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的起源與發展

道德經

眾所周知，春秋戰國時期是中國思想文化大爆炸的第一個時代。其時，政治、經濟、文化、思想等諸多領域紛紛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革，百家爭鳴就是該時代思想文化領域的大變革。在這次持續兩百餘年的思想大變革中，湧現出了眾多的思想流派，其中較為重要的就有：儒、道、法、墨、兵、陰陽、縱橫、名、雜、農、小說等十家，史稱先秦十大顯學。因學派眾多，無法一一對其討論。筆者在這裡想先討論一下道家。

與其說道家，還不如將其統歸為道學，說起道學，相信很多人都會自然而然的聯想到該學派的重要人物老子和莊子這兩位劃時代的大師。因此自然而然會總結出一個大都數人都會認同的「事實」：那就是道學是老子開創的全新思想體系，老莊之前道學並未存在。在這裡，筆者想提出一個與之不同的觀點，那就是道學其實在老莊之前就已經存在並有了較為豐富的思想作為支撐的一個較為散漫的思想體系，只不過在老莊之前，道學還未稱作「道學」，而是在老子的《道德經》出現以後，對先賢們和自己的思想作了一次革命式大柔和、並形成了一個嚴密的思想流派之後，後人才將此流派稱之為道家，其思想理論稱之為道學。雖說名字是後來才定義的，但其思想卻早已出現並繁衍生息了很長時間。所以，道學並非是老子之後才有的，道家學派才是老子開創的。看到這裡，很多讀者就會問，這只是你自己杜撰出來的歪理吧，別著急，筆者將會舉出一系列事實來證實。讀過《二十四史》的讀者必然不會遺漏《漢書》，在《漢書-藝文志》里清楚的記載著：在《老子》（也可將其稱之為《道德經》）、《莊子》出現之前。記錄道學的著作已有37家，共計933篇，如《伊尹》、《太公》、《辛甲》、《鬻子》等諸多著作，其數量之多可謂居先秦諸學之冠（只可惜這些著作大部分已經失傳了）。這裡可以說明兩個事實：一則是老莊之前，道學已經發展的極其豐富和完善；二則乃是道學在先秦時期儼然已成為其時代最為龐大的學派。

其次，讀過老子《道德經》的讀者都知道，在這部著作里，老子引用了不少前人的語句。如：『是以聖人居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而弗始也』、『是以聖人之治也，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恆使民無知、無欲也』……等等一系列的句子，從中可以推論出，老子口中的「聖人」都是有著豐富治國經驗的「社稷主」、「天下王」，也就是古代氏族社會的部族領袖，抑或是有著豐富修道經驗的部族巫吏。早在夏商周時期，中國還處在氏族社會時代，當時的天子諸侯，便是世襲的部族領袖。因此，我們可以沿著三代的古帝王再往上追溯，原始道家文化氛圍便會越來越濃，一直到伏羲、神農、黃帝時代，便是原始道學文化傳統奠定的時代。老子亦指出了道學之傳承甚古：『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所謂『古始』，即是中華民族文明之開端，就是女媧、伏羲的上古時代。所以，此處可以推論出，道學的出現根源於上古時代的原始宗教。這裡還有個事例不能不提，那就是，先秦之前以來幾千年的文化發展中，歷朝歷代均是非常重視其思想文化精華的記錄收集。周朝王室便有個收藏室，專門收集先輩的優秀思想言論。老聃那時為周朝王室收藏室的官吏，因此得以有機會博覽古籍，充分的吸收先賢們的思想精華，由此基礎上再加之自己的見解並加以整理，撰寫成《道德經》一書，道家學派由此正式出現。這裡又可以說明，道學的形成源遠流長。

道家學派經老子開創後，爾後歷經關伊、楊朱、列禦寇、莊周、稷下黃老學派、遲至《呂氏春秋》、《淮南子》問世，從中歷經今二百餘年，這段時間可以說是道家在學術發展史上最為輝煌的時期。在這期間道家學派諸子們雖持有不同的思想傾向，但大致都沒有背離道家的宗旨。

歷經幾千餘年發展的道學可謂是集哲學、社會、自然、生命等諸多領域的龐大學問。或窮理、或經世、或攝生、或修道，皆可為之。道學在其形成之初就先包含了治國和修身兩大功能。歷史上的「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就是統治者崇尚道家黃老之學之術治國的典範。但是，道學發展到中後期卻慢慢的遠離了治國，成了養生隱喻之士的哲學。這卻是為何呢？且容筆者根據其發展線路慢慢分析其中的因果。

道家之「道」

考究道學的發展，歷史上大致可以分為五個發展階段，即：先秦老莊學、秦漢黃老學、魏晉玄學、隋唐重玄學、宋元及以後的內丹心性學。先秦時期，自《老子》（亦稱《道德經》）一書問世，就標誌著道家學派的正式形成，這一時期的道學主要偏重於治國修身。熟悉中國歷史的讀者都知道，老子生活於春秋戰國時期，這是個社會大變革大動蕩的時代，舊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開始動搖並走向崩潰，新的社會制度、意識形態開始萌芽且尚未形成。適時，各諸侯國之間以眾欺寡、倚強凌弱現象漸成常態，致使老子發出「師之所處，荊棘生焉」、「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的感嘆。面對此種嚴酷的社會現實，任何一位有良知的士子都不會無動於衷，必然會將其所學所思用之並拯救之。作為先秦道家學派的開派祖師，老子認為，仁義禮教和制度法令非但不能濟世，反而成了一切社會禍亂的根源。因此他主張廢除各種虛偽的禮教法令，消滅一切人民為惡的手段和工具，以恢復人類天真純樸的本來面貌，便是所謂的「無為而治」和「小國寡民」的治國理念。

然而，理想與現實往往是背道而馳的。老子提出的治國理念雖然很美好，但是對於春秋戰國那個以戰力話事的動蕩年代而言，卻是一點用都沒有，比起儒家主張恢復禮樂制度還要「天方夜譚」。老子用道家思想作為治國的理念沒有得到統治者的重視，卻吸引了大批文人士子學習研究，道家學派由是迅速壯大，發展的枝繁葉茂。以至到戰國時期，道家學派發展成了南北兩大學派。僅就道家而論，南北學派學風各不相同。北派道家尊黃帝、重治道、講仁義，故稱為黃老學派；南方道家則師老子、倡玄虛、廢仁義，故稱老莊學派。老子之後，北方道家有楊朱學派興起，南方道家則有列子學派流行。

楊朱為老聃弟子，然其思想卻在老聃之後有了新的發展。《呂氏春秋-不二》有云：『陽生貴己。』《淮南子-泛論》亦曰：『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楊子之所立也。』探究相關史料可推，楊朱之學乃以治身之道推而至治國；其用於治身，則以重己全生為要；用於治國，則靜身以待而行自然之治，是為無損無益之政。因此，可以概括：楊朱之學以貴己為重生、重生而輕利，於己身則任性縱情使全生之遠害，於國家則循世秉俗致民得自治。然楊朱學派提出的治國理念雖比之老子有了較為現實的改變，卻依舊未能吸引統治者重視。歸根其原因，乃「全生靜身」與「自然之治」也。楊朱學派的治國學說發展到後來演化為田駢、慎到的黃老之術，並開了稷下學派一脈。而其全生養年之道，又成為燕齊神仙方士和道教生命哲學的根本。

至於列子學派，《呂氏春秋-不二》有云：『關伊貴清，列子貴虛。』《漢書-藝文志》亦評曰：『及其放者為之，則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為治。』《莊子-列禦寇》也有其評價：『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泛若不系之舟，虛而遨遊者也。』從這幾段話可以看出貴虛之義在列子學派的思想體系中居於核心地位，也展示了南派道家在治世、忘世、超世等多方面的處世方式。這一學風后來被莊子所繼承。

老子之後庄子之前，道家的發展就如上述所介紹的，主要分為南北派別（在這兩派的基礎上又分了眾多的其他小派系，這裡就不費文介紹了），基本宗旨上一致，治國處世的觀點卻有了明顯的差別。《莊子》一出，道家學派的發展又上升了一個大台階。當時的道家學派，也像「儒分為八，墨分為三」一樣，有許多支派，或近墨者、或近法者、或近陰陽者、或近神仙者爾爾。莊子則站在自己學派的立場上，評論百家，綜合了道家各支派的思想精華而創作了道家學派的又一革命式的巨著《莊子》。《莊子》這一本書可謂是集南方道家各派精華的結晶，故先秦道家許多支派的學說都可以在此書里找到蹤跡。莊子的思想是老子思想的繼承與發展，《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亦曰：『其要本歸於老子之言。』莊子之道以氣為本、以心學見長。其「天人合一」的境界可謂是古代美學之精華，《莊子》一書亦成了後世魏晉玄學的源頭。老學和庄學一脈相承而又不斷發展，是為先秦道家學派的主脈。

秦漢黃老學是繼承先秦老莊學之後道家學派發展的第二個大階段。在這一階段，先是呂不韋集門客三千花費數年而著成的以道家為宗，並融匯了儒、墨、名、法、陰陽諸家的《呂氏春秋》。因當時正處戰國末年，秦滅六國之勢已成，北方道家學術中心由是從臨淄轉移到了咸陽，呂不韋亦憑藉自身的影響力組織了大批各派的道學家一同編纂了《呂氏春秋》，成為學術史上道家學派的第三次學術大融合。《呂氏春秋》托黃帝而立說，以法天地自然為本，其思想可以說是黃老之學匯綜諸家之後的大發展。然秦始皇將呂不韋賜死，捨棄用道家作為治國方略，並以法家立國尋後而亡。至漢初道家又得勢，漢初曹參為相國，採用了道家黃老之學的治國方略輔佐漢文帝，由是開創了漢初的「文景之治」。漢初採用黃老之學治國可謂是道家創派近四百年來第一次受統治者重用，原因在於漢朝建立之際，百廢待興，統治者急需一個穩定的環境恢復並發展經濟。屆時，黃老之學以其「無為」、「順其自然」等諸多優點迎合了統治者的需求，故得以重視，引之為官方統治哲學。

魏晉玄學是道家學術發展的第三階段。東漢以來，繁瑣的儒家經典和虛偽的禮教文化漸掩蓋了其原來的面目，儒家名教也失去了維繫社會人心的力量。至魏晉時期，一批在戰亂中成長起來的青年世族名士便一齊組織起來打破漢武帝以來確立的儒家文化專制的局面，是以引入了道學和佛法。由此亦使中國文化為之一變，道學成為其時代的一代顯學，佛學也開始走向旺盛。在當時，雖說儒學的弊端日益被眾多文人所痛恨，然而其意識形態仍在皇權、世族的支持下占統治地位。因此玄學若想繼續提高其實用價值，必然不可避免的糅合進儒家的學說。當時開創玄風的王弼、何晏等玄學代表因對儒家觀念尚未真正脫離，所以對老、庄著作有諸多曲解，使得之後的玄學家在道家的旗幟下從理論和時間上都背離了道學的原旨。故而陸希聲指責道：『王、何失老氏之道，而流於虛無放誕，皆老氏之罪人。』魏晉玄學因在思想延續上嚴重背離老莊之原旨，在實踐上也是清談誤國，最終以失敗告終，且被後來取代的隋唐重玄學所否定。

魏晉時期的玄學雖說是道學的發展史中的一抹濃厚的異筆，然其解放思想的功績卻是不容否定的。在當時禮教嚴厲呆板之際，嵇康、阮籍等竹林七賢作為當時文人界的傑出代表，卻主張越名教（主要是儒家）而放任自然，給當時的社會倫理習慣帶來了極大的衝擊。魏晉時期名士才華橫溢，個性鮮明，並形成了獨具時代特色的文人風氣，與玄學的推廣有著莫大的關聯。此外，魏晉時期道家的黃老養生學仍舊作為道家的另一支派繼續發展著，如葛洪的《抱朴子內篇》、嵇康的《養生論》，都是其時代養生學的重要理論著作，總的來說，黃老養生學亦可以算作是玄學發展帶動下的文化繁榮。

隋唐重玄學的發展與佛教傳入中國並逐漸成為顯學有著莫大的關係。重玄學者，蓋取義於佛教三論宗的「二諦義」，其坐忘論亦是取義於天台宗的「止觀」說，但內容上還是從老莊之學的基礎上進行了理論的超越和發展。談到這裡，筆者想糾正一下，重玄學這個「重」字不是讀zhòng而是讀chóng。就是「重複」之意，乃《老子》書中的「玄之又玄」句義。 那時代一些介於佛道的釋家中觀學派代表，如鳩摩羅什、佛圖澄、僧肇、梁武帝蕭衍等在注《老子》一書時，其釋既不滯於有，又不滯於無，有無兩遣，比玄學家的注釋更深入了一步。但是重玄學在這一方面則比之更進一步，其以為釋家的非有非無仍是「不滯之滯」，僅是一「玄」，須連「不滯之滯」也一併去掉，方可稱為「玄之又玄」。重玄學既遣有無（玄學），又遣非有、非無（釋學），其既不滯於有無，又不滯於非有、非無，因果雙遣，本跡俱忘，遣之又遣，忘而再忘，實為入重玄之境。重玄學發展了老莊哲學中心學的層次，將魏晉玄學在隋唐佛教大興的背景下導入道家心性學之路，為五代宋元內丹學興起奠定了的理論基礎。

內丹心性學是道家學術發展的第五階段。在中國哲學史上，漢代重點討論的話題是天人感應的宇宙論，魏晉南北朝時期則由宇宙論轉入本體論，至於隋唐時期又從本理論向心性論轉化。魏晉時期的玄學和隋唐時期的重玄學所討論的話題雖然仍舊帶有本體論的意義，但已開始向心性論轉化，哲學的思辨水平也越來越高。直至唐末五代內丹學的興起，哲學本體論的思辨便徹底的轉而為純粹的心性修鍊和心理體驗，道教內丹心性學也隨之形成。宋明時期形成的儒學新理學之心性學在很大程度上是汲精華於佛道的二教心性學，其中內丹學的影響尤為巨大。

道學發展到內丹學大致可以分為兩部分：一是內丹生命哲學、二是內丹生命科學。內丹生命哲學即是丹道（後面可以講到）性命之學，學術界一般稱之為心性學。宋朝出現的全真道諸門派，就是以心性學作為道義發展的養身修真流派。至於內丹生命科學，則重在養生抑或延年益壽這一方面，與之前的黃老養生學一脈相承。

總的來說，從道學的發展史來看，我們不難發現，道學在先秦之前與之後的發展重心有了明顯的不同。秦後，因為儒家成了統治者治國的唯一理論來源，道學不能與之相抗衡，故而轉向哲學與生命領域，開創了道學除治國之外的恢弘場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