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隆基：一個人寫世界史，我有「妄想症」

　　文/圖羊城晚報記者何晶實習生陸璐

　　近日，著名歷史學家孫隆基帶著他的新作《新世界史》（第一卷）來到廣州與羊城讀者見面。5日上午，他在華南理工大學以《中國是近代世界經濟的「壓倉物」？》為題做演講；6日下午，他又以《推翻「四大文明古國」之陳說》為主題，在方所書店與廣州本土學者、廣州美術學院李公明教授對談。

　　孫隆基祖籍浙江，在中國台灣及美國完成歷史專業的學習和深造。1980年至1981年，正在斯坦福大學攻讀東亞史博士的他到上海復旦大學進修。正是在這段時間，孫先生寫出了《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1983年在香港發表，引發巨大爭議。

　　1984年獲博士學位後，孫隆基任客座教授於美國堪薩斯大學的蘇聯與東歐研究所與歷史系，1986年獲田納西州孟菲斯大學永久教職，任職至2004年12月。2005年2月，他正式轉赴台灣中正大學歷史系任教。十年後的今天，從他給台灣本科生上世界史的課程講義基礎上生髮出來的新作《新世界史》，與讀者見面了。

　　「四大文明古國」通常指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和中國。但孫隆基認為，這是一個陳舊的概念，模糊了遠古文明起源的圖像。

　　他用農牧的辯證關係將兩河文明與尼羅河文明連扣，找到其中的關鍵點——兩者之間存在的「環阿拉伯游牧-放牧複合帶」。它形成於農牧革命誕生地的環兩河山側帶西段，在農牧兩業中偏向「牧」；但「牧」並不是次於「農」的低級階段，而是平行的發展。孫隆基進而認為，「游牧-放牧」並非被農耕進化拋棄後的漁獵經濟的殘餘，而是與農耕文明平行的一種後新石器時代的形態，而「四大文明古國」則是完全從農耕文明角度看世界史的執念，他試圖推翻這一陳舊的觀念。

　　對談

　　1

　　拿破崙如果只安心做一個小市民，他不可能成為拿破崙

　　羊城晚報：您在重慶出生，在香港長大，又去台灣念大學，再到美國深造攻讀博士，這種經歷對您的治學是否有影響？

　　孫隆基：我的這種經歷，造成我沒有歸屬感，但這也有好處，看問題不至於陷入某種地方、某個時代。

　　香港、台灣、美國，文化背景都不一樣，如果一直在香港，可能我對中國文化會沒有那麼投入。前往台灣後，對中國史又有了更多的了解。去到美國，那是另一種文化環境。但具體到治學，不管在哪，都有人覺得我有些大膽，但同時我會覺得是他們太膽怯，他們局限了自己的想像力，有些問題甚至連想都不去想。比如我研究心理學史的問題，評審人會覺得你居然敢寫這樣的題目。現在我一個人寫世界史，我說自己是有「妄想症」，但這是好的「妄想症」。拿破崙如果只安心做一個小市民，他不可能成為拿破崙。

　　羊城晚報：您從小就對世界史感興趣，為什麼後來碩士期間念的俄國史，博士期間念的東亞史，而不是往宏觀歷史方向發展呢？

　　孫隆基：我是先對世界史感興趣，我從在香港念中學的時候就愛看英文原版的古代希臘史，剛開始幾乎每個字都要查字典，但對我的英文提高有很大幫助。去了台灣後，非要念中國史的書不可，這樣才能對中國史有深入理解。在台大修俄國史是我因為聽了老師講課特別感興趣。到了美國後，有段時間我變成了左派，對馬克思主義、蘇聯、第三國際史很感興趣，後來去了斯坦福就轉到東亞史，因為選「俄國史」的話學校不給助學金，所以我選了東亞史。

　　羊城晚報：您寫《新世界史》也是因為給學生上課？

　　孫隆基：對，最初不是我主動要寫的。台灣目前的《世界通史》教科書都成於20世紀，裡邊還犯了很多錯誤，比如說匈牙利人是匈奴的後代之類。後來台大教務處委託台大出版中心找人寫一部新的世界通史教科書，找到我。我在中正大學給學生上世界史的課，逐漸累積了一些講義。教科書是入門級的世界史通識，要有基本的信息，要有死背的內容，學生考試要考。我寫第一卷時還有這個味道，但寫到後面發現不行，考慮改用全球史的寫法，可能作重大的調整。宏觀史就不是教科書了，就好像從來沒有人把湯恩比的書當做教科書。

　　2

　　今天做歷史學者更難了，宏觀歷史研究尤其有挑戰

　　羊城晚報：所以這也是您有勇氣以一己之力寫世界史的原因之一？您曾談到過，自己讀書時被湯恩比的書撐得學術研究的「胃口很大」。

　　孫隆基：是，這和吃東西一樣的。有多少人會想吃滿漢全席呢？但我的看法是，不了解全盤，局部很難了解。但現在說的專業主義，都是一塊塊切割的，不切割不行。我認為就算是小角度的研究，也要有大歷史觀，否則就是瞎子摸象。

　　羊城晚報：為什麼現在做宏觀歷史研究的學者比較少呢？

　　孫隆基：一是現在資訊爆炸，你花幾輩子的功夫都沒辦法完全消化那些資訊，而且最新的信息還在不斷地湧現出來，這也很考驗功力，一些以前不注重的角落，現在都要考慮。比如我有一章是寫大洋洲的，以前沒有人寫。今天做歷史研究的困難更大了，而且很可能你的觀點一出來就被否定，說你裡面有些信息是過時的，對學者的挑戰越來越大了。

　　羊城晚報：所以說其實您也有壓力？

　　孫隆基：當然有，我需要找最新的資料，寫作中要修改再修改。雖然在教學的時候已經做了很多功夫，但現在更新換代太快。我的講義是2005年上課就開始寫的，但是把全書第一卷的內容交給出版社已經是2013年。講義變成書還是有很多空缺要補，每章還要深入研究。

　　3

　　以全球化時代的需求重繪人類的過去，最擔心無人批評

　　羊城晚報：《新世界史》的「新」體現在哪些地方？

　　孫隆基：一是盡量與各歷史學域最新近的進展並駕齊驅，務求勝出上個世紀甚或十年前出版的教科書。「新」的另一義是指對「全球史」這個領域的挑戰，重點是去「西方中心論」——將西方帝國主義和殖民地時代的西方中心史觀調整為多中心論，以今日全球化的視野重新建構人類的「共同過去」。

　　全球史「全球一盤棋」的格局給新世界史提供了一個靈感，也提出一種挑戰：世界史不能再以各地相互脫鉤的方式編排，必須給予讀者一個總圖像。至目前，全球史論述仍偏重大航海時代以來全球會通的時代，如西方崛起的議題即歸入此期。但「以全球化時代的需求重繪人類的過去」不能限於此，所以我這本書試圖從人類文明起源階段來實現此意圖。

　　我現在的架構是跨地域、跨文明的，注重的是整個文明地帶。比如第二卷會寫貫穿歐亞洲大陸的文明鏈帶，文明帶與北方草原帶有歷史性互動，而歐亞大草原史也分三個時代，就是匈奴、突厥、蒙古三個霸權之間的承接。而且，我探討了此前沒有人留意過的，北方寒帶林與歐亞大草原的歷史生態學。這樣至少減輕了舊世界史的「西方中心論」以及「農耕文明帶中心論」的影響，多添了對草原帶與寒帶林木帶的關注，才能將歐亞大陸史說得清楚。

　　羊城晚報：那您擔心這本《新世界史》出來之後遭到其他學者的質疑或批評嗎？

　　孫隆基：不在意的，我怕的是《新世界史》出版後，連一篇書評都沒有。如果有人提意見那就很不錯，我可以修改。我最擔心的是連我講錯的內容都沒有人指出來，連評的人都沒有，就像一陣風吹過也沒有吹到他們。

　　4

　　以想像力為過度實證的研究「消炎」，別鼻子貼著地面爬

　　羊城晚報：您的代表作《中國人的深層心理結構》曾引起了很大的反響和爭議，寫成至今已經過去三十年了，您有沒有一些觀點發生了變化？

　　孫隆基：在這本書里，中國文化以負面的形象出現，那是因為它被放置入一個由他人締造的「現代」世局中，一切條件對它來說都是不利的。但是「現代化」本身就該不斷被重新定義。薩義德《東方學》里就談到，西方眼中的東方是他們話語里的東方，不要把它當做真正的東方。

　　當時我寫這本書批判中國，要有個立足點，所以採取了從西方的角度來看。現在從後結構主義的角度看，中國的情形也有了變化，在這期間，我更深入地閱覽了各種對中國人心理的研究，把心得加進了這本修訂本中。我現在的觀點沒那麼負面，力圖避免下簡單化的判斷。

　　羊城晚報：您的歷史研究觀是怎樣的？

　　孫隆基：研究歷史對象並不是在心中去重演它，而是要讓它更加豐富，這是一個最新的立場。至於「重演」則意味著copy，copy是不必要的，去copy的話等於沒有認知者這一方，只有研究材料在獨白，研究者是只有聆聽的啞巴。只有你和你的研究對象兩兩分開這個前提下，才可能有對話。否則不是你吃掉歷史，就是歷史吃掉你，不可能產生對話。

　　我寫的歷史本身就是一種敘事，這個敘事是憑我的思想、智慧、功力和視野來綜合決定的，這其中當然要參考其他人的著作來進行比較，但是我不會扭曲它。光實證是不夠的，更主要的是洞察力。還沒有人從你這個角度看過問題，這個對歷史學家來說是重要的。

　　羊城晚報：您認為一名優秀的歷史學者需要具備哪些素質？

　　孫隆基：首先要有很嚴格的基礎訓練，對研究對象的資料要收集齊，這叫「史學」。有這個還不夠，還要有「史識」，這需要一些天賦才行，否則收集齊了也就是圖書館的編目員。還需要有「史才」，有些人沒有「史才」，但你問他具體的歷史事件他馬上能說出來，你問他某某戰役的時間，能馬上說出來，但你看完他的書，還是會覺得他沒有把握時代或者研究對象的特點，這和天賦的能力有關係。最後，是需要想像力，它對過度實證的傾向具有「消炎」作用，不至讓鼻子貼著地面爬。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