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經閣經濟金融科普·第13期】性別失衡與女性上升婚姻

編者語：每逢新春佳節，就成大齡單身女青年們的逼婚「劫日」。面對關心的父母，面對詢問的親朋，她們難以面對，只能選擇逃離。在本是一家團圓的節日，卻無法與父母共敘天倫之樂。你是否想過現在中國的婚戀市場到底情況幾何？為什麼剩女問題如此吸引眼球？本文作者就性別失衡與女性上升婚姻問題進行相關研究並對最新的研究成果進行了介紹，敬請閱讀。文/荊逢春（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博士）中國最重要的節日「春節」已落下帷幕，除了盡情享受全家團聚的幸福和喜悅，單身青年尤其是大齡單身女青年們是否正在感慨終於逃離了家庭聚會中的各種逼婚問題？疲於應付之時你是否想過現在中國社會的婚戀市場到底是怎樣的？為什麼剩女問題會如此吸引眼球？婚姻中的男人女人們幸福嗎？本文針對此系列問題，把最新的相關研究成果介紹給大家，或許能對大家有一些啟發。1.中國婚姻市場上女性上升婚姻已成主流在杜巨瀾、王永欽和張晏（Du, et al.，2014）合作完成的最新論文中，作者為我們描繪了中國婚姻市場的顯著變化特徵，並指出了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為了更好地理解作者的研究結論，先向大家介紹文中的幾個專有名詞。Positive assortative，「門當戶對」——婚姻內雙方處於同等的社會地位，具有類似的收入；Negative assortative則是相反的意思；Hypergamy，「高攀」——指從某些維度（如社會地位、收入等）來看，一方與比自己更高級的人結婚。為了在本文中描述方便，這裡我們將Positive assortative翻譯為「平等婚姻」，hypergamy翻譯為「上升婚姻」。利用中國綜合社會調查（CGSS2006）這份詳實的數據，作者為我們勾勒出了一幅中國婚姻匹配變化的圖景。作者分別從家庭背景、個人收入、戶口三個角度考察了從20世紀50年代至21世紀初，中國婚姻匹配的變化情況。以家庭背景為例，在調查過程中，被採訪者會接受以下問題詢問：「在您的婚姻中，您的家庭背景是否比您配偶的家庭更富有、富裕一點、一樣富有、窮一些、窮很多？」，答案分別對應指數5、4、3、2、1。如果一個男性的答案是5或4，那麼他的婚姻就是女性上升婚姻；如果答案是3，就是平等婚姻；如果答案2或1，那麼就是男性上升婚姻。以家庭財富差距以及個人收入差距為例，圖1為我們描述了中國婚姻市場匹配模式的變化情況。事實上作者發現不管是從哪個角度，1950年至1980年，平等婚姻佔據主流，但自1980年始，平等婚姻的比例不斷下降，女性上升婚姻的比例不斷上升。圖1 中國婚姻匹配模式變化情況

圖片來源於杜巨瀾等合作發表的論文。圖1中的左右兩圖分別從父母財富差距和個人收入差距的角度描摹了中國婚姻市場匹配模式的變化情況。位於頂部的紅線表示平等婚姻所佔的比例，中間的綠線和底部的藍線分別表示女性上升婚姻和男性上升婚姻所佔的比重。在考察中國婚姻匹配度的同時，作者也注意到了另一個典型事實特徵——愈加嚴重的性別失衡問題。作者計算數據顯示，男女性別比已從1982年的108.5:100上升到2010年的118.6:100。一些學者認為上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實施的經濟自由化與土地改革所帶來的性別回報率差異是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原因；另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中國的獨生子女政策，通過B超對胎兒的性別判斷，對男孩有顯著偏好的中國父母會在產前通過流產對胎兒進行性別篩選。2.性別失衡顯著促進女性上升婚姻基於理論模型的分析與實證模型的驗證，作者認為性別失衡是導致婚姻不匹配度上升的重要原因。作者指出性別失衡提高了女性在婚姻市場的議價能力，直接導致女性上升婚姻比例的增加。不管是從父母財富差距、個人收入差距以及是否在政府部門工作的角度，性別失衡對女性上升婚姻都有顯著的正向的影響。如果從是否在企業工作以及是否擁有戶口的角度來看，性別失衡的影響統計上並不顯著。但很有趣的是，作者發現2000年以後，父母財富差距與戶口因素變得更重要了。這也符合普遍認知，收入不平等加劇以及房地產市場的迅猛發展，年輕人靠自己努力較難短時間內買房並過上優質生活，這種現象在大城市更為明顯，顯然上升婚姻中家庭背景的考量也必然變得更加重要。研究中作者還發現一些經濟因素與非經濟因素的互補性：夫妻間戶口屬性差異越大，雙方父母以及個人的財富差距也就越大；與戶口相比，職業與經濟要素就是典型的替代關係，女性更傾向於與在政府部門工作的人結婚或者在私營部門但是很有錢的人結婚。然而，性別失衡與婚姻匹配具有很強的內生性問題，一些不可觀察的變數會同時影響上述兩個變數。以女性健康為例，男人總是希望娶一個健康的姑娘，女性身體的健康程度也會影響到其受孕及生育的狀況。因此女性的健康或身體狀況會影響其在婚姻市場的議價能力，也會影響胎兒的性別比。由此而來的內生性問題會直接導致回歸係數不一致。為了解決此問題，作者按照Wei和Zhang（2011）的方法，利用違反獨生子女政策罰款費構建了工具變數。 作者認為，罰款費率是由政府決定的，當個體在做出是否結婚的決定時，可以看做是外生給定的。同時罰款又與性別比高度相關，更高額的罰款會使家庭對胎兒的性別篩選更謹慎。在只能生一個孩子的前提下，父母可能會更依賴B超等技術提前判別孩子的性別以做出是否流產的選擇。使用一定的計量方法，作者得到穩健的結論：性別失衡導致以經濟指標衡量的女性上升婚姻的比重顯著上升。更有趣的是，作者還發現性別失衡顯著的提升了女性的家庭地位。性別失衡顯著地降低了妻子做家務的時間和丈夫對孩子教育問題的話語權，同時提高了妻子對貴重物品採購的話語權。這也從另一角度證明了性別失衡對女性在婚姻市場議價能力的提升作用。3.剩女問題幾年前非誠勿擾上那句「我寧願坐在寶馬車裡哭，也不願坐在自行車後笑」風靡一時，而今拜金女、富豪相親俱樂部、各種企圖通過婚姻改變生活狀態及金錢狀態的典型事例層出不窮。按照上文的分析介紹，此刻我們也不難理解近年來婚姻市場的這些典型事例了。那麼，問題來了：既然女性在婚姻市場的議價能力不斷提高，為什麼還有那麼多女孩「剩下了」呢？「剩女」，2007年8月教育部公布的171個漢語新詞之一，是指已經過了社會一般所認為的適婚年齡，但是仍然未結婚的女性。一般而言，「剩女」可理解為28歲及以上的單身未婚女青年，通常受過高等教育，收入頗豐，事業有起色。而在傳統婚戀觀念依舊為主導情況下，「剩女」標籤通常帶有貶低意味。表1各年齡段未婚女性佔比情況中國韓國新加坡日本2005201020102010201025-29歲8.7%21.6%59.1%54.1%60.3%30-34歲1.4%5.4%19.0%25.1%34.5%34-39歲0.5%1.8%7.6%17.1%23.1%數據來源：聯合國World Marriage Data.剩女問題吸引了大量學者的研究注意力。如表1所示，2005年至2010年間，中國25至39歲間的未婚女性佔比增長了三倍多。儘管增速迅猛，但相較於亞洲其他國家來說，未婚女性的比例仍然處於較低水平。研究發現，由於女性受教育程度及經濟地位的提高，晚婚比例大幅增加的現象在中國及其他國家普遍存在。原因之一是，成功的職業女性進入婚姻及養育孩子的機會成本更大，對職業的熱愛、事業的投入、物質約束的降低、精神層面的豐富等因素，都會推遲女性進入婚姻狀態的決定。與此同時，學者們還發現了一些更有趣的現象——推遲結婚是女性逃避婚姻關係中內在的性別不平等的一種方式。Salaff（1976）發現香港的未婚女性認為婚姻會給職業女性帶來更多的負擔，對女性賦予更多的家庭責任，因此更願意以推遲或者不結婚來逃脫這種性別定式帶來的不平等。Nemoto（2008）對日本的調查研究也得到了相似的結論，由於受到父母婚姻中母親弱勢地位的影響，許多接受調查的女性不願如母親一樣由於缺少經濟基礎而在家庭中處於弱勢地位狀態，因而更傾向於在職場打拚而不是步入婚姻。因此，從某種角度上來說，所謂「剩女」是一種生活方式的自我選擇，而不是被動的篩選與放棄。4.高攀的婚姻幸福嗎？性別失衡問題不可迴避，上升婚姻已然是社會主流，那麼更重要的問題來了，高攀的婚姻幸福嗎，值得嗎？在雷曉燕等2014年最新的論文中，作者利用詳實的數據和嚴謹的經濟學分析，回答了我們這個問題。「幸福」是一個個人標籤異常濃重的指標，該文中作者使用中國健康與養老追蹤調查（CHARLAS）數據，利用生活滿意度作為衡量婚後生活質量的主要指標。為了檢驗結果的穩健性，作者還利用抑鬱量表做了進一步的考察。在追蹤調查中，被調查者會被要求對自己的生活狀態是否滿意做出回答：5極其滿意，4非常滿意，3比較滿意，2不太滿意，1一點也不滿意。採用有序Probit模型，控制了教育水平、年齡、孩子數量、婚姻持續時間、消費水平等多項控制個體差異控制變數，作者發現女性上升婚姻會提升生活滿意度，「但是這種效果更多地存在於經濟落後的地方，且只存在於農村。對於經濟發達的地區影響相對較弱，在城市則完全沒有影響。」這也從另一個角度印證了為什麼隨著教育程度及經濟地位的提高，「剩女問題」更加嚴重。上升婚姻並不能顯著提升經濟發達地區女性的生活滿意度，同時在該地區打拚的職業女性選擇婚姻的機會成本也更大，因此，推遲結婚甚至不結婚也在情理之中。把婚姻放在經濟學的框架下剖析研究，似乎是件特別冰冷的事情。同時，從個體角度來說，結婚是個複雜的決定，絕不單是幾個指標能刻畫和描摹的，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這麼浪漫動人的情愫非要與戶口財富等掛鉤實在是大煞風景。但正是這旁觀者冷靜客觀的角度，更能告訴我們目前婚姻市場的現狀和本質，或許也更能找到通往幸福的捷徑。隨著社會經濟發展及女性地位的提升，婚姻市場的匹配必然更加多樣更加複雜，上升婚姻不一定顯著改善生活滿意度，剩女也不應該被標籤化。面對逼婚，最重要的莫過於了解現實，認清自我；面對所謂「剩女」，最重要的莫過於改變觀念，切不要以某些簡單的標籤來定義別人的幸福。參考文獻：[1] 雷曉燕、許文健、趙耀輝，2014，高攀的婚姻更令人滿意嗎？婚姻匹配模式及其長遠影響？《經濟學（季刊）》第1期，31-50。[2] Du, Julan, Yongqin Wang, Yan Zhang, 2014, Sex imbalance, marital matching and intra-household bargaining: Evidence from China, China Economic Review, forthcoming.[3] Nemoto, Kumiko, 2008, Postponed marriage: Exploring women』s vies of matrimony and work in Japan, Genderand Society 22, 219-237.[4] Koo, Wan Ning, 2014, 「Leftover women」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Working Paper[5] Salaff, Janet W., 1976, The status of unmarried Hong Kong women and the social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ir delayed marriage, Population Studies 30, 391-412.[6] Wei, Shangjin, Xiaobo Zhang, 2011, The competitive saving motive: Evidence from rising sex ratios and savings rates in China,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19, 511-564.（完）文章來源：《經濟資料譯叢》2015年第1期（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本篇編輯：魏琪；張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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