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獨對著舊金山燈火，每讀到李瓶兒臨終便大哭

（Sayings：張愛玲是在後半生才逐漸幽閉起來的。關於她的獨居，她公寓里的蟲害和她書信中的緊張敏感在她死後才逐漸被透露。但人們仍然缺少理解她完整生活的鑰匙。這篇《夜訪張愛玲》是留存下來很難得的直接且深入的訪談，只可惜有機會在凌晨兩點半觀察她的卧室、當面詢問的人，卻沒有把她的生活氣氛捕捉回來告訴我們，只是留下了大段尷尬的文學評彈，和一些零星地觀察，讓人覺得遺憾。假如我們有一天遇到機會走進某一位張愛玲的卧室，我們怎樣才能保證自己不辜負那些等在門外的人期待的目光，將那裡的氣氛帶出來讓別人看一看？回答這個問題的過程可以成為寫作訓練的開始。）

蟬——夜訪張愛玲

作者：水晶先生

……

這次她竟然意外破例，邀約我到她住的公寓去，自是令人興奮的消息。我撥了電話號碼，她很爽快地來接聽，並且決定了約見的時間是周末晚上7點半。

就這樣，我見到了張愛玲。

胡蘭成在《今生今世》里說，見到張愛玲，諸天都要起各種震動。雪萊在詩篇里常常說：tear a veil（撕去一層面幕）。」然而在撕去一層面幕後，我得到的感覺是：這不是我想像中的張愛玲！

我很直接地告訴她自己這種感覺，重複了兩三遍。她笑容滿面地回答，是這樣的，彷彿沒有一點不應該。

她當然很痩——這瘦很多人寫過，尤其瘦的是兩條胳臂，如果借用杜老的詩來形容，是「清暉玉臂寒」。像是她生命中所有的力量和血液，統統流進她稿紙的格子里去了。她的臉龐卻很大，保持了胡蘭成所寫的「白描的牡丹花」的底子。眼睛也大，「清炯炯的，滿溢著顫抖的靈魂，像是《魂歸離恨天》的作者艾米莉·勃朗特。」——這自然是她自己的句子了。她微揚著臉，穿著高領圈青蓮色旗袍，斜著身子坐在沙發上，逸興遄飛，笑容可掏。

頭髮是「五鳳翻飛」式的，像是雪萊《西風歌》里，迎著天籟怒張著黑髮的女神。

她的起居室有如雪洞一般，牆上沒有一絲裝飾和照片，迎面一排落地玻璃長窗。她起身拉開白紗幔，參天的法國梧桐，在路燈下，便隨著扶搖的新綠，耀眼而來。

遠處，眺望得到舊金山的整幅夜景。隔著蒼茫的金山灣海水，急遽變動的燈火，像《金鎖記》里的句子：「營營飛著一窠紅的星，又是一窠綠的星。」

她早已預備好一份禮物，因為知道我去年訂婚了，特地去購買了一瓶8盎司重的CHANEL NO.5牌香水，送給我的未婚妻。這使我非常惶愧，因為來得匆忙，沒有特別預備什麼東西送給她。

然後她又站起身來，問我要不要喝點酒，是喜歡Vermouth，還是Bourbon，因為一個人家裡，總得預備一點酒，她說。我回說不會喝酒，她便去開了一罐可口可樂。她扎煞著手，吃力地揭開罐頭蓋口的時候，使我非常擔心，深怕她一不小心，把手劃破了，像她在《流言》里寫的那樣。

此外，她又開了一罐糖腌蕃石榴，知道我在南洋呆過，可能喜歡熱帶風味的水果。我不能想像她會知道得我那樣清楚，因為一直有個錯覺，覺得自己在她眼中，是個無足輕重的人。

談話進人正題後，她首先告訴我，她還有一個筆名，叫梁京。梁山伯的梁，京城的京。因為從前我在這裡問過她，弄錯了，以為叫蕭亮。

《半生緣》在初次問世的時候，便是用這個筆名發表的。當年，《十八春》（《半生緣》的前身）在上海《亦報》連載，引起一陣轟動。她說，有個跟曼楨同樣遭遇的女子，從報社裡探悉了她的地址，曾經尋到她居住的公寓里來，倚門大哭。這使她感到手足無措，幸好那時她跟姑姑住在一起，姑姑下樓去，好不容易將那女子勸走了。

還有周作人也曾經在散文里，引用過曼楨的名字。

談話的鋒頭一轉，她問起我南洋的事來，問起獵頭族的生活情形。她對於這一種原始民族的風習，非常有興趣。她聽我談起住在「長屋」的達雅人，竹編的地板，從裂縫裡望得見下面凹坑裡堆積的垃圾、人屎及動物遺糞，以及甘榜里逐水而居的馬來人……神情專註，像是稚拙的小孩。她說喜歡閱讀一些記錄性的書籍，用英文說，便是Documentaries，像是史前時代的人類史。舉例來說，她看過Mary Renaul寫的《the King Must Die》，看得津津有味。

她當然也喜歡看章回小說，尤其是張恨水的9本書，一看神經便鬆懈下來，有一種的感覺。我告訴她最近看了《歇浦潮》，叫好不迭。很少碰到這樣好的小說。她說聽到你這樣說，高興極了，因為一直沒有人提過這本書，應該有人提一提。同時我又指出，《怨女》里「圓光」一段，似是直接從《歇浦潮》里剪下來的，她立刻承認有這樣一回事，並沒有因此不悅。不過，當我說起《歇》書里「圓光」那一段，比《怨女》寫得還要好，因為前者包括了一個女人的心理驚悟，而後者只是一場過場戲時，她卻不以為然，她說，「圓光」在《怨女》里，不是主戲，如果添上心理描寫，便輕重倒置了，而且和整個小說的主題也不配。這話我當然以為是。

她說她看《歇浦潮》是在童年。「圓光」這一段，似是順著下意識滑進《怨女》書中去的，因為寫《怨女》時，手邊並沒有《歇浦潮》作參考。她還記得書中寫得最好的是賈少奶、賈琢渠、倪俊人的姨太太無雙，這和我的看法一致。我還說，我還喜歡作者塑造的吳四奶奶、君如玉、賈寶玉、玉玲瓏、媚月閣以及錢如海的太太薛氏、開變相「堂子」的白大塊頭等人，她聽了莞爾一笑。真的，《歇浦潮》是中國「自然主義」作品中最好的一部，我說，可惜作者的「視景」不深，沒有如《紅樓》那樣悲天憫人，也不像《海上花》的溫柔敦厚。所以作者所看到的，只是人性狹溢的一面，也就是性惡的一面，使人覺得這本書太過cynical了，不能稱做偉大。她說，真髙興你看到這些，真應該寫下來，比你寫我更要好，更值得做。我說《歇》書的海上說夢人已經等了40年，讓他再等幾年不遲。倒是寫關於您的小說評介，因為是一鼓作氣寫下來的，遲了也許不行，她聽了又是盈盈一笑。

這時她站起身來，走到廚房裡，替自己泡了一杯「即興」咖啡。她不時用茶匙攪動著，攪得很細。她喝咖啡不擱糖，只放牛奶。然後又替我端了一杯來。她說一向喜歡喝茶，不過在美國買不到好茶葉，只有改喝咖啡。我問起為什麼不請朋友從香港或者台灣寄點茶葉過來。她連忙說，我頂怕麻煩人家，因為大家都忙，我什麼事都圖個簡單。說罷，她端起杯子來啜飲了一口。她喝咖啡的姿態，充分說明了所受的教養，很像亨利·詹姆斯一本名叫《波司登人》的小說的封面，那戴著半截手套的貴婦，一手端茶碟，一手側傾茶杯，杯底向著人，極其優雅。

順便問起她起居飲食的情形，她微揚著臉說：大概每天中午起床，天亮時才休息。這習慣養成很久了——的確是作家的習慣。她是和月亮同進退的人，難怪看見月亮的次數較常人為多，所以她小說里有關月亮的意象，特別的多，也特別的玲瓏。

至於食物，一天只吃半個English Muffin(一種類似燒餅的食品），以前喜歡吃魚，因為怕血管硬化，遵醫囑連魚也不吃了。我猜她大概喜食零食，將一天需要的消耗量，一點一點分開來吃，因為零食一道，也很會飽人的。她說她有患一種High cholesterol病的可能性，還有一種「感冒」舊病，發起來可躺在床上，幾天不吃飯，因為吃了都吐了出來。但是口渴卻很難耐。說著，一杯咖啡已經飲完，她又去替自己斟了一杯來。她說她一喝起咖啡來，便喝個不停。

從《歇浦潮》，很自然地，談到了《海上花》這本說部。我說《海上花》文筆雖然乾淨利落，可惜太過隱晦，很多地方交代不夠明白。她認為是，譬如詩婢蘇冠香便是一例。她又用手比劃著說：「像《紅樓》有頭沒有尾，《海上花》中間爛掉一塊（她說時雙手比成一個圓圈），都算是缺點。」她說話時運用的辭彙很特別，像她形容30年代的小說，老喜歡「拖一條光明的尾巴。」又單用「戲肉」二字，來形容小說中的精彩部分，都使我感到新奇而怔忡。

我又批評《海上花》的對話全部用蘇白，也不是很寫實的，誰敢保證書中人，個個都只會說蘇州話呢？她頗不以為然，因為作者韓邦慶只會說蘇白，不會道京腔，而且他在模擬蘇白時，經過一番「再創造」，並不容易。我又說《海上花》如果用《歇浦潮》的方式寫出來，可能會更成功。但是，她連忙介面說，《歇》書寫成的時候，都快民國十年了，而《海上花》卻是滿清末年的作品。

接著，我又批評作者寫陶玉甫、李漱芳的戀愛，太過「溫情理想化」，再插上妹妹李沅芳，整天歪纏著「姊夫」陶玉甫，看來非常的「假」，令人不耐煩。因為，沅芳雖是清倌人，卻是在「堂子」里長大的，耳濡目染，不可能天真成那樣，最後連姊姊的死都弄不明白，以為她是去做客，過幾天還會回來的。她卻認為：就李漱芳母女開堂子的作風來看，可能會產生出沅芳這樣的雛妓來。這也是《海上花》的主旨之一，是描繪形形色色的妓女，並不僅限於暴露人性的黑暗面，像《歇浦潮》那樣。我又說，根據自己的看法，彷彿李漱芳一半是她妹妹氣死的，因為眼看著沅芳和玉甫親熱，心裡氣不過，嘴上又說不出來，積鬱成疾，這自然是「弗洛伊德」派的看法。她聽到這裡，始先微微一驚，然後突然大笑起來，一面笑，一面說，這話讓志清（夏先生）聽見了，一定會詫異。這使我感到非常怔忡，事後仔細一想：大概她認為我這個人固執得可以，看小說從一個先入為主的觀點出發，不太從容，顯得霸道。這也許因為《海上花》一書，我沒有她看得那樣仔細透徹。

談起她自己的作品，她說早年的東西，都不大記得了，《半生緣》最近重印過一次，記憶還算新；《傾城之戀》難為你看得這樣仔細，不過當年我寫的時候，並沒有覺察到「神話結構」這一點。她停了停又說，彷彿每個人身上都帶有mythical elements似的。

我說她每篇小說的意象，怎麼安排得這樣好？和整個故事的結構、人物都有關係，有時是嘲弄，有時是一種暗示性的「道德批判」，用英文來說，非五四以來的大家我看過一些，很少有人能夠將意象的功效，發揮得像她這樣活潑的。多半只限於「裝飾」一途。好像連錢鍾書也不例外。像《第一爐香》里，薇龍的姑媽梁太太一出場的時候，面紗上爬著一粒綠寶石蜘蛛，後來薇龍進入宅第後，「一抬頭望見鋼琴上面，有一棵仙人掌，……那蒼綠的厚葉子，四下里探著頭，像一窠青蛇;那枝頭的一捻紅，便像吐出的蛇唁子。」還有園遊會過後，薇龍陪同姑媽一同進餐，因為彼此找到了新的男朋友，心裡歡喜，嘴裡說不出來，兩人同時割切著冷牛舌——這牛舌頭是個dumb brute，像唐人絕句里的「鸚鵡前頭不敢言」，產生了極深的嘲弄意趣，真難為她設想得這樣周到！她聽到這裡，說，你看得真仔細！要不是你這樣一說，我完全記不起來了。她頓了一頓又說，我的作品要是能出個有批註的版本，像脂本《紅樓夢》一樣，你這些評論就像脂批。聽到這裡，我非常感動。

我又問她，在寫《第一爐香》時，有沒有考慮到意象的這層功用呢？這話她沒有作正面答覆，只說，當時我只感到故事的成份不夠，想用來加強故事的力量。

我又侃侃直講下去，像《阿小悲秋》，那蘇州娘姨看來像一個「大地之母」，因為自始至終，她都在那裡替主人洗衣服、整理房間，彷彿有「潔癖」似的。故事結尾時，她發現「樓下一地的菱角花生殼，柿子核與皮」，還忿忿不平地想著：「天下就有這麼些人會作臟，好在不在她範圍之內。」寫得真是好！她聽到這裡，爽朗地又笑了起來。她的笑聲聽來有點膩搭搭的，發痴嘀嗒，是十歲左右小女孩的那種笑聲，令人完全不敢相信，她已經活過了半個世紀。從笑聲里，我覺察到她是非常偏愛《阿小悲秋》的。

隨即談到了《紅玫瑰與白玫瑰》。她說《傳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其本」的，也就是她所謂的documentaries，我說這篇故事充滿了嘲弄和諷刺，像紅玫瑰表面上像個「壞」女人，其實很忠厚，作者對她非常同情；而佟振保卻是個道道地地的偽君子，作者暗中對他下了一道「道德制裁」。她說道德制裁不至於。佟振保是個保守性的人物。他深愛著紅玫瑰，但他不敢同她結婚，在現實與利害的雙重壓力下，娶了白玫瑰一其實他根本用不著這樣瞻顧的，結果害了三個人，包括他自己在內。她很抱歉地說，寫完了這篇故事，覺得很對不住佟振保和白玫瑰，這兩人她都見過，而紅玫瑰只是聽見過。我想她言外之意是說她對於佟和白玫瑰二人的要求，太過嚴苟了，不夠寬厚。

不知怎麼，又談到了《半生緣》。我說世鈞和曼楨戀愛這件事，叔惠像是完全蒙在鼓裡，似乎與實情不符。因為，據我所知，男人在愛情方面，嘴最敞了，對於好朋友的羅曼司，多半很清楚，而且好奇心重，不致於像叔惠那樣，對曼楨漠不關心。她說30年代的男性，一切都學西方，連戀愛的方式也一律模仿，所以叔惠才顯得那樣瀟洒。這一點我們爭持甚久，她也相當執拗，結論是她對於現代的許多事情，太過隔膜了。不過當我談到阿寶這個角色，塑造得不夠逼真時，她一口承當下來。因為，我說，當曼騎裝病，設計騙取曼楨到她家中時，阿寶表演得太過「逼真」了，簡直是個演員，不像庸人;儘管事前她是知情的，曼璐也不可能像導演那樣，將她排練得那樣好，而且，事實上也決不可能。這一點她完全承認，因為遷就故事，權且將阿寶「利用」一下。

同時，我又告訴她，不太滿意《秧歌》的結局。因為動作太多了，近乎鬧劇化，沖淡了故事的「抒情」主調。她聽到這裡，連忙說，這些都該寫下來，寫批評如果凈說好的，很容易引起別人的反感，結果人家失去對你的信賴。

接著，她主動告訴我：《赤地之戀》是在「授權」的情形下寫成的，所以非常不滿意，因為故事大綱已經固定了，還有什麼地方可供作者發揮的呢？不過，我說仍然喜歡戈珊這個角色。她說戈珊是有這樣一個人的，雖然也是聽人說起，自己並沒有見過。

談到這裡，她已經喝完第四杯咖啡了。

話題轉到五四以來的作家。她說非常喜歡閱讀沈從文的作品，這樣好的一個文體家。我說沈的短篇不錯，有些地方，簡直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她聽著笑了起來。但是，我認為沈的長篇《長河》並不成功，看來不像小說。她說沒有看過。至於老舍的《駱蛇祥子》，我說早年讀的時候，非常鐘意，她卻不以為然，她認為還是老舍的短篇精彩。錢鍾書呢？她只看過《圍城》，沒有碰過他的短篇。所以，當我提到《半生緣》有些地方，跟錢的一篇《紀念》，甚為類似時，她認為只是「偶合」。我又說《圍城》當然寫得很好，可惜太過「俊俏」了，用英文說，便是too cute，看第二遍時，便不喜歡了。她聽到這裡，又笑了起來。看來她贊成我的看法，我接著還告訴她，還喜歡吳祖緗這個名字她聽著陌生，她說在大陸上，只知道有個劇作家，叫吳祖光的，非常有名，這人後來被「斗」掉了。談到魯迅，她覺得他很能暴露中國人性格中的陰暗面和劣根性。這一種傳統等到魯迅一死，突告中斷，很是可惜。因為後來的中國作家，在提高民族自信心的旗幟下，走的都是「文過飾非」的路子，只說好的，不說壞的，實在可惜。

台灣作家，她看過朱西寧的《鐵漿》，我說《鐵漿》寫得很好，她說，「噯」。還有康芸薇的《新婚之夜》，她叫得出名字來，認為寫得很coloful。康的其它的一些作品，她說沒有留下很深的印象。

她手邊經常收到兩份台灣出版的雜誌：《幼獅文藝》和《皇冠》。她說看《幼獅文學》，喜歡看翻譯小說，她清晰地說出劉慕沙，朱西寧太太的名字。

她又認為台灣作家聚會太多，是不好的。作家還是分散一點的好，避免彼此受到妨害。我說故世的夏濟安先生，也提過這一點，曾經在一篇英文文章里，說台灣作家，不是隱士，是「聲名狼藉的朝夕聚會的社交家。」

……

然後她告訴我，平常喜歡看通俗英文小說，啞謎立即打破了。她看了不少James Jones的小說，對於作者和女經紀人之間的微妙關係，非常感興趣。因為女經紀人是有夫之婦。她和丈夫兩人，協助Jones成名，不遺餘力，丈夫一點都不妒忌，甚至Jones把他跟女經紀人之間的一些艷秘，寫進小說里去，丈夫也不介意。這使我立即聯想起：早年上海的百萬富翁哈同，跟太太羅迦陵和親密「戰友」姬覺彌之間的關係，也很能引人入勝。作家有時往往「小」題「大」做，見人所未見，是《紅樓夢》里說的「情哥哥偏尋根究底」，張愛玲似也不例外。

閱讀對於她來說，已成為第二生命，彷彿活在空氣里一樣，她說。她引用業已逝世的丈夫Rehyer的話說，，Ferd常說我專看「垃圾」！說完又笑了起來，像是非常的應該。

此所以她對於張恨水，嗜之若命了。

關於《紅樓》，她說一俟工作在6月份結束後，便準備用英文寫一篇考證，同時接下去，把英譯《海上花》的工作做完。像《紅樓夢》，她認為不止寫了十年，因為曹雪芹拆開了重訂，又再拆閱。她用手不斷比劃著對我說。她說曹大概死於四十七八歲，所以《紅樓》沒完。

……

從《紅樓》移花接木，接枝到《金瓶梅》上。我說讀《金瓶梅》，總覺得面對著一個紙糊的世界，樣式看來假得很。她聽了頗感詫異，好像一個人怎麼能夠欣賞《紅樓夢》和《歇浦潮》，惟獨走不進《金瓶梅》的世界裡去？我說像吳月娘這種缺乏酸素的女人，實在少見。她認為好便好在這裡，吳月娘對於潘金蓮、李瓶兒等姨娘的態度，表面上似乎毫不嫉忌，那是因為當時的社會傳統，不得不如此。但是，月娘有時說起話來，也會酸溜溜的，這使得吳月娘充滿了「曖昧性」，所以是更近乎人性的。她接著又指出，每當她讀到宋蕙蓮以及李瓶兒臨終兩段，都要大哭一場。但是，我堅持說，《金瓶梅》寫得甚為粗糙，而且寫來寫去，無非是西門慶如何又娶了個姨太太，成了固定公式，看多了會令人起膩。她說西洋故事裡，不也有唐璜嗎？我又接下去說，很多人看《金瓶梅》，無非垂涎其中猥穢的部分罷了。她說看過「潔」本，仍然覺得很好。

談到她自己作品留傳的問題，她說感到非常的uncertain(不確定），因為似乎從五四一開始，就讓幾個作家決定了一切，後來的人根本就不被重視。她開始寫作的時候，便感到這層困惱，現在困惱是越來越深了。使我聽了，不勝黯然。

不過，一個作家實在無法顧忌這些，她說，我現在寫東西，完全是還債還我欠下自己的債，因為從前自己曾經許下心愿。我這個人是非常stubborn（頑強〉的;她又補充一句，像許多洋人心目中的上海，不知多麼色彩繽紛，可是我寫的上海，是黯淡破敗的。而且，她用手比劃著，就連這樣的上海，今天也像古代的「大西洋城」，沉到海底去了。她說這話的時候，有一種玉石倶焚的感慨。

她隨即問起我寫東西時的情形來。我說自己創作的時候，很慢很苦，弄到最後，厭煩到了極點，甚至想將它扔掉。當然登出來以後，又不一樣，因為換了一副面貌了。她笑了起來說，她不是這樣的，她寫作的時候，非常高興，寫完以後，簡直是「狂喜」！她用嘹亮鏗鏘的音調，說出「狂喜」兩個字。我想她的作品，為何這樣感動人，大概和「狂喜」有極深極密的關係罷！

她說寫過一部英文小說，兜來兜去找不到買主，預備將它翻出來;不過有些地方還得改。另外用中文寫的軍閥時代的長篇4、說，寫了一半擱下來了，也想把它趕完。還有兩個短篇，極待整理出來。她要想寫的東西太多太多，不過她不大喜歡談尚未完成的東西。

又譬如美國人的事情，我也想寫的，她說。「哦？」我有點不敢相信。但隨即想起她的《第二爐香》，人物完全是香港一地的英國人，便不再淹異了。不過，我寫的東西，總得醞釀上一二十年，她又說。我問是不是要寫這麼久呢？她說不，是指要隔這麼久才寫得出來。

從她的三層樓公寓辭別出來，已經凌晨2時半了。這次會面，足足談了7小時。然而仍有很多話，覺得沒有說出來。是她說的，像這樣的談話，十年大概只能一次！又說朋友間會面，有時終身只得一次。那麼，我應當感到十分滿意了。走向清空明亮的柏克萊街頭，手裡捧著她親筆題贈的《怨女》英文本，和^0.5香水，剎時間，它們幻化成為珍貴的歷史性的「南朝金粉」和「北地胭脂」〈《怨女》英文名我想張愛玲很像一隻蟬，薄薄的紗翼雖然脆弱，身體的纖維質素卻很堅實，潛伏的力量也大，而且，一飛便藏到柳蔭深處。如今是「西陸蟬聲唱，南冠客思深」的時候。又想起《第二爐香》里，描寫一個人極大的快樂，「在他燒熱的耳朵里，正像夏天正午的蟬聲，『……吱……吱……吱』一陣陣清烈的歌聲，細，細得要斷了；然而震得人發聾。」是的，蟬聲是會震得人發聾的。

這不正是張愛玲的寫照么？

夜訪張愛玲補遺

書桌：張女士的起居室內，有餐桌和椅子，還有像是照相用的「強光」燈泡，惟獨缺少一張書桌，這對於一個以筆墨聞世的作家來說，實在不可思議。我問起她為什麼沒有書桌？她回說這樣方便些，有了書桌，反而顯得過分正式，寫不出東西來！我想起自己見識過的留美學人或者作家的書房，千篇一律一張四四方方大書桌，四圍矗立著高髙低低的書架，堆滿了書，中、西文並列。只有張女士的書房例外，看不到書架和書桌。不過，她仍然有一張上海人所謂「夜壺箱」、西洋稱之為night talbe的小桌子，立在床頭。她便在這張夜壺箱上，題寫那本她贈送給我的英文書《怨女》。

來源：山東畫報出版社《為張愛玲補妝》，這次拜訪發生於1971年6月，張愛玲時年51歲，原文發表於台灣《中國時報》

圖片：Robert Bereny油畫《Woman in a Green Room 1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