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毛澤東出兵朝鮮艱難決策的背後

　　 ［摘　要］朝鮮戰爭結束已６０年，國內外研究這一問題的學者，針對毛澤東出兵朝鮮決策的原因進行了廣泛的研究和探討，也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由於檔案文獻資料的不足，這些問題仍有廣闊的研究空間。筆者在查閱了大量英文文獻和論著的基礎上，從中朝關係、中蘇同盟的結成和中美衝突的升級以及毛澤東個人因素的決定作用等幾個方面入手，對影響毛澤東出兵朝鮮決策的因素進行梳理分析，糾正了以往研究中的某些偏頗觀點，彌補了研究中的不足，以期更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決策，進而得出更加客觀和接近歷史真相的結論。

　　 ［關鍵詞］毛澤東；抗美援朝；決策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鮮戰爭爆發。兩天後，美國打著聯合國的旗幟介入戰爭，並派遣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面對美國入侵的威脅，新中國政權做出了出兵朝鮮的重大決策。１０月８日，毛澤東向中國人民志願軍正式發布命令：「為了援助朝鮮人民的解放戰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進攻，藉以保衛朝鮮人民、中國人民及東方各國人民的利益，著中國人民志願軍迅速向朝鮮境內出動，協同朝鮮同志向侵略者作戰並爭取光榮的勝利。」１０月１９日，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隨後，全中國興起了轟轟烈烈的「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這時，新中國剛剛成立一年。國際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對新中國實行政治上孤立和經濟上封鎖的政策，妄圖將新中國政權扼殺在搖籃里。國內百廢待興，急需醫治戰爭的創傷和迅速恢復經濟和國家建設，同時還要清除國民黨在大陸的殘餘力量、鞏固新生的人民政權。面對國際和國內的嚴峻形勢，為什麼毛澤東決定援助朝鮮與世界上的頭號資本主義強國美國進行戰爭？影響毛澤東做出這一艱難決定的因素是什麼？有沒有避免中美直接衝突的可能性？戰爭結束近六十年，這些問題一直是研究朝鮮戰爭的學者們爭論的焦點。雖然出現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但由於檔案文獻資料的不足，這些問題仍有廣闊的研究空間。

　　 ２０世紀５０年代，在以蘇、美分別為首的東西方兩大陣營冷戰的背景下，西方學者普遍認為中國介入朝鮮戰爭是國際共產主義聯合在全球進行擴張「陰謀」的亞洲表現。而蘇聯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領導者和支持者，北京和平壤都不能自由地決定自己的對外政策。因此，朝鮮半島的衝突就被視為共產主義陣營與西方「自由世界」的生死較量。西方學者認為中國的軍事參與是具有侵略性和非正義性的。到了２０世紀６０年代，美國學者艾倫·懷廷發表了他的影響了一代學者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跨過鴨綠江：中國參與朝鮮戰爭的決定》。在利用大量的西方情報資料和中國報紙雜誌信息的基礎上，懷廷教授提出，共產黨中國政府沒有直接參与進攻南朝鮮軍事計劃的制定。他相信在朝鮮戰爭爆發後，北京曾試圖通過政治和外交的手段來解決這一衝突。只是因為這一政治嘗試在１９５０年８月由於各種原因歸於失敗，北京才決定在９月初進行必要的軍事準備。他還強調，美軍仁川登陸後，北京通過各種渠道向美國發出警告，試圖阻止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跨過「三八線」向北進攻。而中國最終參戰是由於美國政府和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忽視中國政府的警告而繼續北進造成的。因此，懷廷斷定中國參與戰爭是基於共產黨中國認為美國造成了對其國家安全威脅的基礎之上的。由於缺少中國的檔案資料，懷廷的研究僅僅是停留在對北京政府決定參與朝鮮戰爭決策的環境的分析，而沒有對這一決策的過程進行細緻的研究。到了上世紀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初，有關朝鮮戰爭中中美衝突的研究出現了新的契機。由於美國試圖早日走出越南戰爭的泥潭，中美關係走向緩和，同時一些新的檔案文獻也陸續解密。許多學者贊同中國的參戰是對其領土受到威脅的直接反應的觀點。他們堅信，如果聯合國軍止步於三八線以南，就不會誘發中國軍隊的參與。這一觀點也被廣大的中國學者所採用。比如，沈宗洪、孟照輝等編的《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戰史》、韓念龍主編的《當代中國外交》、郝雨凡和翟志海的著作《關於中國介入朝鮮戰爭的歷史再考察》等論著中，對此觀點都有精彩的論述。２０世紀８０年代末９０年代初，隨著冷戰的結束，大批蘇聯時期的絕密檔案資料陸續公佈於世，學者們開始利用新的證據重新審視中國參與朝鮮戰爭的決策過程，出現了許多新的研究成果。比如凱瑟琳·威瑟斯比的《蘇聯在朝鮮的目標與朝鮮戰爭的起源（１９４５～１９５０年）：俄國檔案中的新證據》和《蘇聯在朝鮮戰爭初期的作用：新的文獻證據》；亞歷山大·曼紹洛夫的《斯大林、毛澤東、金日成與中國決定介入朝鮮戰爭，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６日至１０月１５日：俄國檔案的新證據》（１９９６年）。中國學者的論著有楊奎松的文章《金日成阻止了毛澤東進攻台灣的計劃》（１９９４年）以及沈志華的論文《中國被迫出兵朝鮮：決策過程及原因》等。中外學者從俄國解密檔案資料中得出了新的觀點，改變了以往常常從中美關係的角度出發進行分析中國出兵原因的傳統方法，而是從中蘇關係的角度來考察。

　　 不過，毛澤東在國內經濟困難重重，軍事上又沒有充分準備和必勝把握的不利條件下，堅決主張派兵赴朝鮮作戰，並不是出於莫斯科的要求和壓力，而是有自己更深層次的政治、軍事考慮。因此，毛澤東出兵朝鮮決策的原因遠不止是考慮到中朝邊境的安全，保護中國東北重工業基地，免除敵對勢力對中國國家安全造成的威脅，從而被迫進行一場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戰爭。而是受中朝、中蘇、中美關係，以及毛澤東本人堅定的革命信念和意志等各種因素的影響，是各種力量綜合作用的結果。

　　 一　朝鮮戰爭爆發前的中朝關係對毛澤東決策的影響

　　 以往學術界對中國出兵朝鮮決策過程的研究常從中美關係以及中蘇關係的角度進行分析和研究，而中朝關係對中國出兵決策的影響卻鮮有學者深入探討。筆者認為，朝鮮戰爭爆發前的中朝關係以及毛澤東與金日成的微妙關係也是影響毛澤東出兵決策的不可忽視的因素。

　　 首先，從歷史上來講，中國曾長期保持著對朝鮮的「宗主國」地位。由於地域上的相鄰，中國東北地區與朝鮮長期有著廣泛的文化與經濟交流，形成了唇齒相依的關係。特別是到了近代以後，由於帝國主義列強對中國的覬覦，朝鮮常常被用作侵略中國的基地和跳板。因此，朝鮮的命運與中國息息相關。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後，朝鮮共產主義者一直與中國共產黨保持著密切的關係。從上世紀２０年代開始，許多朝鮮共產主義者就開始在中國從事革命活動，一些朝鮮革命志士還加入了新成立的中國共產黨。金日成本人也曾一度是中共黨員，上世紀３０年代還參加了東北抗日聯軍的對日作戰。３０年代末４０年代初，又有一批朝鮮共產主義者來到革命聖地延安，他們幫助中國軍隊抗擊日本侵略者，為打敗日本帝國主義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貢獻。

　　 中國內戰開始以後，朝鮮作為中共軍隊的戰略大後方，為中共打敗蔣介石國民黨軍提供了巨大幫助。早在１９４５年９月國共內戰之前，鑒於東北地區北與蘇聯接壤，東與朝鮮相鄰的地位優勢和戰略重要性，國共雙方都想首先奪取這個地方。然而至１９４６年６月全面內戰爆發時，國民黨軍隊幾乎控制了東北所有的重要戰略城市，切斷了中共軍隊的補給線。面對這種困難局面，中共中央東北局決定利用朝鮮作為戰略後方和補給地，並在朝鮮的幫助下打通了北滿與南滿的交通線。１９４６年７月，在國民党進攻的巨大壓力下，中共在南滿的軍隊撤至丹東和通化最後兩個中共控制的城市，成千上萬的傷員與軍屬進入朝鮮境內尋求庇護與治療，也有一些戰鬥部隊撤入朝鮮進行休整。同時，朝鮮軍隊還幫助中共軍隊將超過２０萬噸的戰略物資轉移至朝鮮境內。可以說，沒有朝鮮的幫助，中共在南滿的軍隊有可能被國民黨軍摧毀。有資料顯示，在１９４６年至１９４８年間，北朝鮮向東北的中共軍隊無償提供了超過２０００個車皮的日軍留下的軍用物資。朝鮮在援助物資同時，還有許多朝鮮「志願者」加入中共軍隊抗擊國民黨軍。由於得到了北朝鮮政府和人民的大力支持，內戰中中共在東北的戰略位置得到了極大的加強，為戰勝東北的國民黨軍和解放全中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不會忘記朝鮮人民給予中國革命的「兄弟般」的支持。事實上，毛澤東和中共領導人還是利用朝鮮人民對中國革命的支持作為出兵的重要理由。

　　 由於中朝兩軍的深厚友誼，事實上金日成還是從援助中國內戰中得到了豐厚的回報。１９４９年４月底，當中共在內戰中的勝利已成定局的時候，金日成委託朝鮮人民軍政治部主任金一（Kim　Il）秘密訪問中國。金一同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討論了把中國人民解放軍編製中的朝鮮族師轉交朝鮮政府的問題。毛澤東同意了朝鮮政府的請求並指出，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三個朝鮮族師中，有兩個駐紮在瀋陽和長春，另一個正在作戰，中國隨時準備把駐紮在東北的兩個師連同裝備移交給朝鮮政府。另一個師，只有等戰鬥結束後才能從南方回來，並至少也得一個月後才能調回。１９４９年７月至８月，駐紮在瀋陽和長春的第１６４師和第１６６師兩個朝鮮族師，分別在師長李德山和方虎山的帶領下，跨過鴨綠江返回朝鮮，並組建成了朝鮮人民軍第５、第６師。這兩個師，後來在朝鮮戰爭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同一時期，還有一些朝鮮族士兵陸續返回朝鮮。到１９４９年年底，從中國返回北朝鮮的士兵估計在３萬至４萬之間。１９５０年１月，當毛澤東和周恩來出訪蘇聯期間，金日成派朝鮮人民軍作戰部部長金光俠（Kim　Kwang－hyop）來中國商討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剩餘朝鮮族士兵攜帶裝備返回朝鮮事宜。中國方面很快同意了朝鮮的請求。從１９５０年２月開始，另外２３　０００名朝鮮族士兵，主要是來自解放軍１５６師和前四野的部隊，陸續回到了朝鮮。後來，這批朝鮮族士兵合併為朝鮮人民軍第７師，部署在「三八線」附近，成為朝鮮戰爭前期的主力部隊。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三個朝鮮族師返回朝鮮，大大增強了朝鮮人民軍的戰鬥力⑤。從１９４９年年底到１９５０年年中，大約５～７萬名朝鮮族士兵返回朝鮮，這充分顯示出毛澤東及中共領導人沒有忘記中國內戰中朝鮮人民給予的巨大幫助，希望能給予朝鮮人民更大回報。除了基於中朝兩國在革命戰爭年代建立的深厚友誼的考慮之外，毛澤東更多是擔心北朝鮮會受到美國支持下的南朝鮮的進攻，從而出於國際主義立場對朝鮮的「兄弟」政權給予支持。另一方面，是因為隨著中國內戰的結束，中國領導人已經在考慮軍隊複員和減少軍費開支的問題。與此同時，朝鮮族士兵也有回國的意願。因此，中國人民解放軍中的朝鮮族士兵回國，並不是因為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贊成和支持金日成的軍事統一計劃，正如美國學者懷廷教授在其著作《跨過鴨綠江：中國參與朝鮮戰爭的決定》中指出的，這些幫助中國革命的士兵回國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是很自然的現象。

　　 其次，中朝之間的關係也不像想像中的一直很親密，兩國之間以及毛澤東與金日成之間由於對各自國家利益的不同考慮，還是存在隔閡和分歧的。從１９４９年年初到１９５０年年初，金日成一直努力說服莫斯科同意其武裝統一朝鮮半島的計劃。而此時金日成卻不想讓中國過多地干預朝鮮的軍事進攻計劃，更沒有事先徵求中共領導人毛澤東的意見。只是後來迫於斯大林的要求，才決定於５月１２日秘密訪問北京，其目的是向中國「通報他們以武力統一國家的意圖和在莫斯科會談此問題的結果」。但是，金日成又向斯大林表示，朝鮮不需要中國的援助，「因為他的一切在莫斯科已經得到了滿足」。儘管此時斯大林對金日成的進攻計劃開了綠燈，但是金日成在訪問北京期間，卻沒有向毛澤東透露任何有關軍事進攻計劃的細節，更不用說進攻開始的具體時間了。早在１９４９年４月，毛澤東在與朝鮮代表金一談話時就明確提出，現在北方不應採取軍事行動，因為：第一，這在政治上不利；第二，中國朋友正忙於國內的事，不會給他們有力的幫助。而且，中蘇檔案文獻資料還顯示出，金日成在訪問北京期間，毛澤東曾指出，鑒於南朝鮮李承晚政權是在美國的支持下建立起來的，並且南朝鮮距離日本很近，一旦戰爭爆發不能排除美國軍事干預的可能性。毛還就此問題徵詢金日成的意見。金日成很自信地回答道，美國不會派軍隊干預，或者至少他們沒有時間去準備軍事干預，因為北朝鮮有能力在兩到三周內結束戰鬥。當毛問起是否需要中國的軍事支援和建議在中朝邊境部署三個軍的兵力時，金日成回答卻是，用朝鮮自己的軍事力量和南部的游擊隊配合就可以解決問題，中國軍隊的參與是不必要的。

　　 總之，金日成訪問北京，主要是因為斯大林希望他得到中國領導人關於其進攻計劃的同意和支持。儘管毛澤東有所保留，沒有公開地支持金日成的軍事統一計劃，但是考慮到北朝鮮人民統一祖國的迫切願望，鑒於莫斯科的意見，他也不好提出反對意見。但從毛澤東本人來講，他是不歡迎這個時候在中國東北邊境出現戰爭危機和緊張局勢的。表面上看，金日成拒絕中國的軍事援助是因為有蘇聯的支持和對自己軍事力量的充分自信。但在事實上，金日成在如此關鍵時刻做出這樣決定是有深層次政治考慮的。由於歷史和地理上的諸多因素，中國長期以來對朝鮮各個方面起了很大的影響作用。二戰以後，雖然在蘇聯的支持下北朝鮮建立了政權，但是中國革命的勝利為朝鮮提供了現成的模式和經驗，事實上，朝鮮也採取了與中國相同的革命道路。金日成既依靠中國，同時又警惕中國對朝鮮的過多干預。在朝鮮戰爭爆發前，金日成在黨內的權利受到了以朴憲永（Pak　Hon－yong）為代表的「南方派」和以朴日禹（Pak　Il－yu）、金雄（Kim　Ung）和武亭（Mu　Chong）為代表的「中國派」的挑戰。而且，北朝鮮軍隊中的大量幹部和士兵都是從中國回去的，有的還曾在延安接受過革命思想的洗禮。在這種背景之下，金日成不可能將自己完全與中國緊緊地捆在一起，給予中國政府以充分的信任。再加上歷史上朝鮮長期在中國「天朝上國」的陰影下生存和金日成本人強烈的民族主義精神，他還是拒絕了中國領導人的「好意」。

　　 而此時毛澤東非常清楚自己所處的尷尬境地，「袖手旁觀」會受到朝鮮人民和莫斯科的指責，陷於不義之地。而且剛剛結成的中蘇同盟關係就會遭到破壞。更主要的是中國還要依靠蘇聯的支持來恢復經濟和完成解放台灣的統一大業。參與戰爭，就會與世界上的頭號資本主義強國美國直接對抗，使新中國經受巨大的考驗和經濟損失。經過反覆的討論和權衡利弊後，毛澤東最終還是在朝鮮戰爭爆發四個月後決定出兵朝鮮。毛澤東不希望在中、朝、蘇三國關係上看到朝鮮的天平偏向蘇聯一方，同時儘可能地保持對朝鮮的影響，以減少金日成對自己的猜忌以及斯大林對中國發展的疑慮和對其本人的不信任。

　　 二　中蘇同盟的結成對毛澤東決策的影響

　　 由於歷史的原因，中國共產黨在成立之初就得到了蘇俄的幫助和指導。隨著解放戰爭的勝利，毛澤東更加重視與蘇聯的關係。儘管中蘇兩黨之間的關係在歷史上出現過波折，毛澤東與斯大林之間也存在著分歧和恩怨，但由於相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以及中共長期以來將自己依附於蘇聯領導的「國際進步力量」的革命政策，特別是在二戰結束以後，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清楚地認識到戰後的國際秩序將被分成兩個陣營，一個是由蘇聯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陣營，另一個是由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反革命陣營。共產黨中國毫無疑問地將自己的革命看作是蘇聯領導的國際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而倒向蘇聯一邊。１９４９年６月３０日，毛澤東發表了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在這篇文章中毛澤東提出了與蘇聯的特殊關係：在國外，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國人民，共同奮鬥。這就是聯合蘇聯，聯合各人民民主國家，聯合其他各國的無產階級和廣大人民，結成國際的統一戰線……必須一邊倒。「一邊倒政策」成為新中國成立之初的重要外交方針。毛澤東「一邊倒政策」的出台是基於對中國革命的實踐和中蘇之間歷史關係的深刻分析之上的，尤其是考慮到美國對共產黨中國安全利益威脅的侵略本質。特別是在中共即將贏得對國民黨內戰的勝利的關鍵時刻，毛澤東及其他中共領導人更加擔心美國會直接參与中國的內戰，支持蔣介石政權。與此同時，國內的一些支持共產黨的民主黨派針對新中國的對內對外方針也存在有不同的意見和看法。毛澤東和周恩來認為，這些民主人士對美帝國主義還存在著幻想，他們希望新中國在國際事務中保持不要太激進的立場。毛澤東反駁道，在國際政治中採取「中庸之道」對中國的共產主義事業是不利的，因為它將減弱革命的動力和混淆革命與反革命的界限。毛澤東認為，只有在對外政策中採取「倒向蘇聯一邊」的政策，才能更好地鼓舞中國人民的革命熱情。為了統一思想，消除疑慮，１９４９年８月１４日，毛澤東寫了《丟掉幻想，準備鬥爭》一文，深刻揭露了帝國主義的侵略本質，表明了與帝國主義鬥爭到底的決心。

　　 在中國內戰的最後階段，出於實際的政治考慮，毛澤東想得最多的還是如何調整與蘇聯的關係。早在１９４８年春天的時候，考慮到非常有必要就中蘇戰略合作關係徵求斯大林的意見，毛澤東計劃秘密訪問蘇聯。並且，為了集中精力準備此次訪問，毛澤東從４月中旬到５月底一直呆在一個叫陳南庄的村子裡。１９４８年９月２８日，在給斯大林的一封有關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報告中，毛澤東又一次提出了他有一系列的問題要與斯大林及蘇共中央委員會討論，並且打算在１１月份出訪蘇聯。隨後，在１０月１６日給斯大林的一封電報中，毛澤東再次強調，他希望就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以及在中國建立臨時中央政府的問題上聽取斯大林同志的意見。其實，這一時期斯大林也急於了解中共的立場和態度，以及中國國內的實際情況。但是，同時他又擔心與毛澤東直接接觸會引起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的不滿，並以此為借口干預中國的內戰。因此，斯大林在１９４９年１月１４日給毛澤東的電報中說，考慮到中國的內戰處於極其關鍵的時刻，毛澤東此時離開中國是不合適的。他決定派聯共（布）政治局委員米高揚（Mikoyan）秘密訪問中國，來聽取毛澤東的意見。毛澤東同意了斯大林的決定。１９４９年１月３１日到２月７日，米高揚秘密訪問中共中央的駐地西柏坡。米高揚在西柏坡與中共領導人進行了多次會談，主要是了解中共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立場和政策，討論了未來中蘇之間在國家關係方面存在的問題，蘇聯對中共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的問題，以及新中國的國內政策和發展道路等問題。從現有的檔案文獻看，在米高揚訪問期間，儘管沒有解決什麼實際問題，但是米高揚與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進行了廣泛接觸和深入的探討。特別是在此期間，莫斯科與西柏坡之間的頻繁的電報聯繫，使中蘇雙方領導人初步了解到彼此的立場、觀點、意向以及要求和存在的分歧，這就為毛澤東與斯大林之間相互了解，為以後雙方高層領導人的互訪和溝通打下了基礎，同時也邁出了走向中蘇同盟的第一步。在米高揚訪問西柏坡以後，１９４９年４月，中國人民解放軍佔領了國民黨統治中心南京，中共在內戰中勝利在握。這一時期，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開始籌劃新中國的內外政策，確立了須更進一步加強與蘇聯的友好關係並與其結成聯盟的方針。５月初，中共中央決定是時候派遣由中共高層領導帶領的代表團訪問蘇聯了，並安排由周恩來和劉少奇來負責安排訪問一事。到６月底，中共中央決定由劉少奇為團長率代表訪蘇。蘇聯一直擔心與中共直接接觸會刺激美國的神經，從而導致美國對中國的直接軍事干預。或許是出於此原因，莫斯科要求以劉少奇為首的中共代表團秘密訪問蘇聯。１９４９年６月２１日，以劉少奇為團長，包括高崗和王稼祥在內的中共中央代表團動身前往蘇聯，２６日抵達莫斯科。毛澤東將劉少奇的此次出訪看作是中蘇建立戰略合作關係的關鍵的一步，也是新中國成立前夕中共採取的最重大的外交舉措。此次中共代表團出訪的目的很明確，就是通過雙方領導人的會晤，明確表明中共在國內外重大問題上的立場，進一步加強與蘇聯的關係，為中蘇友好同盟的結成打下堅實的基礎，為毛澤東的出訪鋪平道路。由於中蘇在意識形態上的認識一致，在國際重大鬥爭中有一致的戰略考慮，劉少奇的此次出訪是卓有成效的。但有些關係到國家和民族利益衝突方面的問題，還需要留待毛澤東去莫斯科親自解決。中蘇之間結成同盟是符合雙方長遠利益的。正是從這一點出發，毛澤東和斯大林都努力尋求在一些重大問題上達成諒解和合作。正如美國華人學者陳兼在其論著中評論的，劉少奇訪蘇以後，中蘇戰略合作的構架已經形成，毛澤東「一邊倒」的外交方針從口頭變為現實，新中國現在完全有理由在與蘇聯結成戰略同盟的基礎上，建立其外交政策和對外戰略了。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２日，即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天，蘇聯政府就通知周恩來，要與新中國建立正式的外交關係。與此同時，斷絕與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的外交關係。為了進一步鞏固和加強與蘇聯的關係，毛澤東覺得是時候出訪蘇聯了。１９４９年１２月１６日，毛澤東乘坐專列抵達莫斯科，開始了他對蘇聯的第一次訪問。毛澤東此行的目的很明確，就是通過與斯大林等蘇聯領導人的會晤，消除隔閡，增加互信，同時爭取蘇聯的經濟和軍事援助，最終與蘇聯簽訂新的同盟條約。在出訪之前，毛澤東對於這次訪蘇的結果是完全沒有把握的，而事實上確如其所料，他的訪問的確是一波三折。經過毛澤東的力爭，斯大林被迫作出讓步，中蘇兩國在經過長達三個月的磋商後，終於在１９５０年２月１４日簽定了新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中蘇同盟建立的重要基礎是在政治和軍事上對付美國的威脅。中國共產黨在奪取政權和鞏固政權的鬥爭中需要蘇聯的支持和幫助，以遏制美國干涉中國內戰和顛覆新中國的企圖。而蘇聯與美國在亞洲的冷戰中也需要藉助中國來牽制和打擊美國的勢力。但是從經濟和外交的角度觀察中蘇兩國對新的條約的理解就不盡相同了。總體上講毛澤東和中國政府對新條約是滿意的，收回了１９４５年失去的主權和利益。但對於斯大林來說，蘇聯被迫失去了其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凍港，他必定要尋求一種補救措施來維護和保證蘇聯在遠東地區的戰略利益和目標的實現。於是，朝鮮問題便提到了莫斯科的議事日程上。斯大林針對當時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的政策，也從一直堅持的防守戰略轉變成為一種進攻性戰略。關於中國在朝鮮半島衝突問題上的立場，斯大林是很清楚的。首先，在新中國立足未穩之際，毛澤東是不希望中國東北邊境出現戰爭的；其次，在斯大林心中，雖與中國結成了互助同盟關係，但是中國不像朝鮮，完全是在蘇聯的支持和援助下建立起來的。斯大林還是對毛澤東和北京政權存在有疑慮和不信任。而此時中國正在加緊準備進攻台灣，並要求斯大林給予軍事上的支持。因此，斯大林也不好意思說服毛澤東放棄其統一中國的計劃。大量檔案資料顯示出，還在毛澤東啟程去莫斯科之前，他已與斯大林本人就朝鮮問題交換了意見。而且，當時雙方的意見是一致的，即不主張在朝鮮採取軍事行動。

　　 以往學者的研究已經充分否定了毛澤東與斯大林關於朝鮮決策的「共謀論」。但是，學者們在中蘇同盟的結成對毛澤東出兵朝鮮決策的影響上，沒有進行深入的研究。由於蘇聯在朝鮮問題上採取避免與美國發生直接衝突的政策，中蘇同盟結成以後，蘇聯更希望中國在亞洲的革命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客觀上講，中蘇同盟關係的形成使中國更加依靠蘇聯的幫助和支持。但是，毛澤東在國家政治和經濟生活中一直倡導和堅持「獨立自主」的方針，又不想完全「依賴」蘇聯。由於斯大林在１９５０年年初「鑒於國際形勢的變化」改變了對朝鮮的決策，毛澤東也不好反對朝鮮的軍事進攻計劃。雖然金日成對打贏這場戰爭很有信心，但是毛澤東一直擔心美國的直接軍事參與，使半島衝突擴大化。如果金日成在戰爭中失利，其結果必然是把戰火引到中國東北，東北將成為中美衝突的戰場。當然，毛澤東會考慮到根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的規定，如果美國進入中國東北與中國開戰，蘇聯會派其幾十萬遠東軍參戰。但是，「前事不忘，後事之師」。毛澤東不會忘記，１９４５年斯大林就是借口對日作戰，出兵中國東北，從而迫使蔣介石簽訂了損害中國主權的城下之盟。他更不會忘記在東北問題上與蘇聯的艱苦談判，以及對大連、旅順和長春鐵路主權的力爭。因此，一旦戰爭擴大到中國境內，而蘇聯再次派軍參戰，那麼其結果不是被美國佔領就是被蘇聯控制。也就是說，一旦戰爭進入中國東北，中國都無法保證東北的主權不受損害。毛澤東認為，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禦敵於國門之外，變被動為主動進攻。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在朝鮮戰爭初期，中蘇同盟關係是十分微妙的。二戰以後，蘇聯進入與美國的冷戰時期，為了全面抗衡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蘇聯非常需要有中國這樣東方大國來作為保證其遠東安全的屏障，同時也是其對美國政策和實力進行試探的工具。在戰爭條件下維持這種同盟關係更是中國和蘇聯實現各自戰略目標的必要保證。雖然中蘇之間在參與朝鮮戰爭問題上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雙方在目標與基本要求方面又存在著分歧。中國出兵需要蘇聯的空軍支援，而斯大林又不能滿足向中國提供空軍協同作戰要求。毛澤東最終做出出兵朝鮮的決策，化解了中蘇同盟在形成之初的危機，並取得了對蘇關係的主動。當斯大林得知中國在沒有空軍支援的情況下毅然決定出兵時，「深受感動」，也改變了他對毛澤東和北京政權的看法。

　　 三　中美衝突的升級對毛澤東決策的影響

　　 抗戰結束後，由於意識形態的差異，蔣介石一意孤行，執行反共政策。而美國卻轉向支持蔣介石與中共打內戰，事實上就成了蔣介石打擊共產黨的幫凶。到１９４９年年底和１９５０年年初，中共與美國衝突已經到了白熱化的程度。隨著蔣介石敗走台灣，中共基本上解放了除西藏和台灣以外的絕大部分領土，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相信美國不可能直接參与中國內戰。美國對中國大陸安全威脅解除，使中共領導人對美國政府的態度更加強硬。出於政治和經濟等多方面的考慮，中共決定採取「一邊倒」的對外政策與蘇聯結成聯盟。中蘇聯盟是一種在全球範圍內反對資本主義的聯合，矛頭直接對準了戰後美國在亞洲的擴張，以及以美國為首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

　　 中共為了表明與蘇聯的立場一致，１９５０年１月１３日，還在毛澤東訪問蘇聯期間，他通知在國內主持工作的劉少奇，同意徵用包括美國在內的在華昔日外國兵營，並準備通告美國將所有在華的舊領館全部撤走；同意上海軍管委直接接收或徵用美國經濟合作署的留滬物資。１月１７日，毛澤東將此事通告了蘇聯，並且說明其目的是要「把美國的領事代表驅逐出中國」。毛澤東還向莫洛托夫等蘇聯領導人表示，中國「將儘力拖延美國承認中國的時間」，因為「美國在中國得到合法權利的時間越晚，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就越有利」。針對中共的強硬態度，美國政府也調整了其對華政策，不承認新成立的北京政府的合法性和繼續支持台灣的蔣介石政權，這就更加激化了中美間的矛盾。到朝鮮戰爭爆發前，中共領導人在制定對美政策時不得不考慮更多的複雜因素。從短期來看，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相信，美國在亞洲由於受限於其軍事力量部署和需要解決許多國內和國際的複雜問題，不會直接參与中國的內戰和亞洲內陸的衝突。但長遠來講，中國領導人確信中國遲早要與美國在亞洲發生直接的軍事衝突。因為，中國革命的成功必將帶動和影響亞洲其他革命國家反對帝國主義的侵略鬥爭，而美國作為帝國主義陣營的首領，會採取一切反革命的手段去阻止革命力量的行動和改變，其結果是中美在亞洲的衝突不可避免。

　　 新中國成立之初的國內局勢，也是中共採取對美強硬政策的重要因素。中國共產黨在大陸建立政權以後，在集中精力恢復經濟建設和穩定新政權的同時，受中國革命性質的驅使，毛澤東極其渴望在中國社會制度改變的問題上得到黨內和人民群眾最廣泛的支持。由於國民黨殘餘勢力在大陸還沒有被徹底肅清，台灣蔣介石政權在美國的支持下仍試圖反攻大陸。毛澤東相信，只有充分相信和動員廣大人民群眾繼續保持高昂的革命鬥爭熱情，才能徹底「打敗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蔣介石國民黨軍隊」。這一時期，中共加強了政治宣傳，將中國革命的勝利視為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帝國主義陣營的偉大勝利。中國革命的勝利必將鼓舞世界被壓迫民族和國家為爭取自由和獨立的革命鬥爭，中國將在亞洲乃至世界無產階級革命鬥爭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因此，毛澤東將中國國家的安全戰略與台灣、印度支那以及朝鮮的戰略安全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但同時，中共將台灣的解放視為首要解決的問題，因為台灣的解放是中共完成統一大業的關鍵一步。後來，周恩來將此概括為「反對帝國主義的三條戰線」。

　　 朝鮮戰爭爆發兩天後，美國總統杜魯門派遣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阻止中共解放台灣。與中共領導人估計不同的是，美國很快便介入了這場戰爭。毛澤東關於在１９５０年夏季展開對台作戰的計劃也被無限期地推遲了。由於朝鮮戰爭的突然爆發，中共領導人在思想上和軍事上都缺乏應有的準備，全國範圍的工作重心也沒有因為戰爭爆發而立即轉移。６月３０日，即美國決定全面介入朝鮮戰爭的當天，中國頒布了土地改革法，一場全國範圍的土地改革運動展開了。同一天，中央複員委員會按照計划下達了由毛澤東和周恩來共同簽署的《軍委、政務院關於１９５０年複員工作的決定》，正式開始了中國規模最大的一次複員工作。儘管有人提出來由於朝鮮戰爭的爆發，是否停止複員轉入戰備，但周恩來指示，對「朝鮮戰場的情況，總參謀部、外交部要密切加以注視」，而「複員工作仍按原計划進行」。甚至連解放台灣的軍事計劃也沒有因為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而完全放棄。以上情況說明，這一時期中國領導人的注意力還沒有轉移到朝鮮問題上來。但是，中共領導人對朝鮮戰爭的進展情況還是十分關注的。１９５０年６月３０日，周恩來派柴成文以使館政務參贊的名義去朝鮮，以便保持與朝鮮的暢通聯繫。臨行前，周恩來指示：「美帝國主義必糾集更多的國家出兵，所以朝鮮戰爭長期化很難避免，這就會帶來影響全局的一系列複雜問題。」「現在朝鮮人民處在第一線，要向朝鮮同志表示支持，看有什麼事需要我們做，請他們提出來，我們一定儘力去做。保持兩黨兩軍之間的聯繫並及時了解戰場上的變化，是當前使館的主要任務。」

　　 由於杜魯門錯誤地把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對南部的進攻視為共產主義在全球範圍內擴張的開始，美國政府的反應迅速而強烈。但是，令人吃驚的是當朝鮮戰爭爆發後，杜魯門宣布「台灣地位未定」，並派第七艦隊駛入台灣海峽，首先將中國而不是朝鮮擺在了對立的一面。美國這一行動破壞了毛澤東完成國家統一的夙願，使解放台灣的計劃功敗垂成。毛澤東被徹底激怒了，他嚴厲譴責美國撕毀了「關於不干涉中國內政的一切國際協議」。本來中共領導人從保持政權穩定及良好的國際環境出發，並沒有針對美國採取過激的外交方針，而是與美國保留周旋的餘地。但這一次，中美之間緩和的大門被徹底關閉，從這一刻起，在毛澤東的心中，與美國之間的戰爭已經開始了。

　　 隨著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的全面捲入戰爭，中國領導人更加重視朝鮮戰局的變化，同時進行了相應的軍事部署。根據毛澤東的提議，１９５０年７月７日和１０日，中央軍委召開會議討論保衛國防的問題。會議做出了《關於保衛東北邊防的決定》，擬抽調４個軍，３個炮兵師和３個空軍團共２５．５萬人組成東北邊防軍，限８月５日前在東北集結。成立東北邊防軍說明這一時期中共領導人將東北視作戰略部署的重點，加強了中國東北邊境的防衛力量。而當時的情況是朝鮮人民軍勢如破竹地向朝鮮南部推進，所以也談不上中國立即出兵的問題。當時毛澤東對出兵的考慮，主要還是從做好充分準備和以防萬一的角度，而不是已經確定的戰略方針。１９５０年９月１５日，美國軍隊在麥克阿瑟的指揮下，成功地在仁川登陸，朝鮮的局勢發生了逆轉，美國迅速轉入進攻逼近「三八線」。一切現實的因素都迫使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迅速做出決定，如果不出兵，中國的國家安全和領土完整將面臨美國的嚴重威脅。實際上，中國政府早就把美軍越過「三八線」的行為作為判斷這場戰爭是否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標準了。１９５０年７月２日，周恩來與蘇聯駐華大使羅申談話時已經提到中國出兵朝鮮的客觀條件是美國越過三八線。美軍仁川登陸後，中國政府通過各種渠道對美國發出警告，明確表示出如果美國越過「三八線」，中國絕不會置之不理。１０月３日，周恩來約見印度駐華大使潘尼迦，通過印度向美國傳遞信息，再次警告美軍不要越過「三八線」。然而，美國政府及麥克阿瑟被勝利沖昏了頭腦，完全對中國的多次警告不屑一顧，一意孤行。１０月７日，美軍在開城地區越過三八線。朝鮮人民軍向三八線以北敗退，金日成此時不得不向蘇聯和中國請求直接的軍事援助了。

　　 仁川登陸後，戰局的迅速轉變也使得莫斯科非常地焦慮。斯大林很清楚，如果北朝鮮被打敗，美國成功地佔領了整個朝鮮半島，美蘇在東北亞地區力量平衡就會打破，美國就會在這一地區取得優勢，蘇聯遠東安全就會受到威脅，美蘇之間的直接衝突就有可能發生。因為朝鮮的局勢直接關係到蘇聯在東北亞的戰略利益。但在權衡利弊之後，斯大林還是放棄了直接出兵與美對抗的打算。在仁川登陸後的第二天，斯大林便給毛澤東發電報，詢問中國在東北軍事部署情況，以及是否能派兵幫助朝鮮作戰。因為，在蘇聯沒有做好與美國開戰的準備之前，斯大林還是想通過中蘇之間的同盟條約的約定，希望中國在東北亞乃至整個亞洲的革命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所以，斯大林認為讓中國出兵援助朝鮮作戰是此時最好的選擇。事實上，朝鮮戰局的惡化對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造成的壓力絲毫也不亞於蘇聯，此時毛澤東已經開始考慮出兵的問題了。

　　 從美軍仁川登陸到１０月中旬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作戰的這一段時間裡，無疑是毛澤東最艱難的決策時期。經過中央政治局的反覆討論，毛澤東最終還是力排眾議決定出兵。毛澤東做出這一決定，是在綜合考慮了很多因素之後的結果。首先，毛澤東認為美軍的全面介入戰爭，使南北朝鮮的軍事力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北朝鮮人民軍的抵抗失敗，以美為首的聯合國軍向北的推進，極大地威脅到了中國東北的安全。另外，隨著美軍在戰場上的節節勝利和向鴨綠江邊的推進，國民黨蔣介石在大陸的殘餘勢力也蠢蠢欲動，密謀針對新中國政權的武裝騷亂，破壞交通線，製造暗殺等恐怖事件，試圖在美國的支持下與台灣的軍事力量相勾結，裡應外合顛覆共產黨的政權。為了應對國內反革命勢力的威脅，毛澤東決定以抗美援朝戰爭為契機，對國內的反革命勢力進行嚴厲的打擊，來加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鞏固新生的革命政權。再者，中蘇同盟結成以後，毛澤東不得不考慮蘇聯的意見和態度。斯大林認為，中國應該在亞洲的反對帝國主義的革命中發揮更大的作用。因為中國在政權穩定、經濟建設和國防建設等方面需要蘇聯的幫助，而且毛澤東認為如果朝鮮在戰爭中失敗，整個亞洲中西方力量的平衡就會打破，美國將會主導亞太地區。中國只有支持北朝鮮抗擊美國的入侵，才能為在亞洲創造新的有利於革命陣營的國際秩序中做出更大的貢獻。

　　 四　結語

　　 朝鮮戰爭爆發六十多年來，學術界對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考察和研究已經有了很多成果。筆者在查閱了大量英文文獻和資料的基礎上，發現其中比較被學術界廣泛接受的觀點主要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種觀點認同美國學者艾倫·懷廷早在２０世紀６０年代在其著作《跨過鴨綠江：中國出兵朝鮮的決定》中提出的觀點，認為毛澤東主要是出於對新中國國家安全利益的考慮，為了保護東北的重工業基地免受帝國主義反動勢力的破壞，以及東北邊境的安全，必須進行一場禦敵於國門之外的戰爭。另一種觀點認為毛澤東的決策主要是出於其堅定的共產主義信念和革命意志，以及渴望戰勝美帝國主義的激情，並以此作為繼續發動群眾進行革命和提高中國國際地位的手段。這一觀點，美國弗吉尼亞大學講座教授陳兼在其著作《中國通向朝鮮戰爭之路》以及美國馬里蘭大學教授張曙光的專著《毛澤東的軍事浪漫主義：中國與朝鮮戰爭１９５０～１９５３》中都有精彩的論述。

　　 從目前已有的文獻資料看，毛澤東出兵朝鮮決策的因素中的確包含了以上兩個方面，但遠不是這兩方面的綜合。這些觀點都是從中美關係的角度出發進行分析的，目前國內學者則側重於從中蘇關係的角度進行研究，即蘇聯方面對中國出兵朝鮮決策的影響。按照恩格斯「歷史合力論」的觀點，最終結果總是從許多單個的意志的相互衝突中產生出來的，而其中每一個意志又有許多特殊的生成條件。任何一個人的願望都會受到任何另一個人的妨礙，而最後出現的結果就是誰都沒有希望過的事物。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毛澤東出兵朝鮮的決策是在特定各種內外環境的作用下，通過深思熟慮才做出的艱難決定，是各種因素相互作用、影響的結果。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口號清楚地反應出了毛澤東出兵朝鮮的目的與動機。儘管毛澤東在經過２０多年的革命戰爭以後，不希望在很短的時間裡捲入另一場軍事衝突，但是基於將美帝國主義作為直接對手的客觀要求和革命情結，對國際無產階級革命承擔的責任和義務，以及新中國的安全利益受到威脅的綜合考慮之上，毛澤東還是下定了參戰的決心。「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是毛澤東軍事藝術、治國方略以至國際戰略的絕佳體現。令人遺憾的是，出兵朝鮮的主要決策者毛澤東沒有留下任何個人回憶錄，其真實想法無從得知。但是，隨著更多有關朝鮮戰爭的絕密檔案的解密，學者們對毛澤東出兵朝鮮決策的分析和研究就會更加客觀和接近歷史事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