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中國夢」關鍵是「再中國化」

實現「中國夢」關鍵是「再中國化」

——王岳川向雲駒關於「大國文化崛起」對話（之六）

應該以怎樣的態度和精神面對世界，以怎樣的形象和力量影響世界，如何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如何提升中國的大國形象，如何重建被遺落已久的東方大國形象，這些都是「中國夢」實現的關鍵，而重中之重是進行義無反顧地實行「再中國化」！

實現大國崛起的軟著陸，已成為中國和平崛起與可持續發展必須面臨的問題。一旦有了文化自覺之後，如何將文化責任意識和歷史使命意識落到實處，怎樣才能實現我們的文化強國之夢，不僅需要國家進行文化戰略的頂層設計，也需要社會各層面的鼎力支持，更需要民眾個體的親力親為，覺醒之後的路該怎麼走，答案就在行動的路上。

（一）面向21世紀的國家文化戰略王岳川：

前面和雲駒先生探討了那麼多的問題和現象，我們最終要回到一個共識上：知行合一方為正途。思想意識必須轉化為行動實踐，我們的文化軟實力才能落到實處。中國今天的文化軟實力如果上升到國家的國策並落實到微觀的戰略實施中，中國的文化氣象將在復興之後而獲更新。

所謂的知行合一，要靠堅毅不拔的毅力往前推進的，在行動中排萬難而不斷地堅持下去。我們的文化思想應該從空泛、空談中超越出來，從純粹知識考據中掙脫出來，去審視現實急需解決的問題，去關注生存所面臨的危機。對我們這個民族而言，首先要強調的與其說是「理論思維能力」，毋寧說是「獨立思想能力」。「理論思維」固然是我們缺乏的，但首先應該有一種思想自覺性。理論思維如果沒有了這種自覺性和獨立性，我們的思想就會人云亦云，不得要領，也就沒有價值。理論思維如果沒有了現實性，我們的思想就成為虛無縹緲的東西，也就沒有意義。理論思維如果失去了個人性，我們的思想就會成為沒有身份、沒有激情、沒有血肉的學究式的思考，成了空中樓閣，空洞而蒼白。因此，如何用自己的眼睛去觀察，如何用自己的耳朵去傾聽，如何用自己的口去說話，如何用自己的大腦去思考，如何用自己的手腳去行動，就越發顯得重要了。所以，既要鍛煉理論思維，也鍛煉其他能力。對中國而言，切不可將思想的能力替換為能力本身，固然思想能力是重要的，但行動的能力、實踐的能力、落實和貫徹的能力也同樣重要。當代中國不應該再次迷失在純粹理論思維的道路中，不應該再次喪失對現實的獨立思考能力。中國當代的思想家，不缺乏喧囂與熱鬧，缺乏的是冷靜與凝思，更是積極的、富有成效的行動。今天，我們不得不反躬自省，究竟人們應該對思想採取一種什麼樣的態度或者方法，對事情採取一種什麼的行動。要確定一種態度和一項行動，首先需要明白社會境況。

在當今，「全球化」與「現代化」是中國的重要現實語境。根據高盛公司的預測：到2027年中國將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經濟體。當前，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我們的「經濟資本」已經日益雄強，我們的「文化資本」卻不容樂觀，文化資本和象徵資本嚴重滯後於經濟資本的提升，而後者才是一個國家成為強國形象的能真正服眾的辨認標記。一個世紀以來過分的崇洋西化，使得中國自身的文化身份出現了辨識危機，在西方強大的話語壓力下、在對傳統的虛無的批判中，將傳統變成一堆垃圾。一種文化沒有了存在地基和精神之根，文化就失去了向心力和親和力。

如果說，作為一百年前的「啟蒙與救亡」時期的「文化錯位」的過激行為尚可理解，但是經過了中國現代化的80餘年以後今天，還這樣粗暴而虛無地對待傳統的話，那就將在中國崛起的歷史性時刻產生第二次不可原諒的「文化錯位」。如果說在全球化、現代性的語境中，由於缺乏文化對中國崛起合法性的重新界定和觀念軟著陸，缺乏用文化對這個大國崛起以後動向的清晰說明，從而出現種種文化誤讀。那麼，在新的語境下，東方文化必須重視呈現中國文化身份。「文化身份」意味著某種文化只有通過自己文化身份的重新書寫，才能確認自己真正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這種與它種文化相區別的身份認同，成為一個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和精神向心力，也是拒斥文化霸權主義的前提條件。身份危機表徵出一個時代的文化精神的總體危機。東方文化身份表明了中國立場的正當性。當務之急在於文化身份的確立，即在重視經濟發展的同時重視中國文化的整體性發展。如果中國經濟日益發達，而文化卻不斷萎縮，必然會因經濟和文化發展不平衡而導致結構性內耗。因此，今天不僅需要全面振興傳統文化和創造新文化，而且為了減少東西方之間的「文化誤讀」，需要堅持文化的可持續「輸出」，從而形成文化和經濟均衡發展。在全球化中抵制一體化神話，彰顯東方文化身份，重申中國文化立場，是實現中國夢的重要步驟！

向雲駒：

21世紀以來，全球化、一體化、現代化浪潮鋪天蓋地而來。地球村時代的到來，一方面讓世界變小，一方面使人類的眼界變大。在這個時代，任何有世界意義和人類價值的事物，都不可能像過去那樣默默無聞、沙里埋金了。21世紀以來，舉國上下越來越多地感受到中華文明走出國門與世界進行交流互動所帶來的機遇與挑戰，同時也希望更好地融入世界並推動世界文化與中國文化的互動，並在此過程中更加提高中華民族的認同感、凝聚力。當一個民族要振興時必須要有文化的支撐，當一個國家要富強時他不能丟掉自己的文化，我們的國家正在日益走向富強，在繁榮發展的過程中，也不斷意識到本民族自身有創造性的、獨特的文化的影響力在國際社會交往過程中的重要性，文化自覺意識不斷加強和覺醒。

然而，僅僅是有意識，還只是一個開始，文化自覺的思想意識應該和具體的文化行動結合起來，才能將文化的影響力真正落到實處。最有說服力的例子之一便是目前在國際社會上越來越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申請。應該說，自2001年開始，中國人越來越多地從國際社會聽到一個新的名詞：非物質文化遺產。對於中國人來說，無論是學界還是普通百姓，這都是一個陌生的、拗口的名詞，但是它卻迅速傳播開來，成為熱門話題。

中國人近十幾年來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和保護世界文化、自然遺產名錄的行動不但家喻戶曉，而且各個地方為此爭先恐後，「申遺」成風，已被命名的遺產地則大受其益：既獲得世界性的知名度，又廣進財源，旅遊業興旺發達，可謂名利雙收。所以，不管熟悉也好、陌生也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也好，一股申報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的旋風立即刮遍全國，這個拗口的字眼也在人們的頻頻使用中變得可親可近。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公布首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19個，中國的崑曲赫然在列；2003年，在公布的第二批28個代表作中，中國又有古琴名列其中，此後，中國書法申遺成功，也使這門古老的藝術重新煥發出生機……

繼公布世界自然、文化或自然文化雙重遺產名錄以後，2001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又開始進行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的申報和公布工作，並不斷地公布相關的名錄。如此一來，其本形成了對世界各類遺產完備的保護、確認體系。這應該視為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個標誌，是人類對祖先和大自然留給我們的遺產給予呵護、珍惜、保護的一種全球行動。客觀地說，「非物質文化遺產」從概念到申報、保護，是一個全球性的、具有世界性影響的文化行動，它喚醒了世界各國、各民族、士農工商等社會各界對自身文化價值的自識、自覺、自醒，乃至自救。我們也有責任把這樣的文化傳統繼承、弘揚和光大起來，文化自覺必須轉化為文化行動和全民的文化自覺，才能真正實現文化強國的理想，大家一起參與、一起行動，珍愛祖先的創造，保護文化資源，科學利用文化優勢，打造文化品牌，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和諧，這既是我們的文化責任，也是我們的歷史使命。

英國首相丘吉爾曾經說過：「我寧肯不要印度，也不能沒有莎士比亞。」傑出的政治家在文化上必定有遠見卓識，文化是一個國家軟實力的重要標誌和構成部分，理應是國家戰略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從歷史上來看，一個國家、民族的硬實力即使遭遇重大挫折，但只要它的「軟實力」的元氣一息尚存，那麼，這個國家、民族的復興和強大仍可預期。試看中國歷史上，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秦國雖然一統天下，但最後可以說是滅亡在楚人手中，漢朝的文化很大程度上又吸取、延續了楚文化，並在此基礎上發展壯大，漢王朝雖屢經衰落，但仍能起死回生，延續了幾百年，漢唐文化成為中華文化的基因，一直延續在中華文化的血脈之中，近現代以來，中國遭受了空前的民族危機，但正是在五千年中華文化的感召下，中華兒女團結在一起，扛過了一道道難關，而今天，我們要實現中國夢、要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就必須繼續發揮文化的支撐作用。

近些年，中國的經濟發展迎頭趕上，甚至在某些領域已經超越西方國家，以美國為代表的一些西方國家對中國崛起的速度之快、規模之大，有些難以適應，從而在經濟、政治、安全到心理、自尊上，都感覺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因而產生國家危機感，對中國未來的發展態勢和道路產生了種種猜忌。2014年年初，美國《赫芬頓郵報》的子報《世界郵報》在其創刊號上刊登了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專訪，文中充滿了針對中國迅速崛起後必將與美國、英國、日本等舊霸權國家發生衝突的擔憂。不難看出，西方從自身發展的角度去揣測、去想像、去理解中國的發展與崛起，必定會有這樣的疑惑與擔憂，因為西方文化是一個依託于海洋的、外向型的、傾向於徵服性的文化，自大航海時代500年以來，西方世界的壯大及其在全球的擴張，始終伴隨著血與火的武力征服和侵略。

20世紀以來，我們一直以西方為模本，跟在西方後面，學習西方各方面的經驗，甚至是全盤照搬西方文化，我們常常引以為豪的是，我們用幾十年時間走過了西方几百年發展走過的道路，以至於今天，西方人到中國來，看到的當代中國幾乎是他們曾經走過的歷史道路的翻版和複製，中國的大小城市面貌幾乎與西方一模一樣，走在北京、上海、廣州的街頭，就象走在紐約、巴黎街頭一樣，車水馬龍，到處都是鋼筋水泥的叢林……當中國自身的經驗和傳統並不明顯的時候，不管我們如何強調「和平崛起」，都無法打消西方產生「中國威脅論」的懷疑，只要回顧一下西方自身走過的在全世界實行武力征服和侵略的崛起歷程，以己度人，西方很容易就傾向於從自己的歷史經驗和文化傳統中推測中國未來的走向與態勢。

很不幸的是，我們之前過於注重經濟建設，對文化建設的重視和關注不夠，加之在國際上，我們對自身的發展理念、崛起理念和文明理念的宣傳，以及傳播力度、廣度和深度上都嚴重滯後，所以國際社會對中國在崛起後的發展態勢並不明確，雖然中國的歷史文明、現實文明和發展文明與美英日法德等老牌的西方帝國有著本質的區別，但沒有文化觀念、文化形象的認同感，任我們叫破嗓子，也沒人會相信你會真的走和平崛起之路。面對經濟不斷崛起的中國，以前還只是西方在談「中國威脅論」，現在，連亞洲，我們自己的友鄰國家，曾經的好朋友，都對中國產生深深的疑慮，加入到「中國威脅論」的行列之中，由此導致中國的地緣政治文化充滿了危機，這給我們的發展帶來了不必要阻力，增加了有效溝通、交流和發展的成本。

中國模糊不清的文化形象已成為實現中國「大國崛起」的短板，不光是西方世界，世界其他國家也迫切關注著中國面對世界的態度，我們只有在國際輿論中明確樹立起不同於西方慣於侵略的「競爭文化」的國際文化形象——也就是岳川教授所說的西方的「三爭文明」，把我們的「三和文明」用形象的、潤物無聲的文化力量推向世界，這樣，我們才能讓西方國家對我們的無端猜忌和譴責露出「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狹隘和險惡用心，同時又化解周邊國家對我們的敵意。而這些，歷史已經證明，僅靠「硬實力」是無法真正解決的問題，「馬上得天下，馬下治天下」，老祖宗的智慧早就告訴我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面對世界對中國的不了解，在全球化的語境中，中國能不能給世界造成一種文化上的影響，關鍵就在於中國知識分子能不能發出自己的聲音，能不能正確闡釋中國經驗，能不能正確理清中國元素，如何採取積極主動、冷靜理性的方式和方法，讓西方真正了解我們的文化、向西方傳播我們的核心價值觀，用富於創意性的戰略戰術和行動來逐漸化解對他國對中國崛起的恐懼心理，提升中國的大國形象，實現大國崛起的軟著陸，已成為中國崛起和不斷發展必須面臨的問題。為此，自上至上，從國家、社會和個體各個層面來說，都應該作出審時度勢的調整和行動。

王岳川：

這些年來，中國文化的包容、忍讓、中庸、貴和精神在世界上基本上沒有發出自己的文化聲音，中國被邊緣化了。這種邊緣化的代價就是基督教徒全世界32億，伊斯蘭教教徒12億，印度教徒9億，佛教教徒是4.6億。因此美國高參亨廷頓警告說：20世紀末期是基督教文明與伊斯蘭教的衝突，21世紀上半葉是基督教文明和儒教文明的衝突。誰是儒教文明？當然是指向中國。美中衝突已經開始，南海居然在美國人嘴中變成了公海，東海同樣如此。南海諸國，越南、菲律賓等，還有東海的日本、韓國，包括更加邊緣化的印度和其他一些環太平洋國家，對中國採用了「C型包圍」。

不妨說，在全球化、同質化讓位於差異化小趨勢的當今世界，在西方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的蔓延中，東方文化的發言變得殊為重要。中國文化輸出將使得中國現代經驗逐漸成為世界的經驗，中國文化的世界化將使得東西方共同形成「世界新秩序」，不僅能優化全球性的資源配置，而且正在取代以前的民族國家體制中的話語運作結構。

對「文化戰略」問題的忽略，折射出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人文學者對於「文化戰略」問題的漠視，迄今為止這一問題幾乎成了國內社會科學的專屬領域，嚴重缺乏人文學者的聲音，人文知識與國家文化的整體命運成了自說自話不相往來的兩條鐵軌，這種現象無疑是不正常的。國家的文化整體命運不僅僅是學術問題，更是關乎盛衰興亡的國際政治問題。在此情況下，引入文化政治學視角，將人文學關注的領域擴大到「文化戰略」領域，不僅有助於加強「文化戰略」研究本身的學理性，更重要的是，重構文化、學術、政治與民族之間的關係，為人文研究提供新的學術生長點。

在全球化時代，「文化戰略」更多的指涉恰恰在於文化間的競爭策略。「戰略」只能是整體性和前瞻性的。儘管中國文化的衰落或復興可能對我們當前的生活沒有直接影響，儘管可能會被人譏諷為「杞人憂天」，但反思文化的過去，謀劃未來的整體命運，應該是中國知識分子無可逃遁的天命職責。中國崛起在世界文明中越重要，中國文化在國際文化話語中就越重要。中國文化不僅是東方的，而且正在成為世界的。

向雲駒：

當我們的經濟越來越強大時，對中國的發展，各方面的發展，特別是對文化的發展是會越來越關注的。所以我們黨中央提出文化自覺，文化強國建設，這都是非常及時、準確地把握了中國在世界上的地位，我們今後發展的目標，我們這樣的一個特殊的文明古國的發展，它的重大的特色，或者核心觀念，核心概念，不可或缺的東西有哪些。所以文化問題是與任何國家都不一樣的，每個國家有不同的發展道路，中國肯定不能離開文化發展來談發展的。

王岳川：

中國當前的文化形象在西方應該說比較尷尬，尤其在大眾傳媒時代，中國形象往往是通過一些體育、影視明星來傳播的，在西方人眼中，這些明星或多或少代表了中國人形象本身。這個問題可以分兩面來看，後現代是一個全球化時代，所以體育明星和演藝明星走紅有其時代合理性。這個時代不是以大英、大中華或者大羅馬帝國的趣味為標準的，它們都成了歷史，今天是以美國為中心。美國歷史很短，只喜歡球星和媒體，好萊塢夢幻工廠，體育明星成了大眾飯前飯後的談資。這個趣味以及由此導致的波普藝術、大眾文化影響了全球，使得英國的紳士、中國的文人雅趣都不合法了。

另一方面，帶來的弊端是，這種文化只是表面的文化，就像收視率一樣，央視最好的對話節目收視率倒數第一，插科打諢的東北二人轉、文化含金量很低的節目反而排榜首，這就有個問題。曾經有人問雅斯貝爾斯：大學的精神是什麼。他說是思想人才儲水庫，大學只是靜靜地蓄勢待發，所以要學傳統的古希臘知識，為了某個有用的時刻奔騰遠去。但今天教育制度和媒體都美國化了，美國是典型不需要儲存的，推崇一切當下的消費、玩、開心的國度，一切高雅的藝術都不能欣賞，一切非急功近利的東西都沒有價值，一切不能吸引眼球不能兌現的文物都不值錢，這種情況下就是怎麼都行，快餐文化就成了今天的主流。

長線的教育快餐化了，人才儲備、思想濃縮的老窖酒也被新軋成的扎啤替代，什麼好酒都沒有了，大學的功能消失了，連帶著出現了很麻煩的問題。有些人認為大學不如商場、大學不如公司，大學生畢業沒人要，因為不能馬上兌現，走向極端看法就是孔聖人還不如體育明星或演藝明星，這就是用美國邏輯來要求全世界精英文化，其結果就是精英文化沒落，人類文化將重新變成草根、沒有根底的文化，變成文化的球賽、競技，人類不再進行文化的傳承和精神價值的重新塑造。這個弊端將使人類文化遭到自古羅馬以來亘古未有的大災難。在我看來，中國完全不用步其後塵，我堅信孔子的思想在制度、思想觀念、國家人格、中國身份方面有不可取代的重量級作用。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面臨的危險也越來越大，如何讓中國變得和平和諧親善，意義重大，這就需要我們主動去與西方進行溝通和對話。

向雲駒：

對，我們應該抓住各種文化契機，主動地同西方對話，這種對話應該是一種互動式的、有來有往的交流和輸出，我們的國家、政府也應該加強這方面的投入，社會各個層面和我們的普通民眾也應該共同加入到這個自覺的文化行動之中，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全民的文化自覺，進而有助於我們民族自信力和凝聚力提升。季老非常有先見之明，他提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觀點，讓我們對中國文化的身份和發展方向有了不同角度的思考。

在亞洲，日本和韓國很早就明確提出了「文化立國」的戰略，而英國、美國等國家更是將文化戰略滲透在其政治、經濟、教育、外交等各個方面，文化產業成為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向世界推廣、宣傳其主流價值的重要工具，我們也應該適應時代的要求，在國家層面提出「文化興國」戰略，在「拿來主義」之後，我們要打開國門，以新的面貌「走出去」，實施「文化興國」的戰略，是一種更高層次的發展，是對國家發展戰略的豐富和完善，也契合了世界發展潮流。現在的關鍵是，我們怎麼將戰略變成具有可操作性的、實實在在的文化行動。

王岳川：

確實，大國崛起不是靠一個民族性口號和單一的願望就能實現的，中國夢需要有一個落實的行動過程，我認為，文化創新和可持續輸出是大國崛起的重要軟實力地基，同樣是消除「中國威脅論」獲得大國文化競爭力的必由之路。

全球化成為當今世界國際性政治經濟文化一個繞不過去的重要問題。在基本實現科技一體化、經濟制度並軌化以後，文化和宗教問題成為新世紀的一個突出問題。可以說，一個國家在經濟振興和富裕的同時，文化建設變得非常關鍵。當前中國在經濟和軍事崛起的前提下，面臨的首先是一個增強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問題，只有經濟和文化同時振興，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同時重視，才可不斷輸出中國有價值的新思想。中國文化歷經衝擊而不崩潰，還有強大的向心凝聚力，因為中華文化的根本精神就是吐納吸收而自我創新，能容納古今中西優秀的人類文化精神。

從經濟到文化，可以說，這是一個國家發展的重要戰略。我認為，最近十年應該是中國全面制定文化戰略，開始著手行動起來，進行世界的文化聯盟和文化輸出的時代。如果中國失去了這個機會，被動挨打就是肯定的。因為國際不允許一個重兵和重軍事的中國的崛起，只允許重文化的中國的崛起。此時，中國要有自己的文化自覺，去發現自己，發現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在歷史中的位置。當然，發現是困難的，因為要認識一個熟悉而陌生的自我。所以古希臘的諺語就是「認識你自己」，這是最困難的。隨著中國經濟崛起，文化自覺是國家安全的重要保證，也是國家文化軟實力快速積累的精神基礎。

中國不能僅僅強調經濟的崛起，如果在軍事上和文化上很軟的話，這是非常危險的。我認為，沒有文化的凝聚力，我們的文化身份認同就將出現問題。一般人認為科學無國界，知識也無國界。但是，從事知識和從事科學的人是有國界的。就是因為這些東西沒有真正化為自己的東西，才出現了身份認同的危機。在經濟起飛之後，我們還有什麼東西能夠代表東方文化？如果我們沒有意識到文化的重要性，那麼，崛起速度越快，文化越弱，軍事越弱，我們遭受戰爭的可能就越大。

目前中國正處於社會發展的關鍵時期，需要時間和機遇。如果抓不住時間和機遇，中國的崛起將遙遙無期。這個時候一定不要觸發戰爭，否則，中國就如孫子兵法所云：渡河過半擊之，必滅。所以我們不僅需要軍事的軍隊，還需要文化的軍隊。

隨著中國的崛起，美國對中國看法的轉變引起人們的重視，美國將中國的定位從「遠東」轉到「近西」，美國開始重視當代中國了，也說明中國崛起是誰也擋不住的。30年來，中國從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政治中國」，走向了90年代的「經濟中國」時代，進入新世紀，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增強，中國的國際地位顯著提升，進入新世紀「文化中國」的時代，即注重在國際事務中展示東方文化的獨體思維方式，將文化命運和中國的命運聯繫起來，進而將文化中國的命運和整個世界的最新發展聯繫在一起。在新世紀的國際化與平台上，我們應該抓住時機重塑有獨特魅力的中國形象。

如果說，20世紀初中國的任務是如何「開窗」而讓「西風東漸」，那麼，新世紀中國的任務是如何開門，讓中國文化精神走向世界，在新的世界格局中加入自己的聲音，並通過主流話語對自身的歷史經驗加以重新編碼。關注世界格局中的中國，使走向現代化的中國重建民族精神，從而在世界文化的總體語境中加入華夏民族的聲音。無疑，這是一種東西方跨語際話語運用的全新嘗試，一種對東西方話浯、範式互相衝突、互相滲透的歷史回歸。

向雲駒：

所以，要行動起來，擴大我們的文化的傳播渠道、影響力度，非充分發揮國家的頂層設計和動員力量不可。近些年來，讓大家感受最深的文化事件就是在短短十來年間，「非物質文化遺產」從陌生到熟悉、再到社會熱點的過程，遍查五千年的漢語史和中國文化史，還沒有任何一個名詞概念或某種文化類別、遺產形態，有這樣迅猛的普及與傳播。自從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2001年公布首批「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以來，「非物質」文化遺產開始作為一種神秘、獨特、罕見的遺產類別進入我國文化語境。2003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第32屆大會通過了《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公約》，2004年中國政府即批准加入此一國際公約，成為世界上第6個加入國，這一舉措使「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迅速傳播，成為全民性話語。2005年3月26日，國務院辦公廳下發和公布了《關於加強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的意見》，這是我國第一個全面的、系統的界定指導規劃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全局性政策法規文件。2006年12月27日，國務院下發了《關於加強文化遺產保護的通知》，把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保護納入文化遺產、自然遺產保護的整體框架之中，作了專章闡述，明確了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普查工作、制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規劃、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體系、加強少數民族文化遺產和文化生態區的保護等。這個通知的公布和下發，標誌著對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視程度的提升，成為國家的公開政令與各級政府必須遵循與執行的政策與規章。「非物質文化遺產」由此從全民性話語進一步深化為全國性、社會性的文化行動和各級政府的執政行為。2006年5月20日，國務院發出《國務院關於公布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通知》，首批公布518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08年6月7日，國務院再次發布《國務院關於公布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和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擴展項目的通知》，公布第二批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510項和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擴展項目名錄147項……這一系列的舉措，使「非物質文化遺產」在各民族和全社會，特別是在廣大的民間與民眾中成為關注關心的焦點和熱議的話題。

人類口頭和非物質遺產代表作認定與公布的這一文化行動，將一向以來被認為是下里巴人、不登大雅之堂的、民間口頭的、大眾通俗的、古的老的舊的、非主流非官方非時尚非現代的文化提升為世界級別的、人類共享的、歷史傳承的、民族精神之根的、世界豐富多樣性的基因與武庫的高度來認識、評價和搶救保護，在中國迅速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全國性全民性全社會性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浪潮。甚至可以說，中國民間文藝界專家學者奔走呼號幾十年，磨破了嘴、跑斷了腿、寫禿了筆、費盡了心，也沒有達到和掀起如此巨大的文化浪潮，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這一文化行動，卻幾乎是一夜間改變了中國文化的走向。同時，「非物質文化遺產」這個陌生化的、拗口的、彆扭的、怪異的、新鮮的、罕見的、時尚的、歐化的名詞，其自身也居然在短短數年間與最廣大民眾的文化對接，傳遍全中國各個地域、各個行業、各個民族，成為21世紀初以來最壯觀的文化奇觀，這足以見證動用國家力量進行文化行動的作用之大，影響之深遠。

作為我國偉大農耕文明的結晶和８億中國農民的精神家園，優秀的民間文化遺產具有巨大的精神文化價值。我國農耕文明具有８０００餘年的漫長歷史，我國以高度發達的農耕社會為核心的封建歷史延綿了２０００多年，這是舉世罕見的文明奇蹟。民間文化遺產就是在這樣的歷史傳統中，口口相承、代代相傳。我們擁有人類全部歷史全部形態的口頭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我們的任何一種民間文學和藝術樣式，都在它的歷史單行道上走向了頂峰和極致，我們也不缺乏任何一種遞進發展的文化樣式。我們有儺戲、木偶戲、皮影戲和千姿百態的戲曲，乃至崑曲和京劇，我們有中國式的繪畫，也有獨特的書法藝術，我們有全套的神話、史詩、傳說、故事、歌謠、寓言、諺語、謎語甚至對聯，直到散文、詩歌、小說、戲劇，我們也有剪紙、年畫、刺繡、風箏、泥塑、陶瓷、玉器等等精湛民間手工藝。我們的傳統節日斑斕多姿、五彩繽紛、尊天敬地，娛人娛神，和睦鄰里，傳承審美。它們如今依然在中國民間有著活態傳承，見證著中國文明的偉大與輝煌。

王岳川：

我們本身有著歷史悠久、輝煌燦爛的文化，這是毋庸置疑的，只是在現代社會進程中處於被動挨打地位，導致我們的文化也受到置疑和衝擊，如果是完全白手起家，從零開始，那麼，中華民族永遠跟不上西方，我們只能在世世代代堅定的、和諧的文化當中去發現東方文化輸出、創新，未來世界誰都不敢打核大戰，我認為中華民族和諧思想可以讓人類共享。

中國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但中國文化從來不是高勢位地征服別人。文化是一種對等交流的東西，近代中國科技和制度一度落後，並不意味著中國的文化精神和思想學術就一無是處。中國文化作為中國思想中精微的部分，能承載21世紀獨特的中國本土精神，並可對人類未來發展盡一份文化重建之功。中國在努力學習西方科技現代化的同時，應該從一個世紀的「文化盲視主義」，進入到當代中國「文化發現主義」的精神自覺層面，再到積極主動地行動起來的「文化輸出」時代，所以，文化創新是變得非常的重要。

文化創新遭遇的一個強敵就是中國的文化失敗主義，這是對內而言。對外而言，中國文化形象模糊不清，甚至危險可怖。內部的虛空與外部的游移不定是中國最大的文化安全問題。文化創新是要培育一片生態世界，陽光與雨露，內部的協調和團結，外部的蒸蒸朝氣是中國文化健康發展的必要保證。新的文明時代將是一個後傳統的時代，傳統文化中的精髓，比如和合文化等觀念依然對這個世界產生重要的精神作用。中國的文化創新也必將迎來一個嶄新的開始。隨著太空文明時代的逐步發展，隨著文化世界觀的逐步拓展，中國文化藝術將走向健康的發展道路，從體系創新、範疇創新，到文化創新，時代給中國的最大的使命就是建構中國文化精神和重塑中國形象，作為正在崛起的大國必得在文化創新中向海外輸出傳播中國文化，以避免文化衝突升級而導致文化戰爭，並在國內學術界和國際文化領域尋求雙重對話，將20世紀的「全盤西化」轉化為21世紀「中西互體互用」。

中國經濟資本的崛起是任何國家都擋不住的，在科技一體化和制度並軌化中，中國的和平崛起將對人類的發展有重要的平衡意義。二戰之後的美、日、德都在中國之前，變成了世界前三強，而中國從一個很落後的國家變成了世界第四。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如果妄自尊大，就變成了這三個國家的對手，後面是英國、法國和義大利，也就是說在今天的「八國聯軍」當中，中國是比較孤立的一支。中國在掉下低谷後已經走上了復甦之路。這種復甦使得中國的身份變得空前的複雜。一會兒是「中國落後」、「第三世界」、「中國的環境污染」等等，一會兒是「中國的崛起」、「中國威脅」、「中國分裂」等等。我堅持認為，關鍵的問題不在於我們的科技，也不在於我們的經濟，更不在於我們的軍事，而在於我們的文化面目不清楚了。這就說明中國的「文化資本」還不豐厚，需積極進行文化象徵資本的積累和創新，通過經濟崛起與文化創新、文化輸出來共同提升中國新世紀大國地位。

向雲駒：

非常慶幸的是，國家的高層、決策層已經注意到文化的重要性了。黨的十七大報告向全黨、全國人民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增強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的偉大任務。黨的十七大報告還首次採用了「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概念，提出了建設和諧文化，加強對各民族文化的挖掘與保護。弘揚中華文化建設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建設大發展、大繁榮，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提升國家文化軟實力等一系文化繼承創新發展的目標與任務。

特別讓我們這些文人感到振奮的是，黨的十八大以後，文化強國已經成為一個非常響亮的口號。我們國家現在的經濟總量在全世界已經排名第二了，但是我們的文化，或者我們的文化軟實力，我們的綜合指標有若干個指數要在世界排名可能是100多位甚至是200多位，有些數字是非常非常遠的。所以，一個國家的崛起，一個國家的發展，一定不會是單一的某一個方面，如果一個方面崛起，其它方面一定要同步跟進，一定有一個整體的狀況，或者有一個龍頭引動拉動帶動全面的發展。可持續的發展不僅是科學發展觀的一個重要的理念，核心的概念，也是一個歷史發展的規律。因此，當我們的經濟、當我們的政治在世界上的影響越來越大時，地位越來越高時，國際上最後看的是我們的文化。當然，如果我們從歷史來看，一個國家要在世界上留下東西，還是我們的文化文明。我們古代被列為四大文明古國，也是我們古代留下的輝煌的一頁，豎立在那，永垂不朽，誰也取代不了。所以將來的歷史還是看你的文化的創造。

所以，我們要高度重視對本民族文化的挖掘、保護和創新。以非物質文化遺產中最大眾化、最活態化、最傳承化的民族民間文化與中華民族精神的關係發展史來考察，可以發現若干重要的文化定律。比如，民族團結、祖國統一，在民間文化生活中，是幾千年中華各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關於各民族同根同源的神話，至今保持著它的神聖性、至上性，並且在各民族人民之間代代口耳相傳，長久地影響、引導和強化著各族人民的愛國精神和民族團結的意志與觀念。

同時還要結合我們現在的情況，包括我們國家提出來的文化發展的思路並把文化發展放在一個很高的戰略地位，結合全球化出現的文化多樣性保護的熱潮，把文化多樣性放在全球化進程中作為不能迴避的課題，使本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保護變成一個全球共同的文化行動。這些都是非常重大的時代的變遷，理念的變革，文化價值觀的轉換。這方面也要加以認真的梳理。要看到中間重大的變革和歷史背景。這裡面有很多值得認真闡述清楚的東西，闡釋清楚以後人們就能夠理解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性。這需要從學理上來梳理。如果我們盲目地跟著這種保護運動，那就還是處於不自覺的狀態。只有我們認識了整個運動的價值和意義，它對某一個國家、某一個民族文化的保護的利益，對整個全人類的文化發展所具有的意義就很清楚了，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更加清醒地認識優秀文化遺產的價值，也才能清醒地開展和從事服務傳統文化保護的工作，也才能更好地融入全球的共識、全球共同的文化行動中，而且還能夠超越一般的藝術形態的不同，超越國家制度的不同形成一個全球共識，讓它既有利於不同國家和民族的發展，又有利於全球共同的和平共處和和平發展，有利於整個人類社會的和諧發展，有利於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我們應該站在這樣一個高度來認識這樣一個重大的文化變遷和時代變化。

王岳川：

我們處在一個偉大的變革時代，時代給了中華文明以新的機遇，我們應該抓住機遇，以大文化視角審視當前世界文化的「遊戲規則」，探討中國文化主動參與「遊戲」的可能性，同時也不放棄對於規則的修改權。《禮記·中庸》有言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文化事業要發展，文化戰略須先行，被動應對絕對不行。

毫不誇張地說，「文化輸出」的是一個文化戰略問題，需要明白人才能意識到其重要性。我們不可能軍事輸出，不可能政治輸出，也可能像早年「四大發明」那樣科技輸出，但我們的文化是可以輸出的。後殖民主義，包括之後的生態文化主義，都強調東方可以屏蔽西方的一元獨霸、霸權主義、單邊話語，使得對話溫馨、多元。東方帶有女性化，西方的強悍帶有雄性化。這個世界僅僅是男性中心主義是不合適的，需要女性的東方的柔性渾厚、和諧共生、多元並存、以退為進的方式。這個說法後來慢慢得到一些朋友支持。最近有堅持西方中心主義的人說：「世界就是世界的，不存在東方和西方」。這是錯的。「世界是世界的」，這是黑格爾的一元論和整體性思維，這在後現代面前早已土崩瓦解了。這世界東西方都沒法「區分」開的話，那德里達的「差異」性如何理解？他區分得非常非常細，還不僅僅是東方，中東、近東、遠東，遠東當中的中國、日本、韓國，韓國的各個民族，中國的56個民族，區分得非常細，怎麼能說世界是世界的？這是為誰說話呢？典型的西方單邊主義！

有人認為，西方沒有文化輸出而風行天下。這種說法是一種不負責任的。我認為，在福柯和德里達之後，任何所謂的歷史必然性都應該接受我們的質疑，西方真的沒有進行特意的文化輸出么？他們的文化是自然而然的被全球認同的么？我認為不是這樣，任何既定的結構和中心都是人類行為的後果，西方文化在全球的被接受也有一個漫長的過程，也是西方人自覺的文化輸出達到的結果。至於第三世界國家能否有效的文化輸出，這其實涉及到經濟實力與文化之間的關係問題，我認為文化輸出與國家的經濟實力之間是有聯繫的，但後者並不是文化輸出的決定性因素，事實上甚至在西方國家的綜合國力趕超中國之前，他們的文化輸出就開始了。可以說，在現代以前，文化輸出早已經存在。

歷史上許多大國興起的同時必然藉助一整套文化戰略鞏固並推廣自身的意識形態，英國在成為日不落帝國的同時，也將英國文化、語言、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甚至文學藝術滲透到了帝國勢力所能達到的每一個角落，在殖民地，英國用殖民教育培養了一批本土的英語精英階層，時至今日英語也是許多國家的官方語言。文化擴張成為了英國政治擴張的重要支柱。法國則從路易十三時代起，就將文化稱霸與稱霸等量齊觀，法蘭西優雅的禮儀與文質彬彬的氣質，使其成為歐洲風尚的準則。1635年路易十三時期的首相黎塞留創立了法蘭西學院，其目的就是保衛和弘揚法蘭西語言和文化。法國對於自身文化控制和推廣工作的高度重視，使法語在18世紀成為歐洲上層社會的社會語言，無形中又強化了法國作為「文明標準」的國家文化形象。

時至今日，西方自由、民主、法律、平等觀念連同上帝、耶穌這樣的精神信仰已經傳播到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這是從公元7世紀以來西方人持續不斷文化傳播的結果。歷史上基督教曾經四次傳入中國，第一次是公元7世紀唐太宗時期「景教」的傳入；第二次是13世紀元朝「也里可溫教」的傳入；第三次是16世紀末，明代萬曆年間，以沙勿略為先驅，以利瑪竇為中心的天主教耶穌會士來華；第四次就是19世紀的新教傳教士來華，可以說，基督教在中國的傳播幾經反覆和中斷，卻從未放棄過。

在實踐層面上，我認為文化傳播機制是一個大問題。美國文化藉助全球化的契機傳播到世界每一個角落，可口可樂、麥當勞、微軟、美國大片幾乎無孔不入，而亞非拉的原生態文化喪失了抵抗能力，只能逐漸邊緣化或者被改造；非但如此，在WTO、世界衛生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組織內部，奉行的法律依據和程序也幾乎是美國國內法律的翻版，有意無意之間，美國文化的邏輯已經改造了人類的思維、情感、認同、審美、交往甚至家庭生活。美國用三大片——薯片、晶元、大片——策略就征服了世界。這三片在IT界、媒體界、影視界無疑是一場革命。這三片是美國全球做大的一個模式，包括他的文化輸出，都是大規模的。從1996年開始，美國的文化產業已經超過航空、重工業等傳統領域，成為美國最大的出口產業。美國的文化產業已經佔美國GDP的25%左右。這一點就可以說明，美國花了多大勇氣來做它的文化宣傳。十多年前，美國文化產業創造的價值首次超過了重工業和輕工業生產的總值，這讓我們看到其在大國形象宣傳方面的不遺餘力。

與美國相比，迄今為止我國的文化產值所佔GDP的比重還很小，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的文化戰略應該有一批真正的人來做。而且，中國的文化教育應該重新制定，制定大國20年文化方略和方案，否則就有問題。我相信，隨著國家文化體制改革的深入開展，局面會有所改觀。

十幾年前，我提出「發現東方」、「文化輸出」的文化理論構想，這一理論的核心關注就是中國身份、中國形象、中國立場的合法性問題，目的之一就是希望我們五千年的古老文明能夠重新「發聲」並對中國當前的發展發揮持久深遠的作用。中國應該從整體上重新認識自己的傳統文化。古代精品文化的輸出極為重要，如四川的三星堆、湖北的編鐘、內蒙的成吉思汗陵等，皆為上品。我不是一個文化保守主義者，對文化傳統我有四重態度。第一就是看看我們兩千多年的文化，哪些已經變成死的文化僵化的文化，就堅決拋棄之，諸如裹腳束胸等。第二要用另一隻眼睛去看，哪些文化變成了文明的碎片，就像我們的硬碟需要整理一樣需要整合起來，變成一個可以集中使用的「文化群」。第三，可以看看兩千多年的文化中，那些是可以弘揚光大的還有生命力的文化。當一個民族的文化死掉以後，她的精神仍存是不可思議的。第四，就是要看那些文化經過與西方思想碰撞以後變成了新的文化形態，這些文化形態不僅滋養中國，有可能變成世界的共識框架。我們還需先從頭做「知識考古學」的工作。因為不懂得自己歷史、自己文化本源，就不會知道自己文化的未來。就像尼采所說的，這個世界有兩種人，一種是對這個世界的創造和「塞入」意義，一種就是「取出」和消費意義，有人永遠只懂得向這個世界「索取」，而不是「塞入」。

中國迫切需要「自我發現」和主動輸出、主動傳播，這種「發現」就需要總結文化深層內容，並熔鑄在具體的文化翻譯和思想闡釋工作中。就文化輸出而言，有人問中國還有什麼東西可以輸出，這其實是想說明只有「高勢位文化」才可以輸出。我想問，為什麼西方人不遠萬里到中國去看雲南麗江？麗江文化難到比現代的北京或者西方還要高勢位嗎？難道就人類不可以有懷古之憂思嗎？我們去看的古羅馬文化就比現代美國文化具有高勢位嗎？「文化輸出」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高勢位地征服別人。面對一個強大的西方，最好的辦法就是告訴它，中國是與人為善的，中國是有悠久歷史的，中國人是富於智慧和溫文爾雅的。通過我們積極主動的文化輸出，他們會知道中國文化是一種可以多元對話的平和的文化。正如李濟所說：「中國歷史是人類全部歷史的最光榮的一面，只有把它放在全人類的背景上面，它的光輝才顯得更加鮮明。把它關在一間老屋子內孤芳自賞的日子已經過去了」。東方文明決不是只能陳列於博物館之中，它應該，也必將在現代社會的發展中繼續起著重要作用，中國文化應該有益於世界和人類，這已經成為中國知識分子的精神訴求，也是世界文化發展的必然趨勢。

坦率地說，當代中國文化的輸出有四個重要維度：總結中國幾千年的文明以及文化精神遺產；更新觀念對當代性文化正負面效應加以批評總結；清理當代文化大師的理論與實踐；將這些思想成果整合成新的文化成果和藝術形式，輸出中國現代思想家學者的思想，從而使世界真正在價值平等的平台上，深度理解和重新闡釋中國文化與思想意蘊。「發現東方」的思想在東方主義話語中有其自身獨特的性質，即反對西方中心觀和中國中心觀，不斷堅持「中西互動觀」。中國不是任何「他者」的文化附庸和話語傾銷地，相反，在新世紀西方有可能從東方思想中獲得新的整合性話語，中國完全可以為自己的邊緣立場發出自己的聲音。

世界史是一部文明的歷史，更是一部文明間的歷史。古往今來文化間彼此交流與融合從未中斷，這種交往也絕非偶然的、孤立的、個體的行為，而是隱含著策略的、主動的、群體的要求。大凡國力強盛的民族，從不諱言學習他者與拿來主義，以漢唐之氣度，有張騫出使西域前後中西植物、器物等方面的廣泛交流，唐代萬國來朝，中國人在拿來的同時也毫不吝嗇地將自己的文化傳播出去：玄奘在求取佛經的過程中也不忘向印度翻譯傳播中國的《道德經》等典籍，鑒真東渡後則義無反顧地將唐文化的精髓傳至日本。文化的輸出從來不會給文化原產國造成損害，文化財永遠散之不盡，只能越散越多，日益擴大本民族文化的影響力和輻射力。

向雲駒：

說得好！只有文化財才是真正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而且越散越多，越散越能擴大自身的影響力。我們也知道，現在國際上對我們的文化也開始特別關注，好萊塢大片中開始出現正面的中國元素，頻頻向中國示好，並且，美國已發行了多套以中國文化為主題的郵票，近些年來，每逢中國的春節前夕，美聯儲都會發行一批生肖錢幣來應景，這跟我們國家近些年來注重向海外進行文化輸出和擴大傳播的力度有很大關係。

奧運會之後，海外對中國文化有了一些較好的反應，中國文化向海外傳播的正面元素的影響力比以前更強、更多了，我們可以日益感受到世界對中國文化強烈的好奇與期望，奧運會不僅僅是一次體育盛事，對中國來說，更是一次成功的文化行動，在奧運會這個舉世矚目的舞台上，近距離地向世界展示自己的文化形象，為中國文化形象的重塑和文化輸出創造了前所未有的契機。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近些年來，中國傳統的春節文化在海外日益升溫，日益從華人華僑的節日向國際性節日發展，日益從文化交流和文化功能向文化、經濟、政治多功能發展並在推進和諧世界方面發揮作用。其中與我國政府和民間採取有力措施，逐年加大運用春節文化平台開展文化外交和民間交流，推動春節成為國際性節日的努力分不開。2010年春節，我國有關部門舉辦了系列的「歡樂春節」活動，在美國、英國、德國、泰國等42個國家舉辦65項海外春節文化活動，收效非常明顯。藉助春節文化向世界傳遞中國傳統文化和時代形象，促進中國與世界的和諧互動。

當一個民族要振興時必須要有文化的支撐，當一個國家要富強時他不能丟掉自己的文化，中國政府也開始借鑒、學習國外的文化政策，如依照德國的歌德學院，創辦了「孔子學院」，教外國人學習漢語，希望更多的外國人通過學習漢語來了解中國化、傳播中國文化。可以說，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政府對於經濟發展之後的文化問題開始有了更為明確的主張，提出了中國自己的文化安全觀。

其實，改革開放之初，國家就開始在文化方面著力，我印象特別深刻的是被海內外譽為新中國的「文化長城」的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1984年2月，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關於加強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和資料搜集工作的通知》，對我國大多沒有文字只有語言、沒有書面文化只有口頭文化、沒有作家藝術家只有民間文藝家的少數民族而言，這個通知的工作重點就是搜集、整理、研究他們民間文學。1984年5月，中國民研會聯合國家民委、文化部又發出了《關於編輯出版<</span>中國民間故事集成>、<</span>中國歌謠集成>、<</span>中國諺語集成>的通知》，全面啟動中國民間文學「三套集成」工作，開展了全國規模的搶救與保護行動，由周揚任總主編，馬學良、任英、林默涵、周巍峙、鍾敬文、高占祥、賈芝任副總主編；鍾敬文、馬學良、賈芝分別任三套集成主編，共搜集民間文學資料逾40億字，幾十年過去了，這一浩大的國家文化工程日益顯現出它的偉大功績。

30年的搶救行動，見證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對人民的尊重，對歷史的尊重，對文化的尊重。30年前的少數民族民間歌手、民間詩人座談會就是胡耀邦同志親自批示批准的，華國鋒、葉劍美、鄧小平、鄧穎超、胡耀邦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接見代表，給民間藝人以崇高的榮譽，胡耀邦、烏蘭夫、阿沛·阿旺晉美、楊靜仁等國家領導人出席會議，會見代表。三套集成工作由中國民協和國家民委、文化部聯合主辦、部署、實施，其工作力度之大，各級黨政部門投入之多，全國覆蓋之廣，史無前例，充分顯示出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全世界再也找不到這樣的情形了。21世紀以來，黨的十六大、十七大報告都明確寫入了保護優秀民間藝術、重要文化遺產、非物質文化遺產等內容。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列入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和文化部、財政部等主持中國民族民間文化保護工程，列入中國文聯品牌工程。黨的正確領導和一個日益強大的祖國是我們搶救行動長期開展、持續實施、不斷深化的根本保障和強大靠山。

只有通過國家立法和行政層面有針對性的和有效的投資與支持，只有通過政府決策、政策制定等高層宏觀指導，開展一系列行之有效、有的放矢的文化行動，並對全民文化生活、學術發展等方面引發一系列的變革、變化和轉型，進而採取一系列可行的、長期的海外文化輸出，我們的文化、我們的國家才會真正形成自己的獨特魅力。

（二）文化共同體意識與文化行動的全民參與王岳川：

文化輸出是綿延不斷的可持續發展過程，沒有國家戰略的宏觀視野和支持，後繼無力，行之不遠，故此，需要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官方的、非官方，大家一起發力，多管齊下，共同促進民族文化的發展。

現代西方在這一點上已經走在了前面，從天主教到新教，都在傳播西方文化方面充分發揮了非官方的作用。以美國政府為例，美國充分發揮了傳教士等民間非政府力量的作用，從19世紀30年代起，美國新教傳教士就一批批來到中國，1889年就達到了513人，使得全國各地都有美國傳教士的身影。包括丁韙良、林樂知等傳教士採取了辦報紙、興教育等方式對外傳播美國文化，樹立了良好的國家形象，從而擴大了自己的在華利益。20世紀初，美國還決定退回庚子賠款，用於中美教育交流，甚至同歐洲、日本競爭中國留學生，其目的就在於培養一批親美國的知識分子。

中國的文化不僅要創新，更要將創新成果公之於眾，讓世界知曉，在這一問題上我們也走過了艱難的論證過程：從宗白華先生的「開窗拿來開門出去」、季羨林先生的「送去主義」，從我2003年提出「文化輸出」，到近兩年來「文化走出去」已經成為新世紀國家發展戰略，2009年甚至爆出了加拿大政府境地中國「孔子學院」進行文化滲透的新聞，也從一個側面表明了我們國家文化輸出戰略正在起到實質性作用。中國文化早已不再奢望拯救世界，我們的文化輸出更不是文化殖民，只是向世界呈現出真正的中國形象，提出尊重差異性的籲求，以平等的心態代表長期處於邊緣的東方文明參與構建世界文明的圓桌會議，在經歷了曲折的過程之後，文化輸出未來的是值得期待的。

向雲駒：

我覺得，在當前的新形勢下，要想進行有效的文化輸出，首先要搞清楚我們的文化家底有哪些。在摸文化家底方面，西方國家早就走在了我們前面，我們不可能白手起家，也不能白手起家，一方面要創新，一方面要整理國故，就是發掘我們民族千百年來流傳下來的寶貴文化基因，做到心中有數之後，才能分批次、分層次、有步驟地向外輸出。

在摸清自己的文化家底方面，我們的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是最早響應與推廣教科文組織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行動的專業組織。1986年，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與芬蘭聯合召開中芬民間文學搜集保管學術研討會，專題研究、評價、落實教科文組織1985年索菲亞大會總幹事的文件《關於保護民間文學國際通用規則中技術、法律和行政方面的初步研究》和教科文組織1985年巴黎保護民間文學政府專家委員會第二次會議精神。1990年代至本世紀頭10年除了上述幾項與北京辦事處直接合作外，中國民協還努力推廣教科文組織的《保護民間創作建議案》。人類口頭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行動實施以來，我們推動並實施了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推動了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的建立，參與了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的立法進程，推動了國家施行「國家文化遺產日」，推動了國家將傳統節日列為國家假日，推動了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理念的傳播與研究。短短數年間，中國的文化、中國的社會、中國的旅遊、中國的農村和地方文化、中國的民俗學、民族學、人類學、中國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搶救與保護，得到了極大的認同與發展，教科文組織和中國民協在其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

王岳川：

應該說，中國政府對於全球化時代的文化問題有著自己的主張，提出了中國自己的文化安全觀，改革開放以來歷任國家領導人的文化立場，多在於強調合而不同，求同存異，鼓勵和加強超越意識形態和社會制度的文明對話。然而，中國這種「韜光養晦」的戰略適用於經濟和政治層面，但比起周邊日、韓政府目標明確且咄咄逼人的文化政策和步步為營的文化行動，中國在文化政策層面卻顯得氣象不足且特徵不夠鮮明，特別是在具體的文化舉措方面，缺乏相應的落實，這也導致了東亞文化領導權的危機，可以說，在高層，宏觀指導有餘，微觀實踐不足，在國家立法和行政層面缺乏針對性和有效的投資與支持。中國民協的這些舉措，為社會各界如何將文化自覺之後如何採取文化行動、切實推進文化的影響，並為未來的文化輸出，起到了表率作用，為大家做出了很好的榜樣。

向雲駒：

不謙虛地說，類似中國民協這樣的諸多社會團體和組織，在落實和促進國家、政府的文化戰略、文化政策方面，功不可沒，使這些宏觀的、抽象的東西，能夠落實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之中，使其更具備社會化、日常生活化的形態，使它們成為人們喜聞樂見的文化樣態，確實起到了相當的示範帶頭作用，甚至可以說在某些方面走在了時代的前面。

大家都知道的是，近些年來，清明、中秋、端午、春節都開始成為國家法定節假日，而大家不一定知道的是，國務院關於將這些傳統節日納入國家法定假日的一些政策的出台，也是和我們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長期的努力密不可分，我們民間文藝家協會裡的一大批專家，他們經過深入調查，向國務院、全國政協多次呈交提案以後才得到採納，最終才成為國家制度，而這些制度，反過來又將會對我們的民間文化遺產、民間文藝，乃至整個中國傳統文化的發展，產生深遠的、歷史性的影響。可以說，這樣一年一年把我們的假日和節日放在一起，我們的節日就得到了根本性傳承和保護。節日是民間文化集中展示的大舞台，每一個節日都必須展示它獨特的民間文化及民族文化，這實際給我們協會搭建了一個巨大平台。我們民協還開展一些其他相關工作，例如命名了幾百個民間文藝之鄉，像中國剪紙之鄉、中國年畫之鄉，這些文藝之鄉形成了不同的文化風俗、文化品味，這也是我們保護文化多樣性的一個重要的手段和舉措。還開展了各種民間藝術節、民間藝術博覽會、民間手工藝比賽等等，而且每年還會評選各種成就獎，舉辦一些國際交流會。

我曾經在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工作過十多年，別的領域我不敢誇口，但對於中國民協長期致力於將中國傳統文化挖掘並發揚光大所採取的行動，我是很清楚的。

2000年12月，中國政府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再度簽署「保護中國少數民族無形文化遺產·民歌」的行動計劃，由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組織實施。此後三年間，中國專家在全國各地的村寨、山鄉、牧區，共採訪壯族、瑤族、侗族、漢族、回族、保安族、東鄉族、裕固族、土族、藏族、撒拉族等民歌手235人，搜集各族民歌385首，錄音2520分鐘，錄像3420分鐘。這次採錄，把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推行的最先進的國際保護理念和技術手段悉數運用，實現了科學采記和存錄。比如，用文字、攝影、錄音、攝像記錄演唱全過程；真實記錄民歌手演唱環境、民俗、節日等；比如，在整理過程中採用少數民族語言、漢語、英語、國際音標同步標註和互譯，實現了科學記錄、多符號記錄，多語言與錄音、錄像比照存錄等，既有利於長久保存，又有利於多層次、廣範圍的文化交流。

2002年，中國民協啟動實施了「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計劃用10年甚至更多的時間對我國各民族文化遺產進行再一次全面普查。主要內容包括：開展大規模的、全國性的民俗文化調查，建立中國民俗文化圖文資料資料庫，實施中國民間文化傑出傳承人調查、規划出版中國民俗志、中國民間故事全書、中國木版年畫集成、中國服飾文化集成、中國唐卡藝術集成、中國泥彩塑集成、中國民間美術遺產總目、中國古村落調查與保護等。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立足於時代的高度，著眼於科學性、全面性、代表性、藝術性，以文字、圖片、錄音、攝影、攝像作立體記錄，把各種文化事象作綜合調查，全面呈現和展示中國民間文化的生態活態性狀，釐清中國民間文化的家底，確立中國民間文化保護的體系和對象。

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獲得的大量成果，許多填補了我國文化史的空白，許多重大發現及時保護了一批珍貴的文化遺產。搶救工程對傳承人的調查推動了對民間藝人的尊重、保護和技藝傳承。搶救工程為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提供了基礎理論、方法、人才、成果。搶救工程對少數民族文化遺產保護的呼籲、行動，促進了民族文化的弘揚和民族平等、民族團結、民族文化交流。搶救工程在全國各地實施與展開，促進了地方經濟、文化、社會的全面進步和協調發展。搶救工程緊密配合國際行動和國家文化戰略，提升了中國文化遺產保護的國際影響，促進了國際文化交流。搶救工程還直接參与四川汶川地震中羌族文化遺產的文化救災，取得重要成果。目前，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還在全國方興未艾，各種成果正紛至沓來，它的影響還在向廣度與深度延伸。

2009年，在社會各方的共同努力下，更加具備學術理性的、更大範圍的、全民性的搶救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行動也在強力推進。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法國電影學院（北京）、新浪網播客等聯合主辦了用影像記錄民間文化遺產的「記錄正在消逝的文化」活動，受到網民的熱捧，一大批具有發現性、搶救性、保護性、藝術性的DV作品在網上熱播。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還與國家教委大學生在線網站聯合舉辦了「我發現、我記錄、我傳承」的大學生寒暑假文化行動。山東省諸城市民協開展了中學生假期采寫民間口傳文學遺產活動，萬餘名中小學在校生參與，獲得6000餘份有效記錄，普及與傳播了鄉土文化遺產。學生們的足跡到達全市村村戶戶。全國眾多的中小學校開始嘗試將本地優秀民間文藝編成鄉土文化教材，讓青少年學習、實踐、傳承優秀文化遺產。專家學者也及時指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納入中小學教育勢在必行。中國彷彿一下成為了一個非物質文化遺產大國，全社會的「非遺」熱潮此起彼伏。

2009年元宵節期間，由14個國家部委參與，在北京舉辦的「中國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技藝大展系列活動」，充分顯示出「非遺」保護在政府工作中的地位進一步提升，而將近20萬觀眾的參與，則反映了對我國「非遺」的關注更具社會化。2009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政府間委員會第四次會議批准第四批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中國25個項目入選，總數達29個，居世界各國之首。這些代表作絕大部分屬於民間文學藝術文化的範疇。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日益深入，非物質文化遺產與民間文藝也日益交叉交融，呈現互動互補的文化格局。我國非物質文化遺產隨著世界性代表作的數量提升，並形成了縱向四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體系，形成了統一協調的多門類多部類聯合的橫向聯合保護機制，形成了由代表作、傳承人、生態區、博物館、圖書館、文化館、研究中心、學術中心、傳承基地、教育基地構成的保護格局。可以說，隨著我國保護工作的迅速升溫和全民熱潮，「中國經驗」也隨之在國際上廣受關注，成為重要的中國元素，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王岳川：

世界上任何文化都不缺少創新的生命力。《聖經》中上帝賦予亞當區別於其他生物的特徵恰恰在於可變性。中國更不乏文化創新的經驗：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經》說：「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易傳》認為：「日新之謂盛德」；《大學》開篇強調「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近代梁啟超則再次呼籲「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這些思想影響深遠。從這個意義上說，文化創新是創新傳統在文化代際間的接續。創新是文化有機體的必然趨勢，也是全球化時代所有文化無可逃遁的命運。只有不斷創新，中國文化才能避免淪為博物館中供人研究的對象，才能保持主體的生命活力，生生不息，創化不已。

向雲駒：

對，我們保護和傳承古老的文化遺產，並不僅僅是為了開博物館，更是為了對我們今天和未來有所啟發，能夠有所本，使我們的文化不是凌虛蹈空，使我們能夠在舊有的文明基礎之上開出新的文明之花，結出新時代的果實。岳川教授之前曾談到過，全球化中的「文化爭端」是「文化衝突」的先兆，近些年文字印刷界和考古學界出現的幾個重大問題，表明所謂「遠東」各大國在「四大發明」和亞洲歷史問題上出現了話語權力之爭，引起了各方的關注。美國不太重視考古學，因為無古可靠，但實際上，只有短短兩百多年歷史的美國，也開始重視他們的文化家產，早就開始了摸文化家底的行動。

早在1990年，美國就啟動了「美國記憶」計劃（AmericanMemory），旨在以數字化方式整合建國200年來的歷史文化遺產，隨後又啟動「下一代互聯網」（NGI）計劃，力求通過大範圍的科研協作，實現科研成果共享、提高科研效率，還通過虛擬圖書館、虛擬實驗室提高教育質量。1998年，法國啟動了「文化精品數字化」（JOUVE）項目，法國的文化部每年投入8100萬法郎，對來自圖書館、檔案館、大型博物館和文獻中心的文化資源進行數字化整理、存儲和利用；日本則在完成了「e-Japan」的戰略之後，又於2004年推出了「U-Japan」的戰略目標，計劃在2010年將日本建設成一個「任何時間、任何地點、任何人、任何物」都可以實現知識共享的社會環境……他們都在利用新的手段、方式來整理各自的文化家產，並為未來新條件下重新利用、創新發展各自的文化奠定了基礎。

目前，開發和利用文化資源的文化產業，是全球經濟新的增長點。我國豐富的傳統文化遺產是無比珍貴的文化資源，可以在合理的開發和利用中轉化為文化生產力。通過生產性方式的保護，以保護帶動發展，以發展促進保護，進而實現文化保護與經濟開發的良性互動，在文化產業領域扶持傳統手工生產，振興手工產業，走與現代工業生產並舉共存、互補互益的產業化發展道路，推動傳統文化保護事業由消極保護向積極的生產性方式保護轉變的重大實踐。傳統手工技藝將在文化產業機制的激勵下擁抱生活、煥發活力、與時俱進，其活潑的文化生產力，不僅促進了傳統文化遺產保護的可持續發展，也促進了本地、本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還擴大了當地文化在國內、國際社會上的影響。

王岳川：

我認為，向社長談到的中國民協所採取的一系列文化行動，和我提出的「發現東方」所指的方向和目標一致，可以說是「發現東方」的題中之義，也可以說「發現東方」與中國民協等社會機構組織所進行的一系列行動不約而同地構成文化輸出行動的重要前提和基礎。

我一直主張，發現東方，就是在有了文化自覺意識的基礎上，行動起來，不能坐、等、靠，更不能指望西方來發現我們，而是我們自己作為發現的主體來重新認識自身的文化。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等社會團體、組織所開展的一系列文化行動，就是基於文化主體的主觀能動意識上的「發現東方」的實踐活動，為我們進行文化輸出提供了一定基礎，如果說發現東方是一種理念，那麼文化輸出就是一種實踐，對全球化、現代性與中國文化的整體反思，其目的是通過輸出，將中國經驗世界化。連美國這樣沒有多少歷史的國家都開始挖掘本民族的文化元素，並將其短短兩百多年的歷史文化進行數字化整合利用，我們更應該加快我們行動的步伐。我想說明的一個問題是，只有「發現東方」成為整個東亞的問題，人們才能真正感到發現和輸出的重量。

而另一方面，在實踐操作上，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財力，尤其是資金問題，現在大抵只能通過民間方式積累和吸收國內和海外資金，民間資源也不可小估，這一工作意義重大，難度也很大，也許只能在做的過程中不斷加以完善。文化輸出肯定會像玄奘西天取經一樣遇到很多麻煩，但玄奘不是無怨無悔地踐行了嗎？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去做呢？在我看來，文化輸出必然會遭遇很多意想不到的困難，這需要我們的才智和勇氣，以及堅持不懈的努力。

向雲駒：

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的這些搶救行動，確實是我們自己的專家、學者在主持進行的，並且行動得比較早，在大家還沒充分意識到的時候，我們民協的搶救、摸底行動已經如火如荼地開展了，可以說，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是伴隨著新中國的發展而成長起來的，60多年來，櫛風沐雨，與共和國同甘苦、共榮辱，從小到大、從無到有、從弱到強。60多年的民間文藝事業，見證了中國人民的文化翻身、文化發展、文化繁榮，見證了中國文化發展的偉大成就和輝煌歷程。60多年來，在祖國的繁榮發展中，中國民協一直與祖國同行，為搶救、保護、傳承和弘揚中華文明不遺餘力、薪火相傳。

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實施過發掘本土民族文化的「三大戰役」，始終圍繞著搶救、保護、研究、發展中國各民族民間文藝和民間文化遺產，在中國文化史上留下了具有深遠意義的三座文化豐碑。

第一次「戰役」是以「大躍進」民歌為高潮的各民族民間文藝運動。第二次「戰役」是「文革」之後的新時期，歷時25年，以「三套民間文學集成」為標誌的全面科學地普查各民族民間文學。第三次「戰役」是以搶救工程為龍頭的民間文化遺產保護運動。60年來，在祖國的繁榮發展中，中國民協與祖國同行，為搶救、保護、弘揚中華文明不遺餘力、薪火相傳。中國民協所進行的這三大「戰役」，就是民間文藝事業發展的三次高潮，這三大「戰役」也見證了中國文化發展的三個時代、三次高潮、三座高峰。

民間文學、民間藝術、民俗文化散佈於田間鄉野、村頭炕上、廣場祠堂、歲時節令之中，它的最大特性就是倘要對之加以鑒賞、傳播、研究，就要深入其間，奔赴田野，身臨其境，去搜集、調查、整理。應該說，在發掘本民族民間文化方面，中國自古就有這樣的傳統，中國自西周就有詩官採風制度，孔子采詩並編纂《詩經》，兩漢有樂府制度，歷朝歷代的文化在其發展成熟到糜爛之時，往往會從民間文化中汲取清新剛健的因素，為其文化注入新的活力。

王岳川：

向社長談到的中國民協採取的一系列重大文化實踐、文化搶救行動，我有所了解，的確讓人嘆為觀止，這些行動，相當於對我們民族歷史文化進行了一次次知識考古和文化發現，對本民族的傳統進行再發掘，意義非常重大。隨著現代化的衝擊，這些存留著我們民族文化指紋的傳統文化、民間文化無不受到衝擊，在同質化嚴重的現代社會，這些文化承載著中華民族的形象，是中華民族文化的重要構成元素，必須及時加以保護和搶救，我覺得，搶救、保護和傳播應該齊頭並進，並且要與時俱進，不拘一格，藉助當前最先進的技術來進行保護與創新，我去過敦煌好多回，他們的數字化保護和傳播就做得非常好，讓人印象深刻。

向雲駒：

我們不僅及時採取了一系列的保護和搶救行動，還與時俱進，適應數字化時代的新情況，對我們的文化遺產、文化家底進行了一系列的數字化保護措施。

有鑒於由傳統的紙質圖書出版，不僅工程量大，出版周期長，成本費用高，而且不能適用於現代的傳播與共享，也很難達到科學有效地保存這些珍貴資料的目的。目前，數字技術一日千里，電子掃描技術廣泛運用，軟體編程可以靈活簡便地處理和檢索存儲資料的繁雜內容，電子圖書、數字圖書館技術也為記憶遺產的保護與傳播帶來翻天覆地的變化的前所未有的機遇與便利。為此，我們又開始實施中國口頭文學遺產普查資料數字化工程，並將此一工程納入中國民協正在實施的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作為其子項目之一，按民間文學的科學分類編排、掃描、錄入我會現存民間文學資料縣卷本及其他現有資料，使其可以永久存儲和網上傳輸傳播。具體包括口頭神話資料庫、口傳史詩資料庫、口傳長詩資料庫、口頭傳說資料庫、民間故事資料庫、民間笑話資料庫、民間歌謠資料庫、民間諺語、歇後語、謎語資料庫等等，並按我國56個民族編排各民族民間文學資料庫，每個民族的資料庫包括該民族民間文學的各個類別，還按圖書索引、檢索的方法設計科學、完善、方便、豐富的檢索體系與功能，系統設計編排程序，使中國口頭文學遺產普查資料全部實現分級分類分項分詞等的強大編程和檢索功能，方便運用和網上傳播。我們還適時將普查資料中的民間故事部分進行研究和進行主題分解分類，按國際通行的AT分類法——阿爾奈一湯普遜民間故事類型與分類法，進行母題類型編序和分類，目前國際上通行的《民間故事類型》並沒有包含中國的，而美籍華人學者編的《中國民間故事類型》雖有英文版，但僅僅只有很少量的中國作品，所以，還將適時出版中、英文的《新編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索引》。

我國現有民間文學資料規模數量堪稱世界之最，其唯一性、完整性、珍稀性、巨量性，舉世罕見，而中國民協所進行的民間文化遺產的搶救和保護工程，是人類有史以來，最浩大的對口頭遺產進行文學記錄和有形保護的文化工程，是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做到也望塵莫及的，在人類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和記憶遺產行動中堪稱壯舉，但這些資料或集中，或分散，很大一部分在省級民協組織或民間文學工作者個人手中，對這些資料的再搶救以及把它們由一般資料轉變為共享的文化財富，顯得十分迫切和必要。以電子版形式向海內外出版發行中國口頭文學遺產普查資料數字圖書，其內容同以上資料庫相同。這將是類於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儒藏、道藏、佛藏等大型圖書工程的電子圖書工程，並且是中國口頭文學遺產的道次整體推出，具有強大的文化震撼力。

數字時代的到來，建構了全新的文藝生態。影視、影像藝術的發展及其傳播影響之大自不必說，就是它的記錄功能，也被廣泛地運用於社會的方方面面，在文化藝術領域更是日新月異。對文藝人物、資源、作品、形象、創作、技術、藝術、生態、生活、環境、歷史、傳承等進行活態的影像和立體的記錄與傳播，成為現時代文化積累、文化傳承、文化收藏、文化研究、文化教育的重要而具時代性的特點。影像及其數字化比文字、文獻典籍傳播傳承文明具有更有效、更全面、更生動、更真實的作用，其對未來的貢獻與影響也將十分深刻與長遠。

為了在信息化時代更好地保存、傳播、弘揚中國的文化藝術，更好地融入世界，中國文聯還專門成立了文藝資源中心……

王岳川：王岳川：

據我了解，目前不少文化企事業單位也在努力推動本領域的文化資源數字化進程，象國家隊的國家圖書館、中國藝術科技研究所，文化部民族民間文藝發展中心等等，近年來都開展了大量的工作，非國家隊的更是不少，比如西安曲江文化旅遊（集團）有限公司負責的「城市文化資源數字化展示技術研發」，楊凌風向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負責的「地區文化資源數字化應用示範」，產學研各類單位既分工又合作，實現模式的創新，形成了不少值得借鑒和推廣的經驗，但無不耗時耗力。可以想像得出來，建設中華文藝資源資料庫，任務非常繁重，但是，毫不誇張地說，這將是一項弘揚中華文化的重大戰略工程，功在當代，利在千秋，雲駒兄責任重大啊！

（三）文化輸出與中國文化的再中國化向雲駒：

岳川教授一直堅持的「發現東方」、「文化輸出」，非常具有前瞻意識和擔當意識，我們的學者，我們的知識分子，有責任引導政府和社會的保護行動，擔當興利除弊的學術使命，堅持學術立場，推廣科學方法，實現人類文明的永續傳承和全球共享。

王岳川：

提出「發現東方」，是受恩師季羨林先生的啟發，他很早就提出「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觀點，指出二十一世紀是中國文化的世紀。「文化輸出」觀點不是我的原創。早在1921年，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蔡元培先生就在北大的開學式上提出了「文明輸出」：「我們一方面注意西方文明的輸入，一方面也應該注意將我國固有文明輸出。」當然，當時的語境是整理國學、國故，而新的文明輸出還要強調新國學——20世紀中國的新文明。我提出「文化輸出」思想還受到了宗白華先生「開窗拿來和開門走去」的思想和季羨林先生文化「送出主義」思想的啟發。宗白華先生在20世紀30年代說過一句話，當時的中國是風雨如磐的神州，就像一座墳墓一樣，必須開窗讓西方的歐風美雨吹進來，使我們文明僵化的程度減低。到了世紀末他又說：我們應該開門，讓中華民族經過一個世紀西學的碰撞整合後的新文明走出國門。這提醒我們文化的發展，有可能到了從魯迅的「拿來主義」走向新世紀中國文化的「輸出主義」的時候了。季羨林先生提出中國文化要「送出去」，我問他為什麼要用「送」字呢？他說送人的東西是不講代價的，不需要付款的。我說如果人家不喜歡呢？他說不喜歡我也送，我就硬送。那麼，我提出了「輸出主義」的「輸」是源源不斷的意思，是可持續發展的意思。季羨林先生的「送出主義」更側重於「他者不來拿而我主動送出」的意思，「文化輸出」則側重於「全球化中文化可持續的發展」意義——源源不斷地「輸出東方文化」的層面。在我看來，每一次思想的遞進都是很小的；這個「輸」還有一個整體輸出的意思。

在文化拿來和輸出上，我對三位歷史人物——傳教士沙勿略、玄奘和尚、鑒真和尚非常佩服。

1542年，西班牙傳教士方濟各·沙勿略到了亞洲的大門，進入印度傳教。1949年他成為進入日本傳教第一人，卻發現日本的情況和印度的大異其趣，日本人的思想文化和生活習慣受中國文化影響很大，他看到筷子文化、書寫文化、亭台樓閣文化等覺得與中華文化淵源甚深，必須學習漢字文化圈的語言文化和哲學思想。1551年他決心到中國傳教，其最大的理想就是在把天主教傳進中國。因為他覺得如果中國的皇上都信上帝了，那整個中國不都信了嗎？但恰好那時候中國正在閉關，他在廣東上川島徘徊而不忍離去，最後貧病交加，於1552年死在中國的上川島上。我想問問，當代中國有哪個博士、博導、教授跑到美國或者法國門口不走，堅持要去傳播中國文化的？有一次，我問一個出國的朋友：你在美國讀完哲學博士在幹麼？他說我在唐人街開了一家特賺錢的中餐館！我曾在《藝術本體論》中說：這個世界的人們蓋上了高樓大廈，讓肉體不再淋雨，卻讓靈魂留在了戶外淋雨，這是多麼可悲的現代性事件！

文化拿來和文化輸出並不矛盾。古代有玄奘和尚、有鑒真和尚。玄奘是拿來，鑒真是輸出。為了傳播文化，鑒真年事已高，五次出海均告失敗，最後雙目失明仍然堅定不移地渡海成功，到日本傳播中國文化，成為向日本文化輸出並影響了日本文化諸多方面的重要人物。當然，還有文化拿來主義的先驅——玄奘，歷盡艱辛到印度取經18年，回來後，皇上許他以高官，他拒絕了，只求一棲身之所得以翻譯印經，歷時19年共翻譯佛經1335卷，直到圓寂。但僅僅過了26年，玄奘取經的印度所在地，發生了民族宗教爭端和戰爭，許多經卷原文在戰火中付之一炬。過了一千多年，今天印度提出把唐僧譯過來的經文重新翻譯成英文和梵文。可見文化傳承和互動多麼重要！

正是因為有這麼多的文化拿來和文化輸出的先驅，讓我倍感文化輸出的責任與意義。事實上，中華文明輸出自古就有。在我看來，中國文化分為三個層面。第一個文化層即最底層的日常生活文化，我們輸出去的絕大部分都是這類，如園林、絲綢、瓷器、指南針、火藥等；第二層是藝術文化。藝術文化大抵是文學作品、書畫藝術、戲曲等；最上層是思想文化。在中國向海外文化輸出最缺乏的就是中層的藝術文化輸出和高層的思想文化輸出。因此我準備做三件事：

首先，以民間立場策劃翻譯500本書。分成三方面，一是從先秦到近代影響中國的100部古代經典；二是將20世紀從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到季羨林、張岱年這些經歷過歐風美雨的著名學者的思想結集並翻譯成英文，共100位學者，每人一集。這些學者在西方留過學，接受過西方文化，通過這些書籍的結集和翻譯，向世界展示東西方思想火花的碰撞。這方面，我於1995在中國青年出版社主編出版了《二十世紀中國學術大師文化隨筆》百部，可作為翻譯的藍本；三是翻譯300本「中國當代學術文化生態」專著。主要反映新時期以來的中國文化生態，如中國書法生態、中國建築生態，中國戲劇生態、先鋒藝術生態等。力圖以民間的立場，學者的眼光，客觀的視角、天下的胸懷來做這件事情。這500本著作需要集天下雙語精英的翻譯人才從事翻譯，其費用將是天文數字。我在南京大學做講演的時候，有一件事情讓我非常感動。一個研究生上來遞給我一個小盒子，說「王老師，聽你講演我非常感動，這是我的捐款，我現在只有這50元錢，請您務必收下。」這是我收到的第一筆捐款，讓我感動莫名。我想有這麼好的支持者，由外內外的朋友們的關心，如果這個國家有更多的「有識之人」、「聰慧之人」、「為天地立命之人」，那這套數百部的翻譯叢書，一定會在不久的將來送到世界各地大學的圖書館。

其次，準備拍一百集中國式的《發現中國》，儘可能具有國際性和視覺衝擊力的精美作品，來直觀地展示中國形象。過去，我們總是大而化之地講儒家、道家、佛家文化，或者是以區域文化如巴蜀文化、閩南文化、燕趙文化等大文化圈分類，但今天我們要發現中國文化的細胞，比如千年古縣、三星堆、成吉思汗陵墓等等。

第三，辦一所「新西方」學校，目的是教初步掌握漢語的外國人學習中國文化。中國有個學校叫「新東方」，它是輸送中國人出國的最大的語言船，成批地把中國的孩子運出去。在北大的一次十佳辯論賽上，一個英語系孩子的話提醒了我：我們天天在參加雅思、托福等英文考試，什麼時候也讓外國人蜂擁般地來我們中國來參加漢語水平考試？到那時我們中國的文化就會被世界人民深切地認識。我倡導辦這樣一所學校的確有點烏托邦色彩，但是沒關係，因為當大家都去做某件事情時反而意味著這件事情已經快要成為歷史，而大家還沒有想到做的新事情，才意味著有更多的未來。

最近幾年以來，外國人學漢語的熱情空前高漲。上世紀末美國教育部門基本上不要求學生選擇外語，而隨著世界的逐漸多元化，美國人也開始重視外語，大學選擇漢語的人數首次超過了選擇日語的人數。今年，全世界學漢語的人超過了七千萬人。我相信中國語言和文化一定會世界化而成為人類的重要話語。而且我還知道，一個人學一門語言就會或多或少喜愛這門語言所代表的文化，我們學英語不是有這樣的體會嗎？難道我們不能反過來思考，讓西方人也來通過漢語了解漢語文化圈的意義，進而感受和體悟作為東方文化大國的中華文化？

向雲駒：

您的這幾項任務，哪一項都非常龐大，以您一己之力恐怕難以完成吧。

王岳川：

僅憑我一個人的力量確實完成不了，這就需要發揚愚公移山的精神，同時，也要通過各種方式、各種渠道來呼籲，喚起大家的文化自覺意識，尋找有志於此的同道中人，共同來完成。有人說，中國文化輸出是官方的事情，個體作用微乎其微。中國文化輸出確乎有一個瓶頸，即「官方和民間」的問題——文化輸出究竟是官方的做法，還是民間的做法？應該說，文化輸出與國力增強緊密相關，但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還是民間的做法。作為個體，我們通過自己的方式做文化可持續性發展工作，意義重大。只有個體覺醒了，群體的覺醒才有堅實的基礎。

向海外推出500種中國思想文化著作，進行思想輸出——這個任務基於我對兩個事實的釐定。其一，在做文化輸出整體思考之前，我做了一個文學社會學調查。我到北大圖書館查卡片——1900年以來的百年間中國人「翻譯」了多少外國人的書？注意是「翻譯」而不是撰寫介紹之類。我做了一個「年代曲線圖」，發現當中國社會出現特別重大的變革，如1919、1949、1957、1966、1978、1989、1992等，翻譯界就會出現奇怪的中國知識分子「心電圖」。後來大概做到一半的時候，我又得到國家圖書館的特許，進一步查找，矯正了一部分，得出的結論觸目驚心：中國知識分子前赴後繼在二十世紀共翻譯出西方的書106800餘冊！當然，其中可能包含部分的重複。其二，做完社會學調後，2000年我反向思維去看西方人20世紀翻譯了多少中國書不到1000本！文化的對話和相互了解很關鍵，任何單維的「獨白」都隱含著文化衝突這是文化侵略的危險。在十八世紀，法國對中國非常欣賞，當時看到中國園林都驚奇不已，中國的絲綢也成為達官貴人、小姐太太的爭寵之物，中國瓷器（china）在西方就像我們今天看到玉器一樣珍貴。但是沒過多長時間西方人就對中國開始厭倦。中國形象經過了一個「神化」——「妖魔化」——「敵對化」的過程。我想看看外國人二十世紀究竟翻譯了多少中國書？結果令人非常失望：大抵翻譯了一千冊左右！當然這一工作做得還不夠全面，也許有的書沒有查到，希望大家同心協力來做。但是西方人對中國思想的了解相當少卻是一個無可爭議的事實。你想想，我了解你一百，你了解我一，你算了解我嗎?如果從經濟學的角度看，這種巨大的「經濟赤字」足以引發戰爭。今天中西「文化赤字」達到一百比一了，但我們的學者們仍然無動於衷，有人甚至認為中國應該再堅持輸入10萬到100萬冊，中國才有救。他們認為，只有依賴西方才有救。但是，我想說的是：印度作為英殖民地長期依賴西方，越南作為法殖民地也曾長期依賴西方，但是今天又怎麼樣了呢？其落後為世所知。那種僅僅被殖民就能富強的看法，實在是無知之至！

應該說，現代性以來，中國翻譯界對翻譯與文化的關係非常重視，因為學者們意識到，翻譯問題的背後是文化精神和國力問題。我清醒地體認到，思想文化的翻譯對輸出的重要性。「發現」和「輸出」互相依存，發現要靠我們，至於「輸出」首當其衝的是輸出方式和途徑問題。漢語言全球化在目前不具有可能性，因此，文化輸出只有運用漢語－英語互動式方式闡釋傳播中國經典和當代文本，即用第一世界的形式（語言傳播）傳送第三世界的內容（思想文化）。文化背景的差異使得輸出不可能是強制性的，而只能是對差異性文化的欣賞，當這種欣賞進入深層次時，進入文化的神經中樞時，西方就會打破語言的障礙，一窺東方文化的堂奧。

而且，翻譯書籍在中國並不是最近才有的事情，中國歷史上大抵有四次翻譯高潮。第一次是東漢至唐宋的佛經翻譯；第二次是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譯；第三次是鴉片戰爭至「五四」的西學翻譯；第四次是新時期八九十年代的對西學的全面翻譯。這四次翻譯高潮使得中國學術有了新的知識譜系和學術增長點。但這幾次翻譯高潮，都是雙外文譯入中文為主，中國在翻譯上處於「入超」地位，因此，要改變這種文化入超，也可以說是「文化逆差」的情況，對外介紹中國，使外部世界了解中國顯得尤其迫切，進而也對中譯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種「中譯外」的氣魄應該說與國運緊密相關。從時間上看，20世紀初期和末期是翻譯的最為輝煌的時期，中國翻譯西學達到了高峰。但是，20世紀中國學者著作翻譯成西文的情況不可樂觀。因為條件所限，若干統計調查的結論還有待進一步證實。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中西翻譯著作出現了巨大的文化逆差，中國翻譯西學幾乎是西方翻譯中國20世紀著作的一百倍。中西文學作品的翻譯，有人認為為西翻成中為中翻譯西的十倍，其實遠遠不是這樣。僅僅就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我2007年統計）近三十年的翻譯而言，翻成西方的中國著作僅僅33本，而將西方著作翻譯成中文的則達到近千本。

大概8年前，十家譯文出版社社長和總編輯請我去五洲出版社開了一個會，我到會才發現只有我一個學者，他們同我探討中國文化輸出應該怎樣進行。我提出了尖銳的批評，同時也提出了一些建議。近年來，已經能夠散見中國學者的著作個人聯繫零星地翻譯出去了。如我的《發現東方》在翻譯成英文和阿拉伯文，《書法文化精神》自己聯繫正在翻譯成韓文。但是尤為嚴峻的是，作為國家翻譯工程對當代學者翻譯仍然非常薄弱！

向雲駒：

岳川教授的文化憂患意識和社會擔當著實讓人欽佩，也走在了時代的前沿。我可以告訴您一個與您的譯書計劃不謀而合、讓人欣慰的事情——中國文聯主辦的「中國當代文藝名家名作譯介工程」已經於2013年初開始啟動了，「譯介工程」立足於較全面地向國外翻譯推介中國當代藝術發展成就，反映中國當代文藝蓬勃發展的面貌，為中國文藝家走向世界搭建交流平台，增強當代中國文化的國際影響力。這項工程包括《中國當代文藝年度名作》、《中國當代文藝名家》、《中國當代文化藝術成果》等多個系列，將以文字、圖片、音像、網路等多種形式呈現，推出漢語、英語、法語、俄語、阿拉伯語、德語、西班牙語、日語等多語種版本，以國際化視角、多語種形式展示我國當代文化藝術精粹，打造當代中華文化藝術精品走向世界的品牌，並將在全球範圍推廣銷售。這個工程應該與您的譯書計劃有一定重合之處，或許能尋求專家、學者與機構之間的合作，來共同推進，一起致力於文化輸出的目標。

王岳川：

這個項目非常好，對當代中國形象的塑造意義重大！

我認為，真正意義上的人類交流，是思想文化交流，可分為三個層面：思想文化、藝術文化、實用文化。

第一個文化層即最底層的日常生活文化，很長時間內，中國文化大多注重器物類工藝層面的「中國化」：茶、瓷器、絲織品、工藝品——比如漆器、玉器、景泰藍等、建築園林17世紀18世紀，而對思想文化和藝術文化尤其是20世紀和當代文化輸出相當缺乏。而且，輸出的大多是精緻性的，尤其是明清以後的鼻煙壺、蛐蛐罐、景泰藍等，顯示出中國文明氣象的日漸收縮——從新石器時代陶器的樸拙自然，商周青銅器的雄渾大度，到明清瓷器的小巧精緻……我們輸出去的絕大部分都是這類。中國的絲綢之路輸出的是瓷器、陶器、絲綢，成為西方上流社會炫耀身份和財富的奢侈品。中國的武術，西方認為是功夫；我們的中醫，背後是經脈、氣、陰陽的問題，是哲學問題，但到西方後不能被接受，認為沒有嚴密的科學可以證明，如「刮痧」就被認為是虐待，他們不能領悟這背後深入的哲學思想和中國文化觀念，所以「刮痧」仍然是物質形態的輸出。今天人們重視鼻煙壺、景泰藍，有人說景泰藍技術被外國人偷了、宣紙的技術失竊了，安徽的徽墨生產秘密被人錄像了，這些都是物質形態的。停留在實用文化，宣揚民俗和風情，僅僅是一般層次的交流。只有思想哲學層面的交流才能深入到文明的內部神經。

第二層是藝術文化。藝術文化大抵是文學作品、書畫藝術、戲曲等；最上層是思想文化。在中國向海外文化輸出最缺乏的就是中層的藝術文化輸出和高層的思想文化輸出。

我主張「文化輸出」絕不能停留在實用文化、民俗民情的一般層次，只有思想層面的交流才能深入文明的內部神經。因此，我的「文化輸出」構想中下里巴人的東西可能會少一些。當然，不是說器物層面就是下里巴人，也不能說器物層面就不重要。但文化不是單一的，它是多種力量合成的平行四邊形力矩，按照合力的方向發展。我希望輸出中國文化中深刻的思想和高雅的藝術以彰顯中國文化的歷史內蘊和厚度，而且重要的不是形式，我們盡可以藉助人類共通性形式輸出中國式的內容。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同「發現東方」一樣，「文化輸出」也涵蓋了過去、現在和將來的時間序列，我們發現的東方是經過現代性整合的東方，也是經歷了後現代性全面反思的東方，而20世紀的中國思想和學術將是「文化輸出」的重要內容。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輸出思想的缺陷是，我看到西方書店關於中國的書大多是風水算命、烹調做菜等，離正面的中國文化形象樹立還很有距離。我還認為要翻譯300本書，前100本是從孔孟老莊到王國維，這次我去海外孔子學院看到這套書擺在他們架上了，出版了大概30本左右，但是我仔細一翻，也有點不足，大部分都是當年的傳教士翻譯的。第二個100本是翻譯20世紀的大師精品。第三個100本是中國上世紀80年代以後的文化生態，建築、書法、歌劇等等，讓西方非常清晰地從文化里認識到當代中國的100個方面。

任何一個民族接受異質文化都奉行文化拿來主義，只有自覺的文明形態才會在拿來的同時考慮文化輸出問題——知識型輸出，文化性輸出，生態性輸出，這裡並沒有價值批判的意味。問題是在全球化語境中的當代中國如何輸出文化？文化輸出表明中國將在三個層面進行文化重釋和主動傳播：知識型（古典經典），對話型（20世紀思想），生態型（21世紀東西互動的當代文化與精神生態）。這種闡釋和輸出具有文化互動性和自我選擇性：即「東西文化互動，精神合而不同，重建中國形象，保持文化生態」。這需要幾代人的精神自信和不懈踐行。

21世紀是中國文化大面積交流的時代，我們應該沉下心做一些文化互動有效性的事情。發現東方與文化輸出是藉此對西方誤讀加以反撥，對祖先文化的傳承擔負責任，對全球化即西化的文化格局提供另一種多元的可能性。

向雲駒：

在今天的知識經濟時代，公共知識分子和「公公」知識分子等都層出不窮，我們不僅需要對知識分子問題做進一步的研究，更重要是思考如何在人生實踐中，找到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歷史定位和社會責任。

王岳川：

長期以來，中國知識分子總在儒家與道家之間徘徊，或學而優則仕，或歸隱南山，得意時寵辱皆忘、歌功頌德，失意時飄蓬江海、滿腹牢騷，卻很難達到莊子所謂「處乎才與不才」之間，更不能像西方那樣將學術研究看成一項「正常的」工作或專業；反觀西方的文化史，處少數的極端年代和黑暗歲月以外，知識分子身上並沒有負載過於沉重的政治負擔，而是很自然地和當局保持著一種自由、平等和對話的關係。

1946年，宗白華先生寫下一篇文章——「中國文化的美麗精神往哪裡去」，以自信與感傷的復調情緒表達了「美麗精神」在西方科學權力凌辱下的無奈，但他同時堅持：不肯「參天地，贊化育」的西方文化同樣不是人類未來的出路。半個世紀過去了，經歷了後現代、全球化、消費主義和霸權主義多重洗禮後的人類文明，已經進入高科技與高風險並存的時代，文化戰爭悄然興起，「美麗精神」早已被解魅殆盡。今天橫亘在中國學界面前的是一條學術與政治、民族與世界、科技與人性、文化與戰爭交相纏繞的道路，面前的問題要比以往任何時代更加複雜，惟其如此，文史哲等領域的人文學者必須走出象牙塔，關注文化的整體命運。全球化並沒有抹去民族的指紋，不論其所從事的是工業生產、社會服務、國家行政、文化教育抑或學術研究，畢竟民族的未來始終關聯著所有成員的命運。

當然，文化輸出也要進行自我反思。「文化輸出」的長期、浩大的工程，需要眾多的學者集體參與，需要中國學界有自覺的向世界整體推出中國古代和中國現代思想家群體思想。正如東方處於弱勢一樣，當代中國學者只能在邊緣處發出自己的單薄聲音，但還是要義無反顧地履行人文知識分子的職責。

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在「形而中」、「形而上」和「形而下」三個層面對社會現實加以關注。

向雲駒：

岳川教授的一席話，讓我想起了我親眼見過的，或者是耳聞過的不少讓人欽佩、兼具「形而中」、「形而上」和「形而下」三個層面的知識分子，他們具有文化良知和天職，他們著秉持自己的文化操守，思想先行，文化先覺。

作為漢語的一個辭彙、語言、概念，「文化自覺」久已存在，但是，真正把文化自覺作為一種文化觀念與理論，並竭力將之推進為一種學理、學術和社會文化思潮的，還是要數我國著名人類學家、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費孝通先生。費老學貫東西卻紮根鄉土，歷經坎坷卻無怨無悔，一生為強國富民「出主意、想辦法、做好事、做實事」，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正是他的「文化自覺」推廣行動終於使「文化自覺」在文化建設與文化發展繁榮日盛一日之時，獲得越來越廣泛的共識和強調，日益深入人心，日益成為全黨的文化理念、全社會的文化理論、全民的文化理想。

之前我提到的中國民協所採取的三大文化搶救戰役，這30多年的搶救，凝聚了幾代人的心血，幾萬、幾十萬人的辛勞。一代學術泰鬥力主其事，周揚、鍾敬文、馬學良等，這些本會主席、副主席都是一直在三套集成工作中直至生命的最後時刻；當時已是95歲高齡的名譽主席賈芝一直堅持親自審定《中國歌謠集成》的最後幾個卷本。還有尊敬的周巍峙老，已近百歲的老人，長期為三套集成的出版操勞、奔波。更多的無名的民間文藝工作者、地方專家為三套集成奉獻了生命和心血。「文化長城」是幾代民間文藝工作者智慧和心血鑄就起來的。我們不應該忘記他們。他們為後人留下了世所罕見的文化財富，他們也為我們留下了精神、責任和使命。

要特別提到一個人，就是我特別敬佩的咱們民協的主席馮驥才先生，他是我國提出文化瀕危並施以援手的第一人。

作為本土的思想家和文化學者，馮驥才從80年代我國實踐改革開放以來，就以其獨到的文學作品參與了「文化熱」的文學實踐。馮驥才不斷呼籲知識分子的文化先覺。這基於兩種情狀：一是知識分子缺乏文化自覺，必須將其喚醒，使其覺悟，從而發聲；二是一些知識分子明了世事，但不敢發聲、不願發聲，失去了靈魂和脊樑的支撐。所以，馮驥才的呼籲是有所指，有針對性的。他自己同時用自己的行動踐行自己的主張，為知識分子的文化自覺路徑與實踐作出了極有影響的表率。他大量著文，直面當下。他展開了對社會文化的系列批判，對全球化語境下中國人的文化殖民心態，比如取洋名的大樓、過洋節、洋流行文化等等，對千城一面、千村一面的文化無知，對文化粗鄙化、文化產業化、文化空巢化、文化政績化等文化惡疾，對偽文化，對文化瀕危、消解、滅亡大聲呼喊，等等。他論述當前的文化困境、文化亂象、文化形勢，從中指出知識分子的文化使命和責任。他呼喚知識分子的文化擔當，闡發知識分子的脊樑，設計各種各樣的文化重建，讚美優秀文化如大地之花美不勝收。

知識分子的文化自覺不僅僅是只作用於自我的思想形成和思想表達。知識分子的文化自覺也在於他對國家文化自覺的推動和促成。在這方面，馮驥才的思想與實踐也是可圈可點。他組織實施的各種文化搶救與保護工程都說明，他的搶救瀕危，不僅是吶喊，更是行動，是行動之後成批成片的文化成果。

馮驥才曾多次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提交提案，呼籲將春節按民俗慣例提前一天放假，也就是除夕當天放假，保護我們傳統的年文化及其中凝聚的民族情結，2007年，國務院緟決定把除夕列為法定假日，當春節列為國家遺產、國家假日之際，同時決定將清明節、端午節、中秋節等列為法定假日，春節的民俗規制和民眾生活傳統得到充分的尊重，「我們的節日」成為我們的生活的亮點。國務院一些政策的出台，正是我們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裡的一大批專家，經過深入調查向國務院、全國政協多次努力不懈地呈交提案以後得到採納才成為國家制度的，這些制度將會對我們的傳統文化的傳承、傳播和發展產生歷史性的影響。這樣一年一年把我們的假日和節日放在一起，我們的節日就得到了根本性傳承和保護。與此同時，節日是中國傳統文化集中展示的大舞台，每一個節日都必須展示它獨特的民間文化及民族文化，這實際上給我們搭建了一個巨大平台，通過這個平台，不僅在國內民眾中更好地宣揚我們的傳統論，更通過這個平台，擴大了我們中華民族文化在世界上的影響，尤其是我們的春節，展示了中國的文化軟實力，春節已成為中國發展的一個重要文化符號，已經成為中國向世界展示形象和世界了解中國的一個重要窗口，很多國家都開始過中國年。當我們的青年人在大過洋節的時候，我們也向外推出了自己的節日，讓外國人也過中國節，通過改變他們的生活習俗，來使中國文化深入人心。

在除夕被列為國家法定假日之後，馮驥才主席又立刻向民間文藝界專家學者發出了呼籲：發掘春節文化，提煉春節的時代精神，研究好我們的節日今天該怎樣過。民間文藝家迅速行動起來，由馮驥才主編、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們的節日》系列叢書率先問世。

2012年底，由國家建設部、文化部、文物局、財政部實施了中國傳統村落保護工程，公布了首批《中國傳統村落名錄》。馮驥才就在此一工程中任專家委員會主任。在此之前，他向有關方面提交了專項提案，並在公開場合受邀與共和國總理就傳統村落保護進行對話。他在《人民日報》發表長文《傳統錯落的困境與出路——兼談傳統村落類文化遺產》，曆數了傳統古村落的瀕危危局，分析了如此巨量的村落消失的原因，他也指出了這類遺產保護的獨一無二性，提出了一系列的保護舉措和思路。此中，鮮明地彰顯了「文化自覺」的思想。他指出：「從遺產學角度看，傳統村落是另一類遺產。它是一種生活生產中的遺產，同時又飽含著傳統的生產和生活。因此，對它的保護是個巨大的難題。一方面是它的規模大，內涵豐富，又是活態，現狀複雜，村落保護往往與村落的發展構成矛盾；另一方面是它屬於地方政府的行政管轄，若要保護，必然牽涉政府各分管部門的配合，以及管理者的文化覺悟；再一方面是無論中外可資借鑒的村落保護的經驗都極其有限，而現有的物質與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法規、理念與方法又無法適用。這是傳統村落保護長期陷在困境中的根由。……如今，世界上還沒有哪個國家對傳統村落進行過全面盤點，進行整體保護。我們這樣做，與我們數千年農耕歷史是相襯的，也是必須的。它體現我國作為一個東方文化大國深遠的文化眼光和高度的文化自覺與自信，以及致力堅守與傳承中華文明傳統的意志。中華文明是人類偉大的文化財富之一。我們保護中華文明，也是保護人類的歷史創造與文明成果。」現在，保護傳統古村落已經開始成為國策，開始受到大家的普遍關注，這與馮驥才主席和民協許許多多專家、學者長期不懈的共同努力是分不開的。

顯而易見，搶救瀕危文化，正在極大地促進文化自覺的實現，是將文化自覺、文化先覺落到實處的實實在在的文化行動。我注意到岳川教授給自己定的幾項任務之中，有拍攝千年古縣的計劃，我覺得，這和我們保護古村落的倡議和行動應該是異曲同工的。

王岳川：

的確如此，我們的共同目標都是為了保護我們的傳統文化，保護我們民族文化的根，希望我們有機會能進行合作，共同推進這項事業。

文化命運的危機是和對於文化的理解方式分不開的，當前中國學界和政府是兩種聲音，儘管沒有對立，卻更缺乏關聯和協調。這也導致中國當代的人文學研究與實際政治也是兩張皮：學術界很難將孤高的「文化」同實用色彩的「戰略」、「話語」或「政治」聯繫起來，而政府則認為國家的「文化戰略」是同最具文化根基的人文學界無關的事情；這種巨大的裂痕直接影響了學術自身的發展。

我認為，學者應該胸懷天下，學有所用，我們的古人做學問，講究經世致用，而今天的知識分子，反倒丟掉了這一傳統，躲進象牙塔里，學者的獨立人格往往體現在自甘邊緣和守住得寂寞上，但這並不代表學者就完全不問世事，躲進小樓成一統，彷彿這才是真正的做學問，我認為這是另一種矯枉過正。

向雲駒：

非常認同岳川教授的觀點，既要能獨立思考，又要能把讀書和思考最終變成自己的行動，有所為，有所不為，這才是真正有為和有擔當的當代知識分子。

中國古代講究「學而優則仕」，其實並非被我們今天庸俗化了的「讀書做官論」，而是學好了，才能當入仕從政，不學無術的白卷英雄在古代官場是不可想像的。所以，我們看見各種為高級領導幹部開設的文化講座越來越多，各種為領導幹部推薦、提供的知識讀本中也漸漸涉及專門的傳統文化知識。只是，這個風習還要更加專業化，在更大的各級領導幹部的範圍也應更加普泛化、普及化。近些年來，我和馮驥才先生在開展中國民間文化遺產搶救工程時，對此頗有感觸。我們的工作得到了中央領導、中宣部領導的大力支持，有關表述也逐漸進入了黨的報告、中央領導講話、政府工作報告、政府文件、文化法律法規，但是往下延伸到各級領導幹部特別是基層領導幹部的認識提高，卻殊非易事。要提高基層領導幹部的認識，首先要對他們進行知識普及。

就目前的國情來看，領導幹部是我國讀書人口、高素質人群、負有重大社會職責群體中的一個特殊群體。在一定意義上，也是國家和社會發展的精英群體。他們分布在社會的各個行業、各個領域，主要和重要的工作職責是社會管理，領導部門、社會、地方、單位、行業的一域或全局，如果他們能有更高的人文素養，能夠「敬畏文化」，對文化有敬畏之心，那麼，領導幹部的「位置」就擺正了，就不再「無知者無畏」、盲目對文化指手畫腳，就會虛心學習、主動服務，就能夠避免許多單靠熱情、簡單命令、違反規律的不科學行為，從而能更加認識到文化對於一個國家、民族的重要性，並將其落實到日常工作、甚至直接影響到國家大政方針的制定，對我們的國家、民族來說，無疑是一件大幸事。

王岳川：

中國和平崛起的國家戰略，意味著中國的崛起道路將不是依靠軍事實力，也不是藉助於一兩場決定性的戰爭，而是要在儘可能不改變現有國際秩序的前提下整體崛起，但在現有國際形勢下，這一設想實踐起來具有相當難度。在全球化時代，文化原創能力已經成為衡量文化大國的重要標誌。探索並實踐和平崛起戰略必須重視文化問題，富有生命力、健康向上、不斷創新且具備廣泛影響力的中國文化是國家崛起的精神基礎。在歷史與世界的種種壓力面前，中國必須繼續保持旺盛的文化生命力和競爭力，除了文化創新以外別無他途。文化創新應該成為國家的一項基本文化戰略，所以，應在全社會範圍內樹立文化立國的共識，培養對於文化問題的高度重視，如果國家的決策層能注意並重視到這一問題，上行下效，風而化之，其力度和效果會更好。以往囿於形形色色的工具論，我們總是以實用主義的態度對待文化，文化的家園意識和生命意識被破壞殆盡，加之後現代語境下的消費主義影響，導致種種文化虛無主義盛行。為改變這種狀況，可以嘗試提升各級政府工作中文化事務的比例和重要性，將經濟指標與文化指標結合在一起考察和評價政府工作；通過加大科技、教育、文學、藝術等領域的投入，在全社會範圍內形成重視文化和知識的風氣，抵禦消費主義等消極思想。在這一點上，法國政府和文化界的政策頗可以給我們啟示，法國主張的「文化例外」，其實體現了法國反對文化產業化和商品化的立場。法國強調文化的「公共服務原則」，政府採取干預、資助和保護政策，法國文化部預算之高世界罕見，1999年，法國前總統希拉克更是明確表示「文化作品，無論什麼表達方式，即使具有經濟或工業方面的重要性，現在不是，將來也不是等同於其他置於市場規律下的商品，這是一個信念」。與市場保持一定距離，不是為了迎合市場，人文知識分子的有所為和有所不為，也正在於此，

同時，應該在政府與知識分子之間塑造一種新的關係模式。文化學者是文化創新的中堅力量，而現代國家的政府則是文化創新最為堅實的後盾。知識分子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是一個敏感而複雜的話題，按照後殖民理論家薩義德的說法，中國「士人」和阿拉伯文官傳統都不能稱之為真正的知識分子，知識分子的標誌恰恰是始終如一的批評，反對一切形式的暴政、宰制、虐待，批評的社會目標是為了促進人類自由。知識分子意味著身份自我邊緣，對任何既成事物保持著批判立場，不停息地探尋人類社會新的可能性。

這種知識分子的自我定位無疑具有悲情色彩，然而20世紀50年代後英國「文化研究」提出了新的問題——後現代條件下知識分子與政府的關係。文化研究的立場與薩義德的兩分法有所不同，更加中庸也稍顯模糊，它讚賞葛蘭西關於傳統知識分子和有機知識分子的分類，並且更多肯定後者。有機知識分子自覺地將知識傳播看成社會內部的一項工作，他們更強調對於政策制定的參與和影響，而不是像傳統知識分子那樣始終孤芳自賞。

如今，經歷了無數政治運動和社會風波的中國人文知識分子，談論作為批判者的優越感只是奢侈，理工科的有機知識分子佔據了主流，人文知識分子早已被從主流政策集團中排擠出來，知識的神聖氣息蕩然無存。

人文知識的合法性成為突出問題，按照利奧塔在《後現代狀況》中的說法，人類已經超越了啟蒙與解放這兩套堂皇敘事，進入了實用主義的知識階段，從此知識只是為了謀生的技術，面對面的教育傳授被電子傳媒的技術灌輸所代替，這意味著知識傳承褪去了最後一抹神聖的光環，淪為了與經商、生產、建築等活動無異的技術型行為。當代社會不斷有人質疑教育是否有用，矛頭指向毫無疑問是人文教育，技術教育反而無人質疑。

對於文化而言，如果以長時段論，最沒有價值的，也許恰恰是在當時當地最有效的；真正留存下來的，恰恰是被當時當地所遺忘或者拋棄的。知識分子面臨的二律背反在於，他始終不能成為獨立的階層，要麼依附當局，要麼依附底層民眾，或者合作，或者反抗，知識在教育和傳播的過程中被迫變異。文化研究對待亞文化、邊緣和底層文化的態度，可以能給我們以啟示——超越這種傳統二律背反，在後現代主義揚棄了啟蒙和解放兩大神話後，為知識階層找到新的出路和使命，將批評的學院品格與合作的公民意識結合起來，也讓文化創新這一知識行為不至於湮沒在完美的技術社會之中。

而對於任何成熟的現代政府而言，應體現出足夠的開放性和容納能力，不強求知識分子成為政策的附庸，而是最大程度發揮其創造性，將這些邊緣的批評者納入到中國文化創新的整體工程中來，賦予知識分子以一種「底線身份」，至少賦予其中國歷史上「諫官」的地位；不允許「陰謀」但允許「異端」和不同政見，區分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回到伏爾泰所說的「也許我不同意你說的話，但我將誓死捍衛你說話的權利」，回到宋太祖所立不殺文人之規定，回到《詩大序》所說的「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重塑政府與知識分子的關係，關係到中國能否團結精英和民間的社會力量，投入到文化創新的實踐中，能否以思想塑造現實並將思想成果迅速現實化等根本問題。

向雲駒：

說到底，文化是「魂」，經濟社會是「體」，我們的發展，不能「魂不附體」。在這個問題上能發揮關鍵作用的，還是人。十六大以來，為了解決經濟發展的生態代價、財富積累的社會代價和物質富裕的人文代價，中國發展目標中的「文明」成分，發展動力中的「文化」含量，發展模式中的「轉型」思路，已經隨著科學發展的理念逐漸深入人心。中國社會，不僅在滿足更高程度的精神生活上需要文化的進一步發展，而且在滿足更高層面的物質財富生產和社會生活提升上，尤其是要在國際社會中和平崛起，爭取更好的發展環境和發展空間，同樣需要文化的進一步發展。我們提出了文化強國的中國夢，而實現這一夢，需要我們每一個人的文化自覺。尤其是知識分子要以自己的行動實踐自己的思想，又以行動推廣思想，最終以個人的文化自覺影響全民的文化自覺。應該通過有影響的文化行動，喚醒士農工商社會各界，特別是中國文化的承載者——老百姓對本國本民族文化價值的自識、自覺、自醒，乃至自救。一旦形成全民自覺，我們的文化就將有合理而輝煌的走向。

就像馮驥才先生在《文化怎麼自覺》里說的那樣，文化自覺，首先是知識分子的自覺，即知識分子應當任何時候都站守文化的前沿，保持先覺，主動承擔；還有國家的文化自覺，國家也要有文化的使命感，還要有清晰的時代性的文化方略，只有國家在文化上自覺，社會文明才有保障。當然，關鍵的還要靠政府執行層面的自覺，只有政府執行層面真正認識到文化的社會意義，文化是精神事業而非經濟手段，並按照文化的規律去做文化的事，國家的文化自覺才能得以實施與實現。上述各方面的文化自覺最終所要達到的是整個社會與全民的文化自覺。只有全民在文化上自覺，社會文明才能逐步提高、放出光彩。

知識分子的文化自覺，國家的文化自覺、全民的文化自覺，加起來才是真正意義上的文化自覺，而這種文化自覺，只有化為全民的文化行動，我們的強國夢才能真正實現。

王岳川:

近三十年來，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上升，和平崛起之勢的形成，中國的大國地位獲得了西方乃至整個世界的認同。於是中國文化和語言重新獲得了周邊國家的重視。儘管「去中國化」的論調仍不時地冒出來，但整體上「再中國化」已然成為中國周邊國家逐漸明晰的基本文化戰略。再中國化無非是相對於去中國化而言的，是一種歷史的現象，但是在這種現象中我們看到文化的重要性。

可以看到：韓國從2000年開始恢復使用漢字，並在中小學推行1800個漢字教育；日本也在「脫亞入歐」的喧囂後讓日本學生重新開始學習漢語，每年都有數萬日本學生接受漢字水平考試；而越南與中國的邊貿十分火熱，漢語也成為與英語同樣的熱門外語；新加坡政府近些年來主導民眾「講華語運動」，新一代華人使用普通話的現象日益普遍。可以說，新一輪的漢語熱，說明了中國周邊國家對中國未來的信心，中國的發展將帶動周邊東亞國家的發展，乃至世界的發展。

這些僅僅是再中國化的表面現象而已，實際上，再中國化仍然需要作出深度的分析。最表面的再中國化很簡單，無非是學習漢語，練習書法，記憶一些中國的歷史、文化知識而已，這種再中國化是表層的，也是元素化的，不是整體性，但這一層次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性，因為這些元素雖然呈現斷片化，但對一個人的影響卻是潛移默化的，也許某個外國人看到一個看字就萌發了對中國文化的由衷熱愛，而不是中國一上來就強行灌輸中國文化有多好有多美，那無疑是拒人於千里之外的。

再往上是再中國化的中層模式，中國文化成為人的日常生活準則，比如禮儀文化，孝順父母，尊老愛幼等等。其實，這些傳統美德離我們越來越遠了。有了孩子，卻沒人贍養。見義勇為，卻被誣陷。施以愛心，卻被欺騙。曾經有學者疾呼人文精神失落了，其實這恰恰是傳統文化精神失落的表現。傳統的道德、道義觀念並沒有深入人心，肆無忌憚、為所欲為、貪污腐敗，這些是傳統中國道德精神所頌揚的嗎？這世界還有謙謙君子嗎？還有淡泊名利的老莊精神嗎？還有「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士大夫精神嗎？

最後是再中國化的高層模式，中國文化的理念與精神。其實，中層模式就已經觸及這個問題了。秉有中國文化的理念與精神的人，就是傳統的中國文人、君子乃至聖人。秉有中國文化的理念與精神的國家，就是和平的國家，儘管並沒有真正實現。

元素的再中國化、生活的再中國化與精神的再中國化是再中國化的三個層次，對文化中國的外圍而言，他們多停留在元素的再中國化上，但有可能抵達中層和高層模式。但是，再中國化並非靈丹妙藥、法力無邊，仍然要對它有審慎的反思：再中國化的中國究竟是哪個中國？是唐代的中國，還是宋代的中國，是先秦的中國，還是明清的中國，是漢代的中國，還是遼金元的中國？再中國化的中國究竟是經史子集的中國，還是飲食日用的中國，是廟堂之上的中國，還是江湖遊俠的中國，是絲綢花雨的中國，還是閉關鎖國的中國？再中國化的中國究竟是謙謙君子的中國，是河清海晏的中國，還是狼煙四起的中國，是利欲熏心的中國，還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中國？可以說，再中國化充滿著巨大的文化空間和思想空間，並沒有一個絕對的、抽象的、完美的中國存在在那裡，讓我們高枕無憂地隨取隨用。當代中國的一些食洋不化的全盤西化者，無視中國大國崛起的事實，堅持西方的月亮比中國圓。這種後殖民心態使得他們將自己的姓名改成洋名，對堅持中國文化創新的學者加以打壓，聽到「中國元素」就指責為封建保守，見到「中國經驗」就稱為民族主義，誰提出「中國文化身份」就給誰扣上「文化保守主義」的帽子，誰堅持「文化輸出」就認定誰「反對現代性」或者「文化沙文主義」。如此種種，不一而足。這種文化虛無主義與文化失敗主義的情結與「去中國化」的邏輯，居然具有內在一致性。

中國作為一個大國是歷史選擇的，一個大國不是誰想成為大國就成為大國的，而是基於各類物質和文化的條件的。世界可以期望新加坡、汶萊、摩納哥成為大國嗎？可以期望納米比亞成為大國嗎？沒有一定的國土、人口、經濟、歷史、文化做保證，成為大國是不可能的。而具備了相應的國土、人口、經濟、歷史、文化，你不想成為大國也不可能。因為，有人會將你視為大國，並且還是垂涎欲滴欲瓜分而後快的對象。作為被歷史所賦予的大國，中國究竟是做一個任人宰割的羔羊大國，還是做一個肆無忌憚揮舞大棒的惡狼大國，還是做一個富有正大氣象的道義大國？這值得任何一個中國人去思考。

新世紀中國學者需要重新體認並提出真正意義上的「天下觀」。顧炎武在《日知錄·正始》中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而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國家是政體，而天下是胸懷眼光和道德仁禮。如果說，「西方的天下觀」是全球化的同質化的單邊主義，那麼，「中國的天下觀」就是提倡多極均勢世界中的文化差異多元主義。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未來世界中國文化何處去這一重大問題，不僅關涉到中國的和平發展，也關係到整個世界的和諧發展。近代中國文化發展，遭遇到西方霸權話語的「合法性」暴力，他們制訂政治尺度和文化條約，我們只能遵守執行。一手拿槍一手拿《聖經》的西方征服者，通過戰爭獲得了西方文化話語的高勢位，迫使中國文化全面失效，並一直遊離在世界文化話語規則制定的邊緣。當今，國際間的經濟技術軍事競爭正顯現為「文化競爭」，或者說那種可見的國力「硬實力」競爭，已逐漸被更隱蔽的文化「軟實力」競爭所遮掩，這無疑是國際文化未來的大格局。對此，我們不可不察！應該把國家戰略的建構和文化外交方略的制定聯繫起來，在可持續的文化發展和精神生態平衡中，將東方文化的和諧精神不斷播撒向整個世界，在中國文化的世界化進程中，使中國文化整體創新成果世界化，成為人類不可或缺的精神元素。

因此，中國需要重新認識自己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意識到中國不應該滿足於人類物質生產加工廠的地位，也不應該基於若干個人財富積累走一條非可持續發展道路，更不應以謀取國家利益的最大化而導致「中國威脅論」。我們應通過提升個體的文化修為，促使民族文化逐漸走向自覺自信從容高邁，不再渴望中國文化走向「西化」，而是渴望中國文化在「再中國化」之後獲得新能量和普世性，在與西方優秀文化在差異性文化互補中，成為真正的大國文化，進而提升人類內在心靈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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