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複製的「南巡講話」（足本）

不可複製的「南巡講話」（足本）

章立凡

　　歲月不居，從意氣風發的改革年代一路走來的人們，紀念鄧小平「南巡講話」二十周年，難免百感交集。或許是評價的時機未至，或許是這段歷史的前因後果不便言說，未見有隆重刻板的官式紀念。眼見這難忘的日子悄然飄過，我懷著複雜的心情作此祭文，澆奠兩代人消逝的歲月、理想與激情。

　　「南巡」在歷史上曾是君主專用語，康熙、乾隆祖孫曾各自有六次南巡，均包涵政治意義。歷史名畫《康熙南巡圖》至今傳世，乾隆在《御制南巡記》中稱：「予臨御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二曰南巡」，將南巡和西征（開拓新疆）視為平生兩大功業。

　　　　在共和國歷史上，「南巡講話」並非正式名詞，官方的說法是「鄧小平同志南方講話」。「南巡講話」也不是鄧小平的創舉，毛澤東生前曾多次出京「巡視」 尤其是當他的主張無法貫徹時，便出京沿途宣講，造輿論扭轉形勢，這法子屢試不爽。最經典的事例，是他在1971年最後一次「巡視大江南北」，一路發話敲山震虎，最終引爆了林彪事件，這些講話也被稱為「毛主席南巡講話」。以此類推，發表了講話的「南巡」，往往政治意義非常。　　　　一 「南巡」的政治意圖　　　　1989年11月，鄧小平從他的最後一個職務——中共中央軍委主席的位子上退下，成為他所自稱的「平民」，但仍是擁有巨大政治影響力的「第一平民」，守護著他所開創的中國改革開放事業。　　　　1989年6月的重大政治事件後，中國在國際上遭到孤立，外國投資紛紛撤離，改革開放陷於停頓，甚至出現倒退，國內否定改革開放的暗流涌動。他們把計劃經濟等同於社會主義，把市場經濟等同於資本主義，將經濟改革中的市場化取向和股份制改革統統插上「資本主義」「自由化」標籤。針對這些挑戰，鄧小平1991年1月在上海提出開發浦東，不要「囿於『姓資還是姓社』的詰難」。《解放日報》發表了署名「皇甫平」的幾篇社評，轉述鄧小平的意見，提出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而非區分兩種社會制度的標誌。這些文章招致了來自北京的圍攻，提出了所謂「兩種改革觀」，質問改革「姓資姓社」。 　　中國的政治風波，也開啟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潘朵拉之盒。曾長期處於極權主義體制陰影下的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因改革滯後民怨沸騰，政局出現連環動蕩。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東、西德國在1990年10月實現統一。在1990年7月的蘇共28大上，對改革路線的分歧導致了蘇共領導層的分裂；一年後發生「8.19政變」，導致蘇聯解體，有著74年歷史的超級大國轟然倒塌。自1990年12月起，民主化浪潮衝擊波所形成的骨牌效應，令共產黨在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亞、羅馬尼亞、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先後失去政權。　　　　「老朋友」們一個個倒下，難免物傷其類。否定改革的人們打出 「反和平演變」的旗號推波助瀾，逐漸成為當時的主流輿論。有人主張將「反和平演變」與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經濟建設為中心」並列為兩個中心。中央黨校辦起了省部級反和平演變學習班，農村準備重搞「社會主義教育」。除了利用報刊媒體上大造聲勢，各種「反和平演變」學習文件、宣傳冊子也紛紛出籠，下發到各單位。　　　　在國內外政治氣氛下，鄧小平開創的改革事業岌岌可危，面臨半途而廢的危機。這位「打不倒的小個子」已經88歲，形式上不再擁有任何權力，兩位得力助手已從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不得不親自出馬，以打破常規的方式，捍衛自己的尊嚴和歷史功業。 二 退休老人的政治奇蹟 「大道廢而有法，法廢而有權，權廢而有勢，勢廢而有術，術廢而有數」（《孫子兵法》孟氏注），統兵之道與為政原理相同。一生經歷三落三起的鄧小平，畢竟是運作政治形勢的老手。與晚年的毛澤東相比，他雖已沒有正式的權位，但豐富的政治經驗、深厚的人脈資源和一言九鼎的影響力，無人能與之匹敵，這就是政治老人的所謂「勢」。 1992年1月18日至2月21日，鄧小平在家人陪伴下，視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這位高齡老人以顫抖的聲音和手勢，高調放言，形成巨大的政治衝擊波。針對「姓社姓資」的爭論，他指出：「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是否有利於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於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重申了對市場經濟的支持：「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 在形成記錄的文字中，最具震懾力的是這段話： 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 南巡中，老戰友楊尚昆陪伴左右，昭示著他的抗爭得到了軍方的支持，這也是「南巡講話」能迅速扭轉改革倒退局面的關鍵所在。一個月之後，形勢發生了戲劇性轉變，《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改革的膽子再大一點》的社論，「南巡講話」被整理成中央二號文件下達，《解放軍報》提出「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的口號。被打壓已久的改革派也高調反擊，收復了大片輿論陣地。鄧小平的「南巡講話」思想，主導了同年10月中共第十四次黨代會政治路線，最終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地位。 中外歷史上鮮見這樣的奇蹟：一位退休政治家在垂暮之年，以個人的政治餘熱，改變了一個國家的政治走向，也改寫了未來的歷史。鄧小平做到了。 三 「南巡講話」的性價比　　　　「南巡講話」已經過去了二十年，鄧小平逝世也已經十五年。在這段時間裡，中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驕人的成就，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繁榮背後，則是急劇的體制腐敗和社會兩極分化。

　　　　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提出：「社會主義的本質，是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消滅剝削，消除兩極分化，最終達到共同富裕。」他認為「社會主義制度就應該而且能夠避免兩極分化，解決的辦法之一，就是先富起來的地區多交點利稅，支持貧困地區的發展。」鄧小平談到了社會主義制度和稅收槓桿的調節作用，但通篇未涉及政治體制改革。　　　　此前，鄧小平曾多次強調政治體制改革是中國改革的應有之義：「現在經濟體制改革每前進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體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體制，就不能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經濟體制改革繼續前進，就會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阻礙四個現代化的實現。」（《會見日本公明黨委員長竹入義勝時的談話》）　　　　1989年以前，經濟與政治的兩隻改革車輪，相對而言是同步並進，即便後者稍慢，但距離不會太大。1989年的政治風波後，改革形勢整體停步不前，國內矛盾尖銳。素持「貓論」的鄧小平通過「南巡講話」，機智地撬動槓桿，將全民推入商海，重啟了經濟改革的車輪，暫時渡過難關緩和矛盾。這固然是鄧氏實用哲學的成功典範，但長遠來看，贏得經濟的代價是政治後遺症。

　　　　鄧小平在1985年就說過：「如果導致兩極分化，改革就算失敗了」（《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政治體制改革長期停滯，權力尋租所造就的體制性腐敗和權貴資本，如今已盤根錯節尾大不掉。以改革的名義濫用公權力，侵害民眾利益的現象比比皆是，社會分配不公導致了嚴重的兩極分化。以致人們在頌揚經濟建設的偉大成就時，很難評價改革是否算成功了。 四 「強人政治」將走進歷史？　　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時代的來臨，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國內環境發生了巨大變化。互聯網的普及打破了資訊的壟斷，加快了普世價值的傳播，地球村居民的智能插上了翅膀，領袖的「奇理斯瑪」光環日趨黯淡，不僅穆巴拉克、卡扎菲等獨裁者被掃進了歷史垃圾堆，連普京這樣的強人也面臨公眾的背棄。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講究遊戲規則，「強人政治」正在逐漸被「常人政治」所取代。　　「南巡講話」是改革開放史上的重大事件，確實影響了中國的歷史進程，其歷史評價或許還要再過幾十年才有定論，而其所留下的思考，也是多層面的。

據學者王占陽統計：從1989年初至1990年底，鄧小平先後四次使用過「穩定壓倒一切」這一提法。但從1991年起他就不再講「穩定壓倒一切」，而是在思想和行動上都轉向「改革壓倒一切」了。最近，「皇甫平」的主要作者周瑞金先生大聲疾呼：「改革，確實又到了需要狠推一步、擊一猛掌的歷史時刻了。只是，世上已無鄧小平。也許，人們期待著一次新的『南方談話』？」

　　的確，世上已無鄧小平。作為革命年代和威權時代的孑遺人物，他有幸成為共和國歷史上頭號改革家。「南巡講話」的奇蹟，是共和國歷史上最後一位強人的勝利，同樣也是不可複製的特例。在專制傳統積澱深厚的國度，社會變革往往需要強力人物的推動，台灣的蔣經國就是一例。歷史機遇稍縱即逝，鄧小平未能在有生之年重啟政改；時過境遷，一個淘汰精英的體制也複製不出他那樣的政治強人。　　改革開放和「南巡講話」所推動的市場化經濟，喚醒了國人沉睡數千年的權利意識，也給一切不適應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築培育了掘墓人。無論是在批判「兩個凡是」後提出「四項基本原則」、保住毛澤東的偶像地位，還是在處置北京政治風波後發表「南巡講話」、提出「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鄧小平所守護的政治底線，就是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近十年間，由於摸石頭上癮和短視的維穩思維，已錯過了主動過河的最佳改革時機。儘管「永遠執政」是歷屆領導核心的底線所在，但改革與革命的區別，在於後者必定打破底線，執政者須有所抉擇。　　當前中國的主要矛盾，是日益覺醒的民權意識與落後的執政觀念的矛盾。正如汕尾市委書記所慨嘆的那樣——「老百姓變得越來越聰明」，最近廣東烏坎村農民維權所達成的妥協，表明民眾在與官方的博弈中變得越來越睿智和理性。群眾已經過河，領導還在摸石頭，一個長期執政缺乏競爭而活力盡失的政黨，如何面對多元化的世界、覺醒的民眾和成長中的公民社會？如何順應民主化潮流而避免被歷史淘汰？這已不是居高臨下的「頂層設計」所能解決的問題。　　特殊的經濟和人文環境，令廣東成為近代歷史上新思潮和政治經濟變革的發祥地，從變法維新到共和革命，從國共合作到革命軍北伐，從深圳特區到「南巡講話」，乃至探索中的「烏坎模式」……。睜大眼睛看看變化著的世界和中國，忍不住呼喊中山先生的名言：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則昌，逆之則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