人群。

事實上，耶路撒冷的重要性時盛時衰，絕非靜止不動，而是一直處在變化之中，就像一種不斷改變形狀、大小，甚至顏色，但始終根植在原地的植物。最新的、膚淺的表現——耶路撒冷作為媒體所說的「三大宗教聖城，二十四小時新聞秀場」——是相對晚近的。有幾個世紀耶路撒冷似乎喪失了它的宗教和政治重要性。在多數情況下，是政治需要，而非神聖啟示再度激活了宗教奉獻熱情。

每當耶路撒冷要被遺忘、變得無關緊要時，那些虔誠崇拜《聖經》、潛心鑽研《聖經》的遙遠地方的人們——不管是在麥加、莫斯科還是在馬薩諸塞 ——都會將他們的信仰投射回耶路撒冷。所有的城市都是認識外部思維模式的窗戶，但這座城市卻是一面雙面鏡，她既能展示其內部生活，又能反映外部世界。不管是絕對信仰的時代、正義帝國構建的時代、福音啟示的時代，還是世俗民族主義的時代，耶路撒冷都是時代的象徵與角逐的對象。然而，就像馬戲團的鏡子一樣，它反射的內容通常是扭曲的，有時甚至是怪異的。

耶路撒冷有辦法使它的征服者和訪問者遭受失望與折磨。塵世之城與天國之城的差別是如此令人難以接受，以至於每年都有一百名病人進入這座城市的精神病院，所患之病是「耶路撒冷綜合征」，即一種由期望、失望和幻覺組成的精神病。但耶路撒冷綜合征也有政治性誘因：耶路撒冷藐視理智、現實政治和戰略，耶路撒冷只存在於擁有貪婪情慾和無可匹敵情感的王國，理性在這裡顯得蒼白無力。

即使在這場爭奪統治權和真理的鬥爭中，對其他人而言，勝利也只是增強了這座城市的神聖性。壓迫者越貪婪，競爭越激烈，就越發能激起本能的反應。在這裡，結果往往會超出預期。

沒有其他地方能夠喚起這樣的獨佔欲。而這種嫉妒心頗具諷刺性，因為耶路撒冷的大部分聖跡以及與此相關的解讀，都是借來的或偷來的，它們原本屬於之前的宗教。這座城市的過去通常是虛構的。實際上，每一塊石頭都曾屹立在另一種宗教久被遺忘的神廟之中，也曾屹立在另一個帝國的凱旋門上。伴隨大部分但不是所有的征服而來的是在強佔其他宗教的傳統、故事和遺址的同時，抹去這些宗教存在的痕迹。耶路撒冷經歷了許多破壞，但征服者通常不會摧毀之前就有的東西，而是重新加以利用並為它添磚加瓦。像聖殿山、希律城堡、大衛城、錫安山和聖墓大教堂這樣重要的遺址沒有出現明顯的歷史分層，它們更像複寫紙和刺繡作品，裡面的絲線是如此縱橫交織以至於現在已不可能將它們抽絲剝繭。

佔有慾支配下的神聖性競爭導致一些聖跡先後對三大宗教都變得格外神聖；國王裁決它們的歸屬，人們為它們而犧牲——而今它們幾乎被遺忘：聖殿山曾是令狂熱的猶太人、穆斯林和基督徒敬畏的地方，但現在很少見到穆斯林或猶太朝聖者，它基本上再次成為基督徒的場所。

在耶路撒冷，真相通常遠不如神話重要。「在耶路撒冷，不要問我真相的歷史，」著名的巴勒斯坦歷史學家納茲米·朱貝（Nazmi al-Jubeh）博士如此說，「若拿走虛構的故事，耶路撒冷就一無所有了。」在這裡，歷史的影響是如此強大有力，以至於它一再被扭曲：考古學本身就是一種歷史力量，考古學家有時和士兵一樣擁有巨大能量，他們被徵募過來為現在的目的而盜用過去。一個以客觀、科學為目標的學科可以被用來粉飾宗教民族偏見，為帝國野心提供辯護。19世紀的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和福音派帝國主義者都曾犯下徵用歷史事件，賦予它們矛盾的意義和事實的罪行。所以，一部耶路撒冷的歷史既是真相的歷史，也是傳說的歷史。但其中有歷史事實，而這本書致力於講述這些歷史事實，不論對一方或另一方而言是多麼難以接受。

我的目的是為普通讀者書寫最廣泛意義上的耶路撒冷歷史，不管他們是無神論者還是有信仰的人，是基督徒、穆斯林還是猶太人，而不存在政治意圖，不考慮今天仍在上演的衝突與傾軋。

我將按時間順序，通過男男女女——士兵和先知、詩人和國王、農民和樂師——還有塑造耶路撒冷的那些家族的生活來講述這個故事。我覺得這是把這 座城市寫活並展示其複雜的、意想不到的真相怎樣成為這段歷史之結果的最好方法。只有按時間順序展開敘述，才能抵制住透過現在所痴迷的事物來重塑過去的誘惑。我試著避免以這樣的目的論——證明每個事件都是不可避免的——來書寫歷史。因為每種變化都是對先前變化的反應，因此按時間順序記事是搞清這種發展演變的最好方法，也最能回答這個問題——為什麼是耶路撒冷？——並展示人們為什麼會如此行事。我希望這也是講述這段歷史的最有趣的方式。借用好萊塢的一句套語：我何德何能，竟敢解構人類有史以來堪稱最偉大的故事？在成千上萬部關於耶路撒冷的書中，僅有很少的部分敘述歷史。大衛、耶穌、十字軍和阿以衝突這四個時代之所以為人們所熟知，多虧了《聖經》、電影、小說和新聞，但其中不乏曲解。至於四大時代之外的敘事，我的初衷是把許多被遺忘的歷史帶給新讀者。

這是一部耶路撒冷作為世界歷史之中心的歷史，它並非想成為有關耶路撒冷方方面面的百科全書，也不是每座建築物中的每處壁龕、每個柱頂和每座拱門的旅遊指南。這不是東正教徒、拉丁人或亞美尼亞人、伊斯蘭教哈乃斐或沙斐儀學派、哈西德或卡拉派猶太人的瑣碎歷史，也沒有以某種特定的觀點來解讀。從馬木魯克到託管時期，這座穆斯林城市的生活一直被忽略。耶路撒冷的家族一直由具有巴勒斯坦經歷的學者研究，但它幾乎不為大眾歷史學家所涉獵。這些家族的歷史一直並且仍然是極為重要的：一些關鍵材料還沒有英文譯本，但我把它們翻譯出來，並採訪了所有這些世家的家族成員，以了解他們的故事。但這些僅僅是整幅馬賽克的一部分。這不是猶太教、基督教或伊斯蘭教的歷史，也不是對耶路撒冷之上帝本質的探究，所有這些已經被其他人仔細研究過——最新的研究就是卡倫·阿姆斯 特朗的優秀作品《耶路撒冷：一座城市，三種信仰》。這也不是巴以衝突的詳盡歷史，當今事件並不是我要探討的主題。然而我要面臨的挑戰是不得不涉及所有這些東西，我僅希望它們所佔的篇幅能夠符合比例。

我的任務是追尋真相，而非在不同宗教的神話間進行裁決。我當然不會以裁定三大宗教的神跡和經典是否「真實」的裁判自居。任何研究《聖經》或耶路撒冷的人都必須承認真相有許多層。其他宗教和其他時代的信仰對我們來說似乎很陌生，而我們這個時代和這個地方為人熟知的習俗通常看起來都頗為合理。就連被許多人奉為世俗理性和共識之頂峰的21世紀也有它自己的傳統智慧和類似於宗教正統的東西，這些東西對我們的後輩來說將是不可思議的荒謬。但宗教及其奇蹟 對耶路撒冷歷史的影響卻是不可否認的真實，不對宗教持些許尊重就不可能了解耶路撒冷。

有些世紀的耶路撒冷歷史是鮮為人知的，它的所有內容都是頗具爭議的。一旦涉及耶路撒冷問題，學術界和考古界的爭議通常都會充滿惡意，有時還會出現暴力，甚至引發騷亂和戰鬥。過去半個世紀所發生的事件是如此具有爭議，以至於還誕生了許多詮釋它們的版本。

早期的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及一些愛好者對少得可憐的材料進行榨取、編造和人為加工，以服務於他們信心十足地樹立的每一種可能的觀點。我仔細研究了所有案例的原始材料和許多種理論，得出這樣一種結論：如果綜合研究每一案例，那麼本書中最常見的詞語將是「也許」「可能」「或許」和「應該」。因此，我不會在每一個合適的地方都把它們包括進去，但我希望讀者明白在每個句子背後都隱含著龐大的、不斷變化的文獻，每一部分都由一位學術專家閱讀並核實過。幸運的是，我在這方面得到今天仍在工作的一些最知名的教授的幫助。

這些爭論中最傷腦筋的是關於大衛王的爭論，因為它的政治含義太容易引起激烈反應，而且與當今局勢息息相關。即便以最科學的標準來考量，這場爭論也比其他任何地方就其他任何話題所進行的爭論更具戲劇性、更引人矚目，或許只有關於基督或穆罕默德本質的爭論差可比擬。大衛故事的來源是《聖經》。長期以來，他的歷史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19世紀時，帝國主義基督徒對聖地的興趣激發了人們對大衛時代耶路撒冷的考古探索。這場考察的基督教性質被1948年 以色列建國所改變，這一事件因為大衛作為猶太人之耶路撒冷奠基者的地位而被賦予了強烈的宗教政治意義。由於公元前10世紀的證據相當缺乏，以色列的修正主義史學家就縮小了大衛城的規模，一些人甚至還質疑大衛是否為一個歷史人物，這令猶太傳統主義者氣憤不已，而巴勒斯坦政治家卻深感欣慰，因為這樣的結論削弱了猶太人對這座城市擁有權的合法性。然而，1993年但丘石碑的發現卻證明大衛王確實存在。儘管《聖經》主要不是作為歷史來書寫的，但它仍是我用來講述這個故事的歷史來源。大衛城的規模和《聖經》的可信度在行文中有探討，至於當代關於大衛城的衝突，請參見《後記》。

需要說明的是，撰寫19世紀的事情時不可能忽略愛德華·賽義德《東方學》的影響。賽義德是一個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基督徒，後來成為紐約哥倫比亞大學的文學教授和世界政治領域最早為巴勒斯坦民族主義搖旗吶喊的人，他認為「歐洲中心論者對阿拉伯-伊斯蘭民族及其文化有著微妙而持久的偏見」，特別是19世紀的旅行者，諸如夏多布里昂、梅爾維爾和馬克·吐溫等，既貶低了阿拉伯文化，又為帝國主義開脫。然而，賽義德本人的作品促使他的一些追隨者試圖將這些西方入侵者從歷史上抹去，這同樣是荒謬可笑的。如上所述，這些訪問者很少能看到並理解阿拉伯人和猶太人在耶路撒冷的真實生活，而我致力於展示這些原住民的實際狀況。然而，這本書不是一場論辯，耶路撒冷的歷史學家必須展示西方浪漫主義帝國文化對這座城市的決定性影響，唯有如此才能解釋中東與大國之間千絲萬縷的聯繫。

同樣，我也描述了英國世俗主義者和福音傳道士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歷程，從帕麥斯頓和沙夫茨伯里，到勞合·喬治、貝爾福、丘吉爾和他們的朋友魏.茨曼，這些人支持猶太復國主義的原因很簡單，因為它是19世紀和20世紀唯一一場最能對耶路撒冷和巴勒斯坦的命運起決定性影響的運動。

本書的主幹部分結束於1967年，因為「六日戰爭」基本上確定了今天的形勢，起到了一錘定音的作用。《後記》部分大致概括了迄今為止的政治發展，以對三大聖地典型清晨的詳盡描述收尾。但形勢始終在不斷變化，如果我要繼續詳述耶路撒冷迄今為止的歷史，那麼這本書將無法結尾，而且不得不隨時更新。最後，我試圖說明耶路撒冷為何會繼續成為和平協議的核心與障礙之所在。

這部作品是在廣泛閱讀古代與現代的一手文獻，同專家、教授、考古學家、家族人物和政治家進行私人探討並無數次拜訪耶路撒冷、聖跡和考古發掘現場的基礎上進行綜合創作的結果。我有幸發現一些新的或很少使用的材料。我的研究帶給我三方面的特殊愉悅：一是在耶路撒冷度過了許多時光；二是讀了從烏薩馬 ·本·蒙蒂、伊本·赫勒敦、愛維亞·瑟勒比和瓦希夫·賈瓦哈里耶到提爾的威廉、約瑟夫斯和T.E.勞倫斯等人的精美作品；三是和所有派別的耶路撒冷人—— 巴勒斯坦人、以色列人、亞美尼亞人、穆斯林、猶太人和基督徒成為了朋友，並在激烈的政治危機中得到這些人的充分信任與慷慨幫助。

我感到我的一生都在為書寫這本書作準備。從孩提時代起，我就經常繞著耶路撒冷轉來轉去。因為家族的關係（正如書中所提到的），「耶路撒冷是我的家訓」。不管與耶路撒冷有什麼私人聯繫，我在這裡只是為了講述真實發生的歷史和人們相信的歷史。回到我們開始的地方：一直都有兩個耶路撒冷，天國的和塵世的，兩個耶路撒冷都更多地受制於信仰和情感，而非理智和事實。但無論如何，耶路撒冷依然是世界的中心。

我的寫作方法不可能使每個人都樂於接受——畢竟，這是耶路撒冷。但是，在寫這本書的時候，我一直銘記勞合·喬治給他的耶路撒冷總督斯托爾斯的忠告——斯托爾斯當時正在遭遇猶太人和阿拉伯人的雙面夾擊——「如果任何一方停止抱怨的話，你將會失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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