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中醫對西藥的批評

導言：

晚清時期，中醫傳統中的「番葯」淡出，西藥依託完全獨立於中醫的另一種醫學文化走上前台。但中醫界在鴉片戰爭之後的很長一段時期里，對此並沒有清晰的認識，他們對西藥的批評仍是中醫藥傳統理論的延伸，只不過表現形式有所變化，甚至有人對經典做出了新的解讀，將西藥也包含在《內經》的框架之中。

撰文 | 王傳超（中國科協創新戰略研究院）

責編 | 鄧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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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來藥物的引入、傳播與實際應用是中國醫學史上一個饒有趣味的題目。雖然早在秦漢時期，就有外來葯進入中國，但當時中藥的理論體系正處於走向成熟並持續發展的階段，因此千餘年來，這些藥品要麼較好地融入中醫藥的體系，要麼就迅速湮沒在歷史長河之中。但清代之後尤其是晚清時期，情況大有不同，西洋藥物的傳入，再也不像此前歷代的外來葯，能很快被中醫藥改造吸納，為中醫所用。從此，中醫傳統話語中的「番葯」成為歷史，「西藥」這一概念逐漸走上前台，由此中國醫學史進入了中西對立、滲透的時代。

中國古代外來藥物輸入的代表性作品：《海葯本草》、《回回藥方》

關於鴉片戰爭以後，西藥是如何隨著中外通商的擴大和傳教士醫生的醫療活動而日益風行，前輩學人已經做了大量工作，已經理出了較為清晰的發展脈絡，對於西藥在中國的商業史、生產史、西藥著作的出版與傳播等均已有較為全面的論述。其中，晚清國人看待西藥的態度，早在民國時期就有學者關注，在資料搜集方面貢獻卓著，但當時主要是站在科學主義的立場上弘揚西醫藥，對「守舊派」毫不留情。近年來，隨著殖民主義、文化交流、科技傳播等話題在全球範圍內醫學史研究領域的盛行，國內外越來越多的研究開始關注外來的醫學知識如何與本土知識互動，揭示不同質的醫學文化間碰撞融合的複雜情況。

目前來看，面對西藥，晚清時期的中醫有哪些反應、反思，傳統知識框架在其中所發揮的作用以及產生的變化，仍然是值得深入挖掘探討的主題。尤其是討論清末的情況，我們可以窺見中醫界對於西藥的「第一反應」，從而窺得他們意識之中最為根深蒂固的那些東西。

1 當中醫遇到西藥

在傳教士醫生日漸擴大的就診者隊伍中，最不可能出現的就是中醫師，但也並非絕對沒有。而兩者一旦正面相對，因理念不同而產生的分歧、因自尊自負而發生的對抗在所難免。美國基督教監理會書記藍華德（Walter R. Lambuth，1854—1921年）講述的這個故事發生在19世紀80年代，是其中較為和緩的：

一位中醫來到蘇州的西醫院摘除他那小圓白菜大的腫瘤，這給了他一個實際體驗西醫的機會。他特地詢問醫院的醫生是否有止痛的藥物，並主動介紹說他的一位同行有麻醉藥。我給他施用乙醚進行麻醉。術後，這位病人帶來了中醫的麻醉藥，那是一種用「蟾蜍眼睛的液體」製成的琥珀色膠狀物，據說是從數百隻蟾蜍眼睛中提取的，用水和某種樹根上的白瘤進行調和。我親自嘗試，將食指放入液體，幾分鐘後手指就麻木了，針扎也沒有感覺。這可能是蛙捕食時使蚊蟲失去知覺的分泌物，令人驚奇的是中國人能夠得到啟發。這真是讓人印象深刻。不過，可卡因已經被發現，我認為還是它更方便，也絕對乾淨得多。

藍華德及其著作

文中的中醫在手術完成後，仍然堅持將自己熟知的中式麻醉藥帶給西醫看，這中間除了自尊心的作用，也能看出他對中藥的自信。根據描述，這裡的中藥應當是蟾酥，《醫宗金鑒》已記載其可作為「外敷麻藥」。但在細節上有所差異，蟾酥不是蟾蜍眼睛的液體，也不是從蟾蜍眼睛中提取的，而是搜集蟾蜍眉裂間的白色分泌物而成。

這件事大體上可以看作是一次平等的對話交流，但在更多的時候，衝突在所難免。

西藥與中藥最直觀的區別是外觀上的。如合信《西醫略論》所講，西藥「製法殊精，有數葯而製為一葯者，有一葯而分為數用者，有煉取其精英而去其渣滓者」。但這種外觀上的區別恰恰是中醫不認同西藥的重要原因之一。因為中醫用藥，要看藥物的色、味、形，以訂藥性，而西藥經過加工精製之後，「有數葯而製為一葯者，有一葯而分為數用者，有煉取其精英而去其渣滓者」，在中醫看來自然是「面目全非」，無法使用，還是本土藥物知根知底、更值得信賴。一位西醫的支持者也不得不發表在《申報》（1872年5月23日）上的《醫論》中承認：

第（西醫）用藥與中國各別：中國則配合君臣佐使、製造咀片丸散，皆用中國之藥物。外國之葯，其名既異、其性復殊，而且研末煉水，更無從而知其形，故中國人明知其葯之良，而不敢服，誠恐服之有誤而無術以救正之故。西醫雖良，中國不敢延請者，職是故也。

晚清時期的中藥商鋪

晚清時期北洋軍隊的西醫診室

既不敢服用，那麼所謂「其葯之良」，也不過是句輕飄飄的場面話罷了。對中醫及其信服者來說，聞所未聞之藥品固然不敢於輕服，但更大的問題在於那些中西醫都會使用的藥物。南美浸信會傳教士紀好弼（Rev. Roswell Hobart Graves，1834—1912年）1856年開始在兩廣一帶開展傳教活動達56年，系外國傳教士在華時間最長者，他在自傳Forty Years in China, or China in Transition中曾批評中醫的五行說和中藥的性味理論，並舉例說：

中國人對這套理論極為自信，以致於他們拒絕任何與該理論不相符合的治療。比如，我曾給一位病人開了些硫磺作為通便劑，結果病人拒絕服用。他說，硫磺性屬火；是製造火藥的原料之一；我已經上火了；服用硫磺將增加我體內的熱並加重我的病情。

紀好弼及其著作中對硫磺的記載

顯然這位患者並不真正了解中醫的理論與實踐，只是根據自己對五行「相生相剋」的粗淺理解對紀好弼說出這番話來。其實，硫磺作為一味中藥，其使用較為複雜，但精製的硫磺早在宋代就認識到有「通利大腸」之用，這與西醫將其用作「輕瀉藥」是相通的。但這裡的關鍵是中藥理論與西醫的衝突，這一點在其他很多中西共用藥物上表現得更為典型，比如大黃、黃連、巴豆等等。西醫將大黃作為補劑，尤其使中醫感到難以理解。早在19世紀50年代，名醫陸以湉寫作《冷廬醫話》時就意識到：

（西醫）內治之法，亦與中國異。如治瘧用信石酒、霍亂用雅片膏、樟腦滾酒和服，使中國醫人用之，悖矣！

陸氏這裡只是舉例，並沒有說明所以然之故。在清末的數十年間，這些藥物在中西醫手中的不同用法，屢屢為中醫所提及，以作為維護中醫、反對西醫的論據，因此值得認真分析一下其源流。

2 非我族類，其葯則異

最早意識到中西藥之間差異的那些中國人沒有留下直接的文字材料，但他們的意見在當時必定得到了較為廣泛的認可，以至於西醫師合信不得不在《西醫略論》中專門予以批駁：

或疑西法與中國不同，未可互用，不知人類身體無少歧異，受病大約相同，其不同者，氣候、性質、風土、飲食微有差別，在醫者權衡斟酌耳。或謂西國葯料酷烈，與華人臟腑不合，殊非確論。夫造化主生物無私，既有是病、即有是葯，本在智者審擇，如西國採買他邦藥物甚多，豈以味淺功緩而棄之哉？中國多用草木、西國多用金石，因物制宜，見功取效則一也。

《西醫略論》書影

由此可以間接得知，早在19世紀50年代，國人就已將藥性太過酷烈、不合於中國人的體質作為批判西藥的主要著力點。而這種觀點在晚清相當流行，經常可以看到，尤其是在報紙大量發行以後，中西雙方經常在《申報》上隔空筆戰。李鴻章於1881年在天津開設西醫院之後，有作者在同年11月1日發表文章，在對中醫界種種亂象做出批評並對李氏此舉表示理解之後，筆鋒一轉，提到：

竊以為中西醫術微有不同：中醫之用藥，皆草木之類；西醫之用藥，多金石之類。金石性重，西人氣體強壯，日食牛羊厚味，故足以勝之；華人體多柔弱，日食五穀，腸胃脆薄，恐不足以容金石之峻劑，未可以遽合也。且西醫淵源，中人究無從窺測，其制煉藥水之法，華人又不及周知，故以中人之疾而令西人醫之，其得失尚屬參半。若以西醫之法而令華人習之，則未有能精之者。

與此類似的文章很多，中醫徐齡臣在1887年7月31日的《申報》上發表《論中西醫學之異》，雖然承認西醫遴選藥材比較認真，「必用新美真實者」，強於國內的藥材鋪，但用更大的篇幅來闡述這些藥材很可惜地用之不當：

西醫治病用藥，亦多中土藥品，觀《中西本草錄要》、《西藥略釋》，則瞭然可識矣。惟華藥草木為多，西藥金石為主；華人多用煎劑，必品數多、分量重而後功效可見，西人則掇取其精華，故所用僅分厘；且金石之性多烈，用之合與否，其驗立見。

西醫治病，大致不過兩端，曰虛者補之、實者瀉之，其葯多以大黃為君。凡遇壯盛之年，治之必以放血瀉熱，蓋西人平日所食，煎熬燔炙，其味濃重，其氣血素旺，非瀉之、放之不可。華人飲食不同，體質亦異，必曰臟腑中西相同，吾弗信也。（該文在報紙上未署名，但被收入《經世文潮》1903年第2期時署名為徐齡臣——附註）

而在1883年5月24日《申報》上一篇貌似新聞、實為英商屈臣氏軟廣告的文章中，作者在曆數屈臣氏「生平酷好方葯，從事刀圭，配合君臣、講求佐使」的事迹後，不無委屈地總結了反對西藥者的觀點：

顧說者謂中西藥材其質品性味各有不同，況以飲食殊調則臟腑之厚薄自異、水土殊地則軀秉之強弱相懸，又以中藥多草木、西藥多金石，中藥重用，率以錢計，西藥輕用，率以厘計，有此數端，遂生異議。

這些文章中體現的觀點如下：西人因水土、飲食習慣與中國不同，身體較中國人強壯，臟腑厚薄也不一樣，因此生病時需要使用峻烈之葯，其表現一是「西藥多金石，中藥多草木」，二是「中藥重用，西藥輕用」。

這種觀點看似就西藥使用情況有感而發，其實仍是中醫藥傳統理論的延伸，也是金元以來中醫南北分途的繼續，只不過表現形式換成了「東西異治」。對於金元時期之後政治分隔產生的不同醫學流派，以及與之相關的南北中醫治法、用藥的差異，中醫界通常以風土差異來解釋。大致來說，北人剛勁，故多用寒涼之劑；南人柔弱，故重溫補。風土差異導致治療方法不同在傳統上的經典理論依據來自《內經·異法方宜論》，其主要論點就是治療方式因地因時而變化。面對中西藥衝突的時候，中醫很自然地就會把這種思維方式來看待新問題。張錫純是清末匯通中西藥物的大家，他主張兼用西藥，在當時很多中醫看來已經算激進的了，但即便是他，在其《醫學衷中參西錄》中也認為：

嘗讀《內經》至《異法方宜論》謂「西方水土剛強，其民不衣而褐薦，華食而脂肥，故邪不能傷其形體，其病生於內，其治宜毒藥，故毒藥者亦從西方來」諸句云云，顯為今日西藥道著實際。凡人生寒冷之地且多肉食，其脾胃必多堅壯。是以西藥之原質本多猛烈，而又恆制以硫酸、硝酸、鹽酸諸水以助其猛烈，是取其猛烈之性與堅壯之脾胃相宜故也。其取用中藥之處，若大黃、巴豆之開破，黃連、龍膽之寒涼，彼皆視為健胃之品；吾人用之果能強健脾胃乎？廿余年來，愚亦兼用西藥，然必細審其原質本未含有毒性，且其性近和平，一次可用至半瓦以上者，至其用量或十分瓦之一及百分瓦之一者，原具有極猛烈之性質，實不敢於輕試也。且其藥味雖多，至以之治病似仍未全備；如人之氣血原並重，而西藥中但有治貧血之葯，毫無治貧氣之葯，是顯然可征者也。

張氏不僅很好地總結了中醫對西藥的批評，而且舉出了《內經》的大旗。但其論證中有一點與傳統有較大差異，即將「毒藥」解讀為「藥性猛烈之葯」，並由此引申解釋西藥與中藥的差異。其實「毒藥」的本義是泛稱藥物，並非後世的虎狼之葯。況且，《內經·異法方宜論》與「西方之毒藥」對舉的是「東方之砭石」、「北方之灸焫」、「南方之九針」、「中央之導引按蹻」，顯然此處的「毒藥」就是「可用於治療的藥物」，並不包含藥性猛烈之意。但張氏能將《內經》之西方與當時的「西方」聯繫起來，且能自圓其說、成一家之言，也可謂有才。

具體到「金石」與「草木」的問題，這其實也是中國醫學史上的老問題。其實中藥中也有不少金石類的藥品，西藥在當時化學藥品剛剛起步，也有不少植物葯。但西藥的所謂「提精製純」，卻往往給人留下礦物葯居多的印象。而在中國，雖然由秦漢以至隋唐，社會上層廣泛流行服食金丹的風氣，魏晉時期「五石散」之類的礦物葯更是士大夫居家必備，《神農本草經》也收錄了不少金石類藥物，但自宋以後，醫家對金石類藥物便採取了慎之又慎的態度。待西藥東來，中醫家自然難以接受。《申報》上（1883年7月20日）有人專門作《醫院說》一文討論，給出了一種比較有意思的解釋：

西國之葯，大半昉自中國。古法以金石為主，蓋中國三代時猶有藥石之稱。秦醫和緩著名一時，而治晉景公之厲則曰「攻之不可、達之不及」，治晉平公之蠱則以五行失宜為說，其緒論有合於今之西醫。自漢仲景出，而後《靈樞》、《素問》之書以行，凡用藥皆尚草木，此亦氣化漸薄，古今人體質不相及、勝草木而不任金石之故也。

這種西藥中源說倒很別緻，但將「藥石」釋為「金石之葯」，還是有些牽強附會。

中國的採藥人

總體說來，在晚清時期，中醫界雖然已經意識到西藥的「異己」特質，從而引起一些反彈，但他們對西藥的批判解讀仍是基於中醫傳統理論，認為水土、飲食的不同決定了體質的差異，而體質的差異決定了用藥的不同，因而西藥不適用於中國人。正如日本人丹波元堅早在1839年於《葯治通義》一書中所言：

夫皇國六千餘里之幅員，西海北陸其葯猶不無甄量，而今之醫有篤信邈焉絕域之術，以欲療此地之人者，惑矣哉！

元堅的書引入中國之後，能風行一時，某種程度上說還是因為他是「很中國」的。

3 各說各話的論辯

針對中醫的上述觀點，西醫及其支持者做出了多方回應。較早的如前文所引合信的觀點，強調人類身體「無少歧異」，可以使用同樣的葯，只是「氣候、性質、風土、飲食微有差別」，醫生可以自由裁量。但他沒有意識到中醫所看重的正是那微微的差別，因此直到民國初年，還有中醫借合信的觀點來支持中藥：

且中西異稟，強弱不同，即合信氏亦嘗有言，中土本草所載，藥性淡薄者多，偶然誤投，其害猶緩，若番葯各有功力，用之得當，取效甚速，苟或誤施，關係匪輕。又言華人血不足者居多，西人血常有餘，無先用收斂之理，各國人體質不同，治法亦因之小異，不可不知。足見中西體質互異，西醫亦知其未盡合宜，而諄諄垂誡。奈何華人之無識者，反一盲引眾盲，至死而不悟，良可嘆也。（杜子良，《中西藥性論》，《神州醫藥學報》1914年第2卷第2期）

「小異」被解讀成了根本差別，這種效果肯定是合信當年始料不及的。支持西藥者更曾針對西藥不適於華人的說法曉之以理：

不知產葯雖區乎南北東西，而用藥不出乎寒涼溫熱，中藥西藥究其旨歸一也，惟在乎善用之耳。試觀近日西醫所譯西藥本草，昭然可睹，其間多有參用中藥者，然則以中藥治西人則可，以西藥治華人則不可，豈理也哉？（《利濟為懷》，《申報》1883年5月24日）

在西藥支持者筆下，使用的仍然是傳統的「寒熱溫涼」等中藥學術語，這除了受制於當時西藥的發展水平及中西交流的水平外，或許也有爭取同情的因素。當時不少人雖然支持西藥，但所使用的術語、觀念仍然是傳統中醫的，主張在中醫理論的框架中採用西藥。如1879年8月30日《申報》記載西醫為李鴻章夫人治病，詢知該病因怒氣而作，遂用「西國平肝散氣之劑」。

但對中醫及其信服者來說，上述解釋實在無力，他們完全可以按照既定思路解釋：西人體魄強健，用中藥則可，華人體質羸弱，難勝峻烈之西藥。

而合信在為西藥辯護之外，還對金元以來中藥的歸經理論和法象理論提出了批判：

諸家註解，大概以色味配五行，分屬臟腑，豈知藥物必先入胃，有色化為無色、有味化為無味，無因色味不同，分入各臟腑之理也。

有謂食豬腰則補內腎、食腦則補頭昏、食腳則補足力，尤屬臆斷。蓋食物必先入胃消化，由胃至小腸，與膽汁、甜肉汁會合，榨出精液，眾小管吸之，運至會管，達於心而為血。如果所食之物有益，則周身皆與其功，無獨益一處之理。

這裡他已經明確地表達了對中醫藥學理論的不認同，但他的批判更多地是從解剖學入手，至於藥理方面則語焉不詳。這是由當時西藥的發展狀況決定的。此時西藥剛剛步入提純、萃取的階段，在藥物治療方面相對中醫並無優勢。據《顯微鏡下的惡魔——第一種抗生素的發現》一書所言，在西方，直到20世紀20年代，西藥的效果仍不理想：

大約只有十一二種可靠的藥物可用於治療疾病……一些正直的醫生對所有藥物的藥效描述養成了一種正確的不信任態度，無論這種藥物產自何處。……「你成活與否取決於你的病況」，美國醫生路易斯·托馬斯寫道：「醫藥只能起微小的作用或不起作用。」

在這種情況下，西醫對中藥的抨擊未免底氣不足，中醫界在很長時間裡也沒人回應這些攻擊。總之，就中醫對西藥的種種反對意見，西醫長期沒能給出可以說服對方的解釋，反擊也不甚有力，雙方就同一問題展開的論說卻總是不在同一個頻率上，自說自話，很難有學理上真正的溝通。這種狀況直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有了明顯的變化。

總體而言，晚清時期中西醫圍繞藥物展開的論爭比起後來的你死我活、刀光劍影，還是比較平和的。這一方面是因為雙方在治療效果上的差距並不明顯，另一方面甲午之前的中國士民尚保有一定的自尊，雖然天朝上國的迷夢已經散去，但還維繫著「中外一家、永敦和好」的假象，民族矛盾並未激化，因此雙方還能心平氣和地探討學理。

但沒有壓力就沒有改變的動力。鴉片戰爭以後，中醫界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尚未意識到西藥是在中醫藥傳統學理之外的存在，仍按照傳統理論來解釋它，在張錫純等人那裡，甚至對經典做出了新的解讀，將西藥也包含在《內經》的框架之中。最終，如前所述，這一時期中醫界對西藥問題的認識仍是中醫藥傳統理論的延伸，只不過表現形式有所變化。

參考文獻：

1 鄭金生，《圖說中醫·中藥》，人民衛生出版社，201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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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合信，《西醫略論·藥物論》，上海：仁濟醫館，18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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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陸以湉，《冷廬醫話》，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59。

11 《論天津增設醫院並及揚州考試醫生事》，《申報》光緒辛巳九月初十日（1881年11月1日）第一版。

12 《論中西醫學之異》，《申報》光緒十三年六月十一日（1887年7月31日）第一版。

13 《徐齡臣論中西醫學之異》，《經世文潮》1903年第2期，114—117頁。

14 《利濟為懷》，《申報》光緒九年四月十八日（1883年5月24日）。

15 張錫純著，河北省衛生工作者協會審訂，《醫學衷中參西錄》，第2冊，河北人民出版社，1957。

16 《醫院說》，《申報》光緒九年六月十七日（1883年7月20日）第一版。

17 丹波元堅，《葯治通義》，北京：人民衛生出版社，1955。

18 杜子良，《中西藥性論》，《神州醫藥學報》1914年第2卷第2期12—13頁。

19 托馬斯·海格著，《顯微鏡下的惡魔——第一種抗生素的發現》，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11年。

原文刊發於《科學文化評論》2014年第1期60—68頁，《科學春秋》獲作者授權做微調並補充圖片後刊發。圖片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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