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憲政制度的秘密：限制權力是一門科學

作者=段德敏

根據在《馴化利維坦》新書發布會（2017年3月26日）上發言的部分內部整理

我覺得《馴服利維坦》是一本很棒的書，它的主要內容是美國政治及其權力運行的機制。我想這是一本非常了不起的政治學、法學著作，對我們了解美國政治、美國的憲政體制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因素導致了美國政治體制本身的獨特性，但對它的研究和反思卻可以有很重要的普遍性意義。所以我覺得這本書討論這些重要論題，是一本非常值得閱讀的書。

「政治」作為一門學問

正如建勛老師所提到的，美國的「建國之父」們(founding fathers)在討論美利堅和眾國該建立什麼樣的政治制度時，他們清楚地意識到其正在從事的事業的重要性。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就曾說過，他們在做一件很偉大的事情，其所涉及的學問是「關於政治的一門神聖的科學」(「A divine science of politics」)。政治是一門「科學」這種論述，很多國人可能對它不是很熟悉。在西方歷史上，把政治看作一門科學其實也不是美國的「建國之父」們提出來的，早在他們之前就有很多人這樣說過，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哲人亞里士多德那裡，稍晚近的思想家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等都有類似的說法。在當下，當我們提到「政治」這個概念時，第一時間想到的可能會是權力、鬥爭、陰謀這些內容，有時候我們會把「政治」延伸到日常生活中，比如「公司政治」、「辦公室政治」等，誰獲得了什麼位置，誰掌握了什麼權力，諸如此類。這是我們對政治的一般理解，講到「政治」這個詞的時候，我們可能會往那方面想。從而「政治」常常也不被人們認為是個多麼好的東西，它往往和人的慾望和陰暗面聯繫在一起。

但我們在講「政治是一門科學」的時候，這裡的「政治」其實是一門非常重要的學問。它指的不是我們日常的政治，而是一種更高層次的存在，是「人們必須以某種方式生活在一起」的事實，無論這些人生活於什麼年代、他們身份如何、這一人群（共同體）的邊界在哪。政治學作為一門學問，其起源性的問題是：「我們（或某一特定人群）為什麼要以這種形式式生活在一起，而不是以其他形式？有哪些可能的形式？有沒有『最好』的形式？」要回答這些問題，就需要搜集材料，建立一些概念和理論框架，對其進行分析。這就是公元前古希臘哲人們做的事，其中以亞里士多德為典型，他專門寫了名字就叫《政治學》的書去記錄他的分析和結論，從而開啟了西方作為一門學問（或「科學」）的政治學的先河。

在這個意義上，「創造」某種人們共同生活的形式就是一件極其重要的事。當然，絕大多數時候人們並不能夠像造桌子、造椅子那樣「創造」共同生活的形式，大多數情況下人們發現自己生下來就處在一種已經為他們準備好了的政治體制之中，這種體制並非他們所創造，他們也基本無力做太多改變，似乎只有「接受它」這一種選擇。但可以想像一下，假如人們真的能夠做此種創造，會是一番什麼樣的情景？要知道，你生活在某種體制之中，事關你個人生活的一切都可能會受到這個體制的影響，你所可能面臨的選擇（如職業可選項）、你與他人—甚至包括你最親密的人—之間的關係、你的思想意識、情感等等，都會在這種體制（或共同生活的形式）中被塑造和形構。如果生活在另外一種制度環境之中，你可能就不是你現在的你。這裡的區別，只要想想我們國家40年代出生的人和80年代出生的人，他們在青年時期所生活於其中的社會狀況，就很清楚了。

對「共同生活形式」的創造是如此之重要，在西方古代歷史上，大多數時候這種「創造」被當作某種神跡來看待。忒修斯建立了雅典城，羅慕洛斯建立了羅馬城，他們都被當作某種神，或起碼是半人半神的形象。真正能把這種創造當作種一門「科學」來對待的其實並不多，亞里士多德當然是其中之一，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馬基雅維利也是較早的「政治科學家」，他最關心的問題之一正是「新國家」如何得以建立和維護，而那些從無到有建立新國家的「新君主」們，則要麼要有《聖經》中的摩西那樣具有神力，要麼就得具備非凡的「能力」(Virtù)。對這種政治共同體的「開端」(beginning)的分析和討論，正是政治學的精義之所在。對此開端的神秘化敘述十分常見，就像基督教《聖經》中說「要有光，便有了光」一樣，中國古代也有很多關於朝代或統治開端的神話傳說。

毫不誇張地說，美國的「建國之父」們所做的事正是這種政治體的開端，他們幾乎像「神」一樣創造了一種共同生活的形式，確立最基本的制度框架和權利體系，今天的美國人仍然生活在他們所「創造」的世界之中。這並不是說他們創造的政治體制就是「對」的或普世性的，但僅就開端和創造這件事而言，他們完成了一件壯舉。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們還把他們在創造這一開端時所做的種種考量很忠實地記錄了下來，這就是《聯邦黨人文集》。 我們回到美國「建國之父」們的著作與他們思考當中，去理解美國政治體制的安排，這個過程本身也可以是一種政治學研究。這一過程不必須是知識考古式的再現或重複，它可以是對其政治體制機理的一種學理探討，對其中一些帶有普遍性問題的追溯和反思。如果我們把這樣一件工作放在當下—其實任何「再闡釋」都有當下的語境和背景—來看的話，那麼它就有了超越出原始材料和文本的意義。我們常說，歷史是一面鏡子，從中可以看到自己的形象。其實異域的政治體制也可以是一面鏡子，從對他人共同生活形式的了解中也可以更好地認識自己。

制度與民情

第二方面，剛才建勛老師、叢老師也都詳細地討論到了特朗普當選美國總統的事，以及一些相關爭論。一方面這是當下的時事熱點，但另一方面它們也確實和美國政治體制有密切的聯繫。

剛才兩位老師反覆提到的一個核心概念，就是所謂三權分立，即立法、行政、司法這三權的分立和相互制衡，這在美國的政治體制中佔有一個核心的位置。剛才兩位老師在觀察特朗普現象的時候，基本上也是以此為參照系。例如，雖然特朗普做了很多看上去「行為乖張」的事情，但是他也受到了很多制約，包括來自司法系統和國會的制約，還有來自媒體的制約等等。在這個過程當中，特朗普似乎沒越位，體制還是那個體制。不僅如此，可能正是因為特朗普的出格，他的行為反而映襯了美國制度體系的穩定性。我對此有一些略為不同的看法，在這裡跟大家分享，供大家批評。

三權分立概念的基本內容其實很簡單，就是你不能把權力放在同一個地方，如果把所有的權力—典型的如立法權、行政權、司法權—交給同一個機構執掌，無論這個機構是什麼，它都很可能會導致權力走向極端化和專制化。如果將權力分成幾個部分，交給不同的機構，那麼權力之間可以形成互相的制約，這就意味著權力是有限的，不是無限的。我想我們不一定每個人都在價值上認同這個概念，但理解這個概念應該沒有問題，而且把特朗普放到這個視角當中去看，問題也不大。在美國的體制中，特朗普的總統權力確實受到很大的限制。就在前兩天，他推動用一個新的醫療法案取代「奧巴馬醫療法案」(Obamacare)，但很快在國會受阻。他的移民禁令幾次三番地被司法系統攔截。而作為總統，特朗普看上去也只能咬咬牙，在媒體面前發發狠話，事實上他做不了太多，這也是被很多人—包括福山等人—詬病的美國政治體制「低效率」的一大表徵。在這個體制中，政府（行政部門）想做事—即便是好事—太難。

我們都知道「三權分立」的概念最起碼可以追溯到法國近代思想家孟德斯鳩那裡，而且美國在建立其共和政治體制的時候，明確地受到了孟德斯鳩的影響，這在「建國之父」們的文字中有明確的體現。因此，我們在這裡回到孟德斯鳩對權力制衡的討論是很恰當且有必要的。但是孟德斯鳩那兒有一點需要特別值得關注，那就是「法的精神」。在他看來，政治體制的確立不僅僅是簡單的權力分立，或機構之分的分工。權力分立背後需要有一個原則(principle)。孟德斯鳩像亞里多德一樣，將政治體的可能的形式（即政體）分門別類，不同的政體背後有不同的原則。比如說古代的共和政體，其原則是「美德」(viture)，即人們要有對國家的熱愛，要有為公共利益獻身的精神，如果沒有它的話，這個共和政體實際上就無法維繫，它就會變成別的東西，如寡頭政體或君主政體等等。又如專制政體，其原則是恐懼(fear)，臣民要時刻恐懼一個專制的君主，要知道你腦袋上方始終有一個巨大的手，它隨時可能會砸下來。如果沒有這種普遍的恐懼的話，恐怕專制政體本身也會土崩瓦解，轉變成別的類型的政體。

孟德斯鳩所講的三權分立，主要存在於當時的歐洲王權國家。而根據孟德斯鳩，王權國家的原則是榮譽(honor)。在典型的歐洲王權國家中，和其他政體不一樣的是，人們普遍嚮往尊貴的地位和特權，這看上去是一種「自私」的慾望—事實上可能也確實如此，但它往往又使得人們朝更高的目標努力，例如在戰場上建立功勛、保衛國家，從而獲得至高的榮譽和地位等等，它在後果上是可以有利於公共利益。而這種榮譽感又使得人們—在孟德斯鳩那裡主要是指貴族—具有了相當程度的獨立性，貴族們在國王面前雖然位低一等，但他們並不認為國王就應該或可以像使喚奴僕一樣使喚自己，如果那樣做，國王不僅侮辱了他們（貴族），實際上也侮辱了自己。如果這樣一意孤行，最後國王可能變成孤家寡人，甚至有向專制君主轉變的可能性。但我們都知道，專制君主自己往往也是不安全的，得時刻警惕別人將自己推翻、甚至殺死，沒有哪個有理性的君主願意走到那一步。

因此，在孟德斯鳩那裡，三權分立是在這種以「榮譽」為原則的君主政體中存在的。普遍的榮譽感使得君主的權力受到一定的限制，使得其他權力—如同意徵稅的權力、某種意義上的司法權—能相對穩定地獨立於王權而存在，從而不同的權力之間形成分立和相互制衡的局面。這種權力的分立與其說是權力之間的互相對立，毋寧說是權力的分工和協作。只有當某個權力侵犯到本來應該屬於其他權力的領域時，衝突才真正發生。但這種權力分立和互相制衡的前提是人們有一定的「共識」，即人們對權力應該如何分工和協作有一個基本的「同意」。在此前提之下，不同權力之間才會存在一些衝突。如果缺乏這一共識，那麼該政體就無法維繫，它可能會轉變為其他類型的政體，從而權力的分立和制衡也就會成為無源之水，逐漸消失，這是孟德斯鳩的想法。

這一道理反過來講也是一樣的，如果要形成有效的權力的分立和制衡，並不是制度安排那麼簡單，它需要人們對大的問題--如果權力的邊界、內容、如何分割等—形成一些基本的共識，並且內化成孟德斯鳩所說的「精神」。否則，即便是制度上或者是法律上做了某種安排，對權力進行了分割，它也可能會像流沙一樣無法維繫。某些經過分割細化了的權力可能名存實亡，有些權力可能名義上只限於某個領域，但是實際上它可能擴張到別的領域，並逐漸被人們認同和接受。具體到人而言，某些人可能名義上只有一種權力，但實際上可能使其他並不需要在職能上聽命於他的人看他的臉色、聽他的意見行事，這種局面長此以往，一定會使得權力在表面上的（法律或制度層面的）分工協作名存實亡，最嚴重的情況下它會使得有些法律雖然看上去一回事，實際操作層面是另一回事。所以，我們有時候說三權分立是邪路，不要走到邪路上去，但其實如果仔細去讀孟德斯鳩的書，你會發現想走上邪路也不見得容易。

真正形成權力之間的獨立和制衡其實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這其實也說明了它是不穩定的。就美國而言，我們知道「總統是靠不住的，」但其實總統背後的制度也不一定靠的住，它也可能會發生一些變化，當維繫制度的基礎發生轉變的話，它也可能會隨之發生一些變化。西方知識界很早就意識到這種制度與其「基礎」之間的緊張關係，並有大量相關討論。比如在古代的斯巴達共和國，他們很強調對外戰爭和民風的純樸，反對商業。為什麼？主要就是擔心如果人們從事商業時間夠長，對奢靡之風追求過盛的話，整個國家就會失去其原來的面貌，很可能會出現一些擁有大量財富和勢力的「豪強」，其他人不得不、或主動地依附於他們，從而共和國的政體形式就無法維持。如果我們把時間推到美國建國時期，那些「建國之父」們當然既不可能使美國回到古代共和國，也不想建立一個歐洲式的王權國家，但他們所構想的美國式共和國中，權力分置和制度的建立是一回事，更重要的其實是制度背後的共識和精神，而它們實際上早在建國之前就已經存在，建國之父們是在這種共識和精神之中找到最可靠的制度手段來維繫共和國的政體形式。正因為此，著名當代政治學家阿倫特（Hannah Arendt）才說，真正的美國革命實際上在革命之前就已經完成。戈登·伍德(Gordon Wood)對美國建國史的研究也有異曲同工之處，美國「建國之父」們實際上是將自己的行動看作是在現代社會的條件下建立一個來自於古代理想的共和國，他們也明確地擔心共和國可能會在各種狀況之下迷失自我，失去原有的政體形式。

特朗普對美國體制的考驗

要想真正解釋特朗普與美國體制之間的關係其實並不容易，也沒必要操之過急，主要是因為他才剛剛上任，一切都才剛開始，離「蓋棺定論」還很遠。但是如果一定要對其作一個判斷，與剛才兩位老師不大一致的是，我對這一關係的看法大體上是負面的。如果把美國的體制比喻成一個機器的話，特朗普的出現至少是對該機器的一個壓力測試。就像一台只能在零下十度和零上十度之間正常運行的機器，我們造出這台機器之後對它做一個測試，我們把溫度調到零下十一度，看看它會什麼樣，如果還能正常運行的話，說明這個機器還是不錯的。特朗普對美國體制的衝擊就像這種壓力測試。這並不是說他馬上能把現行的政治體制顛覆，而是他所代表的態度和傾向比較危險。比如他的第一版穆斯林禁令剛出台就被司法系統宣布暫停，在遭受挫折之後，他召開了一個類似競選造勢式的一個巨大的集會，告訴他的支持者們那些「所謂的」法官如何短視、如何對他抱有偏見，甚至說如果美國發生恐怖襲擊的話，法官要負責任。又如在總統大選過程中，當一再被問到「如果希拉里當選的話，他是否願意接受選舉結果」，特朗普曾一再拒絕回答這一問題，這本身就是很少見的對傳統和共識的挑戰。更有甚者，他還說過「如果希拉里當選，受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保護的美國公民可能可以做點什麼」，第二修正案保護的是美國人的持槍權，這種話從一個總統候選人嘴裡說出來，可以說非常危險和具有煽動性，特朗普無疑開了美國歷史的先河。如此例子還有很多，它們一再印證了特朗普最起碼不會是一個「傳統」的總統，他會對美國人的一些基本共識造成一些衝擊。即便美國的體制沒有受到實質性的挑戰，其背後的一些普遍共識和精神也很可能在特朗普的衝擊下產生一定的扭曲。正如前文所述，後者才是真正的要害所在。

美國今天的政治體系中，能夠維繫權力分立機制的條件和其建國初期有很多不一樣的地方，其中最顯著變化之一就是政黨勢力的增長。美國建國之初政黨的影響幾乎可以忽略不計，聯邦黨人也對政黨本身也持很負面的看法，他們認為「黨爭」對公共利益有害。但在今天，政黨基本上是推動選舉的最重要的機器，無論是總統選舉也好，議員選舉也好，它一旦開動，基本上沒有其他力量能夠與之抗衡。候選人也只有依靠這一機器才能獲得足夠的民眾支持，從而取得權力。換句話來說，總統或議員的權力背後其實都是一個政黨的權力，選舉基本上變成政黨之間的競爭。在這一情形之下，傳統的權力分立—立法、行政、司法之間的分立—實際上遇到了新的挑戰。政黨通過選票獲得的權力是直接來自「人民」的權力，在「人民主權」的原則之下，這一權力可以變得具有壓倒性特徵，以至於可以挑戰傳統的三權分立的基本設置。特朗普在其執政受到挫折之後訴諸其支持者並挑戰司法權威的做法，正是體現了這方面的可能性。在最極端的情況下，如他遭到彈劾，很難想像他會乖乖就範，他很可能會將自己描繪成受體制迫害的總統，從而煽動其支持者反對體制本身，包括其內部的權力制衡機制。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迪頓(Angus Deaton)曾經做過一個非常著名的調查，發現美國各個州都有這樣一個趨勢，成年男性白人的死亡率近年一直在上升，這大致和酗酒、毒品等因素相關。同時，其他的族群的死亡率卻在下降，比如說墨西哥裔、黑人、華人等，以及外來的移民群體。迪頓還發現，成年男性白人死亡率增長越快的地方，特朗普的支持率也越高。這從一個側面映證了很多其他證據同時指向的一個結論，即特朗普上台的背後是以成年男性白人群體—尤其是教育程度不高的那一部分—為核心的保守主義力量，這一人群同時也將自己看作是全球化過程中的受害者，他們對多元文化、對非白人族群抱有很強的敵意，認為正是後者搶佔了自己本來應該具有的在社會中的領先位置。因此，特朗普的競選口號「讓美國再次強大起來」實際上在很大程度上回應了這些人對過去「美好時光」的想念。在這一想像的過去之中，他們在全球化的競爭中佔據絕對的領先位置，亞洲—尤其是中國—尚不構成經濟上的對手，白人在美國社會中佔主導地位，黑人當總統的可能性還不大。所有這一切在今天好像都受到了巨大的威脅，特朗普的上台則這一情緒的直接反映，他的一切「反常」的舉動都可以在這種情緒中被諒解，或被看作對所謂「政治正確」的正當反擊。

特朗普和右翼力量之間的聯繫是顯而易見的。他成為總統候選人之後就得到3K黨的支持，雖然他本人也出於「政治正確」不得不和他們保持一定距離，但這仍然能夠說明問題。他的很多重要戰略顧問都和名聲並不大好的右翼力量有關，最典型的如班儂(Steve Bannon)。另外，對很多美國人來說，他和右翼媒體之間的互動也很令人擔憂。例如，他上台之後馬上到聲稱在剛剛結束的總統選舉過程當中有300多萬非法移民進行了投票，這是導致他在大選中雖然贏得總統位置，但沒有獲得全國多數票的原因。然而，特朗普自始至終都沒能為這種言論提供任何證據，其來源基本上是右翼媒體上同樣沒有根據的報道，特朗普的很多支持者也在重複同樣的陰謀論。特朗普說關於這一點我沒有證實過，但是你看有那麼多媒體也這麼說，那它應該是真的。反過來，他的支持者會說，你看總統都這麼說，那它一定是真的。在這種互相印證之中，虛構或謠言就成了真相。所以很多人說特朗普上台代表美國真正進入了一個「後真相時代」(post-truth era)。對很多特朗普的支持者來說，如果有人告訴他們沒有證據支持有300多萬非法移民參加了選舉，而且提供很多證據證明這一聲稱的荒謬性，他們很可能認為你是被華盛頓的精英們收買或洗腦，你有不可吿人的動機，大多數媒體是不可信的，他們要麼只為精英服務，要麼早已陷入不可救藥的多元文化主義政治正確，這正好也和特朗普和美國主流媒體之間的緊張關係相一致。

特朗普曾經這樣說過，他即便在紐約的大街上拿槍掃射路人，他的支持者還是會支持他。這種說法聽上去很誇張，但很可能是對的。這是美國的政治體制在特朗普時代可能遭遇到的挑戰。他在其總統任期內改變美國體制本身的可能性不大，但在他的衝擊之下，美國人是否還能維持原來的共識和精神，已然十分分裂的美國社會是否會走向更加分裂，這才是問題的關鍵所在。

經濟觀察報書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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