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非的「後先鋒」時代：新的語言，極簡的風格

　　南都訊記者黃茜發自北京近日，清華大學文學院教授、作家格非的長篇小說《望春風》作品研討會於北京現代文學館召開，二十餘位專家、學者齊聚，對《望春風》這一文本所折射出的歷史、文學、文化意義以及格非個人寫作的變化展開探討。

　　小說《望春風》2016年7月由譯林出版社出版。小說以簡單、自如、俊朗的手法，寫江南鄉村趙儒村在半個多世紀里經歷的衰頹衍變，被稱為「一首關於永恆的失去的詩」，「為掙扎中的中國鄉村準備的一篇祭文」。《望春風》出版後廣受美譽，榮登數個2016年年度好書榜。據譯林出版社透露，小說目前已銷售十萬冊。今年3月，格非憑藉《望春風》再度獲得第十五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傑出作家」提名。

　　先鋒之後

　　格非找到了新的語言

　　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院長孫郁在研討會上表示，《望春風》很好地結合了世情和思考，「我們現在小說裡面寫世情的，寫民間的故事很多，有遠思的、有哲思的作家也有一些，但把二者結合起來的不多。」

　　上世紀80年代，格非以小說《迷舟》聲斐文壇，成為「先鋒小說的三駕馬車」之一，其中篇小說《褐色鳥群》更被認為當代中國最玄奧的小說之一。三十年過去，格非身兼作家、教師、學者三重身份，已慢慢步入他的「後先鋒」時代。

　　瀋陽師範大學教授孟繁華指出，從先鋒文學轉型以後，很多作家不會寫東西了。然而從「江南三部曲」，到《隱身衣》，再到《望春風》，「格非重新回到正面強攻的寫小說的姿態和立場，依然能成為這個時代最重要的作家之一」，體現出他作為小說家的過人素質。

　　孫郁也認為，格非在《望春風》里的語言已和先鋒時期顯著不同。

　　「我覺得《望春風》之所以讓我們感動的原因，是他找到了和五四民國期間的知識分子相似的，像晚年汪曾祺那樣的一種語言。他把明清的文人話本，比如《紅樓夢》、《金瓶梅》的語言容納到自己的文本里，因此《望春風》有好多意象令人印象深刻。」

　　《望春風》里有一種

　　卡佛的「極簡主義」

　　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陳曉明看來，《望春風》是一部簡單而高妙的作品，作者信筆由韁，寫出了生活最單純、最樸質的一面。「它非常放鬆、非常自如，讓文字本身去寫，而不是作者在駕馭，在控制，在設計。」

　　陳曉明指出，《望春風》里有一種類似美國作家雷德蒙·卡佛的極簡主義，每一個故事都那麼簡單，但卻美妙。

　　西方的現代主義長篇小說往往以層層嵌套的結構引人入勝，格非早年亦擅長營造敘事的迷宮，在中國的當代作家當中，一直以設計小說的整體結構著稱。《望春風》卻以「無結構」為結構，「以一種自然的狀態，行雲流水地推進」，這種任性靈動、俯仰自如的手法，讓批評家吃驚和欣喜。

　　「明清的筆記小說，包括後來的沈從文，就是這種自然自在的敘述方式。怎麼去理解它？」陳曉明將其稱之為「逆現代」，或者前述的「極簡主義」。因為小說的完成不是經由一種用力的、富有張力的宏大體系，而是在一種「極簡的狀態下」、在「最細微的層面上」。就像鄉間的黍離麥秀，「從純粹的自然性中，生長出一種自在的浪漫。」

　　「鄉愁」是這個時代

　　最大的陳詞濫調

　　此前批評家和媒體對小說《望春風》的談論大多焦聚於鄉村文學、還鄉、鄉愁等層面。瀋陽師範大學教授孟繁華在研討會上尖銳地指出，「鄉愁」是我們這個時代最大的陳詞濫調，是成功人士和小資產階級的無病呻吟。中國鄉村正在經歷前所未有的變革，對於這種摧枯拉朽的改變，格非在《望春風》里沒有做出評價，態度非常慎重。孟繁華認為「這是一個學者型作家的優點，也就是說，格非有歷史感。」

　　寫過《中國在梁庄》、《出梁庄記》的梁鴻也在研討會上感嘆，如今「鄉土」被人說得太多了。然而，從理論上講，「鄉愁」這個概念還沒有變質。梁鴻提出，正確的方式是把鄉土、鄉村、鄉愁作為一種「基因」，納入到我們綿長的未來的生活裡面。就像我們今天談希臘精神，它作為一個命題既是古老的，又非常現代，值得詩人和哲學家反覆凝望和闡釋。

　　「當我們在寫鄉村生活的時候，我們為什麼寫它一定就是鄉村生活，而不是整個人類的生活？」梁鴻問。鄉土文學的寫作，不應被鄉土本身、被所謂的「農民的劣根性」束縛。「《望春風》不是一曲輓歌，而是一個非常現代的作品，它包含了現代的思想，即使也有懷舊，即使也有頹敗，但這種頹敗是人類精神里非常永恆的東西，人類就是在不斷地失去，不斷地建構。」

　　格非談現代小說

　　是對問題和謎面的反思

　　在研討會上，格非再度表示《望春風》是他「對故鄉的最後一次回望」，自從1981年考入上海讀大學，他已在城市生活了36年，雖然如孟繁華所言，「城市經驗照亮了他的鄉村經驗」，但故鄉的拆遷和消失，使格非對鄉村的記憶停止生長，這對他寫農村也構成了困難。50歲後的格非打算寫寫城市生活。

　　關於「回望」的主題，格非解釋道：「人類歷史上出現了很多次回望過去的時刻。馬克思等人曾經回望過人類的童年即古希臘的時代，也就是《荷馬史詩》的時代。他說那是一個答案先於問題的時代，先有謎底才會出現謎面。當盧卡奇在1915年寫《小說理論》的時候，他說我們今天的時代已經是光有謎面，光有問題，沒有謎底和答案。」格非表示，現代小說是對於問題和謎面的反思，「我個人也不例外，寫《望春風》的時候，也是帶著很多的困惑和迷惑開始了創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