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印刷術的誕生、發展、應用與影響
以鉛活字印刷術為首的近代印刷術是在歐洲手工業和商業有了相當發展的基礎上在西方國家出現的，並且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及工業化同步迅速發展起來。新技術、新工藝的不斷應用，印刷術自身也發生了重大的改革，印刷機設備的改進和動力的改換（由人力而蒸汽動力而電力），每一次都使生產效率得到極大提高，使出版的規模日益擴大，品質日益精良。
第一節 近代各類印刷術
一、凸版（主要是鉛活字）印刷術
西方近代印刷術以德國人谷登堡（J.Gutenberg）發明鉛活字印刷術為標誌。谷登堡1438年至1450年間開始研製金屬活字，於1455年印出了著名的《四十二行聖經》。他的發明包括鑄字盒、衝壓字模、鑄造活字的鉛合金、木製印刷機、印刷油墨和一整套印刷工藝。他印製的其他印本圖書還有：《聖經 詩篇》（1457）、《三十六行聖經》（1460年前）、《萬靈藥》（1460）等。谷登堡的鉛活字印刷術是不同於中國古代印刷術的全新意義上的印刷術。它為出版業朝著工業化的方向發展奠定了基礎，對世界文明的進程產生了巨大影響。歐洲在鉛活字發明前，手抄圖書只有幾萬冊，而1450至1500年間，只經過50年，歐洲印版書已達3.5萬種，數量猛增到900萬冊。隨著印刷業的日益發達，全世界第一批近代報刊也終於在16、17世紀發韌於歐洲。日本著名科學技術史學者湯淺光朝指出：「印刷術的發明作為人類解放思想的武器，與火藥的爆炸力相比，其強烈影響之所及是更大的。中世紀學術被僧侶階級壟斷，哲學成為神學的婢女，科學墮落為巫術，技術被禁閉在行會的小圈子裡，這些都於缺乏保存和傳遞知識的工具有關。在使世界理性的生命力變得旺盛並使其水準顯著提高方面，印刷術的文化史價值是必須給予極高評價的。」
由於動力的採用、捲筒紙輪轉鉛印機及自動鑄排機等的發明使用，近代印刷術在19世紀至20世紀初的百餘年時間裡進入了成熟階段。19世紀歐洲人口大幅度增長，特別是在資產階級革命取得勝利的國家，實行新教育制度，使受教育人數迅速增加，市民文化程度和閱讀興趣的提高，造成對出版物，特別是定期出版物——報紙、期刊需求的上漲。報刊在政治鬥爭、表達輿論、普及知識和商業廣告方面的功能日益為社會所重視。這種日益增長的社會需求成為近代印刷術持續進步的推動力。以1830年美國費城出版的《一分錢報》為開端、後歐美的廉價大眾化報紙「便士報」的風行，其重要的一個條件正是印刷技術的進步。另一方面，19世紀歐洲主要國家及美國已建立起近代工業體系，動力、冶金、機械、化學、造紙等工業的發展，為印刷技術的進步提供了有力條件，在這一進程中，印刷生產擺脫了傳統的手工業模式，實現了工業化生產，顯著提高了生產效率和產品質量。直到20世紀中期，鉛活字印刷術始終是世界上最主要的印刷方式。
二、其他形式的印刷
平版印刷術——平版印刷來源於石版印刷，是捷裔德國人塞內菲爾德（A.Senefelder）於1798年發明。後因石版笨重昂貴，改用表面經過研磨的鋅、鋁薄金屬平版。美國的魯貝爾（W.Rubel）於1904—1905年發明了經過膠皮布轉印到被印物體表面的間接印刷方法，中國稱為膠版印刷。由於它製版方便，裝版省時，印刷速度快，質量好，使用於各種圖片、書刊和彩色包裝材料，從20世紀中葉起，已逐步取代了凸版印刷，在各種印刷方式中產值最高，使用最廣。
凹版印刷術——凹版印刷有雕刻凹版和照相凹版的區別。雕刻凹版主要就是雕刻銅版，系義大利人腓納求賴（M.Finiguerra）於1452年發明。19世紀後開始用於印刷有價證券。1852年英國人塔爾博特（W.H.F.Talbot）發明了照相凹版，1894年捷克人克利奇（K.Krici）發明了輪轉凹版印刷，中國俗稱影寫版，適於大量生產單色、彩色圖片和畫報，同時也是一種包裝材料的重要印刷方法。
孔版印刷術——1907年英國人西蒙（S.Simon)取得了絲網印刷的專利。絲網印刷不同於平、凸、凹印，它是將油墨放入網框內，經柔性刮墨刀加壓刮動，使印墨從印版上的通孔部分漏印在承印物上，製成印刷品。絲網印刷製版成本低，印墨能牢固地附著在任何形狀的被印物表面，因此廣泛應用於電子工業的印刷線路版、廣告、銘牌和各種包裝材料的生產上。美國發明家愛迪生首創的謄寫版印刷，後經日本人崛井新治郎的改進，於1913年取得滾筒油印機的專利，成為沿用至今的臘紙油印術。利用打字機也可以打在蠟紙上，然後用油印機印刷。筆謄寫版和打字孔版在印刷中雖被視為低級，但在相當一個時期內，應用非常廣泛，尤其是用於內部印刷或非正式印刷。
第二節 近代印刷術在中國的應用
中國是亞洲第一大國，它所創造的燦爛的古代文明對世界文明的發展作出了巨大的貢獻，對周邊國家的影響更是直接而持久，但近代卻落伍了。於是文化和技術處於領先地位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包括明治維新後迅速崛起的日本，反過來對中國產生重大影響。各種先進的近代印刷術進入中國後，代替了以雕版為主的古代印刷術，使中國的印刷出版業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其中鉛活字排版、機械化印刷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一、鉛活字印刷
早在16世紀，鉛印術就傳入中國的澳門。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強行占租澳門。萬曆十八年（1590年），耶穌會士用拉丁文出版了《日本派赴羅馬之使節》一書，這是在中國使用歐洲鉛活字印刷的第一本書。但當時尚無人探索中文鉛活字的製作，所以近代鉛印術沒有很快傳入內地。
19世紀初，英國、法國、德國以及美國興起研究製造中文鉛活字的熱潮。其中西方傳教士起了特殊的作用。英國基督教傳教士馬禮遜（R.Morrison）奉倫敦佈道會之命，於1807年到達中國，隨即展開了廣泛的翻譯、出版活動。從1815年起，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陸續出版了馬禮遜編寫的中、英文大型工具書《中國語文詞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也有人譯作《華英字典》）。這部字典共3大部分6大卷，近5000頁，讀者對象主要是來華的外國人。這部書是含有中英文兩種文字的工具書，如用中國傳統的雕刻版，則大量細小的英文字無法雕刻，從當時的技術工藝來看，雕版既無法與鉛活字拼接，也不能採用機械印刷。因此，要出版這部書只有採用中文鉛活字排印。為此，澳門東印度公司印刷所製造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一批中文鉛活字。這項工作由傳教士湯姆斯（P.Thoms）負責。那時還沒有發明中文字模，無法大批量生產中文鉛字，於是採用古老的辦法，用刀在一枚枚的鉛合金上刻制。中文書名是草書體，初號字，正文是仿宋體，依情況分為2號、3號、4號字。據估計，刻制的中文鉛活字有10萬枚左右。這樣一項浩繁的工作，決非湯姆斯一個人或幾個人所能完成的，正是有來自澳門和廣州的大量中國人參與其事，包括刻制、排字、審稿、校對、印刷等，才得以順利完成。1815年，傳教士米憐（W.Milne）奉馬禮遜著命帶領中國刻工梁發在馬六甲建立了印刷所。這個印刷所早期使用雕版刷印，他創辦的第一份近代中文報刊《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即是用雕版刷印。
當時製造中文鉛活字，除用手工在鉛坯上一個個刻制外，還採用雕刻木版翻鑄鉛版再鋸成單個活字的方法。最後過渡到先製作漢字字模再鑄造活字。1833年，英國傳教士戴約爾（S.Dyer）開始試製中文字模。他曾在1833年《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1832年5月創刊於廣州，英文月刊）上發表過一篇文章，內容為中文活字的特點、中文金屬活字的必要性、以往試製中文金屬活字的弊端、改進金屬活字的建議、採用雕刻鋼字壓模的方法等共五部分。鴉片戰爭爆發後不久，戴約爾未待全部字模完成便在香港去世，留下了1845個大字模和部分小字模。後美國人柯爾（R.Cole）繼續他未競的工作，於1851年完成了大小與4號字相等的全套小字字模，共4700個，不僅可排印教會書，又可用於一般中文書報排印。因這套字製成於香港，故稱為「香港字」，風行大陸和海外10餘年。對中文鉛活字改進貢獻最大者當屬美國人姜別利（W.Gamble）。1844年，美國長老會在澳門開設華花聖經書房，1845年遷到寧波，改名美華書館，後又遷至上海。姜別利於1858年到上海美華書館，1859年便首創了中文電鍍字模的新方法，澆制出的鉛字不但字跡清楚，而且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率。這種方法一直延用到本世紀30年代。他還改進了中文鉛字規格，按照點數標準將中文鉛字定為大小7 種，解決了中英文混排的問題。他還根據用字頻度將漢字分為常用、備用、罕用3類，依照《康熙字典》部首次序，於1860年製成元寶式排字架，成為此後百餘年的中文字架的雛形。這些改進大大推動了鉛活字印刷術在中國的普及。
在鉛印方面，日本對中國也產生了不少影響。如在漢字鉛活字字體方面，被稱為「日本活版印刷之父」的本木昌造（1824—1875）做出過獨特貢獻。由於日文中有大量漢字，所以他和弟子平野富二在對漢字字體進行了深入的學習後，研製出了漢字鉛活字字體宋體，大小共7種字型，當時稱為「明朝字」（又稱「築地體」，因平野富二在東京築地的活版所得名），反銷中國。又如，紙型的使用在鉛活字印刷術中有著重要的作用，這一技術是法國人謝羅於1829年發明的。日本的一些報紙於1876年開始使用紙型。後來日本人在上海開設修文印書局，從事鉛印，其版多用紙型。至1900年，商務印書館購進修文書館，才開始用紙型。
歐洲最初傳入中國的凸版印刷機是平壓印刷機，由於完全靠人力操作，效率甚低，每天印數不過數百張。19世紀70年代，上海、廣州、天津、漢口等地，已經有了發行數量相當大的出版社（商）發行的報紙、雜誌、書籍等，多採用鉛印技術，但印刷設備卻一直來自外國。清同治十一年（1872年）上海申報館購置歐式手搖輪轉機，每小時可印幾百份報紙。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日本仿製歐洲的輪轉機輸入中國，因價格低廉，多為當時新聞出版業採用。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由英國人發明的電氣馬達作動力的單滾筒機（俗稱「大英機」）進入中國，每小時可印1000張，開始新聞紙兩面印刷。1912年申報館購置雙輪轉機（1889年由美國人R.Michle發明，故俗稱「米利機」），每小時可印2000張。1916年，申報館購置法式滾筒紙印刷機（1865年由W.Bullock發明），每小時可印8000張。上海時報館在1925年購置德國的彩色滾筒印刷機，成為當時先進的凸版印刷機械的代表。印刷機械作為民族工業的出現，則在中日甲午戰爭到辛亥革命期間，1895年上海李涌昌機器廠創建，至1912年先後又有6家規模大體相似的印刷機械廠建立，這些印刷機械廠以維修為主，兼生產一些小型印刷設備。
紙張和油墨是印刷的重要組成部分。1798年，法國人路易·羅伯爾發明造紙機後，歐美各國逐漸由手工造紙發展為機械造紙。曾經長期處於領先地位的中國造紙業開始落後，採用手工操作的作坊生產方式未見改變。近代印刷術傳入中國後，對紙張在數量和質量上的要求均有變化，既要求紙張的拉力和韌性能適應機器高速運轉，又要對油墨印刷有良好的適性。至19世紀80年代，中國近代的機器造紙工廠終於誕生。1882年，上海機器造紙局創辦，1884年正式投產。同年，廣東宏遠堂造紙公司籌建，1890年正式投產。在中日甲午戰爭前，機器造紙行業僅有此兩家。它們的誕生都早於中國機器紡織業。中國古代印刷術使用的是水性墨汁。谷登堡在發明鉛活字印刷術的同時，使用了用油性連結料與顏料製成的呈色材料。19世紀初，西方近代印刷術與印刷油墨同時傳入中國。時至1913年，國人自辦的第一家專業油墨製造廠上海中國油墨廠成為我國製造現代印刷油墨的開端。產品分為印書油墨和印報油墨，印刷上海《申報》、《時事新報》、北京《國民公報》、《大國民報》等。但國產紙張和油墨的生產，始終占很小的比重，每年都要化大量的白銀、錢款購買洋紙和油墨。這一點令當時的有志之士異常痛心疾首。
二、其他形式的印刷
平版印刷在我國近代出版史上佔有獨特的地位，對於近代大量書籍以及畫報等出版物的印刷具有很重要的推動作用。石印術的採用也是由西方傳教士的傳入。如1833年，廣州出版了石印中文月刊《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繼之有石印中文月刊《各國消息》的出版。1874年，石印技術北上進入上海。最有代表性的是光緒二年（1876年）點石齋石印書局成立。1884年我國近代具有廣泛社會影響和史料價值的最著名的石印畫報《點石齋畫報》問世。但由於當時尚無彩色石印，這一畫報及當時的《飛影閣畫報》等均系單色（黑色）石印。1904年，文明書局始辦彩色石印，僱傭日本技師，教授學生，始有濃淡色版。此後，商務印書館也曾聘請日本彩色石印技師數人來華從事彩印。光緒末年到辛亥革命前後，石印書籍出版了數千種。民國初年，尚無膠印設備的地方，甚至以彩色石印方法印製地方銀行的紙幣。此外，彩色石印還用於地圖、香煙包裝、年畫及織物等。膠版印刷興起後，墨色石印、彩色石印業趨於衰落。我國很早就引進了膠印設備。1911年，上海英美煙草公司購進小型膠印機。1915年，商務印書館購置對開膠印機。1918年，中華書局購置全張膠印機。膠印雖然逐步代替了石印，就全國而言，直至50年代，仍是二者並存的局面。主要原因是膠印機價格高，原材料等依靠進口，製版成本高，印價貴，在當時一般要求不高的彩印品，仍以石印合算，故不同的產品用不同的印刷方法。
凹版印刷在雕刻凹版方面，早在清代康熙、乾隆年間，就聘外國傳教士來華雕刻銅凹版畫，並指導中國人試刻試印，但活動僅限於宮中，未得流傳，且短時即中斷。中國的王肇 在日本遊學時，於光緒十四年（1888年）始知有雕刻銅版法，經詳加考究，於次年寫成《銅刻小記》，詳細記載了有關技法。遺憾的是當時沒有引起多少人的注意。直到1905年商務印書館聘用日本技師的傳授，雕刻銅版在中國才稍見發達。各國都極為重視有價證券凹版印刷。1905年，清政府度支部派員到日本學習雕刻凹版印鈔技術。1908年，成立了度支部印刷局，後長期稱財政部印刷局（即今天北京印鈔廠前身），使用美國的印刷設備印製紙幣。民國期間，除官辦印鈔廠外，一些印刷機構也置備過凹版設備，承印國家和地方銀行的鈔票。社會化的凹印照相凹版（中國俗稱「影寫版」）使用面則十分廣泛。其層次細膩豐富、耐印率高，適於印刷大印量的畫報、畫頁、包裝材料等。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1916年，英國人在上海出版的中文報紙《誠報》，附有在歐洲用影寫版印刷的歐洲戰事畫報，印刷甚精美，啟發國人引進影寫版技術的興趣。20年代後，一些出版機構和印刷公司陸續進口了成套影寫版製版印刷設備。最先用影寫版印刷的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東方雜誌》插圖，而正式用以印刷畫報的，則是1930年3月的《良友》畫報第45期。1935年鄒韜奮主編的《大眾生活》的封面是上海時代圖書出版發行公司用影寫版印刷的，其中北平學生一二九抗日遊行的畫面酷似原照片，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孔版印刷謄寫版印刷由日本傳入，方法簡便且價格低廉。自光緒末年以來，風行了幾十年。講義、傳單、招貼等廣泛使用且不必說，鐵筆蠟紙油印的書籍和報紙也數不勝數。尤其在中國人民革命的艱苦年代，這一手段在宣傳工作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節 鉛活字印刷對中國印刷出版業的影響
鉛活字排版和機械化印刷術傳入中國並不斷推廣，是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事件。它使複製技術從手工生產進入了機械化生產，極大地提高了書刊排印速度，增加了書刊的產量，降低了印刷成本，使書刊由少數官吏、士紳手中的專利品成為廣大民眾的讀物，並使書刊內容擴大到學術、文化和人們生活的各個方面，促進了經濟、文化的發展，使知識信息得以大規模的交流，使人類許多先進的新思想、新學說得以突破國界傳入中國，使中西兩大文明長期相互隔絕的封閉狀態得以結束，促進了中國封建社會的解體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鉛活字印刷術還引發了中國書刊的形式乃至編輯思想、工作方法、組織形式、經營方式、人員構成等一系列重大變化。
中國古代報紙歷史悠久，通常認為唐「開元雜報」（公元713—741年）是最早的報紙。發展到清末，已有木活字排印的《京報》，用竹紙或毛太紙印刷，日出7、8頁至10數頁一小冊，無中縫及書邊，內容首為宮門鈔、次為上諭、再次為奏摺，無新聞標題，均為報房每日抄自內閣。中國古代報刊是封建社會內部高度發達的產物，與近現代概念的報刊完全不同。不僅在內容和傳播範圍上，即使在形態上，也有著顯著區別。鉛活字印刷術的發展是資本主義生產力所驅動的，它一經傳入中國，就成為傳播經濟信息、西方的基督教義、民主主義思想和政經制度、科學技術的重要工具，成為開發民智的重要工具。近現代印刷出版技術的輸入，促進了中國近現代報刊的出現。中國近代第一批中文報刊是19世紀初西方傳教士創辦的。如《察世俗每月統記傳》（1815年8月在馬六甲創辦）、《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3年8月在廣州創辦）等。他們為了擴大在華的宣傳和出版中文書報的需要，積極地將鉛活字印刷術引入中國。1828年由英華書院印刷所在馬六甲創辦的《天下新聞》月刊，據現有資料，是最早用中文鉛活字排印的雜誌。該刊內容即包括中外新聞、宗教、歷史、科學等。又如在中國境內出版的第一份中文鉛印刊物，是香港英華書院印字局在1853年3月創辦的《遐邇貫珍》（月刊），內容包括科學、技術、歷史、地理、政治、商業、教育、新聞等。以後西方傳教士在中國開辦了最早擁有鉛印設備的近代出版機構，出版了大量的近代中文報刊。其中著名的有英國傳教士麥都思（W.H.Medhurst）建立的墨海書館、美國傳教士建立的美華書館等。由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主持的廣學會是基督教在中國設立的歷史最長、規模最大的一個出版機構。據統計，在其管理和經營下，每年出版新書與重版舊書，平均100種左右，同時還出版了多份報刊，包括中國近代報刊史上著名的《萬國公報》。
在西方近代印刷術的影響下，中國出版物的外在形式開始了一系列變化，如開本和版式的變化。開本指書刊幅面的大小，現代印刷中常用平版全張紙平均開成多少頁，即稱多少開。中國古代採用手工造紙，印刷時亦無固定標準，書籍開本自然大小不一，又因古代刻版字體小不易刊刻，故以大開本為主。鉛、石印近代印刷術傳入後，雖然開本一時不可能統一，可謂大、小並存，但由大趨小卻越來越明顯，最後終於與「國際接軌」，形成了統一的開本。版式指出版物的版面格式，包括標題、題眉、正文、圖片、裝飾線、頁碼等等構成的實體，以及實體與空白之間的比例關係。中國古代雕版書籍的版式為：四周有欄線，有單、雙欄之分，欄內有行格，採用單面印刷，中縫摺疊處有版口、版心及上下魚尾等。採用豎排，自右向左排列，整個形式與西方圖書的自左向右橫排、無欄線、雙面印截然不同。經過相當時間的衝撞與融合，亦終於與「國際接軌」，並包括了現代標點、人與地名標識符、頁碼編製等現代出版物的全部基本特徵。
中國古代的出版業長期是家族辦、官廳辦，其性質是非商業性的，而且很多情況下是非經常性的。雖然民間出現有商業性的刻書業，甚至一段時間內還相當興旺，但基本上都屬於家庭手工業或工場手工業的生產方式。只有當現代概念的出版社建立後，才逐步發展成資本主義性質的企業，資本主義的股份制和股份有限公司等體制和經營方式，也才開始在中國出版業中出現，並逐漸發展。1897年2月，康梁維新派在澳門創辦《知新報》就採用股東制。中國人辦報刊採用股東制，此為第一家。1898年3月，湖南維新派人士創辦的日報《湘報》，也設立董事會並制定章程，並規定盈利六成歸報社，四成作為獎金。梁啟超在日本辦的《新民叢報》於1902年2月創刊後不久，就改為股份制，共6股，梁佔2股。儘管這些都還是帶有過渡性質，但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開始在中國出版業中發展，同時競爭也開始出現。
經營方式的改變自然會引起出版物流通形式的變化。中國古代圖書的流通，長期處於手抄傳閱、饋贈親友子弟、為先賢先人立傳立說的範圍。民間書市雖然出現較早，但屬於集市性和小商販經營方式，後來儘管發展為一定規模的銷售業，但在整個出版業中未形成主體。只有當近代印刷技術傳入中國後，才促進了中國出版業在銷售方面的改革，即按照客觀的規律，必須依靠商業性的銷售，於是，一整套的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盛行的銷售制度、促銷辦法、折扣規定、包括商業性的廣告等，逐步在中國的出版業中形成。
中國的古代圖書出版，尚未形成編、校、印、發等人員齊全的獨立行業。當近代印刷術引入中國後，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形成了一個社會行業，行業內部也形成了完備的社會分工。如1897年成立的商務印書館、1900年成立的文通書局、1902年成立的文明書局、1912年成立的中華書局、1916年成立的大東書局、1917年成立的世界書局等，標誌著這一質變的完成。
第四節 現代期刊的成型看傳播科技與文化傳統
從第一、二章中，可以看到中國從古代到近代，在傳播手段方面的領先位置到落後位置轉變的嚴峻事實。中華文化直到明代還是世界上的先進文化，但是在西方工業化以後，相形見絀，無法較量。對抗失敗之後，中國被逼採取「學夷技以制夷」的策略。開放門戶，法師西洋。西方文化後來居上，經歷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民主革命等劇烈的變革之後，科學代替玄學，民主代替君主，發展成以科技為中心的現代文化，大大超過了西亞（以兩河為中心）文化、南亞（以印度為中心）文化和東亞（以中國為中心）文化構成的東方文化，成為事實上的國際文化。以科技為中心的現代文化是開放性的。它表現出極強的輻射力和穿透力。西方近代印刷術傳入中國便是證明，科學技術是無國界的，技術以新代舊是毫不留情的，而且西方文化必然搭載先進的傳播手段同時進入。西方文化正是仰仗這一技術優勢，才得以在全世界迅速傳播。
在這裡強調傳播科技的重要作用，並不是說傳播科技決定一切。因為傳播科技的發展也受到社會機制、文化傳統的制約。如中國文化傳統中對技術歷來輕視，印刷史專家、留美博士錢存訓以雕版印刷為例指出：「由於中國傳統知識分子對印刷術的輕視，有關雕版的技術、工具、印刷程序和印刷數量等等的記錄，在中國文獻中幾乎連片言隻語都沒有留存，一直到本世紀40年代才稍有透露，倒是在一些西方國家的著述可見一二。這和文人所重視的紙、墨、筆、硯等文房用具相比，其記載的豐瘠和詳簡，真有天淵之別。」在這樣一種文化傳統中，中國在傳播科技領域由先進轉而落後是可想而知的。
這裡列舉一個中國學者尚未給予充分注意和足夠研究、而由日本學者實藤惠秀先生指出的事實：中國近代雜誌洋裝本的開端來源於留日學生的刊物《譯書彙編》。他指出，在進入20世紀之前，中國的書報刊的印刷雖然已使用新式鉛活字，但始終採取單面印刷、對摺裝訂的傳統線裝形式。即使是西方教會所辦刊物也是如此，因為他們認為，對未開化的中國直接輸入文明可能欲速則不達，所以儘可能地在形式上保留中國人的傳統。連新式出版機構商務印書館也不例外。1900年，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種自然科學雜誌《亞泉雜誌》（創辦人為杜亞泉）在上海發刊，化學符號都在其中出現了，但單面印刷和對摺裝訂的舊形式卻依然未變。同年8月，中國留日學生在東京出版了《東語正規》，這本學習日語的入門書首次用洋紙兩面印刷，且用洋式裝訂，因此被實藤惠秀特別看重，稱它「在形式（印刷、制本）上，也是劃時代的作品」同年12月6日，留日學生從事翻譯活動的重要刊物《譯書彙編》在東京創刊,成為洋裝本的第一種雜誌。實藤惠秀注意到，19世紀90年代末中國的維新派在日本辦了不少報刊，包括梁啟超1896年主編的《時務報》、1989年主編的《清議報》，都未採用新本，直到1902年創辦《新民叢報》時，才改用洋裝本。因而他指出：「被稱為『中國新聞事業始祖』的梁起超，即使曾聲言以『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的態度來追求時尚，尚且不能首先由他自己開始改舊裝為洋裝，而在他逃亡日本三年之後，才從留學生雜誌得到啟發，開始踏進洋裝本的境域，這真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日後回顧起來，才知道這雖然是不大的改革，但在當時情況下，也不是容易的事。」以《匯書譯編》為開端，在日本的中文刊物洋裝本迅速發展起來，並波及到彼岸中國。在中國，舊裝本和洋裝本在經過一段並存的局面後，到1904年3月11日第一本洋裝本雜誌《東方雜誌》創刊，才表明洋裝本在中國取得決定性勝利。中國留日學生不僅帶來了兩面印刷、洋裝的技術，同時將日本書後的版權頁格式在20世紀初也帶到了國內。這一實例，說明了中國文化傳統中守舊的因素所起的負面作用。反觀西方國家進入資本主義階段之後，形成了刺激科技發展的良好的社會機制，因此近代以來幾乎所有科技領域絕大部分的重要發明都產生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
中國文化傳統中的落後守舊因素力量之大，甚至可以使人無意識地、不自覺地受其制約。如對中國出版事業作出過重大貢獻的中華書局創辦人陸費逵在1932年發表過一篇文章 《六十年來中國出版業與印刷業》，文內對西方近代印刷術的進步感慨萬千，對中國的印刷業的落後痛心疾首，有意思的是他將西方近代印刷術傳入中國比喻為「外孫回外婆家」。他寫道：「約80年前，教會為印刷新舊約等書，用西洋制銅模鉛字方法，製成漢字的銅模，是為外孫回外婆家之開始。」「另一個外孫往游日本，彼國維新時候（改進字模），銅模一為築地式（築地活版所制），一為秀英式（秀英舍制），築地式約於40年前，傳入我國。現在我國通行者，大概是就築地式改良的。」顯然，費先生在這裡沒有以一種平等的眼光看待西方的新技術，表現出無奈又不甘心的心態。在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人確實應深刻反思自己的文化傳統，將其中落後守舊的東西拋棄。1935年，魯迅在《論毛筆之類》一文中寫道：「前幾天看見一篇關於筆墨的文章，中學生之流，很受了一頓訓斥，說他們十分之九，是用鋼筆和墨水的，這就使中國的筆墨沒有出路。」「不過我想，洋筆墨的用不用，要看我們的閑不閑。……假如我們能夠悠悠然，洋洋焉，拂硯伸紙，磨墨揮毫的話，那麼，羊毫和松煙當然也很不壞。不過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寫得多，可就不成功了，這就是說，它敵不過鋼筆和墨水」。魯迅對當時那些反對用鋼筆寫字的國粹派進言：「與其勸人莫用墨水和鋼筆，倒不如自己來創造墨水和鋼筆，但必須造得好，切莫掛羊頭賣狗肉」。（《魯迅全集》第六卷393頁）
第五節 馬克思對印刷術的高度評價是針對何者而言
對華夏文化、中華文化的傳播研究和宣傳介紹，應從歷史發展的辯證角度正確把握中國和世界的關係。但我們往往在最起碼的常識方面犯有錯誤。最典型的例子是，當談到中國古代印刷術發明的意義時，便一定要引用馬克思的這段話：「火藥、指南針、印刷術 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新教的工具，總的來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槓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427頁）
中國印刷術對世界文明的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是舉世公認的。但是從世界印刷史的角度看，這屬於古代印刷術的範疇，其具體手段是唐代初期（公元7 世紀）發明的雕版印刷和北宋時期（公元11世紀）畢 發明的泥活字印刷（以後又有木活字等方式）。德國人谷登堡於15世紀中期發明了鉛活字印刷術，是西方近代印刷術誕生的標誌，亦成為世界印刷史上新的里程碑。
從世界科學技術史的角度看，歐洲的文藝復興使中世紀封建制度瓦解，促進了近代市民社會的蓬勃發展，而這一時期的代表性技術是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三大發明，於是馬克思給予了高度評價。毫無疑問，馬克思的評價是針對以鉛活字為代表的西方近代印刷術而言的。因為文中說得很明確，火藥、指南針、印刷術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固然火藥的發明故鄉也是中國，但這裡的火藥已是西方近代社會工業化生產的黃色火藥,開始大規模用於工程和軍事，也就是為什麼後來西方殖民主義者能用洋槍洋炮去征服全世界，並以此打開火藥發明國度中國的大門；固然指南針的發明故鄉也是中國，但西方近代發明的是用於航海的羅盤，即真正意義上的指南針，而不是中國古代的司南和指南車。同樣，西方近代印刷術已是一種全新意義上的印刷術，它的誕生立刻為德國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提供了強有力的工具，並以此推動了社會的變革。
西方近代印刷術的巨大作用，同樣也引起了恩格斯的關注。他曾在1840年將西班牙詩人和政治活動家曼努埃爾·賽·金塔納於1803年發表的詩作《詠印刷術的發明》譯為德文，後恩格斯的譯文和西班牙原文同時載於《谷登堡紀念冊》。詩中寫道：「如果沒有你啊，時間也會吞噬自身，永遠葬身於忘卻之墳。但是你終於降臨，思想衝破了藩籬，在它的襁褓時代就長久地限制著它的藩籬，終於展翅飛向遙遠的世界，在那裡，正進行著鄭重的對話，這就是過去和未來。」「無謂的勞動者啊，你寫寫抄抄，賦予思想以生命，這真是白白操勞！因為思想必逝：模糊的帷幕、忘卻的陰影已把它籠罩！什麼樣的器皿能容納大洋的洶湧的波濤？禁錮在獨卷手抄書內的思想，無法傳揚到四面八方！還缺少什麼？飛翔的本事？大自然按照一個模型，創造出無數不朽的生命，跟它學吧！我的發明！讓真理之聲四處傳揚，千千萬萬回聲在山谷震蕩，鼓著靈感的雙翼，青雲直上！」（馬恩全集第41卷第41～50頁）
馬克思、恩格斯對印刷術的高度評價和關注是特指以古登堡發明的鉛活字印刷術為代表的西方近代印刷術，而不是指中國古代印刷術。但是在中國大陸的書籍中、報刊文章中、展覽的說明中，一提到中國古代印刷術便引用馬克思的這段語錄，已成為一種普遍現象。1997年8月至1998年2月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舉辦了《中國古代科技文物展》，其印刷精美的說明書中寫到：「中國先後發明了造紙術、雕版及活字印刷術、指南針、黑色火藥。這四大發明通過各種渠道傳向世界，有力地促進了人類文明的進步。馬克思對此給予高度評價，他說印刷術是『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創造精神發展的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推動力』。又說：火藥、羅盤、印刷術『是資產階級發展的必要的先決條件』」。
中國古代的四大發明足以引起中國人的自豪，同時也是今天進行愛國主義教育的最好題材之一，但是我們應該從歷史發展的角度，全面、準確地加以加以評價和介紹，用馬克思評價西方近代印刷術作用的語錄來說明中國古代印刷術的作用非常不妥，因為所指對象完全不同，儘管西方印刷術的誕生受到中國古代印刷術的影響。
必須認同，中國古代印刷術與西方近代印刷術作用的差異。在降低成本、增加生產和知識普及方面，儘管有程度上的差別，但二者的作用基本相同。然而對社會、思想上的變革和印刷術本身的發展方面，東西方印刷術所產生的影響和作用，則不可同日而語。一般說來，從16世紀開始，西方近代印刷技術逐漸改良，產量急劇增加，因此形成了龐大的出版工業，在思想和社會上發生了強烈而根本的變革。印刷術鼓勵了各地方言和文學的興起，成為促進許多新興國家建立的一個主要動力。至於中國和受中國文化影響的東亞其他國家，印刷術的使用在社會上和思想上都沒有引起太大的變化，反而促進了文字的統一性和普遍性，成為維護傳統文化的一種重要工具。印刷技術在長時期內繼續傳統作業，雖有一些進步和改良，但始終停滯在手工業階段，沒有再向前發展。中國雖是印刷術的發明國，但其技術與應用卻不是走在最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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