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與義、曾幾等人的詩歌

這裡要介紹的是生活橫跨北宋與南宋的一批詩人。在北宋末年，蘇軾、黃庭堅的詩風影響最大，正如劉克莊在《後村詩話》中說：「元祐以後，詩人疊起，一種則波瀾富而句律疏，一種則鍛煉精而情性遠，要之不出蘇黃二體而已。」蘇軾的詩不易學，所以這些詩人大都是走黃庭堅的路子。但他們的詩也有兩點重要的變化。一是在時代巨變的衝擊下，他們的許多反映時事、抒發感憤的作品，情緒大多表現得直率而強烈，已不是「情性遠」的面目了；一是在藝術風格方面，像呂本中、曾幾、陳與義等人，雖然深受江西詩派的影響，甚至通常被劃歸於江西詩派，但他們也在不同方向上試圖改變以黃庭堅為代表的那種過於艱深拗硬的毛病，使南宋初的詩風開始有所轉變。 　　呂本中（1084—1145）在詩歌創作方面成就不高，但他的詩學觀點頗值得注意。曾幾向他請教如何作詩時，他告誡說：「不可鑿空強作，出於牽強。……楚辭、杜、黃，固法度所在，然不若遍考精取，悉為吾用，則姿態橫出，不窘一律矣。」他看到黃庭堅的毛病，試圖從李白、蘇軾那裡汲取一些以意為主、不拘泥於字句的方法，以求「澡雪滯思，無窮苦艱難之狀」（《與曾吉甫論詩第一帖》）同時又試圖借禪宗的所謂「活法」——不拘一格、不強調規定程式的自心體驗—— 　　避免詩歌中板滯僵硬的現象。這種觀點在當時有一定的普遍性，是南宋以後詩風轉變的先兆之一。呂本中本人的詩，大多比較輕鬆自然。而反映時事的如《兵亂後雜詩五首》感慨流離，斥責奸賊誤國，《連州陽山歸路》「兒女不知來避地，強言風物勝江南」，以兒女的無知反襯自己心中的酸楚，都寫得很悲涼。 　　曾幾（1084—1166）字吉甫，自號茶山居士，贛州（今屬江西）人。有《茶山集》。他在南宋初是一個堅決的抗金派，曾受到秦檜的排斥。他推重黃庭堅，自己說曾把一部《山谷集》讀得爛熟（見《寓居有招客者戲成》詩），又極佩服陳師道，還曾向韓駒和呂本中請教過作詩的方法，可見他受江西詩派影響之深。不過他較多接受了呂本中求變的思想，常有些寫得輕快清新的詩作，尤其一些近體詩寫得饒有情趣，開了楊萬里「誠齋體」的路子。如《三衢道中》： 　　梅子黃時日日晴，小溪泛盡卻山行。綠陰不減來時路，添得黃鸝四五聲。 　　在南宋初，曾幾心中如焚，據他的學生陸遊說，他每次去拜見曾幾，都要聽到曾幾的「憂國之言」（見《跋曾文清公奏議稿》）；而曾幾的《雪中務觀數來問訊，用其韻奉贈》中「問我居家誰暖眼，為言憂國只寒心」等詩句，也證明了這一點。 　　這種憂國之情常常發於詩歌，如《寓居吳興》： 　　相對真成泣楚囚，遂無末策到神州。但知繞樹如飛鵲，不解營巢似拙鳩。江北江南猶斷絕，秋風秋雨敢淹留？低回又作荊州夢，落日孤雲始欲愁。 　　這首詩無論結構還是對仗和用典，都很講究，但詩中滿溢的悲憤之氣，使詩的感情力度大為增強，顯得深沉而又蒼涼，近於杜甫的風味。這對他的學生陸遊有很大影響。 　　南宋初最出色的詩人是陳與義（1090—1138），字去非，號簡齋，洛陽（今屬河南）人。在北宋末年曾任文林郎、太學博士等職，金兵南侵，他從陳留向南流亡，經數年顛沛，才抵達南宋都城臨安，歷仕至參知政事。有《簡齋集》。 　　陳與義很推重蘇軾、黃庭堅、陳師道的詩，也和江西詩派中人一樣推崇杜甫。但他不以追效蘇、黃為止足，而是要通過他們追溯到杜甫。他說：「要必識蘇、黃之所不為，然後可以涉老杜之涯涘。」（見《簡齋詩外集》）意思就是要看到蘇、黃不及於杜甫的地方，才能學到杜甫的真諦。他也常常說起崔鶠告誡他的關於作詩的兩個要點：一是「忌俗」，一是「不可有意於用事」（見徐度《卻掃編》）。前者是從杜甫到黃庭堅他們都很強調的，而後者則已注意到江西派的弊病，與之有所分歧。 　　從陳與義對晚唐詩的批評來看，他認為學杜詩主要是學其「韻格」（《韻語陽秋》），即杜詩的內在氣質和藝術境界，而不是從表面上去模仿；另外，他還在杜甫和江西詩派之外廣采博取，當時人稱他「上下陶、謝、韓、柳之間」（張嵲《陳公資政墓志銘》）。所以，陳與義的詩雖然講究字面的研煉，奇巧的構思，但很少是寫得艱深拗硬的。劉辰翁《簡齋詩箋序》說他的詩「光景明麗，肌骨勻稱」，葛勝仲《陳去非詩集序》又記載說，他的詩為當時人爭相傳誦，「號稱新體」，可見他在江西派詩風籠罩詩壇的情況下，給人們帶來了一種新鮮感。 　　在陳與義許多抒寫日常生活情懷的詩篇中，常常可以看到既新穎精巧、又顯得自然清麗的特點，如「牆頭語鵲衣猶濕，樓外殘雷氣未平」（《雨晴》）寫雨後初晴時的變化，「客子光陰詩卷里，杏花消息雨聲中」（《懷天經智老因訪之》）寫客居他鄉的心理，都是如此。《雨》「燕子經年夢，梧桐昨暮非」，前句說燕子在秋日即將南去，感覺前跡虛渺如夢，後句說梧桐在雨中凋零，已非昨日之態，都是跳開一層，從景物寫出自己的心情，用意是深刻的，語言卻很清俊。這些都吸收了江西派之長，而避免其短處。至於下面兩首詩，同一般江西詩派風格的區別更顯著些： 　　飛花兩岸照船紅，百里榆堤半日風。卧著滿天雲不動，不知雲與我俱東。（《襄邑道中》） 　　山空樵斧響，隔嶺有人家。日落潭照樹，川明風動花。（《出山二首》之二） 　　在陳與義詩中，另一類感懷世變、蒼涼悲憤的作品更引人注目。他在國破家亡、輾轉逃難的經歷中，情感上與杜甫有了直接的契合，也更親切地理解了杜詩的精神內涵。在他逃難時所寫的第一首詩《發商水道中》里，就說到「草草檀公策，茫茫杜老詩」，而《正月十二日自房州城遇虜至》中，更痛感「但恨平生意，輕了少陵詩」，認為自己過去對杜詩的理解實是淺薄。所以，他南渡以後所寫的詩中，都出現了杜甫那種憂患意識和深沉感慨的風格，如《傷春》： 　　廟堂無策可平戎，坐使甘泉照夕烽。初怪上都聞戰馬，豈知窮海看飛龍。孤臣霜發三千丈，每歲煙花一萬重。稍喜長沙向延閣，疲兵敢犯犬羊鋒。 　　這是嘆息建炎三年臨安失守、宋高宗逃亡海上，並讚歎向子諲敢於抗金的詩。此外如《登岳陽樓》「萬里來游還望遠，三年多難更憑危。白頭弔古風霜里，老木滄波無限悲」；《除夜》「多事鬢毛隨節換，盡情燈火向人明。比量舊歲聊堪喜，流轉殊方又可驚」，都是把個人命運與國家命運錯綜在一起，寫得慷慨悲涼。特別是七絕《牡丹》： 　　一自胡塵入漢關，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龍鍾客，獨立東風看牡丹。 　　以十分鮮明的形象寫出深深的家國之念。牡丹是陳與義故鄉洛陽的名花，離鄉十年，人已老去，故鄉猶收復無期，所以當他凝視著異鄉的牡丹時，心中的痛苦難以言說。 　　北宋自王安石以後，學杜詩漸漸成為風氣，而隨著黃庭堅的崛起，這種風氣也更加興盛。而在同時代人物中，陳與義最能得杜詩的精髓。不過也應該說，杜詩中屬於唐人特有的雄壯渾厚，仍然是陳與義很難企及的。另外，由於元代方回把陳與義列為江西詩派的「三宗」之一，習慣上多把他劃入這一詩派，但我們必須注意到陳與義和江西詩派之間的差異。 　　在兩宋之交，以一種悲憤的心情感慨時事、指斥權臣誤國的詩作很多。較著名的，像王庭珪有《送胡邦衡之新州貶所二首》，讚頌胡銓敢於上疏要求誅秦檜的男兒氣概；理學家劉子翬（朱熹之師）有《汴京紀事》二十首，悲嘆北宋的淪亡；朱弁在出使金國被扣押的十餘年中，寫了《客懷》、《炕寢三十韻》、《送春》等許多詩篇，抒發對故國的懷念；曹勛在出使金國的往返途中，有《入塞》、《出塞》等詩記述在金人統治下的漢族民眾的痛苦處境和期望南宋王朝收復失地的心情，這些都反映著那個時代的面貌。包括以詞著稱的張元幹、張孝祥，也都寫有類似的詩作，這裡就不一一列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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