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東突厥汗國興衰：改變了唐帝國軍政制度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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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突厥汗國於唐貞觀四年（630）滅亡，其眾分作三部分，或向南降唐進入河曲（又稱河南）之地，或向西投奔西突厥，或留在漠南當地依附漠北鐵勒薛延陀汗國。貞觀二十年（646），薛延陀敗，突厥可汗後裔阿史那車鼻自立為可汗，統領漠南突厥。貞觀二十一年（647），車鼻遣使朝唐，並請身自入朝，但又失信於唐，唐使者迎卻不至，永徽元年（650），被唐擒獲。唐在其地置狼山都督府，又置瀚海都護府，龍朔三年（663）改稱雲中都護府，麟德元年（664）改稱單于都護府，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府及蘇農等24州，各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自此以後，「突厥盡為封疆之臣」，「殆三十年，北鄙無事」。然而，東突厥在唐寬鬆的羈縻統治下，經過30年的休養生息，發展壯大起來，其貴族又不甘心臣屬於唐，而開始謀反以期獨立復國。

一、東突厥汗國復國

調露元年（679），東突厥阿史德溫傅、奉職二部反唐，掀開了東突厥復國的序幕。溫傅、奉職二部立阿史那泥熟匐為可汗，以阿史那可汗家族為號召，單于大都護府治下24州東突厥降部皆起而響應。唐先後派蕭嗣業、裴行儉率兵討擊，奉職被行儉擒拿，泥熟匐被其下所殺，以首來降，暴動被平息。永隆元年（680），溫傅部又立阿史那伏念為可汗，寇原、慶二州。唐再派裴行儉等討之，伏念執溫傅以降，暴動再次被平息。但由於唐在處理伏念問題上犯了嚴重錯誤，採取殺降政策，斬伏念等54人於都市，導致了更強烈的反抗，突厥阿史那骨咄祿再次招集亡散，於永淳元年（682）重建東突厥汗國。

東突厥汗國從永淳元年（682）復國，至天寶四年（745）滅亡，共經歷了60餘年，其興亡及與唐朝的關係，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682-692），東突厥汗國重建時期。這一時期阿史那骨咄祿在位，唐朝高宗、武后當政。永淳元年（682），阿史那骨咄祿在黑沙城重建東突厥汗國，建號頡跌利施可汗，開始全面恢復東突厥汗國舊業。首先，還牙於郁都斤山（以黑沙城為南牙，郁都斤山為北牙）；恢復與阿史德氏的聯盟，以阿史德元珍為謀主，任阿波達干，掌兵權。然後，向南對唐朝，向西對西突厥，向北對鐵勒諸部，向東對契丹、奚二蕃展開全面攻勢。但這一時期東突厥汗國的主要成就是迫使唐朝採取守勢，保護本土，而無法翦滅重建的汗國，東突厥汗國因此得以存在並發展鞏固。其次是削弱西突厥阿史那可汗的統治，為控制或插足西域，實現統一東、西突厥的目標做準備。

阿史那骨咄祿制定了以攻為守的方針，四處攻擾唐朝，迫使唐朝疲於應付，無力進剿。永淳元年（682）十月，突厥攻并州，又攻單于都護府之北境，殺嵐州刺史王德茂。弘道元年（683）二月，突厥寇定州，又寇媯州。三月，圍單于都護府，殺都護府司馬張行師。五月，寇蔚州，殺刺史李思儉，又擒來戰的豐州都督崔智辯。六月，掠嵐州。光宅元年（684）七月，轉寇朔州。垂拱元年（685）二月，寇代州，敗來援的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唐軍死5000餘人。垂拱二年（686）九月和垂拱三年（687）二月，兩次侵昌平等地。垂拱三年（687）七月，又攻朔州。在以上的戰事中，唐軍大多失利，唯垂拱三年（687）七月的朔州反擊戰打得比較漂亮。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大破骨咄祿、元珍於黃花堆，追奔40餘里，突厥皆散走磧北。唐欲乘勝追擊，太后詔右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與常之計議，遙為聲援，窮追余寇，但寶璧欲專有其功，不待常之，引精兵13000人先行，出塞2000餘里，掩擊其部落；既至，又先遣人告之，使骨咄祿、元珍有備而戰，結果唐軍大敗，全軍皆沒。太后改骨咄祿曰不卒祿以泄恨。

在西向征討西突厥的過程中，東突厥也取得了進展。《資治通鑒》卷204載：「西突厥十姓，自垂拱以來，為東突厥所侵掠，散亡略盡。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斛瑟羅收其餘眾六七萬人入居內地，拜左衛大將軍，改號竭忠事主可汗。」可見東突厥已嚴重削弱了西突厥，尤其是阿史那可汗家族，致使西突厥散亡略盡。不過，東突厥並未能控制西域，西突厥異姓部落突騎施成為阻遏東突厥西進的重要力量。天授二年（691）「（阿史德）元珍等率兵討突騎施，臨陣戰死」，在與突騎施的爭戰中，東突厥還損失了阿史德元珍這位主要幹將。

第二階段（692-716），東突厥汗國強盛時期。這一時期默啜在位，唐朝是武則天、中宗、睿宗、玄宗當政。天授三年（692）突厥可汗骨咄祿卒，其子幼，弟默啜自立為可汗。默啜上台後亦實行擴張政策，不過，在策略上有所改變，不再一味武力進攻，而是和戰並行，軟硬兼施，從而從唐朝方面獲得了更大的利益，在東、北、西方向取得了更大的拓展，進入了後東突厥汗國的最盛期。

長壽三年（694），默啜寇靈州。唐以白馬寺僧懷義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領十八將軍討之，未遇突厥，班師。天冊萬歲元年（695）正月，唐以王孝傑為朔方道行軍總管備邊。王孝傑是一位英勇善戰的驍將，在長壽元年（692）討擊吐蕃、收復西域的戰事中功勛卓著。面對唐朝的部署，默啜馬上變換了手法，一方面求和，一方面繼續攻唐。十月，突厥默啜遣使請降。太后喜，冊授默啜為左衛大將軍、歸國公。萬歲通天元年（696），默啜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接著，默啜請為唐太后子，並為其女求婚，歸還河西降戶。又請率部為唐討契丹。其年五月，營州契丹松漠都督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因飢謹而營州都督不加賑給舉兵反。太后欲借默啜之力平契丹，遣使冊授默啜為左衛大將軍、遷善可汗。默啜趁契丹李盡忠卒、孫萬榮代領其眾之機，襲松漠，虜盡忠、萬榮妻子。太后以其功進拜頡跌利施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默啜一面接受唐朝的冊拜，一面繼續攻唐。神功元年（697）正月，寇靈州、勝州，又求六州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及谷種、繒帛、農器、鐵。唐臣姚璹、楊再思以契丹未平，尚須依靠突厥，請依所求給之。朝廷「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以與默啜，並給谷種四萬斛，雜彩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數萬斤，並許其昏。默啜由是益強」。同年，唐軍30萬討契丹，突厥與奚掩擊其後，契丹大敗，孫萬榮被斬。契丹及奚餘眾皆降於突厥。默啜通過助唐平契丹，不僅得到六州降戶數千帳及農器等物資，而且征服了東北契丹、奚二蕃，實力大大增強，開始公開輕蔑朝廷。聖曆元年（698）六月，唐太后命淮陽王武延秀入突厥，納默啜女為妃，並齎金帛以送之。但默啜卻以延秀非天子之子而拒之，說：「聞李氏盡滅，唯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發兵襲靜難、平狄、清夷等軍。又寇媯、檀等州。並致書譴責唐朝：「與我蒸谷種，種之不生，一也。金銀器皆行濫，非真物，二也。我與使者緋紫皆奪之，三也。繒帛皆疏惡，四也。我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罔冒為昏，五也。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責唐送物不精，婚婿不貴。接著寇飛狐，陷定州，掠趙州。時武氏已貴為帝室，默啜的言行完全是一種挑釁。太后大怒，改默啜為斬啜，派司屬卿武重規等為天兵中、西、東道總管，將兵30萬討之，以15萬兵為天兵西道後軍作後援。九月，又命太子（中宗）為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後代為元帥）討之。但默啜盡殺定州等男女萬餘人，退回漠北，唐軍追之不及。此後，默啜「連歲寇邊」，多次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並仍實行和戰並行的方針。長安三年（703）六月，遣莫賀干來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睿宗、玄宗繼位後，又相繼來求婚。

景龍元年（707），中宗決心改變這種被動挨打、和親受騙的局面，命內外官各進破滅突厥之策，又選拔軍事骨幹，同時調整北方防禦將領，以右屯衛大將軍張仁願為朔方道大總管，備突厥。張仁願不負所望，於黃河之北築三受降城，絕突厥南寇之路。景龍四年（710），中宗決定出師北伐，但師未行而中宗崩。唐朝此後還有一次北伐，仍以夭折告終。開元二年（714），唐擊敗西征北庭都護府的突厥，受此鼓舞，玄宗決定北伐。二月二十八日下《命姚崇等北伐制》，以姚崇為靈武道行軍大總管率軍出征，但由於吐蕃入侵河源、西域等地，形勢嚴峻，唐不得不抽調兵力應付吐蕃，北伐流產。

默啜從唐朝獲得了大量人力、物力，又控制了東方契丹、奚二蕃，擁兵40萬，據地廣萬里，進一步征服西域成為其下一步重要目標。聖歷二年（699）正月，默啜立其子匐俱為小可汗，號拓西可汗，主處木昆等十姓兵4萬餘人，位在兩察之上（其弟咄悉匐立為左廂察，骨咄祿子默矩為右廂察，各主兵2萬餘人），可見其西征的決心和征服西域樹其子威信的用心。景雲中（710-711），突騎施可汗娑葛之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叛入突厥，請為嚮導伐娑葛，為默啜提供了契機。默啜遣兵2萬擊娑葛，破滅之。其部下乘勝遠征中亞。《暾欲谷碑》南面第45-48行稱：「吾等隨之遠達鐵門……窣利人全族以suq（？）為首領，來降。」中亞河中諸國（鐵門關以北）和吐火羅諸國（鐵門關以南）本為唐朝藩屬（設有羈縻府州），大食（阿拉伯）興起後攻佔了此地。東突厥在此大肆搶劫了一番，上舉碑文稱，「軍隊遂輦歸其黃金及白銀、少婦及處女……及無數珍寶」。開元二年（714），默啜又遣其子泥涅可汗及同俄特勤、妹婿火拔頡利發等率精騎圍唐在西域東部設置的北庭都護府，但這個行動遭到了慘敗。唐軍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同俄被斬於城下，火拔懼不敢歸，攜妻子降唐。默啜又屢發兵擊西突厥十姓中的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等部。開元三年（715），唐敕北庭都護湯嘉惠、左散騎常侍解琬等發兵救之，五月，又敕嘉惠等與葛邏祿、胡祿屋、鼠尼施及定邊道十總管阿史那獻互相應援，「虜勢寢削」，默啜的氣焰才有所收斂。

默啜在北方也竭力擴展勢力。垂拱二年（686），瀚海都護府內的同羅、仆骨等部叛，唐遣左豹韜將軍劉敬同發河西騎士、田楊名發金山道西突厥十姓諸兵討之。同羅、仆骨等部皆敗散，但西突厥十姓「不奉璽書，妄破回紇部落」，[致使北蕃喪亂，為默啜北侵提供了有利的機會。《舊唐書》卷199下《北狄傳》載：「則天時，突厥強盛，鐵勒諸部在漠北者漸為所並。回紇、契絆、思結、渾部徙於甘、涼二州之地。」可見7世紀前後，默啜已漸兼并漠北鐵勒諸部。開元二年（714），默啜又與九姓首領阿布思等戰於磧北，九姓大潰，人畜多死，阿布思率眾來降。開元四年（716），默啜再討九姓拔曳固，戰於獨樂河，勝。但這一次默啜本人遭到了滅頂之災，被拔曳固殘部襲殺。唐朝可能也發揮了作用。玄宗在開元四年（716）正月二日曾命薛納等兵分中、東、西三道，「各領馬步五萬人，與九姓計會。三軍既整，百道齊入」討默啜。《新唐書.回鶻傳上》也載回紇「助唐攻殺默啜」。不過具體情況史書失載。

第三階段（716-734），東突厥汗國中興時期。這一時期泥涅可汗、毗伽可汗在位，唐朝玄宗當政。開元四年（716）默啜死，其子泥涅可汗立，但旋被骨咄祿之子闕特勤擊殺，闕特勤立其兄左賢王默棘連為毗伽可汗。毗伽繼位之時，東突厥汗國已從鼎盛走向衰落。默啜年老昏暴，「虐用其眾」，部落多怨叛，「十姓部落左五咄六啜、右廂五弩失畢五俟斤及子婿高麗莫離支高文簡、跌思泰等各率其眾，相繼來降，前後總萬餘帳」。奚、契丹、拔曳固等諸部也歸附唐朝。毗伽以闕特勤為左賢王，專典兵馬；以暾欲谷為謀主。「暾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略，國人信服之，突厥降戶處河曲者，聞毗伽立，多復叛歸之。」毗伽可汗曾欲乘勢南下寇唐，暾欲谷審時度勢，認為突厥部落「力尚疲羸」，「且當息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因此，東突厥汗國開始真正奉行與唐和平相處的政策。唐亦曾計劃擊突厥。開元八年（720），朔方大總管王晙奏請西發拔悉蜜，東發奚、契丹，與朔方兵共擊毗伽。但這個計劃為突厥探知，暾欲谷深知王晙與唐宰相張嘉貞不和，所請多不相應，必不敢發兵，而拔悉蜜輕而好利，必將先至，因此做了充分準備。事情果如其料，突厥大破拔悉蜜，返途中又寇甘、涼等州，掠契絆部落，毗伽「由是大振，盡有默啜之眾」。開元九、十年（721-722），河曲六胡州東突厥降部兩次叛唐，唐朝雖然平息了此亂，但此後亦未再出擊。唐、突真正進入和平相處階段。開元六年（718）正月，突厥毗伽可汗遣使請和。開元九年（721）二月，又遣使求和，乞為玄宗之子。玄宗欣然同意。此後，突厥約年年來朝，據統計，開元五年至二十二年（717-734）共約來32次。如開元十三年（725）四月，唐玄宗東巡，毗伽應唐朝之請，遣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貢扈從。開元十五年（727），毗伽可汗遣大臣梅祿啜入貢，獻名馬30匹，並獻吐蕃約毗伽共寇唐瓜州的書信。為了答謝突厥的和平誠意，唐特在西受降城開互市，每歲以縑帛數十萬匹與之交易戎馬，結果雙方互利，唐以戎馬助軍旅，且為監牧之種，國馬益壯；而突厥得縑帛，不僅可以供生活之需，而且可與其他民族交換獲利。

這一階段，毗伽可汗亦曾多次請求和親，唐因默啜騙婚的教訓及恥辱，先不允之。開元十三年（725），毗伽可汗甚至對唐使說：「今之所求，豈問真假！頻請不得，實亦羞見諸蕃。」唐仍未允之。開元二十二年（734）玄宗終於許婚，但同年毗伽死，和親未成。開元十九年（731）三月，突厥左賢王闕特勤卒，唐突友好關係達到高潮。唐朝不僅派重臣賚玄宗璽書前往弔唁，而且派畫師工匠為之建祀廟，鐫碑銘。《闕特勤碑》為漢文、突厥文雙語鐫成，留存至今。

不過，這一階段東突厥汗國對唐朝的友好，僅僅維持在不侵犯唐朝本土的層面上，而對唐朝的藩屬仍然實行侵擾、爭奪的方針。《闕特勤碑》第28行載毗伽可汗自述：「朕為復興民族計，乃率大軍出征十二次，北征回紇，東討契丹及Tatabi，南擾中國。」「南擾中國」大約為開元八年（720）之事，而「北征回紇，東討契丹」則在請和之後發生。《資治通鑒》卷114即載，開元二十三年（735）「突厥尋引兵東侵奚、契丹」。《新唐書.回鶻傳上》載，回紇殺涼州都督王君，梗絕安西諸國朝貢道，之後「奔突厥」；新舊《唐書.突厥傳下》載，突騎施蘇錄可汗自立後，「不純臣於唐」，與突厥通婚，「東附突厥」，都表現了東突厥與唐朝分庭抗禮的態勢。

第四階段（734-745），東突厥汗國內亂衰敗時期。這一時期東突厥約有七個可汗上台，唐朝仍是玄宗在位。開元二十二年（734），突厥毗伽可汗為其大臣梅錄啜毒死。其子伊然可汗立。唐遣宗正卿李佺往吊毗伽，為之立碑廟，以史官起居舍人李融撰寫碑文，並冊立伊然。不久，伊然病卒，弟登利可汗立。開元二十八年（740），唐遣右金吾將軍李質賚璽書冊立登利可汗。登利從叔父二人分典兵馬，號左、右殺（察）。登利患兩殺權重，與其母謀，誘斬右殺，自統其眾。左殺判闕特懼禍及己，勒兵攻登利，殺之，立毗伽可汗之子為可汗；可汗後為骨咄葉護所殺，更立其弟；尋又殺之，骨咄葉護自立為可汗。開元二十九年（741）七月，遣使來唐告登利可汗之喪。天寶元年（742）七月，拔悉蜜、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護，殺之，推拔悉蜜酋長為頡跌伊施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為左、右葉護。突厥餘眾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為烏蘇米施可汗。唐玄宗遣使諭烏蘇令內附，烏蘇不從。唐遣使說拔悉蜜、回紇、葛邏祿使攻之，烏蘇遁去。天寶三年（744）八月，拔悉蜜攻斬突厥烏蘇可汗，傳首京師。突厥國人立其弟為白眉可汗。回紇、葛邏祿共攻拔悉蜜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唐玄宗冊拜裴羅為懷仁可汗。天寶四年（745）正月，回紇懷仁可汗擊殺突厥白眉可汗，傳首京師。突厥毗伽可敦率眾降唐。後東突厥汗國徹底滅亡。

後東突厥汗國的建立雖然是叛唐的結果，但其發展卻是愈來愈向唐朝靠攏，與唐和平共處並臣屬於唐朝。汗國在建立階段叛唐攻唐，在第二階段即開始向唐求和，接受唐朝的冊封，助唐平息契丹、奚二蕃之亂。雖然這種請和並非真心實意，有著欺唐掠唐的目的，但畢竟向著和平共處邁出了一步。第三、四階段汗國比較真誠地與唐和平共處，以子事父、臣屬於唐，可汗死皆來告喪，可汗立亦由唐朝冊封承認，雖然侵唐藩屬的現象仍然存在，但畢竟和平相處是主流。汗國最後則被其屬部拔悉蜜、回紇、葛邏祿攻滅，為回紇取而代之。當然，唐朝在其中也發揮了作用。

二、後東突厥汗國復興的原因

後東突厥汗國能夠存在60多年，有內外兩種原因。

內部原因：東突厥在唐朝寬鬆的羈縻統治下，不承擔貢賦，經濟實力大增，太宗曾在冊命阿史那思摩的詔書中說，突厥諸部在唐的統治下「年穀屢登，眾種增多，畜牧蕃息，繒絮無乏，咸棄其氈裘，菽粟有餘」，即是對這種經濟狀況的描述。東突厥通過助唐東征西討，又重振了軍威。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增強，加上對過去光輝歷史的追念，促使他們叛唐復國，成為前東突厥汗國的餘響。

汗國重建的前三個階段，其首領根據形勢的不同，皆實行了不同的但有利於汗國生存發展的戰略方針。第一階段，實行以攻為守的方針，迫使唐朝疲於應付，無力進剿。第二階段，實行和戰並行的方針，使得唐朝心存幻想，不能痛下決心，堅決圍剿。如果默啜仍實行一味武力進攻的政策，以唐朝的實力和當時周邊的環境，唐朝不會甘於被動挨打的狀態，而會採取強硬的措施。第三階段，實行和平共處的方針，使得唐朝承認既成事實，安於現狀。這一階段如果汗國繼續實行欺騙政策，唐朝也不會再上當受騙，而會採取有力措施。開元九年（721），汗國請和，玄宗璽書嚴厲譴責默啜往日失信，明確告誡毗伽可汗：「若言無準定，意有翻覆，還似往日可汗，又違今時明信，不煩更差使命」。表達了不會再容忍汗國口是心非的做法。和親之事唐朝不肯輕允，也證明了唐朝的態度。

汗國起用阿史德元珍、暾欲谷等人為謀主，這些人皆曾就讀於長安，深悉漢文化，稱得上知己知彼，在保存汗國、對付唐朝的大政方針上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冊府元龜》卷544載：「阿史德元珍、孫萬軒（斬）等，皆因充侍子，遂得遍觀中國兵威禮樂，其後竟為邊害。」又載薛謙光疏：「竊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並叼殊獎，或執戟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黌門，服改氈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睹衣冠之儀，目擊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略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藩……在夷狄廣其縱橫之志……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由於此。」可證當時人對此有清醒的認識。以暾欲谷為例。時毗伽可汗欲在汗國築城、立寺觀，暾欲谷說：「不可。突厥人徒稀少，不及唐家百分之一，所以能與為敵者，正以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為業，人皆習武，強則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城而居，變更舊俗，一朝失利，必為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之術，不可崇也。」可謂切中要害，突厥若築城而居，勢必喪失游牧民族的優勢；若信奉佛教，勢必喪失尚武精神，這對於突厥汗國的生存和發展都是極為不利的。毗伽可汗繼位之初，欲南下攻唐，也被暾欲谷以「力尚疲贏」勸止，改而奉行與唐和平共處的方針。這在當時突厥漸弱的情況下，無疑是保存實力的最佳選擇。其後，在開元八年（720）王晙欲發契丹、奚、拔悉蜜與朔方軍共剿突厥的鬥爭中，暾欲谷更是利用他對唐朝內部矛盾的了解，制定了正確的方針，致使唐朝不再與之武力較量。

外部原因：唐朝政策一再失誤。東突厥汗國重建時期，正是唐朝政治上風雲變幻（改唐換周），各種政治勢力互相傾軋、互相矛盾的時期。這種矛盾和鬥爭，妨礙了唐朝實施正確的政策方針，在一系列具體問題上犯了錯誤。首先，在對待東突厥暴動的問題上，唐朝的內部政治鬥爭毀了裴行儉的招降成果。永隆元年（680），裴行儉許諾阿史那伏念不死，伏念乃降，但中書令裴炎與行儉為兩派，為貶行儉，說伏念乃被唐軍「逼逐，又磧北回紇等同南向逼之，窘急而降」，武后殺降。行儉嘆：「今而殺降，後無來者。」當時「議者恨其（裴炎）娼克，且使國家失信四夷，以為陰禍有知雲」。果然，突厥降部皆對唐朝失去信任，再次鋌而走險，走上反唐道路。朝廷後來雖然有所醒悟，追拜伏念為太僕卿，頒發平反詔書，弘道元年（683）十一月，並委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招討突厥，即以安撫為主、討擊為輔（前委裴行儉為行軍大總管討突厥，以討擊為主），但為時已晚，無濟於事。其次，因內部矛盾殺禦敵大將，自毀長城，又濫委將領。程務挺為單于道安撫大使督軍御突厥，「善於綏御，威信大行，偏將已下，無不儘力。突厥甚憚之。相率遁走，不敢近邊」。但務挺是裴炎同黨，炎得罪，務挺亦被斬。「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樂相慶。仍為務挺立祠，每出師攻戰，即祈禱焉。」夏州都督王方翼亦是抵禦突厥的幹將，但因其與務挺連職，素相親善，且為廢后（王皇后）的親屬，亦被流放並致死。太后此後委任白馬寺僧薛懷義為禦敵大將，則是濫用庸人。垂拱三年（687）五月，太后以懷義為新平軍大總管，北討突厥。懷義行至紫河，不見虜，於單于台刻石紀功而還。九月，以僧懷義為新平道行軍大總管，將兵20萬以討突厥骨咄祿。長壽三年（694），又以僧懷義為朔方道行軍大總管，領十八將軍討默啜，未遇，班師。懷義乃一介寺僧，根本不懂軍事，只因與太后關係近密，被委此事，太后所任非人不言而喻。玄宗時代，朝廷的內部矛盾依然存在，並依然影響了對突厥的政策。前述王晙與宰相張嘉貞不和，導致北伐未成，反被暾欲谷利用，即是一例。

唐朝周邊不寧，為東突厥汗國復興提供了機會。7世紀末契丹叛唐，東突厥借為唐平叛之機，大大擴充了實力，將東北契丹、奚等族收歸治下，又向唐索取了大量人力物力，收復了六州降戶，造成東突厥汗國的再度輝煌。而7世紀吐蕃的崛起和擴張，更成為東突厥汗國復興的最有利外部條件。吐蕃從龍朔二年（662）開始進軍西域，與西突厥弓月部勾結攻擊唐軍。麟德二年（665）與疏勒、弓月侵于闐。咸亨元年（670），又攻取西域龜茲撥換城，陷唐18羈縻州，迫使唐廢安西四鎮。唐朝與吐蕃反覆爭奪西域控制權，終於在長壽元年（692）重置安西四鎮，以漢兵3萬鎮守該地。唐雖奪回了西域控制權，但卻動用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在進攻西域的同時，吐蕃又於龍朔三年（663）發兵攻佔吐谷渾，吐谷渾可汗諾曷缽與弘化公主率數千帳棄國投唐朝。咸亨元年（670），唐發大軍護送吐谷渾可汗還故地，與吐蕃戰於大非川，大敗。「自是吐蕃連歲寇邊，當、悉等州諸羌盡降之。」儀鳳三年（678），唐中書令李敬玄與工部尚書劉審禮率18萬軍與吐蕃戰於青海，又大敗。從此，唐軍不得不從戰略攻勢轉入戰略守勢，將大量行軍轉成鎮軍，在河源等地長期與吐蕃對峙。唐軍將主要兵力投向西北的結果，為北方東突厥汗國的復興提供了絕好的機會。在東突厥奉職、溫傅、伏念反叛時，唐朝尚有力量派大軍北上進剿。《舊唐書》卷84《裴行儉傳》載，調露元年（679），裴行儉統30餘萬大軍進討，「連亘數千里，並受行儉節度。唐世出師之盛，未之有也」。因此這二起反叛都很快被平息，未能建成汗國。但隨著守勢局面的形成，唐朝卻再也無力大舉北伐骨咄祿了，至多只能小規模地自衛反擊。如意元年（692）情況有所轉變，吐蕃內部危機爆發，吐蕃頻繁遣使請和求婚，不斷有首領率眾內附，吐蕃進入衰落期。唐朝這一時期應有力量對付東突厥汗國，但這時恰好默啜在位，默啜及時調整了政策，採取和戰並行的方針，致使唐朝心存幻想，未採取堅決進伐的措施。開元二年（714）玄宗曾經決定北伐，其在《命姚崇等北伐制》中措辭非常嚴厲：「總管以下，有損失兵馬，不能力戰，棄軍逃命者，便斬，其有棄軍入敵，不能死節者，妻子以叛緣坐法。」大有不滅突厥誓不罷休的味道，但恰好此時又與吐蕃關係惡化，吐蕃開始連年進犯，局勢非常嚴峻，唐朝不得不放棄北伐。毗伽可汗繼位後，唐朝無意討伐汗國，汗國亦無力進犯唐朝，因此，和平相處成為雙方共同的選擇。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汗國被其屬部推翻。因此，吐蕃的擴張是東突厥汗國復興的最重要的外部原因，吐蕃的擴張極大地牽制了唐朝對汗國可能採取的軍事行動和政策。

三、後東突厥汗國復興對唐朝軍政制度的影響

後東突厥汗國的復興以及吐蕃的崛起，對唐朝邊疆體制乃至軍政制度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引起唐朝邊疆體制及軍政制度的諸多變化。而最根本的變化，是唐朝對周邊諸族從戰略攻勢轉變為戰略守勢。

邊疆都護府體制的破壞和變化。唐前期邊防體系經歷了三個階段兩次調整，即從都督府發展到都護府，又從都護府發展到節度使府。唐先在邊疆建立羈縻州都督府，以邊州都督府領之。如貞觀四年（630）唐滅東突厥後，設順、佑、化、長等羈縻州都督府以安置突厥降部，又設定襄、雲中、豐州都督府以監管之。但不久，漠北薛延陀取代東突厥而坐大，貞觀二十年（646），唐滅薛延陀汗國，鑒於原有都督府的力量不足以控制漠北，唐決定設更大的專門機構--都護府。貞觀二十一年（647），唐於漠北置燕然都護府，龍朔三年（663）改稱瀚海都護府，總章二年（669）改稱安北都護府；永徽元年（650），於漠南建瀚海都護府，龍朔三年（663）改稱雲中都護府，麟德元年（664）改稱單于都護府。安北都護府轄8羈縻都督府16羈縻州，單于都護府轄24羈縻州。安北、單于二都護府的建立，將大漠南北的諸民族部落基本上都納入了唐朝的統治之下，在維護唐朝北部邊疆的安定和統一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保證了唐前期北方30多年的平靜。然而，東突厥汗國的復興，又使安北、單于兩個都護府喪失了功能，垂拱二年（686）單于都護府改為鎮守使，垂拱三年（687）安北都護府南遷同城，聖曆元年（698）安北都護府移治於單于都護府，實際上僅存一府。開元九年（721），唐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大都護府和安北都護府等，二大都護府皆被納入到節度使體制之中。單于、安北都護府納入節度使體制完全是當時政治、軍事形勢決定的。都護府重在安撫和監控，節度使重在鎮守和防禦，在當時的形勢下，安撫和監控已經不能解決邊疆的問題，鎮守和防禦才是鞏固邊防的唯一途徑。有學者說：「朔方節度使領屬單于、安北大都護府，標誌著唐代前期羈縻府州撫慰、外加都護府監控蕃族功能和體制的結束，都護府這一制度被納入了節度使體制之內。其原來的職能也都作為節度使的一部分而顯現。單于、安北原來廣為監控的權職縮小到一個城或州的範圍，這種轉變正是那個時代政治軍事形勢變化的結果，更為直接的是唐朝北部防務與突厥勢力復興的力量對比而引起的」。此說可謂頗得其實。

軍鎮、監牧、屯田三位一體邊防體制的破壞和變化。中國古代北方主要是游牧民族與中原農業政權對峙。中原自古就有消極防禦和積極防禦兩種對付游牧民族鐵騎南下的基本對策。如秦朝採取消極防禦的對策，大修長城，沿長城屯戍大軍，構成線式靜態防禦體系；西漢武帝採取積極防禦的方式，以騎對騎，將攻為守，建成動態的防禦體系。唐初，高祖、太宗鑒於隋朝大修長城仍然滅亡，採取積極的防禦措施，大力發展騎兵，大規模發展高度集中的國家養馬業，並在發展養馬業、組建騎兵的基礎上建立了「軍鎮、監牧、屯田三位一體」的邊防體制。《舊唐書》卷196《吐蕃傳上》載，貞觀中，「有屯田以資糧糗，牧使以娩羊馬。大軍萬人，小軍千人，烽戍邏卒，萬里相繼，以卻於強敵」。這是對這種三位一體邊防體制的簡要概括。「軍鎮、監牧、屯田」三者是一個有機的整體，監牧為軍鎮提供充足的優質馬匹；屯田為軍鎮保證豐足的食糧；軍鎮則保護監牧和屯田，維護邊疆的穩定，抵禦來犯的敵人。監牧或馬政可以說是唐前期國防政策的基石之一。史載唐「自貞觀至麟德（627-665），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分為八坊、四十八監，各置使以領之。是時天下以一縑易一馬」。但是，東突厥的復興，卻極大地破壞了國家養馬業。開耀元年（681），夏州群牧使安元壽奏：「自調露元年九月以來，喪馬一十八萬餘匹，監牧吏卒為虜所殺掠者八百餘人。」即東突厥在叛唐復興過程中，僅兩年時間就使唐朝在夏州群牧喪失了18萬餘馬匹。東突厥汗國重建之後，又不斷掠取隴右馬匹，久視元年（700）二月突厥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神龍元年（706）又掠隴右群牧馬萬餘匹。「垂拱（685-688）以後，馬潛耗太半」。至玄宗即位初，監馬僅有24萬匹，玄宗下大力氣恢復監牧，開元十三年（725），「有馬四十三萬匹，牛羊稱是」，玄宗以太僕卿、內外閑廄使王毛仲有功，大加讚賞。但43萬匹仍只是貞觀、麟德時70餘萬匹馬的半數強，可見東突厥汗國及吐蕃等對唐養馬業的破壞之大。唐朝養馬業的破壞，實際上直接等於唐朝軍事力量的破壞，唐朝因此無法發動軍事進攻，喪失了戰場上的主動權。當然，唐朝監牧的徹底破壞，是在吐蕃趁安史之亂佔領隴右，國家完全失去養馬基地之後。但是，後東突厥汗國對於唐朝軍事力量的破壞，對於唐朝「軍鎮、監牧、屯田三位一體」邊防體制的破壞卻是不容低估的。

鎮戍、行軍制度的破壞與變化。唐前期有平時、戰時兩套軍事體制，平時以鎮戍作為邊防要地的防禦機構，戰時以臨時組成的行軍作為野戰軍隊，行軍與鎮戍平戰結合，在唐前期發揮了巨大作用。如東突厥汗國、高昌、焉耆、于闐、龜茲、薛延陀、高麗、百濟皆是唐朝行軍所滅。但唐初所設鎮戍乃沿襲周齊的舊制，兵力十分單薄、分散，如鎮戍各分上、中、下三等，分別以鎮將、鎮副、戍主、戍副統防人（兵士）以御來犯之敵，「每防人五百為上鎮，三百為中鎮，不及者為下鎮；五十人為上戍，三十人為中戍，不及者為下戍」。「凡天下之上鎮二十，中鎮九十，下鎮一百三十有五；上戍十有一，中戍八十有六，下戍二百三角十有五」。這種兵力十分單薄而又分散的鎮戍，在東突厥汗國強勁的攻勢下，根本無法承擔防禦的重任。而戰爭爆發，朝廷臨時組織行軍出戰征討，突厥為游牧民族，倏忽而來，倏忽而去，行軍常常不能與之正面作戰（如前述薛懷義數次為行軍大總管率軍出征，皆未遇敵而班師），待行軍解散，突厥又復侵擾；即使二軍交戰了，唐軍不能全部殲敵，突厥仍然頻繁來侵。因此，唐朝不得不在戰事結束後，留部分行軍駐屯要地，或將原來臨時出征的軍隊轉入長期屯駐。長期屯駐的鎮軍取代了臨時出征的行軍，軍鎮（軍、鎮、城、守捉）取代了鎮戍，成為邊境的主要防禦力量。軍鎮作為常備邊防軍，既可防禦來犯之敵，又有力量主動出擊，避免了行軍頻繁調發之煩，適應了新的邊境形勢的需要。但軍鎮的出現，勢必需要統率本地區諸軍鎮的常任軍事長官--節度使，而節度使的出現，則標誌著大軍區的產生，唐朝的軍事力量也就由分散到集中，從臨時到久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東突厥汗國的復興，大大促成了這種變化。以河東地區天兵軍的變化為例。《唐會要》卷78《節度使》載：「天兵軍，聖歷二年（699）四月置。大足元年（701）五月十八日廢。長安元年（701）八月又置。景雲元年（710）又廢。開元五年（717）六月二十四日張嘉貞又置。十一年（723）三月四日，改為太原已北諸軍節度使。」聖歷二年（699）置天兵軍是為了抵禦東突厥的入侵，其時默啜進寇媯、檀等州，武則天派司屬卿武重規等為天兵中、西、東道總管，將兵30萬討默啜，以15萬兵為天兵西道後軍作後援。《舊唐書.婁師德傳》記載得亦很清楚：「聖歷二年，突厥入寇，復令檢校并州長史，仍充天兵軍大總管。」因此，此時的天兵軍是臨時組成的行軍。《唐會要》卷78又載：「貞觀三年（629）已後，行軍即稱總管。」此時天兵軍將領為大總管，也可證明其行軍的性質。其後，大足元年（701）五月天兵軍廢，同年八月又置（其年十月改元長安），此時天兵軍置廢頻繁，又無管轄區域的記載，可能仍非鎮軍。但開元五年（717）張嘉貞所置天兵軍已變成鎮軍。《資治通鑒》卷211玄宗開元五年條載：「并州長史張嘉貞上言："突厥九姓新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請宿重兵以鎮之。"辛酉，置天兵軍於并州，集兵八萬，以嘉貞為天兵軍大使。」此時天兵軍是為了鎮撫突厥新降者而置，已不是出戰征討的行軍；天兵軍以「軍使」命名長官，並以并州城為常駐之地，已是鎮軍。《冊府元龜》卷992《外臣部.備御五》對置天兵軍的目的記載得很清楚：「（開元五年七月）是月辛酉，并州置天兵軍。制曰，太原薄伐之地，勾注出屯之所，兵戈不可以不習，亭障不可以不備。默啜，鳴鏑之餘，自貽泯滅，骨咄祿勇殺，覆巢之餘，仍敢陸梁。九姓等雖類頗親，而仇讎久著……宜於并州集八萬眾，置天兵軍」。玄宗著重說明了天兵軍與東突厥默啜、骨咄祿的關係，及并州置天兵軍防禦東突厥的重要性。據上引《唐會要》，天兵軍開元十一年（723）改為太原以北諸軍節度使，開元十八年（730）十二月，又改為河東節度使，並且「遂為定額」。為了對付復興的東突厥汗國，天兵軍最終完成了從行軍到節度使的演變過程。

軍鎮包括軍、鎮、城、守捉。軍鎮中「城」的作用凸顯，也與東突厥汗國的復興密切相關。唐初採取戰略攻勢，不重視長城的作用。貞觀二年（628），東突厥頡利擁兵窺邊，人或請築長城，太宗即明確說：對付突厥「安在築障塞乎」！貞觀四年（630），太宗議論隋煬帝時又說：「隋煬帝性好猜防，專信邪道，大忌胡人，乃至謂胡床為交床，胡瓜為黃瓜，築長城以避胡。終被宇文化及使令狐行達殺之……卒何所益？」一般士人亦如是認為，如唐人劉貺曾評論，燕、秦築長城限中外，「城全國滅，人歸咎焉」。但東突厥汗國復興及吐蕃崛起後，唐朝攻勢戰略逐漸轉為守勢戰略，如何有效阻止突厥的鐵騎南下，成為一個十分迫切的問題。軍城成為積極防禦的極好選擇。景龍元年（707），朔方道大總管張仁願在河北築三受降城，成為唐修軍城的典型。時朔方軍與東突厥以黃河為界，突厥在河北，朔方軍在河南。張仁願為絕突厥南寇之路，趁默啜率眾西擊突騎施之機，渡河強奪漠南之地，以六旬時間搶築三座受降城，以拂雲祠為中城（突厥入侵前常先詣拂雲祠祈禱，然後牧馬料兵渡河），東西兩城各距400餘里，三城皆據津要。仁願又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1800所。自是突厥不敢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三受降城在抵禦突厥進攻方面發揮了巨大的作用。軍城不同於長城，長城以防禦為主，軍城則是攻守兼備。史載仁願建三城不置壅門及備守之具。或問之，仁願曰：「兵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并力出戰，回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即反映了軍城的攻取作用。軍城作為軍隊的軍事據點，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突出了防人和軍隊的建設，充分發揮了軍隊與防禦體系互為依託的優勢，將消極防禦化為積極主動防守，是軍鎮的重要內容，也是對長城防禦體系的發展變化。

與軍鎮取代鎮戍、鎮軍取代行軍同步的是徵兵制度的變化。唐初承隋制，實行府兵制，寓兵於農，兵農合一。府兵實行番役制，平時主要上番宿衛京師，分番上防遠近鎮戍，戰時組成行軍出征。府兵之外，還有兵募，即臨時徵募非府兵出征遠鎮。兵募雖曰「募」，但實際上仍按府兵先富後貧、先強後弱、先多丁後少丁的原則強制性徵發，兵募且與府兵一樣，上防有時限，一般為一年。東突厥叛唐，加上周邊其他地方不寧，戰事大大增多，邊防線大大延長，兵源不夠，唐不得不濫徵兵士。府兵、兵募長征遠戍本身需要承受死亡的威脅，還要自備資裝，承受沉重的經濟負擔（兵募的軍行器物雖然由「當州分給」，「不足則自備」，但實際上大多自備），濫徵兵士的結果，導致徵發原則的破壞，行軍變作鎮軍，又造成番代原則的破壞，這二個原則的破壞，更加重了承役者的苦難，因此，武周以後，百姓「逃亡略盡」。《舊唐書》卷98《李元傳》載：「父道廣，則天時為汴州刺史，時屬突厥及契丹寇陷河北，兼發河南諸州兵募，百姓騷擾，道廣……存心慰撫，汴州獨不逃散」。道廣因汴州百姓「獨不逃散」而得到特別褒獎，可見百姓逃散是普遍現象，東突厥入侵是中原朝廷徵兵泛濫的重要原因。為了解決這個嚴重問題，唐朝不得不進行兵制改革。開元二十五年（737），玄宗正式頒詔，改徵為募，改番替為長征鎮，即將徵發府兵、兵募改為召募健兒，將兵農合一的徵兵轉向兵農分離的職業僱傭軍。玄宗並宣布兵募健兒一律停遣，現有非兵防健兒的各色鎮兵一律放還，在原則上徹底廢除了軍鎮防人的徵發制和番代制。從此，所有邊軍全為兵防健兒，完成了秦漢以來兵制職業化的最後進程，實現了古代軍事制度上的重大改革。

總之，後東突厥汗國的復興，既是前東突厥汗國的餘響，又是唐朝前期特定條件下的產物，並對唐朝前期邊疆體制、軍政體制向後期模式發展變化產生了很大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