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定浩:我所見到短篇小說形態,是套路和奇蹟
[摘要]我因為平時這方面的閱讀量並不大，所以正好坐享其成，並且，因為這些小說並非自己的挑選，也就避免了某種預先的個人趣味。
歲末年初，是各種文學盤點雲集的時候，其中一項是關於2016年發表的短篇小說，備選小說都來自一些著名文學期刊、選刊和批評家的提名，約有二三十部。我因為平時這方面的閱讀量並不大，所以正好坐享其成，並且，因為這些小說並非自己的挑選，也就避免了某種預先的個人趣味。
因此，我接下來要談論的，既非一種個人視野下的年度短篇小說印象，也非作為實際存在的2016年國內短篇小說概貌，而只是這一年看上去被文學界相對認可的短篇小說形態——而這其實更加有趣和重要，如同人們往往是通過愛情小說來了解愛情，很多缺乏自信的小說寫作者最初也是通過文學編輯和批評家的口味來揣摩小說的美學。
勞倫斯·布洛克傳授過一個他自認為受用無窮的小說技巧，那就是，「別在故事開始的地方開始」，換句話說，讓故事從中間開始。幾十年後，隨著創意寫作課的全球流行，這個布洛克當年的獨得之秘，卻幾乎成為短篇小說最常見到的一種模式。
某人離開家，出發(去旅行，約會，聚餐，去醫院看病人，或者就是去看個電影，跑個步，喝個咖啡)，見到另外幾個人(插入之前的交往史，現在的外貌描寫)，聊天(往事繼續浮現)，接到來自丈夫、妻子、情人、母親或兒子的電話(插入婚姻和家族生活史，各種病情和隱情交代)，回到現在時(插入環境描寫)，偶遇陌生人或某樣動物或東西，回家或繼續在外(生活中某道縫隙打開)，啟迪(或者反高潮)。
以上情節概述，既是我此刻完全隨意的編造，又是一種閱讀印象的確切殘留。我有個朋友把這種情節弱化、放大一瞬的小說模式，稱為美國創意寫作班培養出來的短篇小說，簡稱「美短」。我覺得非常形象。記憶中以前白先勇也經常有此種寫法，當時只是籠統喚作意識流，現在看來似乎不夠準確，還是叫「美短」比較合適。當然，有人會反駁道，很多好小說的敘事結構也是如此，我覺得這裡面有一個很深的對於短篇小說的誤解，就是內容形式的兩分法，事實上，好的短篇小說更像是一種晶體結構而非框架結構，它是只能如此，形式即內容，內容即形式，而非可以隨意拆解、組裝或填充。
還有一種短篇小說，或可稱作道具小說，就是圍繞一件物品展開的各種隱喻指涉。國內早期這方面的小說可能來自莫泊桑和歐·亨利的啟蒙，以前蘇童最為擅長，今年他有一篇《萬用表》，似乎又重拾此道，不能說他寫得不好，但也就只是一種很熟練的好。
和中篇小說寫作者大多陷入不能自拔的「社會新聞加故事會」模式不同，短篇小說的作者大都仍還力圖追求某種超越性的詩意，然而，這種詩意，一旦淪為可以操控和機械複製的詩意，無論是行文斷句上(海明威式或卡佛式)的還是情節結構上(美短，道具，或許還有法短和日短)的，就難以動人，就像校園詩社裡湧現的現代詩，每一首單看起來都特別像一首現代詩，放在一起之後，還是只像一首現代詩。當然，就詩藝而言，年輕的校園詩人都要有一個研習摹仿的階段，本無可責備，但很多業已成熟的小說寫作者，似乎也還在滿足於一些模式化的寫作，滿足於寫出一篇篇像小說的或者說符合現有審美套路的小說。
在這樣的背景下，儲福金的《棋語·搏殺》就顯得有些孤獨。它的敘事非常老派，讓人粗看感覺不過是阿城《棋王》一路，但它把顯而易見的寓意落到生活和棋盤的細微處，用真切紮實的細節和棋理，講述一場虛幻的棋局，卻不落編造痕迹，似幻似真，正是短篇小說的高境。我甚至覺得，有了《棋語》系列，阿城的《棋王》就顯得沒有那麼出色了。這種小說之間的競爭，會比顯而易見的模仿和套路，讓人振奮。
弗洛伊德談論過男性的某種情結，對此心理學家感興趣的通常是庸眾思維，而在很多中國男性小說家的思維中，女性似乎就是被這麼粗暴劃分的，這是另一種套路，即如何設置人物的套路。在弋舟去年廣受好評的短篇小說《隨園》中，女主人公從校園時代就來者不拒，和男生，和校外青年，和流浪詩人，後來人到中年，大病一場，也喪失了慾望，後來她驅車回去看病入膏肓的老師，感謝曾被她予以性啟蒙的老師曾給予自己的對於某段歷史的啟蒙，一段性啟蒙和歷史啟蒙之間的轉喻，一個從「生活隨便的女孩」向著「聖母」的逆轉故事。我猜測，這篇小說之所以獲得從文學專家到普通讀者的諸多好評，因為它既滿足了普通男性(包括一些患厭女症的女性)對於女性的想像，也滿足了文學專家對於小說應該揭露歷史的想像。但一部好小說不會僅僅滿足於符合他人的想像，相反，它總是能夠對抗他人的想像。我們可能每個人在校園時代都曾聽說過某某女生的桃色傳聞，但一位小說家應當懂得，這樣的傳聞與真實相距甚遠；一位旨在理解人類每一顆具體而微心靈的小說家，應當明白其中指涉，或者種種將人粗暴分類的認知，其實只是源自最膚淺和卑劣的庸眾心理，更應當警惕自己不要也成為這「惡的平庸性」中的一員，而不是像《隨園》這樣，一邊似乎在揭露黑暗，一邊又毫無自知地成為惡的同謀。某種程度上，這種自我要求和警覺，也構成了現代小說的道德基石。
在這個意義上，2016年我看到的一些最有希望的短篇寫作，是在那些榜單和提名之外的，比如沈誕琦的短篇小說集《中國特色的譯文讀者》。這是一位勇敢和自由的寫作者，一個熱愛講故事的有天賦的文體家。而在她的這部小說處女集中，更為珍貴的是，她熱愛的是「講故事」本身，講述那些要求她必須講述否則就會消亡的、被愛所推動的故事，而非編造一些旨在博取影響的故事，以至於，在她的這些短篇小說中，故事都不願意被講完，不願意快快通向一個結局，那些故事中的人與事物被美妙的漢語所擁抱、纏繞，並愉快自如的呼吸，彷彿現代小說未誕生前就已存在。這裡面所洋溢的那種智性與任性，愛與自由教育，是漢語小說中久違的。
弗蘭克·奧康納，一位愛爾蘭短篇小說大師，認為短篇小說旨在表達的，是遠離大眾的、被湮沒的人群中傳出的「孤獨的聲音」。這「孤獨的聲音」近些年在國內文壇似乎很流行，但我很高興在2016年看到哈羅德·布魯姆的一段反駁，他說，「從奧康納這一描述中我可以看見D.H.勞倫斯和詹姆斯·喬伊斯，海明威和凱瑟琳·安妮·波特，但是我看不到安徒生、屠格涅夫、馬克·吐溫、托爾斯泰、吉卜林和伊薩克·巴別爾。抒情詩歌從文藝復興到浪漫主義，乃至到W.B.葉芝，均出自一座美好的高塔，但是短篇小說未必要反映任何一種特殊的社會辯證法……短篇小說首先讓我想到的是它的多樣性……馬克·吐溫、托馬斯·曼、海明威、福克納以及司各特·菲茨傑拉德，他們都深知孤獨的滋味，但是對我來說，那幾乎不是他們任何一個作為小說家關注的中心。勞倫斯告訴我們要相信故事，而不是藝術家，偉大的故事很少只是反映某一種人性特徵。也許短篇小說只是像一個又一個奇蹟彼此相聯」。
是的，短篇小說是一個又一個不可複製的奇蹟。2016年，這樣的奇蹟看起來似乎太少，但這不就是「奇蹟」本來的意思嗎？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