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領袖到國賊：文人從政的失敗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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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式文人弱點多

川原如錦煥朝陽， 生氣蓬蓬布八荒。

漫地牛羊成異色, 滿山松柏散幽香。 野田零露宜禾稼, 墟里炊煙熟稻粱。 一種融融真樂在, 夫耕婦饁本家常。

上面這首詩，系汪精衛所作，名為《衛輝道中》，即便算不上文采斐然，但至少不俗、文人的志趣躍然紙上。不過，真正使汪精衛暴得大名的是另外一首詩。刺殺清政府攝政王載灃失敗後，汪精衛被投入大牢，獄中寫下的「慷慨歌燕市，從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一時傳頌大江南北。主管此案的肅親王善耆親自看了汪精衛的供詞，對汪的才華極為欣賞，力主改判終身監禁，這是大清建政以來破天荒第一遭。汪精衛之所以能登上權力頂峰，與其早期的道德感召力、文章風流及卓爾不群的演說能力有著密切的關係。然而，這種得自於道德和「風烈」的政治地位，並不能證明或賦予汪更多的政治智慧和實際的政治能力。事實上，在致吳稚暉等友人的信函中常可以看到，汪動輒即說：「果不幸而破裂，則從容東向自剄，即可了事」，「除了以身為殉之外，了無辦法」，「弟之辦法至為簡單——為日軍所殺，與為袁政府所殺，兩無所扞」這一類的話。

汪精衛一生以「文人」、「書生」自命，性格中也存在很多「文人」的特質，比如自命清高、多愁善感、脆弱而多情。汪極少積極肯定政治本身的價值，常常以「革命黨」而非「政治家」自居。

汪精衛的幻想突出表現在對日本的態度上。在叛國逃出重慶之後，汪精衛曾對日本的影佐禎昭說：「我相信至誠沒有不通人的道理，一國之至誠必通他國，因而我要中國先讓其難，示之以誠，日本必能了解中國的誠意，中日合作之門將為之啟開。」

汪精衛嚴重高估自己在國內政治中的影響力。樂觀地以為只要振臂一呼，第四戰區（廣東、廣西）司令官張發奎和雲南軍閥龍雲，以至陳濟棠、何健，都能參加他的構想，四川的潘文華、劉文輝各軍也會響應。如此便能與蔣分庭抗禮。但是，在汪逃出重慶之後，這些將領全都按兵不動。就連汪派要員顧孟余、彭學沛、張道藩等人也都不同意他的主張。汪在孤注一擲的冒險中耗盡了畢生的政治資本。

1939年3月，軍統特務精心策划了河內槍擊事件，汪最親近的秘書曾仲鳴慘死，汪精衛悲憤難忍。日本的犬養健和影佐禎昭探悉後，從東京來到河內與汪見面，見了面就號啕大哭，一場大哭就把汪給哭走了，日本誘降勢力成功地利用了汪的悲憤情緒，汪精衛從此走上了萬劫不復的叛國之路。1939年11月與日本簽訂《日支新關係調整要綱》時，汪潸然淚下，說：「他們要我簽，我就簽罷。中國不是我們幾個人賣得了的。」汪明知擺在面前的是毒藥，仍然堅持喝下去。汪有一種近於妄想的偏執與自信，相信自己能夠挽救時勢。當日本要控制中國的野心暴露無遺後，汪仍然說「國殤為鬼無新舊，世運因人有轉旋」。似乎非常自信，但在兇險的對日交涉中，卻表現得沒有擔當，有時竟至閉門痛哭。很難說汪精衛心甘情願做漢奸。自從做了漢奸後，汪的心情是悲苦的，經常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緒，將桌上散置的公文拋在地上，或用雙手猛抓自己的頭髮，並對身邊的人發火。1944年11月10日，汪在新愁舊痛中，客死日本。

汪精衛死後，胡適這樣說過：「精衛以『烈士』出大名，終身不免受此『烈士心理』之累。自認為只要有犧牲精神，一切事情都可做，都不會錯。『我生命尚且不惜，你們還不相信我嗎？』」左舜生晚年評價汪說：「富感情而易衝動，經不起刺激，偶然也喜歡弄一點小聰明，多少帶一點黨人的積習，但本質則仍不失為一讀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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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執的「人上人」心態最害人

充沛的革命熱情，尤其是對攝政王載灃的暗殺行動，使汪精衛成為辛亥時代首屈一指的革命「偶像」。辛亥之後，汪被譽為創立民國的功臣之一。廣東軍政府、省議會和各界團體紛紛致電汪，請其回粵出任廣東都督。同盟會1912年1月在南京舉行會員大會時，甚至有舉汪為總理的提議。1925年春，孫中山病逝於北京。同年7月，汪精衛當選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黨、政、軍大權集於一身，一躍而為最高領袖。但是，過早的登上權力頂峰，對汪並不一定是好事。汪精衛作為年輕的革命黨人，雖有充沛的救國熱忱，卻缺乏實際的政治能力，難以妥善周全，更談不上深謀遠慮，在一些重大政治問題面前，缺少辦法，反而動輒表示出一死了之的決心。其唯一可以依賴的政治資本，就是在革命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理想、光明、忘我的志向和熱情，以及道德感召力。

汪精衛作為國民黨元老，內心深處絕不甘於屈居蔣介石之下，這為日本誘降汪精衛提供了可能。直到1938年12月叛國之前，汪在國民黨黨內高層權力格局中始終未能佔據統治地位。表面格局是汪主政、蔣主軍，但是蔣介石另行成立了國防設計委員會，隸屬於國民政府參謀本部，工作範圍涉及軍事、外交、教育文化、財政經濟、交通運輸、土地糧食等方方面面，幾乎與汪領導下的行政院平行。汪雖然兼任外交部長，但蔣介石經常指派代表與何應欽、孫科、程潛、唐生智等人議商「和戰」問題，唯獨沒有汪派的人在內。 在多年的汪蔣鬥爭中，汪越來越處於劣勢。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國民黨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確立了新的黨政關係，蔣介石為總裁、汪為副總裁，表面上僅次於蔣介石，但是，按照規定，總裁行使黨和國家最高權力，兩者權力不可同日而語。據有關人員回憶，汪在接受副總裁演說時，臉色極為難看。

1940年，汪精衛投敵。傅斯年發表《汪賊與倭寇—— 一個心理的分解》，認為汪有一種「庶子情結」，「有聰慧的頭腦而無安定的神智」，有做「人上人」的慾望而不知度量自己的本領。「庶子情結」經激化後就變成權力欲，再變為領袖狂。汪做「人上人」的慾望十分強烈，自視甚高，具有強烈的自我表現欲、不現實的妄自尊大和理想主義。他渴望生命的榮耀，總想成就一番驚天動地的事業。有記者曾評論汪精衛，試圖以一介書生而與蔣介石相抗衡，以口舌筆墨取蔣而代之，不自量力，失敗是很自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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厲害角色陳璧君婦唱夫隨，卻沒能旺夫

汪夫人陳璧君絕對算得上民國年代的厲害角色，她不是個壞女人，但陳與汪的結合，在汪精衛從巔峰到地獄的人生軌跡中至少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1907年，陳璧君16歲時在新加坡首次見到年方24歲的大才子汪精衛。汪是典型的民國四大美男子之一，胡適就曾說過，他若是女人就一定嫁汪精衛。陳璧君對汪一見傾心。

1910年，汪精衛因暗殺行動失敗，被捕入獄。陳璧君竭力營救，買通獄卒，給汪精衛傳遞了一封情書：「四哥如面：千里重來，固同志之情，亦兒女之情也。妹之愛兄，已非一日，天荒地老，此情不渝。此生已無望於同衾，但望死後得同穴，於願已足。賜我婚約，以為他年作君家婦之證。忍死須臾以待之，其當字覆許我也。」署名「冰如」。生死未卜之際，汪精衛被陳璧君的摯愛感動，乃填詞一闕，贈陳璧君：「……一腔血，為君剖。淚痕料漬雲箋透，倚寒衾循環細續，殘燈如豆。留此餘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潺愁。愧戴卻頭顱如舊。跋涉關河知不易，願孤魂繚護車前後。腸已斷，歌難又。」汪精衛還另書五字——「勿留京賈禍」，表達了他的殷殷關愛。受到鼓舞的陳璧君徹底表明了心跡：「我們兩人雖被牢獄的高牆阻擋無法見面，但我感到我們的真心能穿過厚厚的高牆。你我兩人雖已不可能舉行形式上的結婚儀式，但你我兩人從現在起，在心中宣誓結為夫婦，你看好嗎？」汪精衛自料必死無疑，感於陳璧君的深情，認同了陳的方案。但是，汪、陳的結合，很難說是般配的，一個出身於富商家庭，一個是文采、形象著稱於世但充滿革命幻想的大才子，反差是顯而易見的，兩人如此迅速地走近，相當程度上是由於汪精衛在身陷囹圄的特殊情況下，為陳不顧一切的捨身相許而感動。

1926年，蔣介石氣走汪精衛，將軍事委員會主席、中央組織部長、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等6項要職抓在手中。汪精衛東山再起後，出任行政院長兼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地位雖然也算顯赫，但較之往日，陳璧君總覺低人一肩，總想著為丈夫另尋勝籌。1935年11月1日，國民黨四屆六中全會召開。全體中央委員合影時，汪精衛遇刺，所幸未傷及要害部位。事後，國民黨內部質疑的聲浪全部集中在了蔣介石身上。陳璧君強行闖入蔣介石的辦公室，嚴詞厲色地質問道：「蔣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不幹就是，何必下此毒手！」蔣介石面對陳璧君咄咄逼人的質問，不免難堪，但也不便發作，還得反過來安慰她。

汪精衛與陳璧君的性格正好相反，一個是水，一個是火。汪才思敏捷，待人溫和，可辦起事來缺乏魄力，柔韌有餘，剛猛不足。陳璧君卻是快人快語，勇決智斷。汪精衛在政治上遇到重大難題，總喜歡與夫人商量，陳璧君也樂此不疲。久而久之，陳璧君養成了事無巨細都要插手過問的習慣，令汪派高層苦不堪言。陳公博就曾說過：「汪先生離開陳璧君幹不了大事。」可是，汪陳婦唱夫隨，對汪也不見得是好事，歷史上，女性走向政治前台的，很容易受人非議。抗日戰爭爆發後，汪精衛認為中國軍隊與日軍相抗無異於以卵擊石，因而力主和談，但是何談稍往前邁一步性質就變了。日本野心勃勃，不僅想完全吞併中國，還想征服南亞和東南亞各國，於是派人請汪精衛出馬掌管中國淪陷區。汪精衛深知這一步邁出去了就踏上了不歸路，遲疑不定，召集手下幹將商議，陳璧君迫不及待地跳出來：「只要日本御前會議承認汪先生出來領導『和平運動』，汪先生是願意出來的。」正是陳璧君的積極介入，助推了汪精衛投向日本。

陳璧君只認一個死理：蔣介石一手遮天，汪精衛形同擺設，與其這樣，還不如換個地盤，另起爐灶。她見丈夫舉棋不定，便再次越俎代庖，話說得很難聽：「難道當漢奸也要坐第二把交椅？誰不願意走，只管留下好了，我是一定要走的！」

「卿本佳人，奈何作賊」，這句話用在汪精衛、陳璧君兩人身上都是合適的。

投敵後，陳璧君多年夢寐以求的權力慾望終於得到滿足。陳璧君的兩個弟弟和妹婿、侄子、乾女婿以及家庭教師全部當選汪偽政府「中央委員」，陳璧君把持權柄，氣焰日益囂張。汪精衛只能苦笑著自我解嘲：陳璧君到了更年期，這些都是正常的。有時汪精衛設宴待客，飲酒正酣，談興猶濃，陳璧君輕咳一下，或叫聲「四哥」，汪精衛就會放下酒杯。在眾人面前，他對「妻管嚴」從未流露過抵觸情緒，許多人都佩服他好涵養。

1944年11月，汪精衛病死日本，陳璧君第一次對自己的前景感到茫然。1945年，抗戰勝利後，陳璧君被國民黨軍統特務逮捕，判處無期徒刑。

1949年4月，中國人民解放軍全面接管蘇州，將陳璧君從江蘇第三監獄移送到公安局看守所，隨後，陳璧君被押解到上海提籃橋監獄，其餘生的最後十年便在此度過。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期間，與陳璧君私交很深的宋慶齡與何香凝找到毛澤東、周恩來，特意為陳璧君說情，請求特赦陳璧君。毛澤東同意了這個請求。他說：「陳璧君是個很能幹、也很厲害的女人，可惜她走錯了路。既然宋先生、何先生為陳璧君說情，我看就讓她寫個認罪聲明，人民政府下道特赦令，將她釋放。」但是，陳璧君認為自己不是漢奸，婉拒了宋慶齡、何香凝的善意。　

死硬的陳璧君真就把牢底坐穿了。不知早已死去多年的汪精衛九泉之下對此將作何感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