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偉民｜量化評價扼殺人文學術——關於人文學科學術期刊的評價問題

編者按　　作者在文中指出目前學術評價體系對人文學科學術期刊尤為不利。其中，影響因子作為各學術機構採用的最主要的評價數據，實際上未必適合人文學科的特點。要建立公正的學術評價，應依託學術共同體。本文出自《總編視角：華文學術期刊發展趨勢國際研討會論文集》，略有刪節。作者仲偉民，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清華大學學報》常務副主編。　　近年來，學術評價及學術期刊評價問題受到前所未有的關注，相關研究成果也產生了較大影響。不過，因為學術評價問題的複雜性和其影響的深遠性，儘管學者以及有關部門在此方面已經做了很多的努力，但問題還遠遠沒有解決。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有些問題反而更加嚴重了，目前以發表人文學科學術論文為主的學術期刊在現行評價體系中備受歧視，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1現行學術評價機制歧視　　人文學科及以發表人文學科為主的學術期刊人文學科的學術論文大多是思想的呈現和創造，需要長期的知識積累，因此學術成果的寫作和發表一般都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加上研究又獨具特點，即注重從原始材料入手，較少引用同行研究成果，轉引率自然低。但是，目前各高校及相關學術機構大多以數量以及所謂期刊級別作為考核標準，這促使學術評價機構的權力急劇膨脹，各種評價機構爭先恐後搶佔地盤。比如，原來期刊評價有所謂「三大核心」，而今已有了更多的「核心」，評價標準五花八門，各機構競相發布排行榜。這對學術研究以及學術期刊的辦刊方向等產生了極大的負作用，尤其對人文學科學術研究以及以發表人文學科學術論文為主的期刊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響。這裡有以下突出表現。　　一是評價標準的絕對數據化，導致學術評價以及期刊評價的偏頗並遭到學術界的詬病，甚至影響了中國學術在世界上的形象。　　目前在中國各種學術評價中發揮作用的，幾乎全是以各種數據為基本依據而制定的評價標準。這些評價標準表面上看非常科學，非常嚴謹，其實質可能是最不科學、最不符合學術研究規律的，對人文學科來說尤其如此。　　以中國知網為例。中國學術期刊（光碟版）電子雜誌社每年都發布《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這個年報實際就是該雜誌社發布的一系列期刊數據排行榜。其中「期刊綜合統計源」和「複合統計源」包括總被引頻次、影響因子、他引影響因子和即年指標，其他指標還有基礎研究類影響因子、技術研究類影響因子、人文社科類影響因子、他引總引比、引用半衰期等13個指標。這些幾乎全是與影響因子相關的各種數據。該雜誌社近三年還發布「中國最具國際影響力學術期刊」和「中國國際影響力優秀學術期刊」，則主要運用總被引頻次和影響因子兩個數據，基本模仿SCI的做法。上述幾個榜單既沒有考慮人文社會科學的一般特點，也沒有考慮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特殊的歷史和社會環境。正是因為這種對數據的簡單處理，導致榜單出現很多令人費解的現象。比如前一榜單2014版綜合性人文社會科學類之排位前20名的兩個期刊，就讓人疑慮重重，因為無論從實際學術水平、學術影響力以及學者的印象和口碑等方面，這兩個期刊都應該屬於中下游水平；另外，此榜單排名靠前的相當一部分期刊偏重經濟學，而經濟學期刊的影響因子普遍偏高，顯示了學科之間影響因子的極大差距，更證明了單靠影響因子排序有多麼不合理。在後兩個榜單中，體育學、心理學、教育學等學科格外突出；除考古學科外，人文學科幾乎全軍覆沒。「2014年中國國際影響力優秀學術期刊」尤其離譜，不僅有些平時幾乎不為人所知、在學術界更是影響不大的期刊居然登上了這個榜單，管理學和教育學更是大放異彩，在所列前60種期刊中，這兩個學科幾乎佔了半壁江山，粗略統計，管理學至少有11種，教育學至少9種，尤其是成人和電化教育更是一枝獨秀，比如《中國電化教育》《職業技術教育》《計算機教育》等都很榮耀地進入「2014中國最具國際影響力學術期刊」榜單。難道這就是向全世界展示的中國學術研究的最高水平？很顯然，這個榜單有問題，問題就出在不顧學科差別的簡單的量化處理方法。　　二是評價機構所定指標隨意，評判沒有依據，評價結果有失公允；評價機構的特權和作為，導致學術生態和期刊生態惡化。　　傳統幾大評價機構，比如「三大核心」的出爐，大多借鑒國外圖書情報學科的相關做法，以數據為基礎進行期刊遴選。由於近年這些「核心」受到了學術界的激烈批評，於是有的評價機構試圖採取一些新的辦法，以求突破。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社會科學評價中心2014年發布的《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價報告》，就非常典型。這個報告發布後，在學術界產生了極大的反響。而我認為，這個評價報告可能會使本來就為人詬病的學術評價愈加混亂。此評價報告由三部分組成，即《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綜合評價指標體系(AMI)》《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綜合評價指標體系（2014年試用版）》和《2014年中國人文社會科學期刊評價結果》。應該說，這個報告最重要的是推出新的期刊評價指標體系。但是評價報告發布之後，絕大多數人關注的卻僅僅是期刊評價結果，即期刊排行榜。我之所以稱這個期刊評價體系是「新」的，的確是因為有很多新創意新做法。比如將期刊評價體系設計為吸引力（Attraction Power）、管理力（Management Power）、影響力（Impact Power）三大塊，該中心對這三個關鍵詞的定義的確非常之新，但遺憾的是，該中心對這三個關鍵詞的定義卻讓人有些糊塗，比如「吸引力」是這樣定義的：「指評價客體的外部環境，良好的外部環境能夠吸引更多的資源，提升評價客體的吸引力。」怎麼能將期刊的吸引力歸結為外部環境？各種學術聲譽又怎麼是外部環境？再如該報告規定的獎項種類，同樣是部級獎，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的獎給加分，而教育部名刊工程則不加分。該中心考察各期刊「管理力」的做法，似有主觀臆斷的成分，沒有充分重視學者的意見，沒有「學術共同體」的作用。　　三是盲目以期刊的英文化作為國際化，不僅不利於中國人文學術以及人文學科學術期刊的發展，而且可能背道而馳。　　隨著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國家對文化軟實力越來越重視，鼓勵學術研究要「走出去」，要國際化。但遺憾的是，目前很多學術國際化的做法往往流於形式。比如，大家競相創辦英文刊，就非常典型，難道出版英文期刊就等於國際化嗎？再比如學術評價，更有許多「偽國際化」的做法，最典型的現象之一就是SCI/SSCI崇拜。此類SCI/SSCI崇拜現象的長期存在，與中國目前的評價機制密切相關，很多高校都規定學者在此類期刊發表文章有高額獎勵；國內的學術期刊更是想方設法進入SCI/SSCI資料庫，入此資料庫幾乎成為學術期刊國際化的代名詞。造成這種現象的根源，毫無疑問是中國當前普遍存在的荒謬的學術評價體系。因此，只有徹底廢除危害中國學術正常發展各種不合理的指標體系，學術界此類怪象才會消散。　　國際化涉及與語言的關係問題。目前英語的確是最為國際化的語言，但是這裡一個根本性的問題是：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成果翻譯成英語就能實現國際化嗎？我不這麼認為。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學術研究需要國際化，學術期刊也需要國際化，但是我們不能以英文化代替國際化，以歐美化代替國際化，更不能以是否加入SCI/SSCI資料庫作為國際化的標準。因為這樣的國際化不僅會大大損害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而且會使我們與真正的國際化漸行漸遠。台灣大學黃慕萱教授精闢地指出：「由於人文社會學者的研究議題具有高度的本土關懷，自然會以最符合該國文化與思考的語言作為文獻發表所使用的語言，因此以英文文獻為搜錄對象的SSCI及A&HCI引用索引資料庫並無法代表非英文人文社會學者的研究產出狀態，其搜錄的期刊文章僅表示較具有國際能見度及影響力，而無法表示其重要性或質量的高低，故在非英語國家，人文社會學者的學術評鑒不能僅以國際引文索引資料庫進行評鑒。」　　我曾經撰文指出，學術評價機構作為評價主體，無論從其從業人員來分析，還是從其所實際做的具體工作來分析，都不具有評價的資格，對此我曾有過專門論述，茲不贅。但是目前的情況是，這些評價機構不僅具有了資格，而且儼然成為學術評價的大法官，已然凌駕於學術界及學術期刊之上。而我認為，此類機構評價功能的過度開發和利用，不僅危害學術界，也將危害自己，並將自己埋葬。２用影響因子等指標作為主要評價標準對人文學科不公平　　中國學術評價機制混亂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急功近利以及學術大躍進，造成科研行政管理部門過多干預學術，在學術管理上甚至是亂作為。社會上各種各樣的大學排名、學科排名以及五花八門的課題申請及評獎活動等，更是將這種不合理的評價機制推向極致。關於這一點，學術界批評已經很多，此不贅。中國學術評價機制混亂的第二個重要原因，是學術界包括期刊同行自身對學術評價漠不關心，很多學者儘管對目前的學術評價機制頗多微詞，但又不願花更多精力來關注，結果導致如上文所說的學術評價制度混亂。學者對學術評價機制即使有一些批評，也大多不得要領。我這裡可以拿所謂的影響因子為例進行說明。　　眾所周知，影響因子（Impact Factor，IF），即某期刊前兩年發表的論文被引用總次數，除以該期刊在前兩年發表的論文總數。後來又有複合影響因子，這個概念是指，以期刊綜合統計源文獻、博碩士學位論文統計源文獻、會議論文統計源文獻為複合統計源文獻計算，被評價期刊前兩年發表的可被引文獻在統計年的被引用總次數與該期刊在前兩年內發表的可被引文獻總量之比。　　儘管影響因子這個概念的發明也就40年的時間（1975年開始使用），但它的影響卻非常驚人。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個概念「現已成為國際上通用的期刊評價指標，它不僅是一種測度期刊有用性和顯示度的指標，而且也是測度期刊的學術水平，乃至論文質量的重要指標」（百度百科）。所以，中國學術期刊光碟版電子雜誌社索性以此為題，每年都出版《中國學術期刊影響因子年報》，且成為業界的一件大事。根據通常的理解，影響因子的主要影響在兩個方面：它不僅是評價學術期刊的一個主要指標，而且也是評價論文的一個重要指標。也就是說，影響因子在學術評價方面幾乎可以通吃了！　　文獻研究者最喜歡也最重視影響因子數據，各評價機構幾乎均將影響因子定為最重要的評價指標，有的評價機構甚至將其作為唯一的指標；也有的科研管理者乃至學者不明就裡，喜歡以此作為學術評價的重要標準。如果方法正確，將影響因子作為學術評價的標準之一其實完全是可以的；但如果方法不對，也就是說，如果在使用影響因子進行學術評價時不分學科，將影響因子作為普世的學術評價工具，那就大錯特錯了，因為不同學科之間論文的影響因子數據相差實在太大。對於專業期刊來說，不同學科專業期刊的影響因子差別巨大；對於綜合性期刊來說，偏重人文與偏重社科的期刊之影響因子的差別也非常之大。　　目前，已有很多學者對引文分析的局限性進行了研究，他們主要歸納為以下三條。第一，引文原因或動機的複雜性影響引文分析的客觀性。大量事實表明，作者引用文獻的目的不都是因為需要利用某些觀點或資料，也可能出於其他非正常的動機；而這種出於非正常動機的引用，在引用文獻與被引用文獻之間就形成了「假聯繫」或「假相關」。比如以下方式：阿諛某人，自我吹噓，相互吹捧，為支持自己的觀點而片面引用，為維護某一學派或師承關係而非正常引用，迫於某種壓力的引用，等等。第二，技術上的缺陷影響引文分析的正確度。首先，文獻收集的不完全性會直接影響引文分析的結果，而事實上任何學科的文獻分析都無法收集完全。其次，暗引現象同樣會影響引文分析的正確性。所謂暗引，即文章引用其他論著的內容，卻不註明出處。這種違反學術規範的現象在各學科的研究中比比皆是。第三，引證分析對研究有時會產生誤導作用。由於國家、民族以及文化的差異，某些知識領域或內容可能並非人類所共享；如果過多強調或追求共同性，必然會脫離自己國家的具體實踐。瑞典學者A.Elzinga指出，面向由核心期刊引用率決定的國際研究工作的前沿，「往往意味著面向像美國那樣的核心國家」，「意味著像美國、英國和法國這樣一些國家將逐漸佔據支配地位。然而對較小的國家來說，適應最大共性可能意味著擴大研究與實踐之間的鴻溝」。而實際情形是，過多強調徵引指標和共享，往往是後發國家的普遍現象。這種做法最惡劣的後果，是粗魯地扼殺本民族的文化傳統；越是歷史悠久的國家，對本民族歷史文化的傷害就越嚴重。　　上文所說引文評價的三個局限性中，最後一條尤為關鍵。也就是說，從自然科學引發的學術評價工具，在運用到人文社會科學的時候，會發生嚴重的變異，具體運用時需要格外小心，否則，評價有失公允，就會損害正常的學術研究。　　目前學術評價機制不僅使人文學科處於極其不利的境況，主要刊登人文學科學術論文的綜合性學術期刊也同樣陷入困境。這裡，我仍然主要以影響因子為例加以說明。　　上文已經指出，不同學科論文之間的影響因子差距極大，這就造成刊發不同學科論文學術期刊影響因子的差別極大，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學科期刊的影響因子差別更大。比如《經濟研究》與《歷史研究》同是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著名期刊，但根據中國知網2014年發布的影響因子年報統計，兩本最著名的專業期刊，影響因子差別極大，《經濟研究》複合影響因子達9.831，而《歷史研究》的複合影響因子只有0.954，相差整整10倍。　　在綜合性期刊中，除《中國社會科學》為5.596外，絕大多數如果能超過1，已經是很高的數字了。就學報而言，《浙江大學學報》和《中國人民大學學報》最高，《復旦學報》為1.094，《文史哲》則只有0.646。可是我們並不能以此判斷後兩家學報比前兩家學術水平低，為什麼？道理很簡單，是學科文章分布造成的。前兩個學報側重社會科學學科的文章，尤其是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文章；而後兩個學報側重人文學科，尤其是文史學科的文章。　　因此，僅僅或主要依靠影響因子數據評價期刊，不僅是極不科學的，而且會對人文社科期刊造成嚴重的負面影響。這種評價標準沒有考慮到學科之間的差異。人文學科有自己特殊的研究規範，以歷史學科為例，實證性歷史學文章多是徑直爬梳史料，在經過考證辨析後得出結論，此類文章較少引證現當代人的論著。這是歷史學研究的重要特點之一，當然，這既是歷史學研究的優長之處，也是歷史學研究的短板之處。說它有優長之處，是因為歷史學者習慣直接從原始材料入手，尤其注重第一手的材料，這是歷史學科不同於任何其他學科的重要特點。可是，這種研究方法同樣有不足之處，這說明歷史研究學者比較容易忽視同行的相關研究，不僅對同行的尊重不夠，而且容易形成重複性研究。我主張，歷史學者在注重原始材料的同時，應該盡量汲取其他學科尤其是社會科學學科的做法，即不僅應該很好地總結前人的研究成果，還應儘可能多地引用別人已有的研究成果，避免重複性勞動。當然，歷史學的學科特性以及研究方法，使該學科論文在被引方面永遠不可能同經濟學相提並論。　　鑒於此，不同學科論著的學術水平，不宜都拿影響因子作為評價標準，更不宜將不同學科的論文進行影響因子的比較。如果要進行比較，只能在同一學科內，甚至要在二級、三級學科層次上進行比較。學術期刊同樣如此，不同學科的專業學術期刊不能主要用影響因子進行比較；綜合性期刊的發文差異很大，也很難主要用影響因子來比較。上面所舉例證，足以說明問題。　　袁培國先生對濫用影響因子提出批評，他說：「把針對以英文為主、期刊類別與其刊載論文類別相對一致的科技期刊的期刊影響因子原封不動地運用於大多是一種期刊刊載多學科論文的中文人文社會科學期刊，在現實中便帶來了新的問題，而科研管理使用的簡單化、絕對化和誤用更加劇這些問題的複雜性和嚴重性。」可見，學術評價機制不合理有很多複雜的因素，需要我們做更深一步的研究。　　在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評價，尤其是職稱評定中，我認為代表作制度是一個相對不錯的制度設計，得到學者較為普遍的認同，因為代表作制度激勵學者發表高水準的研究成果，而不鼓勵急功近利、單純追求成果的絕對數量。中國社會科學院曾經較好地執行這項學術評價制度，為學術界所認可，但近年來有些研究所似乎也逐漸改變了學術評價體系。　　學術評價出現上述過分看重影響因子數據的現象，有很多原因，其中有兩個原因特別重要，一是同行專家或學術共同體作用發揮不充分，此點下文將有闡發；二是評價機構的作用日益膨脹，正是因為在評價機構的推波助瀾之下，導致學術評價的異化現象越來越嚴重。更為明確地說，學術評價機構是形式評價尤其是量化評價的推手，量化評價體系是一種貌似科學而實則粗暴的評價機制，對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會造成深重的傷害。學術研究要健康發展，必須拋棄這種偽科學的做法，建立公正合理的學術評價機制。３學術共同體：建立公平公正學術評價的基石　　近年學術界之所以如此關注學術評價問題，是因為學者們內心有很多渴望：渴望真正的學術研究和學術創新能夠得到肯定，渴望學術誠信的回歸。但現實總給我們潑冷水，現行學術評價制度不僅不能滿足上述要求和願望，反而引發很多的學風問題。這也逼迫我們深入思考一些問題，尋求更好的學術評價路徑。　　針對這種狀況，2011年11月7日，教育部下發《關於進一步改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的意見》，提出進一步改進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評價，以促進高等學校哲學社會科學健康發展。其中特別指出，要正確認識SCI、SSCI、CSSCI等引文數據在科研評價中的作用，避免絕對化；意見要求確立質量第一的評價導向，要求加強評價制度建設，其中第三條指出:「建立開放評價機制。基礎研究以同行評價為主，大力加強國際同行評價。」應該說，這個導向是很好的，這個文件的制定是有意義的，值得肯定。　　從操作過程看，人文社會科學評價只可能是一個主觀的評價，因為學術研究成果水平的高低全由同行來裁定；但是，從結果和社會影響看，它又應該是一個客觀的評價，即由同行做出的學術評價能夠得到學術界的普遍認可。真正好的學術評價，實際上就是這種主觀與客觀的完美統一、公平公正的完美體現。　　說到學術評價要公平公正，就牽涉出一個大問題：進行學術評價的主體怎樣認定？上文已經指出，學術評價應該由學術權威在內的學術共同體承擔，這是最為可行的路徑也是最科學的做法。目前國內幾大被學術界基本公認的獎項，如被學術界廣泛關注的「思勉原創獎」「漢語人文學術寫作終身成就獎」以及「百盛-清華學報優秀論文獎」等，就是因為初步嘗試發揮學術權威和學術共同體的作用，基本做到了公平公正和公開，因此在某種程度上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可。　　以「思勉原創獎」為例，該獎評審盡量發揮學術共同體的作用，堅持全過程實名制評審。在評審會之前，主辦方首先從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社科委員等專家名單中邀請21位文史哲專家學者，推薦21部作品並撰寫推薦意見；隨後，每項參評作品由全國範圍內隨機邀請的100名同學科學者實名填寫問卷，問卷內容包括「對本科研成果的了解情況」「該成果研究工作在理論上的突破程度」「該成果出版發表後的社會影響」等問題，以此調查該成果在同行中的知名度和認可度；此外，還對參評作品進行通訊評審，由5位同學科專家分別審讀並給出獨立評判，反映該成果在專家心目中的創新程度。評審專家在參考此前推薦專家意見、同行學者問卷測評結果及通訊評審專家意見的基礎上，審讀原著，並獨立評判給分，按照得分高低排名產生獲獎提名作品，提名作品經評審委員會實名投票產生，經公示無異議後在頒獎儀式上正式授獎。　　「漢語人文學術寫作終身成就獎」的做法，同樣也為人稱道。首屆「漢語人文學術寫作終身成就獎」的獲得者是清華大學的李學勤先生，此獎於2013年7月在著名哲學家賀麟故鄉四川金堂縣頒發。該評獎委員會2006年公布的首屆評選流程，總共有8條具體規定，這個流程可以說是目前學術評獎中最為複雜也是相對來說較為完善的評獎辦法。　　以上兩個獎項，其評選過程沒有問題，但其中某些做法似乎仍可商議。其一，「思勉原創獎」聲言儘力發揮學術共同體的作用，但同時強調專家從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成員、教育部社科委員等專家名單中邀請，這有故意使此獎項官方化之嫌。在中國特殊的環境中，幾乎所有民間行為都有官方化的衝動，因為似乎只有官方承認的獎項才會被單位認可；從長遠看，這對社會發展和學術創新都是十分不利的。其二，「漢語人文學術寫作終身成就獎」首先以網站投票數決定獲獎人提名，表面上看似乎很民主、走群眾路線，但實際上違背學術評價小眾化、專業化原則。有人認為：「我們不能說，中國的學術水平只能由中國學者來評價，外國人不能置喙；反過來說也是如此。我們也不能說，學術評價只是學者的專利，普通讀者無權對學術問題發表意見。」這段話前半部分是對的，後半部分有問題。因為學術是極少數人從事的工作，其學術成果也是面對小眾群體的，普通讀者的評判一般情況下不能作為學術評價的標準。我認為「普通讀者無權對學術問題發表意見」這句話，原則上是正確的。也正因此，我不贊成以網上公開評論作為學術評價的基本依據之一，因為學術研究成果是一項探索和創造性的工作，不同於通俗讀物，也不同於文學作品和影視創作。　　作為純民間獎項的「百盛-清華學報優秀論文獎」，因為規模較小，所以操作相對容易。該獎主要有兩個流程，一是請專家通訊評審，二是請專家現場會評。目前該獎已進行了三屆評選，在學術界反應甚佳。曾榮獲此獎的王齊洲教授這樣表達他獲獎後的感動：「這是民間獨立評審的獎項，由李學勤、傅璇琮、童慶炳三位老先生最終確定，是純學術的判斷。我雖曾連續五屆獲湖北省優秀社科成果獎，卻沒有過這種激動。如果我們的學術，真的出於求真，所寫的文章，真的能感動自己，沒有功利的目的，沒有世俗的羈絆，那麼，學術之樹必然長青，學者的生命之樹也必然長青。」　　從以上獎項來看，我們對學術共同體的認識以及國內學術界共同體的培育都才剛剛起步；比較而言，歐美學術界已經相當成熟，值得我們借鑒。　　從歐美國家學術評價的經驗來看，構建自律的學術共同體，既是學術評價存在的前提，也是其良性運作的基礎。自律的學術共同體是由學者以各自專業為基礎自願結成學術團體、創辦學術刊物、組織學術會議等，其中專業性和自律性（autonomy）是其最主要的特點。專業性無須解釋，自律性則需要略做闡釋，因為自律性是學術共同體最重要的特性，也是學術共同體能否發揮作用的關鍵。以美國為例，學術共同體的自律性表現在三個方面。其一，自主結社和自主運作。學者自願結成以專業為基礎的學術團體，自主創辦專業刊物，自行召集學術會議，上述活動不必經過權力機構的批准，只要履行相關的法律程序即可。這種由團體、刊物、會議等構成的學術共同體形式，既是一個開放的學術討論和批評的空間，也是學術秩序的建設者、維護者和監督者。其二，自主立法。「autonomy」一詞有三個層面的含義：（1）法律意義上的，有自治、自治權、自治州、自治團體以及人身自由的意義；（2）哲學意義上的，含有自律、意志自由的意思；（3）生物學意義上的，即自發性。學術共同體的「autonomy」，應該取前兩層含義的部分內容。或者說，學術共同體所奉行的「法」不是由立法機構來制定的，而是學術界經過長期積累而形成的各種慣例和共識，包括學術規範、學術標準、學術倫理準則等。其三，自主約束。在正常情況下，學術共同體成員的認同感、歸屬感、榮譽感、責任感、信譽感、恥辱感等，使學術規範、學術標準、學術倫理準則等得以遵循和貫徹，一旦發生違規行為，共同體即可對當事人進行追責或處罰。李劍鳴教授說：美國這種自律的學術共同體，其形成和維持同某些「心靈的習性」和「做事的方式」密切相關，而且也離不開自由、平等和民主的社會政治環境……沒有什麼學術權威是不可質疑的，沒有什麼學術觀點是不可挑戰的，也不存在對學界前輩的恭順和屈從。學術是自由而開放的領地，任何壟斷和霸權都不為共同體所接受；學術評價也是自由、平等的對話，尖銳的觀點對立，激烈的學術爭論，通常不涉及個人恩怨和私人感情。同樣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學術社團，還是學術刊物，在經濟上都不依賴於政府撥款，也不單憑某個人的捐贈，而是依靠學者繳納的會費以及其他募捐。這種經濟上的獨立性，是其自主性的基礎和保障。正是因為美國學術評價中有成熟的學術共同體起到了關鍵的作用，政府和大學不干預學術評價，因此美國學術呈基本健康發展的態勢，成為各國學術界學習的榜樣。當然，不是說美國的學術評價就盡善盡美了，我只是希望中國的學術評價能夠從人家那裡學習一些有用的東西。

　　我曾撰文批評人文社會科學學術評價中的科學主義傾向，這種情形對人文學術的危害極大，影響因子決定論就是典型的科學主義做法，需要警惕並及時糾正。令人憂慮的是，目前的學術評價制度以及各式各樣的評價機構，卻正在助長這種唯科學主義、偽科學主義的做法。學術界、期刊界以及相關管理部門必須努力克服這種危害人文學術的做法，中國的學術研究才可能健康發展，中國的人文學術才有可能在世界上爭得一席之地。

鳴沙 mingsha18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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