曉岸：奧巴馬首次訪華5年來中美實力發生巨變

美國總統奧巴馬即將展開他的第二次中國之行。這一次的到訪距離他上一次訪華、也就是2009年11月那次已過去整5年，而這5年正是中美關係發生新的重要變化的5年，也是中美兩國實力對比和亞太地區形勢發生新的重要變化的5年。與老布希、小布希不同，奧巴馬是作為沒有任何中國經歷的政治新秀登上總統大位的，他當選時的涉華知識積累程度甚至不如1992年上台時的比爾·柯林頓。但在2008年競選期間，奧巴馬團隊沒怎麼炒作中國議題，更沒有像16年前的柯林頓那樣發表激烈的反華言論。這就要從奧巴馬當選時的國際背景中找原因了。2008年被很多西方媒體稱為「中國崛起元年」，這一年的中國戰勝了地震災害、主辦了奧運會，經濟上取得新的非凡增長成就，成功分化了西方世界中的敵視、蔑視中國情緒，一股重新發現和重視中國的思潮在國際社會興起。奧巴馬和他的團隊不可避免地被影響了。在奧巴馬身邊的工作人員中，有一個人必須提及。他就是奧巴馬競選期間的主要外事顧問傑弗里·貝德。此人在奧巴馬首個總統任期內的近半時間裡擔任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這一要職，全權負責制訂、協調對華政策事宜。貝德不斷向奧巴馬灌輸著「美國在新世紀面臨的最大戰略挑戰來自亞洲，而其中最主要的課題是如何應對中國崛起」的觀念。貝德認為，中國已全面融入國際體系，美國對華實施二戰後針對前蘇聯的那種遏制政策極不可取。美中之間並不存在必然的衝突，接觸與合作是美國對華政策的唯一選擇。有鑒於中國崛起的不確定性，美國的對華政策必須是多維度的，「不能僅依靠軍事肌肉、經濟討好、人權壓力」，「這些手段即便是在中國相對虛弱的時候也沒有起到很好效果」。正是在這種思維主導下，奧巴馬的團隊在就職後只用一個月的時間便與中國政府開通了全面接觸的渠道，雙方共同努力開創了中美關係在白宮易主後的快速、平穩過渡模式。2009年4月，奧巴馬與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倫敦20國集團峰會期間實現了首次會晤。根據兩國元首共識，中美雙方將彼此之間繁複眾多的對話機制加以整合，創立了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機制，由中方的王岐山副總理、戴秉國國務委員和美方的希拉里·柯林頓國務卿、蓋特納財長擔任兩國元首特別代表，就事關兩國關係發展的戰略性、長期性、全局性問題進行深入溝通。這種充分體現全球大國關係特性的「2+2」的特別代表對話模式有別於美國與各主要軍事盟國之間的外交、國防首腦2+2磋商，在國際關係中產生了重要的創新性示範效應。奧巴馬是在美國內外交困的背景下上台的。他給自己設定了四重目標：實現美國經濟復甦，推動醫保、教育、能源改革，結束伊拉克、阿富汗兩場錯誤戰爭，挽回美國國際形象。奧巴馬急於取得良好開局，對來自中國的配合寄予厚望，但也對中國可能構成的競爭和挑戰抱以戒心。他最初的中國觀被兩個信條主導著：第一，美國必須成功應對各種複雜挑戰，沒有中國的配合很難做到；第二，美國必須保持對世界的領導地位，沒有理由被中國趕超。就在奧巴馬就職後不久，2009年3月至6月，東亞海上先後發生了中國船隻在南海近距離尾隨與美軍觀測船「無瑕」號、中國漁船在黃海與美軍海洋觀測船「勝利」號對峙、美軍宙斯盾艦「約翰·麥凱恩」號在菲律賓近海航行時拖曳聲吶陣列與中國潛艇碰觸導致損傷的事件，美國軍方關於中國軍隊開始實施針對美國的「區域拒止」戰略的觀點急速抬頭。新的白宮團隊高度關注幾起事件所反映的中國海上軍事安全活動「轉趨強硬」動向，形成了「一個容忍、縱容中國逞強行為的政策只會鼓勵中國對美國和美國在亞洲的盟友夥伴更為強悍」的看法。但不管怎樣，開局第一年，中美之間積極的信號至少在表面上遠遠多於摩擦跡象，一股對中美合作的過度樂觀情緒在華盛頓復甦了，最早由哈佛大學教授尼爾·弗格森、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弗雷德·伯格斯滕在2007、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最深重時提出的「中美國（CHIMERICA）」和「領導世界經濟秩序的兩國集團」（G2）概念被重新炒熱，就連老成持重的基辛格也一度加入這個合唱。中國政府顯然不願接過這個話題---「我們不贊成『兩國集團』提法的主要原因是：第一，中國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要建成一個現代化國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對此我們始終保持清醒；第二，中國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與任何國家或國家集團結盟；第三，中國主張世界上的事情應該有各國共同決定，不能由一兩個國家說了算。」2009年11月15日，奧巴馬在夜雨中平生第一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由於必須留在國內陪兩個女兒上學，第一夫人米歇爾沒有同行。美國總統在上任後第一年就實現訪華，史無前例。精心安排的國事訪問首站選擇上海，重頭戲是與中國年輕人進行圓桌交流。第二站北京，前往首都機場迎接的是時任中國國家副主席習近平。奧巴馬與中國主要領導人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雙方發表了《中美聯合聲明》，「達成了許多重要共識」。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盛大國宴隆重舉行。所到之處，奧巴馬唱著一個調門：除非美中兩國達成一致，世界上能夠順利解決的全球性挑戰是極少的，美中兩國應共同展現應對挑戰的領導作用。奧巴馬的訪問在中國風光無兩，在美國卻遭受猛烈批評，新總統的對華政策在第一次大考中得分不高。究其原因，一是出於穩定發展總體關係的考慮，奧巴馬在訪華期間對人權、涉藏問題作了淡化處理；二是經貿問題是奧巴馬中國之行的主軸，但美方在打開中國市場方面收穫甚少；三是奧巴馬與中國領導人的交往表現得過於熱烙。這些因素加在一起，觸怒了美國國內的反華、遏華勢力，也招致工商界一些人的不滿，他們給訪問帖上了「叩頭之旅」的標籤。貝德在他2012年春天出版的《奧巴馬與中國崛起》上書中對訪問進行了總結。他認為奧巴馬政府以理性方式處理美中關鍵議題沒有錯，而且確實在伊朗、朝核、氣候變化和經貿問題上取得了進展。美中領導人商定要避免對抗和衝突，兩國間一旦發生緊急事態要確保順暢溝通。不足是，奧巴馬政府應該在媒體面前更好地表現出維護美國利益的堅定性。奧巴馬對中國的首訪結束後，這個政府的對華政策調整才算真正全面啟動。奧巴馬和他的幕僚們承認對中國期待值過高，過去理想化了，低估了中方堅守自身利益的意志和能力，也低估了美中關係的複雜性，決心也要對華加強硬的一手。與此同時，美國國內黨爭風頭漸起，極化政治逐步成型，共和黨的不合作迫使奧巴馬把主要精力投入醫保改革保衛戰，入主白宮野心仍未泯滅的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則完全新進入角色，她領導下的國務院開始逐步掌握外交的主導權。奧巴馬政府同時在內部花費大量精力調校對華政策焦點，「避免走任何形式的極端」，以「確保美國在亞洲的存在因應盟友對中國崛起的關切得到重新加強」，「中國作為一支穩定、建設性的力量而非和平的威脅和制衡因素繼續崛起」。在這樣的背景下，中美關係沖高回落，進入了奧巴馬執政後的第一個摩擦、動蕩期。最初的冷風從斯堪的納維亞吹來。2009年12月7－18日，由聯合國發起的哥本哈根世界氣候大會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召開，全球政要幾乎悉數參加。被西方政客捧上道德神壇的氣候變化問題此時已經深深牽扯美國國內政治和經濟、能源結構調整，奧巴馬對會議顯示出最高程度的重視，親自與會。但奧巴馬政府僅承諾美國將在1990年的基礎上減排溫室氣體4%左右，同時採取了承認「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但絕不接受「巴厘路線圖」的立場，並極力壓促身為主要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工業國的中國、印度、巴西、南非「基礎四國」承擔超出自身能力的更大責任。這與發展中國家的期望存在巨大差距。哥本哈根會議召開前夕，中國政府單方面單面了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目標，到2020年單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05年下降40％至45％。這是一個高度負責、力所能及的目標。如果人均排放量僅為美國1/4的中國按照美國的要求行事，勢必付出極大的發展代價，於情於理都不公平。儘管中美雙方立場存在巨大差異，但都需要哥本哈根會議至少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中美代表在哥本哈根進行了尖銳的交鋒，中國官員隨時隨地要提防美歐布下的陷阱、製造的蹊蹺，雙方談判走向成為會議最大焦點。11月16日下午，時任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飛抵哥本哈根。次日晨，他應要求會見了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18日領導人會議開幕式後又與奧巴馬進行了雙邊會晤，雙方贊同大會要儘快達成一項政治協議，商定各自去作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陣營工作。會晤後，中方著手推動發展中國家特別是「基礎四國」同發達國家加快談判。當天下午，溫家寶決定召集「基礎四國」領導人集體會晤，為推動大會達成共同文件作最後努力。此時，奧巴馬也提出約溫家寶舉行第二次雙邊會晤。溫總理答應，在「基礎四國」領異人會晤後，即同奧馬會晤。但就在「基礎四國」領導人最後梳理共同立場時，奧巴馬竟然推門而入，四國磋商變成了四對一會談。這是富有戲劇性的一幕，具體情況在《人民日報》2009年12月24日發表的《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溫家寶總理出席哥本哈根氣候變化會議紀實》一文中有詳細記述。戲劇性一幕的結果是，奧巴馬與「基礎四國」領導人就達成一致，之後立即轉場與歐盟領導人碰頭，以強硬方式迫使他們接受了五方會談的結果。哥本哈根會議最終通過了決議，避免了無果而終。這是中美雙方、發展中集團與西方世界艱難協調的結果，但奧巴馬返國後立即見了記者，貪天之功為己之有，還指責中國等「基礎四國」不願承擔應有責任。之所以要在回顧過去5年中美關係的文章中花上如此之多筆墨提及一場多邊會議，是因為美國領導人在這次會議上的私利主義表現影響了中美互信，雙方在這次會議期間的尖銳較量和美國等西方國家的不擇手段給中美關係投下了多年揮之不去的心理陰影。第二股冷風源起對台軍售問題。2010年1月29日，美國國防部網站一次性公布了包括「黑鷹」、「阿帕奇」直升機和愛國者III型導彈在內的總額63.92億美元的對台軍售計劃，嚴重損害中國的核心利益，引發了奧巴馬就職以來的首次中美重大正面摩擦。這批軍售計劃的宣布距奧巴馬訪華行程結束僅兩個多月時間，給中美關係造成的衝擊可想而知。在第一輪密集的外交抗議和交涉結束後，也就是美方宣布軍售計劃之後的第17個小時，中方宣布四項反制措施：暫停中美兩軍計劃內的有關互訪安排，推遲兩軍部分交往項目，推遲中美副外長級戰略安全、軍控與防擴散等磋商，對參與售台武器的美國公司實施相關制裁，其中第四項決定在兩國民間激起很大反響。儘管直接參与對台軍售的美國軍工企業或大型航空企業的子公司在華沒有業務，這項制裁在當時的情況下並不能起到多少實質作用，但它仍標誌著中國在事關自己核心利益問題上對美鬥爭意志的增強、思路的拓寬、手段的豐富，其長期影響不容否認和忽略。除了官方正式宣布的反制措施，中國外交部官員還在答記者問時表示，中美在「有關重要國際與地區問題上的合作」也將會不可避免地受到影響。後來中美在伊朗核問題上協調速度放慢甚至一時擱置的事實佐證了這一點。當時的奧巴馬政府以實質性推進針對伊朗的制裁為僅次於安排美軍自伊拉克撤軍的優先外交議題，這兩個問題之間有著複雜、微妙的戰略性關聯。為了防止伊朗借美自伊拉克撤軍之機擴張在中東的勢力範圍，美國利用核問題加大壓制伊朗的力度，極力推動阻斷伊朗的原油出口和精鍊油進口。中國已是伊朗數一數二的能源貿易夥伴，沒有中國的配合美國難以成事。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來，美國對台軍售從未間斷。美國這樣做依據的是生效於1979年的《與台灣關係法》，背棄了其在1982年中美「八·一七公報」中承諾的「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供應的水平」，「準備逐步減少它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把國內法凌駕於具有國際法效力的文件之上。奧巴馬是迄今唯一在一個4年任期內兩次批准大規模對台軍售計劃的美國總統。2011年9月，美國國防部又宣布了一項以替台升級F-16A/B戰鬥機為核心內容的總價值58.52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案。奧巴馬這樣做，有取悅反華強硬勢力、取悅軍方和軍工利益集團並刺激經濟的考慮，但歸根結底是在執行多年來生成的協防台灣、以台制華、維護美國在亞太主導權的戰略和政策。台灣在本土武器裝備升級方面真正矚意的是引進美國的F－16C/D戰鬥機，以更新換代其老舊的現役F-16A/B戰鬥機。儘管有眾多勢力的力促，奧巴馬政府至今沒有也不敢接受這樣的要求，因為它將意味著中美關係發生後果難以估量的巨大震蕩，有關問題仍是懸在中美關係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美國對台軍售問題似乎是中美關係中一個解不開的死結，美國不可能從中國的核心利益出發界定自己的政策，中國也不可能為了維護中美關係降低國家核心利益門檻。2010年初的軍售案出台後，一些美國專家學者開始思考該如何在堅持對台軍售的同時盡量減少對中美關係的衝擊。他們提出五花八門的思路，比如將大規模軍售案分拆開來「化整為零」地進行，逐步降低對台灣的安全承諾，中方以勾銷美國所欠債務換取美國停止對台軍售，以及推動台灣「芬蘭化」。這些言論在美國國內遠非主流，有的甚至在中方眼裡都十分荒謬，也受到美國保守派學者猛烈批駁，但道出一個事實：時代在變，中國在強，美國有必要在更為宏大的戰略框架下重審對台軍售政策並做出調整。第三股寒流來自達賴問題。奧巴馬甫一上台，盤踞在印度達蘭薩拉的達賴集團通過其駐美代表就開始同其團隊接觸，以有利於壓促中國中央政府恢復與達賴方面的接觸商談為由極力推動達賴與奧巴馬會面，奧巴馬本人顧及與中國的關係和即將進行的訪華計劃將這件事暫時擱置一邊。2010年1月，中國中央政府同達賴喇嘛的私人代表進行了自2002年恢復接觸商談以來的第9次接觸。由於達賴方面堅持所謂「大藏區」、「高度自治」這樣的「變相獨立」要求，這次接觸自然不會取得實質進展。2月18日，奧巴馬在白宮地圖廳會見了達賴，一方面表示美國承認中國的一部分，要求達賴恢復與中國中央政府的接觸，一方面說支持西藏尋求「真正自治」。這是美國對中國國內事務的公然干涉，對分裂主義分子的公然支持。會見結束後，為避開白宮正門的記者，美方安排達賴經後門匆匆離去，但媒體還是捕捉到了達賴從垃圾桶旁走過的鏡頭。奧巴馬與達賴「溫馨而又相互尊敬」的私人關係由此開始。此後，奧巴馬又分別於2011年7月、2014年2月兩次在同一地點會見達賴。2011年7月那次會見之後，美方為儘快恢復對華關係正常議程，曾在內部向中方承諾奧巴馬第二任期不會再見達賴，結果自食其言。這三次會見的決策，無一不帶有發泄對中方在美方關切重大問題上未滿足其要求的不滿的情緒。全國政協民族宗教委主任、統戰部原常務副部長朱維群曾作為中央政府代表多次主持與達賴私人代表的接觸。他在2014年2月專門發表文章對美國等西方國家在涉藏問題上的虛偽政策作了鞭辟入裡的揭露。朱維群指出，基於「實用主義」的利益考量和基於意識形態的政治劃線，共同構成了美國外交的基本面，這同樣體現於美國對「西藏問題」的決策。美國一直是達賴集團最大政治後台和金主，達賴集團則一直充當美國在中國版圖上製造裂紋的楔子。朱維群寫道，某些國家新領導人上台時，一定要不顧中國的強烈反對會見達賴，然後又私下向中國保證不會再有這樣的會見發生，爭取兩國關係「轉圜」，此後便是率領一個龐大的商貿代表團訪華，獲取商業利益，下一屆領導人上台周而復始。對付「實用主義」，完全靠說理是不行的。只有當「實用主義」者感到他的一套不再「實用」，才有改變的可能。要達到這一點還需假以時日。 10年4月，美國將主辦首次全球核安全峰會。以防範核恐怖主義為主題的這一峰會由奧巴馬政府率先倡議，緣起於奧巴馬在競選期間提出的建立「無核世界」主張，這一主張也是挪威諾貝爾獎委員會將2009年度諾貝爾和平獎授予剛剛上台還沒來得及為促進世界和平做什麼實事的奧巴馬的理由之一。自2009年下半年起，美方為確保峰會成功做了大量工作，但同期中美關係的波折不斷使得中國領導人能否赴美與會成為眾所周知的懸念。如果身為五個核大國之一的中國擺出抵制或消極參與姿態，峰會效果將大打折扣。不過最重要的問題並不在於此，而是中美高層是否均有足夠意願推動兩國關係儘快恢復穩定，斗而不破，以重啟在擁有重大共同利益問題上的協調與合作。這樣的意願雙方是有的。2010年3月初，白宮派常務副國務卿斯坦伯格與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貝德聯袂訪華。斯坦伯格是學者型官員、美國高層「中國通」代表人物之一，他提出的「利益攸關方」和「戰略再保證」理念名躁一時，對中美雙方處理彼此關係的思維方式產生了重要影響。斯坦伯格明確表示，「美方主動提出訪華的要求」，是希望中美關係能「重新聚焦，一同推動雙方在重要議題上的合作」。中國外交部對外簡要通報了斯坦伯格、貝格的訪華情況，強調中方再次表達了在美國對台軍售和涉藏問題上的原則立場，希望美方「拿出誠意和實際行動，推動兩國關係回到健康穩定發展軌道」。在伊核問題上，中方表示認為仍有對話與談判解決問題的空間，重申通過外交與談判解決問題的主張。幾乎同時，美國國務卿希拉里·柯林頓打破慣例，邀請即將離任的中國駐美大使周文重前往美國國務院茶敘話別，討論中美關係。美國國防部、財政部也分別推遲了年度中國軍力報告和「匯率操縱國」名單的發布。緩和信號由中美雙方共同對外逐步釋放，這背後經過了怎樣的外交角力人們無從得知，但難度可以想像。4月2日，奧巴馬要求與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通電話。胡錦濤在接聽時指出，中方一貫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看待中美關係；台灣、涉藏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妥善處理這些問題對確保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至關重要。奧巴馬錶示，發展健康穩定的美中關係符合兩國長期和戰略利益，美方全面確認奉行美國長期以來堅持的一個中國政策，繼續承認這是中國的核心利益；兩國在應對全球及地區挑戰方面有著廣泛共同利益，希望雙方加強這方面合作。4月12日至13日，核安全峰會在華盛頓召開，胡錦濤與80多位全球各國領導人一道共商加強核安全之策。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與會體現了中方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高度負責任態度和穩定發展中美關係的大局考慮。為了感謝胡錦濤的到來，美方向中國代表團提供了超出其他國家的禮遇和便利。胡錦濤在華盛頓停留了31個小時，出席了10多場外交活動，最受矚目的還是他與奧巴馬的雙邊會晤。會晤中，胡錦濤再次強調台灣、涉藏等問題涉及中方核心利益，要求美方慎重處理，以免兩國關係再受干擾。2010年4月的首次「胡奧會」開啟了奧巴馬任內中美關係的新一輪發展期。是年5月，在北京舉行了第二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一個月後，胡錦濤與奧巴馬在加大拿多倫多20國集團峰會期間再次會晤，奧巴馬向中國國家元首正式發出了對美國進行國事訪問的邀請，胡錦濤愉快地接受了邀請。11月，這一年的第三次「胡奧會」在韓國首爾20國集團峰會期間舉行，奧巴馬說，在華盛頓以國事訪問之禮接待胡錦濤是「美國外交的頭等大事」。2010年的中美關係，在經歷了奧巴馬上任後的沖高回落之後最終由雙方共同繪製出一個先抑後揚的軌跡，這也恰恰與雙方希望的世界經濟復甦軌跡相吻合。但中美經貿關係卻呈現另一番模樣。這一年，中美經貿總額達到創紀錄的3853.2億美元，美國繼續是中國最大的外資來源國。這一年，根據諸多權威評估機構統算，中國取代美國成為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最大的國家，也首次取代美國成為全球製造業第一大國，「世界經濟增長雙引擎」之說在國際上更加盛行。也是這一年，中美經貿摩擦急劇增多，美國朝野對中國操縱人民幣匯率以利出口的指責一浪高過一浪，當局有關部門對鋼絲層板、油井管、輪胎等中國輸美產品頻繁發起「雙反」調查。這一年，美國經濟繼續在危機的低谷中掙扎，儘管復甦跡象初顯，但就業形勢沒有好轉，社會失望情緒增加，奧巴馬政府加強金融監管、加收富人稅的政策趨向則得罪了華爾街。在深秋的中期選舉中，美國共和黨以壓倒多數奪回對國會眾議院的控制權，在參議院也增加了6個席位，還贏得一半以上的州長職位，獲得了數十年來最重大勝利，奧巴馬靠拼改革開創的氣勢如虹執政局面開始走下坡路，其對中國經濟擴張和國內金融政策抑制美國復甦空間的焦慮情緒日益明顯。中美在經貿領域更深度交融、更深度摩擦的事實對來年中美關係發出了不祥的預示。這一年年底，北京和華盛頓同時遭遇多年罕見的嚴寒，有專家說這與全球氣候變暖、北極冰冠大面積消失有關，是「北極濤動」現象的反映。中美外交、經貿、科技和軍事高官在超低溫度中穿梭往來於兩國首都，為胡錦濤已經確定日期的國事訪問預熱。一位主管能源的中國高官開玩笑說，看來奧巴馬最該擔心的不是氣候變暖，而是氣候變冷。2011年對中美關係來說註定是具有戰略指標意義的非凡一年。這一年開頭，美國國防部長蓋茨來到北京，他的訪問也是兩國工作層為胡錦濤主席訪美所作準備的一部分。1月11日，胡錦濤在人民大會堂會見蓋茨。見前兩小時，中國軍方第一架殲-20隱形戰鬥機在四川成都成功試飛。蓋茨在會面結束後對記者說：「我直接問了胡主席。他回答說，此次試飛跟本人訪華沒有關係，是預先就計劃好的。」3年後，蓋茨在回憶錄《職責》一書中披露，中方在他訪華之日試飛殲-20使他感覺「受辱」，他一度考慮中斷訪問回國，在美國駐華大使洪博培的苦勸之下才打消了這個念頭。1月18日，從北京起飛13個半小時以後，時任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一個晴朗的傍晚抵達安德魯斯空軍基地。他在奧巴馬任內對美國進行的唯一一次國事訪問總計68個小時，只有兩站，2011年直赴華盛頓，經過兩天國務活動20日轉赴奧巴馬的政治大本營、美國第三大城市芝加哥，21日中午啟程回國。也許是為了對等奧巴馬不帶夫人訪華的作法，胡錦濤此次訪美亦沒有夫人隨行。胡錦濤這一次國事訪問在華盛頓極盡殊榮、極其順暢，各種安排得都非同尋常地細膩、周到，同他5年多以前在小布希任內進行的那一次遭遇種種問題的國事訪問相比有著太大的差異。這一方面是由於民主黨總統團隊與共和黨總統團隊在行事上有著明顯的風格差別，一方面是因為中美關係的深度、廣度和重要性在5年間發生了新的巨大變化。如果說5年前確保中美關係穩定發展的重要性對中國仍大於對美國，那麼事物發展到2011年，這一失衡狀況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訪問期間，中美兩國元首在一起的時間達12個小時。18日，胡錦濤抵達華盛頓當晚，美國總統奧巴馬即在白宮舉行只有6人出席的私人晚宴。19日，胡錦濤出席白宮南草坪歡迎儀式，與奧巴馬舉行小範圍和大範圍會談，之後兩國元首共同會見中美企業家、共同會見記者。雙方發表第二個《中美聯合聲明》，一致同意「致力於共同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中美合作夥伴關係」。當晚，奧巴馬在白宮為胡錦濤舉行盛大國宴。宴會中，白宮安排了中國年輕的鋼琴家郎朗參加文藝演出，他彈奏了兩曲，一首是與爵士樂大師赫比合作的拉威爾名曲，一首是有抗美援朝背景的中國歌曲《我的祖國》。胡錦濤在芝加哥參觀佩頓中學和美國中西部企業展示會，與美國青年和企業界人士交流。胡錦濤訪美期間發表的第二個《中美聯合聲明》，正文內容分6個部分40點共識，30多次提及「夥伴關係」定位，它標誌著兩國領導人本著求同存異精神將中美關係推向全球合作層面的努力又向前、向實邁進了一步。訪問結束後，以落實聯合聲明為目的更為密集的雙邊工作層交往展開了。然而，高潮之後必有低潮、合作之中伴隨衝突是中美關係難以逃避的宿命。當中國以異常快速的步伐加緊追趕美國、崛起亞洲，奧巴馬政府的對華政策無法不對世界格局和亞太地緣政治正在發生的巨大、深刻變化作出更多、更直接的回應，但問題是，它在急急賦予這種回應以一個經過包裝的戰略外殼之前，並沒有經過深思熟慮和精細的沙盤推演，以至於其所產生的一系列震蕩效果連它自己都不能適應。2011年4月，在主持完落實胡錦濤訪美成果的後續工作後，傑弗里·貝德離開了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高級主任的崗位重返學術界，此後不久常務副國務卿斯坦伯格也宣告離職。儘管二人一再解釋離職完全是出於個人決定，一個說夫人身體不好需要照顧、一個說自己學術味太濃未必適應一線外交，外界仍然廣泛推測他們的調動意味著對美國對紛華決策圈中「知華派」、「合作系」的邊緣化。在白宮、國務院、軍方三點之間，天平向國務院傾斜。希拉里·柯林頓在她的「親密戰友」、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科特·坎貝爾幫助下正式佔據美國對華政策實施的核心位置，把內心深處對中國的思考源源不斷地注入現實。希拉里·柯林頓把中國稱作「一片未知的水域」，認為美中關係充滿了挑戰，不是一組可以用朋友或夥伴簡單形容的關係，要想避開礁石和旋渦保持正確航向就必須隨時較准羅盤，有時還必須進行痛苦的討價還價。2009年接任美國國務卿後，柯林頓以極大熱量投入中美對話，擺出傾聽者、協調者的姿態，實際上是在熟悉對手，思考美國應如何對中國開展「基於實力的接觸」並將對華政策納入亞太戰略總體框架的問題。「我想讓中國明白，美國在亞洲的戰略並不是只有唯一的焦點」，「我們不會為了與中國建立更好的關係就犧牲自己和美國傳統盟友的價值。」也正是從這樣的認識出發，希拉里·柯林頓對兩國元首確立的「合作夥伴關係」定位並不熱心，而是更願意把中美關係形容為「積極、合作、全面的關係」，並且在順序上堅決不會把「全面」一詞放到「合作」之前。2014年，她在回憶起自己初掌國務院接觸對華關係議題時的感受時說，「中國的一些官員認為，美國作為亞太地區最強大的國家正在從這個地區退卻，但卻堅持阻遏中國行使自己的應有權利崛起為一個強國」，「他們主張採取更為強勢的政策」；「他們受到美國經濟衰退、伊拉克和阿富汗局勢動蕩以及中國民眾當中民族主義情緒興起的鼓舞，開始推動在亞洲採取更多進攻型的行動，以測試中國到底可以走多遠」，這樣的中國充其量是一個「選擇性的利益攸關方」。在柯林頓、坎貝爾等人以及軍方的策划下，美國在2011年正式出台了「亞太再平衡」戰略，這個戰略最為重要的考慮之一就是應對一個「不再隱藏自己意志」的中國，一方面積極擴大與中國的對話與合作，「如果我們能夠影響中國的政策朝正確方向發展，那麼美國在亞洲其他地方的事情就好辦得多」，另一方面重新加強與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澳大利亞等美國在亞太地區盟友夥伴的軍事安全合作關係，「以平衡中國不斷增長的實力」。同時，對亞太多邊機制的發展建實施更直接影響，重設安全規則和貿易標準。事實上，出台這一新戰略的鼓點早在2010年夏就已擂響，標誌性事件是當年7月23日柯林頓作在越南河內出席東盟地區論壇外長會時挑頭就南海問題向中國發難。她根據事先精心準備的講稿大談南海與美國國家利益的關係，聲稱美國在維護南海航行自由方面擁有利益，在南海問題上反對搞脅迫、反對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脅。這種貌似公允的講話實際上是在攻擊中國，與會的中國外長楊潔篪通過七點提問的方式進行批駁，揭露了一些人推動南海問題國際化的圖謀。也就是在那次會議上，柯林頓喊出了美國將「重返亞洲」的口號。這個提法及其背後的強烈的政策調整姿態一經發出便引起軒然大波，無異於在平靜的西太平洋上投下巨石，美國的亞洲盟國在與中國的領土爭端和海洋爭議問題上蠢蠢欲動，美國在歐洲和中東的盟國擔心美國因戰略重心的轉移而放鬆履行在這兩個地區的責任，美國國內決策層、戰略學界不少人則憂慮過於刺激中國而致美國在亞太利益失衡。最終，面對重重批評和質疑，「重返」的提法改成了「再平衡」，但這只不過是一個稱呼的改變。軍方的調整動向清晰可見，決定將常駐日本沖繩的部分美軍移至關島、夏威夷、澳大利亞，把60%的戰艦放到太平洋，加強第二島鏈的戰略武器部署，加快亞洲反導系統建設等，實質是以退為進、攻防一體，並將美軍置於更安全的範圍內。軍事上的調整計劃「一石多鳥」，既瞄準「來自朝鮮的核、導威脅」，也針對中國「反介入/區域拒止能力的發展」，還著眼各種非傳統安全挑戰。美軍2012年1月提出的「聯合作戰介入概念」強調通過參與多國演習、簽署介入和保障協議、建立和完善海外基地、預置物資以及前沿部署等「各種安全和接觸行動」創造有利態勢，確保聯合部隊「在面臨大量潛在對手武力拒止和各種不同情況下，完成作戰介入」，指向性十分明顯。或許是為緩和中國的憤怒，但更多是為了充分實踐亞太新外交的總體思路，希拉里·柯林頓也在加強與中國同行們的對話。2010年10月、11月，她分別在中國海南三亞市和日本橫濱與中國國務委員戴秉國舉行了長時間的小範圍會晤。經過雙方頭腦風暴，一套源自學術界的守成大國與上升大國要避免重蹈歷史覆輒發生正面對抗和衝突的共同思想開始有了雛形，即將登堂入室。也是在這一年，她調動自己積累多年的人脈，發揮政治募款才能，繞過美國法律禁止使用財政撥款開展海外公關工程的限制，拉來商業贊助促成上海世界博覽會美國館的建設並專程訪華出席開館儀式，避免了一場美國國家形象危機。「美國館之母」以近乎工作狂的態度執行著經奧巴馬批准的美國亞太戰略調整。2011年11月，希拉里·柯林頓在檀香山發表題為《美國的太平洋世紀》演講，詳細勾勒美國需要一個什麼樣的「跨太平洋架構」。「利用亞洲的增長和活力是美國的經濟和戰略利益的核心，也是奧巴馬總統確定的一項首要任務」。這種區域戰略是個什麼樣子？首先，它要求長期地致力於我所說的『前沿部署』外交。」「我們的工作將遵循六個關鍵的行動方針：加強雙邊安全聯盟；深化我們與新興大國的工作關係，包括中國；參與區域性多邊機構；擴大貿易和投資；打造一種有廣泛基礎的軍事存在；促進民主和人權。」這不啻為一個宣言：「美國既是大西洋國家，也是太平洋大國。」 「我們現在的挑戰是建立跨太平洋的夥伴關係和機構網，使之與我們的跨大西洋網路一樣持久，並與美國的利益和價值觀一致。」希拉里·柯林頓說，「一個欣欣向榮的中國有益於中國，一個欣欣向榮的中國也有益於美國。奧巴馬總統和我已經非常明確地表示，美國從根本上致力於與中國發展積極與合作的關係。」但言出不到一周，她便到訪菲律賓，登上美國軍艦發表講話，重申美國對菲律賓的保護義務，還把南海稱作「西菲律賓海」。這一舉動甚至在美國國內都觸動了敏感神經，「國務卿上軍艦演講是不是越權了？」，「她說出『西菲律賓海』這個詞究竟是口誤還是有意為之？」美國以軍事、經貿、價值為主要支柱加強在亞太地區存在的戰略調整實實在在推進著，亞太局勢冷風襲襲，中美關係何去何從的問題成為太平洋海天交界處最濃重的那團陰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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