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平：我的非暴力抗爭觀

黃萬盛先生在《思考法國大革命》一書的序言里講到這樣一段故事：哈佛教授羅爾斯一次在課堂上講關於「無知之幕」的理論，那是他公正理論的邏輯起點。突然，一個學生舉手問到：老師，你講的很好，我都能接受，可是，這套理論如果碰到了希特勒，怎麼辦？羅爾斯愣住了，他說：讓我想一 想，這是個重要的問題。他在課堂上沉思，整個教室了無聲息靜靜地等著，十分鐘以後，羅爾斯抬起眼來，嚴肅而平和地給出了一個答覆：我們只有殺了他，才能討論建設公正的問題。我對羅爾斯的回答很不滿意。需要提醒的是，這裡說到的希特勒，當然不是那個維也納的流浪漢，而是第三帝國的元首。這樣問題就清楚了：對於統領雄兵百萬並得到相當多德國民眾狂熱擁戴的希特勒，請問你羅爾斯怎麼去殺死他？關鍵的一點是，當羅爾斯說「我們只有殺了他」時，這裡的「我們」是誰？除非你是斯陶芬伯格伯爵，那位德軍上校，1944年7月戈登斯堡刺殺希特勒事件的主角，那多少還有可能。記得當年林彪事件爆發，我們被告知林立果曾經組織暗殺毛澤東，但未獲成功，那時我感到非常振奮，也非常惋惜（「惜乎不中秦皇帝」），但我也深知，這種事不是我輩普通百姓能做的，也不是羅爾斯們能做的。要麼羅爾斯就是把自己當成丘吉爾或羅斯福了。唯有強大民主國家的領袖才有足夠的軍事力量去殺死希特勒。由此可以推出，民主國家有權先發制人（象布希總統發動伊拉克之戰），最好是對極權國家的獨裁者實施斬首行動。既然那是對付希特勒的唯一辦法，因而沒必要非等到希特勒發動世界大戰，造成嚴重惡果後再動手。我疑心羅爾斯肯不肯把自己的理論推這麼遠，但是按照他的答覆，他似乎沒有理由不推這麼遠。但問題是，如果你羅爾斯既不是斯陶芬伯格，又不是丘吉爾或羅斯福，那又該如何是好呢？假如你是個德國人，是個拒不接受納粹那套邪惡理念的德國人，比方說，你是德國的哲學家雅斯貝爾斯，你該怎麼辦？你能怎麼辦？漢娜?阿倫特對她這位哲學導師在納粹時期的表現給予很高的評價，而雅斯貝爾斯那時的表現恐怕連非暴力反抗都談不上，至多是非暴力不合作而已。但是在當時，能做到這一點已經非常不容易。我想，如果換成羅爾斯，大約也只能做到這一點。假定羅爾斯是希特勒治下的猶太人，那情況就更糟糕了。1938年11月，甘地曾經建議猶太人以他為榜樣，用非暴力方式反抗希特勒。猶太領袖馬丁?布伯很不以為然，寫信反問：「聖雄，你知道不知道，什麼是集中營，那裡發生著什麼事？集中營里有哪些折磨人的刑罰？有哪些緩慢的和快速的殺人方法？」布伯指出：對於那些不明事理的人，可以採取行之有效的非暴力態度，因為使用這種方式有可能使他們逐漸變得明智起來。可是要對付一個萬惡的魔鬼就不能這樣了。布伯的反問看上去很有道理，但問題是，對猶太人而言，如果非暴力抗爭對希特勒這類政權是無用的無效的，那他們又該怎麼辦呢？用暴力嗎？你若對猶太人建議，說你們應該殺死希特勒，這和晉惠帝得知老百姓沒米飯吃被餓死，於是建議老百姓去吃肉有什麼區別呢？很明顯，在非暴力抗爭很難進行的地方，暴力抗爭往往就更難進行。我們務必要記住這一點。現在，人們一談到非暴力抗爭的無效用，總是拿希特勒政權做例證。是的，納粹政權不是被非暴力抗爭擊敗的，而是被暴力擊敗的；但不是被猶太人、被德國人的暴力抗爭擊敗的，而是被盟軍的暴力擊敗的。如果希特勒不急於發動世界大戰，那又怎麼辦呢？我在「我為什麼寫《論言論自由》」（1987年）一文里講到，在1973年，我第一次讀到威廉?夏伊爾的《第三帝國興亡》時，我想到的問題就是：要是當年希特勒在進行軍事擴張時稍微更有耐心一點，結局又將如何呢？或者說，假如希特勒並不一味向外擴張，而只是不斷地加強對內的控制，那麼德國人民還能擺脫納粹的統治嗎？當人們不幸落入了現代極權主義的魔掌之中時——例如中共統治下的中國人，尤其是在毛時代，我們該怎麼辦？難道我們就只有等著外國軍隊打敗暴政把我們解放出來嗎？難道我們自己就註定了不可能進行任何有成效的抗爭嗎？假如說一個國家陷入極權主義的魔掌，它還可以指望著別的國家來解救，但要是整個世界都陷入極權主義的魔掌，那是否意味著除了外星人來解救，否則就只有永遠地生活在暴政之下嗎？自由如果是贏得起輸不起的，那就太危險了。正是出於對這種極端處境的思考，我堅信，極權主義一定是可以從內部戰勝的。作為普通人，我們一定是能夠對之進行有成效的抗爭的。我相信事在人為。 所謂事在人為，有兩層意思。一是說我們自己一定能打開出路，二是相信極權統治者一定會犯錯誤。從理論上講，極權主義或許能把自身完善到天衣無縫、無懈可擊的地步，但極權統治者也是人，而人總是要犯錯誤的。極權統治者必定會由於自身的愚蠢與任性而把事情搞得一團糟，從而為追求自由的人們提供可乘之機。還有一點也非常重要。極權統治不是憑空建立的。極權統治是利用人們身上的弱點建立起來的。但同時，極權統治也是利用人們身上的優點、利用人們善良的願望建立起來的。這些人終究可以從自己的經驗中認清極權主義的面目，從而根本改變他們的政治態度。你可以說希特勒、毛澤東是魔鬼，他們決不可能變得通情達理；但是希特勒和毛澤東都不是憑藉他們自己一個人的力量來統治我們的，他們都是靠著千千萬萬的人們對他們的自願支持來統治我們的，而在這些人之中，大多數還是善良的、通情達理的。我們不可能改變希特勒或毛澤東，但是我們完全可以改變那千千萬萬原來自願支持他們的人。事實上，非暴力抗爭都不是做給對手看的，而是做給公眾看的。我們不是寄希望於統治者，而是寄希望於民眾。一旦大多數民眾放棄了對極權統治者的支持與服從，極權統治者就失去了他的力量。政治制度不同於建 築物，它不可能在一經建成後便可以自然地維持其存在。政治制度是活的東西，它時時刻刻需要人們的參與。無論如何，極權統治不可能在失去人們的自覺支持，尤其是最有理想、最有能力的那批人的自覺支持下，依然繼續存在下去。必須記住，在構成極權統治那似乎是無可匹敵的威力中，正包含著我們自己提供的一份力量； 因此，我們每一個人自己，當然也就可以削弱它的威力。這就是我自己的非暴力抗爭觀的產生過程。自那以後三十多年的歷史已經證明，對極權統治，非暴力抗爭也是可以發揮作用，取得成功的。八九民運就差一點取得成功。現在有不少人對非暴力抗爭又生出種種疑問，我以為這些疑問還是因為對問題缺少根本性的思考。我寫下我自己當年的思考過程，或許對澄清問題不無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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