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果老：「九一八」事變後的不抵抗責任在誰

1990年解除監禁後的張學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電視台記者採訪時，終於揭開了「九一八」事變後的不抵抗責任的迷霧，公開承擔了自己在對待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錯誤與責任，承認是他下達了不抵抗的命令。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關東軍按照預謀的計劃，突然進攻中國軍隊駐守的北大營和瀋陽內城。由於守衛的東北軍不予抵抗，日軍大舉推進，一周之內即侵佔了遼寧、吉林大部地區。1932年2月5日，日軍佔領哈爾濱。在20萬東北軍迅速的撤退下，日軍不僅輕易佔領東北全境，使128萬平方公里、相當於4個日本的國土淪入敵手，而且使一大批軍事物資落入敵方，其中飛機260架，大炮3000門，坦克26輛，機槍4000挺，進口步槍12萬枝，兵工廠一座。中國各階層人民在深重民族危機的刺激下，掀起了空前規模的抗日救國高潮日軍挑起「九一八」事變後，擁有20萬人數的東北軍由於節節退讓，居然將東北全境拱手讓給了只有兩萬餘人的日本侵略者，張學良被罵為「不抵抗將軍」。究竟是誰應承當「九一八」事變不抵抗的責任?多年以來，一直流傳著是蔣介石下令，張是代蔣受過的說法。最有影響的是，張的機要秘書郭維城在1946年8月15日發表的廣播演說稱，「『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將軍在北平(按：張當時任東北軍政長官、全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一夜之間，十幾次電南京蔣介石請示，而蔣介石卻若無其事地十幾次複電不準抵抗。」( 載1946年8月24日《東北日報》)張學良甚至通過人說，他已命人將蔣介石不抵抗的手諭保存在瑞士銀行的保險箱中，到時會公佈於天下。但時至今日，蔣命令張不抵抗的手諭或任何電報都未見到。(蔣迫於國民黨內鬥爭壓力與國內輿論壓力，於1931年底辭職去國民政府主席與陸海空軍總司令職務，回浙江奉化老家。1932年1月29日蔣復出，被任命為新設立的軍事委員會委員，3月6日任委員長)據蔣介石日記手稿，從時間節點上看，1931年9月18日上午，蔣介石與宋美齡參謁中山陵，後來又參加了國府會議，晚上九時半蔣登上永綏號軍艦，離開南京，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內的紅軍;19日凌晨當永綏號軍艦抵達江西湖口時，蔣才收到南京轉來張學良關於「九一八事變」的電報。據蔣18日日記內容，蔣介石當天在艦上考慮的就是兩件事情：一是如何對付新成立的廣州國民政府(1931年初，因政見分裂，蔣軟禁了立法院長鬍漢民，引起國民黨分裂。5月汪精衛、孫科等人在廣州另立國民政府與南京對立)，另一則是如何對付江西紅軍。這以上兩點都是「安內」的問題。因此他在接到關於「九一八」的電報後，感到十分突然，對日寇侵略行徑十分痛恨的蔣，在19日中寫道：「倭寇…..欲乘粵逆叛變之時，內部分裂，而侵略東省矣!」「天災匪患相逼而來之時，予所恃者，惟一片愛國心。」20日日記中寫道：「苟為我祖我宗之子孫，則不收回東省，永無人格矣。……卧薪嘗膽，教養生聚，忍辱負重，是我今日之事也。」回復張說：「知日兵昨夜進攻瀋陽。據東京消息，日以我軍有拆毀鐵路計劃。其借口如此，請向外宣傳時對此應力辟之。近情盼時刻電告。」21日蔣介石回到南京，確定了「團結內部，統一中國，抵禦倭寇，注重外交，振著精神，喚醒國民，還我東省。」的方針。隨著局勢的迅速發展，蔣態度不斷加強。9月28日，他寫下遺囑，表示「持此復仇之志，勿暴雪恥之氣……期於十年之內，湔雪今日無上之恥辱。」)10月7日的日記寫道：「此次對日作戰，其關係不在戰鬥之勝負，而在民族精神之消長，與夫國家人格之存亡也……是故余志以決，如果倭寇比我政府至於絕境，迫我民族至無獨立生存之餘地，則成敗利鈍自不暇顧，只有挺然奮起，與之決一死戰，恃我一己之犧牲，以表示我國家之人格。」 (以上均見《蔣介石日記》手稿本蔣當時因為要集中軍事力量對付江西的中央紅軍(「安內」)，東北問題主要催促張學良的東北軍抵抗，同時寄希望於外交，希圖通過國聯(國際聯盟)的仲裁在國際上獲得支持，以孤立日本。但這種外交努力是缺乏力量的，因為日本根本就沒有把國聯放在眼裡，國聯關於東北問題的決議對日本沒有起到任何約束作用。但對東北負有守土責任的張學良一開始就是放棄抵抗。早在事變發生前的7月6日，他就電告瀋陽東北軍參謀部：「如與日本開戰…..東北將萬劫不復。」「九一八」事變的第二天(9月19日)，張在北平接受記者採訪時表明了他絕對不抵抗的立場，他說：「昨夜接到沈電，驚悉中日衝突事件。唯東北既無抵抗之力量，亦無開戰之理由……嚴飭其絕對不抵抗，盡日軍所為。」(張的談話見1931年9月21日《盛京時報》)張的「無開戰之理由」前提是「無抵抗之力量」，他知道如果採取抵抗的方針，將會損耗自己的實力;而戰爭失敗、軍力損耗，將會動搖他在東北乃至國民政府中的地位。由於這樣，直至12月21日當日軍分三路圍攻錦州時，張仍無抵抗打算。25日南京政府電令張「應儘力之所能及，積極抵抗。」東北軍才勉強同日軍交手，但幾天後(1932年1月2日)隨即放棄錦州，退入關內。這樣，東北全境很快淪陷，日軍覬覦華北。在此危急的形勢下，復出後的蔣介石要求張學良撤換熱河省主席湯玉麟，派兵「佔據熱河，與東三省義勇軍打成一片」，「令倭寇使之不敢窺視平津。」並致函張「督促實行之。」(見《蔣介石日記》手稿本)但張學良並未執行蔣的指示，始終沒有改變他的不抵抗方針。1990年解除監禁後的張學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電視台記者採訪時，終於揭開了「九一八」事變後的不抵抗責任的迷霧，公開承擔了自己在對待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錯誤與責任，承認是他下達了不抵抗的命令。他說：「我當時沒想日本軍隊會那麼做，我認為日本是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達了不抵抗的命令。」他回答日本記者關於是否接受了蔣的不抵抗命令時明確表示：「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中不抵抗的責任推卸給國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擴大事件，採取了不抵抗的政策。」至此，「九一八」事變後不抵抗責任的真相才算得到了澄清。責任編輯：花滿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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