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談中國模式：降低增速並不會自動推進改革

　　現任香港大學《國之基金》經濟學講座教授、韓國首爾國立大學《世界級大學》客座教授、清華大學特聘客座教授、歐洲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以及三家國際國內主要學術期刊的聯合主編、《中國改革》的首席經濟學家。

　　今天主要談兩個問題，一個是談政府與市場的關係，一個是談中國模式。前一個問題是後一個問題的理論基石。

　　政府的兩大基本職能

　　經濟學界沒有爭議的是，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市場是滿足公眾對所有競爭性私有物需求的最有效機制。這裡關鍵是任何競爭性的私有品的領域，都應該沒有國有部門在裡面。政府和市場的關係，政府的作用一定是限制在市場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上。市場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有哪些呢？從經濟學的角度來看是兩大類，一是保護市場運行的基本條件，二是提供公共品。

　　市場運行的先決條件有哪些呢？市場需要政府來做保護的，一是應對市場失靈。金融危機就是市場失靈的一種，實際上中央銀行建立的最基本職能就是為了防範金融危機。二是政府要保護私有產權，因為市場經濟一定是以私有產權為基礎的，保護私有產權里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功能是防止政府侵犯私有產權，政府權力很大，容易侵犯公民的私有產權。所以這對政府提出了很大的挑戰。三是獨立司法，保證市場上籤訂的合同的執行，防止壟斷和欺詐。市場經濟是完全建立在合同關係上的，買方和賣方通過合同建立權責關係，合同的執行需要第三者，最重要的第三者就是政府。這裡的關鍵就是政府能不能保證合同的執行，合同執行里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司法是否獨立，如果司法偏向一方，市場運行的基本條件就破壞了。

　　政府的第二大作用就是提供公共品，這個問題比較簡單。政府要提供基礎設置建設，包括道路橋樑等，同時像貧富差別這一類問題是市場自身無法解決的，也要靠政府。

　　市場運行的基礎一定是私有產權，而政府的基本作用是保護私有產權。保護私有產權里核心的問題是防止政府侵犯私有產權，政府怎麼能夠做到呢？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就是憲政。憲政是市場經濟賴以發展的基礎。道理非常簡單，只有在憲政的條件下，政府才能將自己的手腳捆起來，避免侵犯私有產權。

　　英國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建立憲政的國家，時間是在1689年。這之後英國開始產業革命。之所以產業革命發生在英國，而不是其他國家，原因就是英國先建立了憲政，英國先保證了政府保護私有產權，用憲政的方式來將政府的手腳捆起來。政府可以確確實實地保護私有產權，這個為發展企業和企業家，為企業家階層產生奠定了制度基礎，這是產業革命的起源。

　　與此相對應的是單一的國有制經濟，它剝奪了全體公民的私有產權，所以哈耶克將它稱為「通向奴役之路」。當然從另外一面來說，從經濟發展、從技術革新上來說，沒有私有產權的情況下，市場無法發展，技術革新也無法前進。

　　誰是政府？政府代表了誰的利益？這裡拋開意識形態，也不講任何主義，任何政體下的政府都是由人組成的，這不可否認。既然是由人組成的，人基本是一樣的，所以沒有可能自動地有某一些人會比另一些人更好，所以政府不可能會自動地大公無私，不會只關心別人不關心自己。再有一點，公民和政府之間一定不可避免有利益衝突，因為政府里都是普通人，所以面對衝突時，官僚也做不到不偏不倚。既然公民和政府之間不可避免有矛盾，怎麼可能依賴政府來保護產權？依賴政府不偏不倚地執行合同？如果公共品需要政府來提供，怎麼有可能政府在提供公共品的時候考慮的只是民眾的利益？憲政是一種制度，這個制度就是保證政府不可能濫用權力，因此憲政是法治和市場秩序的基本保證。

　　地區之間競爭形成激勵機制

　　下面我們來看中國過去30年高速增長的原因，學界熱烈討論的「中國模式」到底是什麼？

　　「中國模式」引發熱議，主要是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金融危機發生後，中國仍然有持續的高速增長，受危機的影響很小，所以就有人認為是不是表明「中國模式」特別的優越？更重要的問題是，這個模式，中國經濟的發展是不是能夠持續？

　　中國的制度，它的基本特點就是中央對政治和人事權的高度集權，在資源、經濟控制權方面向地方高度放權。這個體制本身決定了中國過去30年改革和發展的軌跡。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個基本現象是地區之間的競爭，競爭G D

　　P增長速度。省和省競爭、市和市競爭、縣和縣競爭、鎮和鎮競爭。再有就是地區做試驗，比如說深圳作為特區，這是中國第一個以對外開放為主的實驗區。一系列的重要改革方案，都是以試驗的方法摸索出來的，包括土地的聯產承包制，也是從地區試驗開始的，現在又在重提地區試驗，搞上海自貿區。這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所採取的政策上的基本特點。

　　通過地區、地方之間的競爭，解決了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問題。那麼下面的問題就是競爭什麼了？競爭的是GDP增長速度。GDP的增長速度當然直接跟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聯繫在一起，而地區試驗就是用來尋找經濟增長的手段。過去30年的快速增長，就是因為地區競爭驅動實現的。包括這個市場的建立，包括民企的發展等等，這些都是和地方政府的動力聯繫在一起，因此地區競爭是一個關鍵的東西。

　　為什麼在中國可以使用地區競爭的方式來解決激勵機制問題呢？首先如果要競爭，就必須手裡有資源，手裡沒有資源實際上是搞不起來的。分權的含義就在這裡。分權的方式導致了政府手裡有資源，在中國最重要的就是土地。但也並不是說美國的地區之間就沒有競爭。比如說在美國不存在州和州之間評比，誰評分高就可以從州長到總統，州長是本州老百姓選出來的，不是總統任命的，所以在美國地區之間的競爭是競爭商業環境。比如加州和麻省之間的競爭，因為這兩個都是高技術產地，高技術最早產生於麻省，在哈佛、MIT周圍，後來競爭不過加州的矽谷地區。而在中國競爭的是GDP的增長速度，這是為了上級能夠考核，這與美國各州之間競爭商業的環境是不一樣的。

　　而由上級考核下級，下級互相競爭，這樣的方式實際上是不可能長期解決地方政府的激勵機制問題。只能是短時間內在有條件的一定範圍內暫時解決問題，所以地區競爭和地區實驗，實際上是權宜之計，或者用更正面的語言來說，它是一個過渡的手段。過渡期間可以暫時使用這個辦法，創造一些好的條件，在條件比較好的情況下，趕快改革完善制度。但是如果不改，這個辦法沒有可能長期用下去，長期用下去一定失敗。今天我們看到無數的嚴重問題，都是從這裡出來的，過去的經濟增長是這個機制帶來的，今天的問題也是這個機制帶來的。

　　問題在制度而不是速度

　　為什麼這個手段不能長期用下去呢，因為在任何政體下政府的功能都不是單一的，世界上無論何種政體，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可以說我的目的就是為了GDP增長，不存在這樣的事情，政府的目的一定是很多很多的。

　　將政府的目的收窄在經濟增長上，一定就會造成嚴重的扭曲。在改革剛剛開始時，中國非常貧窮，要不要改革、要不要推動市場經濟，在政治上有障礙。面對貧窮和面對著基本的政治障礙，將GDP增長當作一個目標，這是過渡性的做法，在當時這個事情是可以實現，而且也的確有一段時間的成功。但當中國的經濟已經達到了中等收入水平之後，那麼超出經濟增長之外的社會經濟問題就變得重要了，而這一系列的問題絕大多數產生於地區競爭，比如中小企業的發展受到阻礙、中國公民收入佔GDP比例持續下降、內需不足、不平等越來越嚴重、環境問題、政府侵犯民企和侵犯公民權利，尤其是土地的問題，城市住房的問題、地方財政問題、腐敗問題等等，基本上是與地方競爭機制緊密相關。剛才說的這一系列問題，並不是新鮮問題，所有人都知道，早在第十一個五年計劃時已經列出，在第十二個五年計劃又重新列出，也提出了若干個解決方案，但是為什麼沒有變好，根源就在於制度上。

　　有學者認為中國當下的問題是因為經濟速度增長太快，這是完全錯誤的。今天中國經濟相當於日本上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水平，日本在五六十年代有非常快的增長速度，60年代有10%的增長速度。今天中國的增長速度並沒有太快，如果說是由於政策上硬提上來的速度，那是有問題的。但問題並不出在速度上，而是出在制度上。降低增長速度可能危害改革，導致就業下降，社會矛盾尖銳，同時財政收入下降，金融、財政風險上升等。

　　將問題歸結為增長速度，一定是錯了。有意識地降低增長速度，並不會自動地推進改革。相反，過去的改革靠的是地方之間競爭GDP，連市場的發展、連民企的發展都是靠著這個激勵機制帶來的。相反，這幾年看到一個很不好的跡象，就是通過一系列的行政方式來壓制經濟增長，違反了市場改革的方向。

　　如果不深化改革，中國是沒有辦法解決激勵機制問題，也沒有可能解決中國當下的問題。

　　在不改變制度的情況下，人們可以設想若干個解決激勵機制問題的方法，實際上也是現在在做的。首先就是放棄G D

　　P增長速度作為單一目標，而是多目標，仍然讓地方之間競爭。比如說目標里包括增長、環境、平等、維穩等等。現在的目標好幾十個，甚至一兩百個，但是問題在於這些多目標之間互相經常是矛盾的，當多目標之間互相有矛盾時，地區之間競爭的到底是什麼？上級評價下級的時候，標準是什麼？怎麼排序？所以就進入了死胡同。實際發生的是什麼呢？就是地方政府一定在競爭時挑自己願意乾的事、挑對自己有好處的事做。

　　中國改革開放30多年，地方之間競爭的GDP增長速度，是一個較好的單目標體系，雖然不能完全準確的衡量經濟增長情況，但不易造假。競爭GDP是現有體制下能做的最好事情，放棄了這個，而不改制度一定會使事情變壞。唯一的出路是制度改革，而不是放棄GDP作為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