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弈論使他們獲得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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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弈論使他們獲得200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南方周末　　2005-10-13 15:42:17

　　　　□何德旭　王朝陽　應寅鋒　　　　瑞典皇家科學院10月10日在斯德哥爾摩宣布，將2005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以色列希伯萊大學的羅伯特·奧曼（Robert　J.Aumann）和美國馬里蘭大學的托馬斯·謝林（Thomas　C.Schelling），以表彰他們「通過博弈論分析，促進了人們對衝突和合作的理解」。為此，他們將獲得1000萬瑞典克朗（約合130萬美元）的獎金　　　　　　他們為何獲獎　　　　為什麼一些個人、組織和國家在成功合作的同時又有一些個人、組織和國家在承受著來自衝突的折磨？長期以來，社會學家和經濟學家都在試圖理解、闡釋衝突和合作的最根本動因。20世紀中期博弈論的出現提供了一種非常新穎、非常獨特的分析視角，使得研究人員能夠運用精確的數學工具來分析這一問題。　　一般認為，博弈論始於1944年。數學家約翰·馮·諾伊曼（John　von　Neumann）和經濟學家奧斯卡·摩根斯坦（Oskar　Morgenstern）合作出版了《博弈論與經濟行為》一書，概括了經濟主體的典型行為特徵，提出了策略型與廣義型（擴展型）等基本的博弈模型、解的概念和分析方法，奠定了博弈論大廈的基石，也標誌著經濟博弈論的創立。199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納什（John　Nash）、澤爾騰（Reinhard　Selten）、海薩尼（John　Harsanyi）在非合作博弈方面的貢獻進一步增加了博弈論的適用範圍和預測能力。　　奧曼和謝林這兩位學者的工作又進一步發展了非合作博弈理論，並開始涉及社會學領域中的一些主要問題。他們分別從兩個不同的角度———奧曼從數學的角度、謝林從經濟學的角度，都感到從博弈論入手有可能重新塑造關於人類交互作用的分析範式。最重要的是，謝林指出，許多人們所熟知的社會交互作用可以從非合作博弈的角度來加以理解；奧曼也發現一些長期的社會交互作用可以利用正式的非合作博弈理論來進行深入分析。　　在20世紀50年代後期核武器軍備競賽的背景下，謝林的著作《衝突的戰略》（The　Strategy　of　Conflict）將博弈論作為統一的分析框架應用於社會科學問題，他認為：一個政黨可以通過公開惡化自身的選擇權來鞏固自己的地位；報復能力遠比抵抗進攻能力來的有用；不確定性的報複比確定條件下的報復更有效率、而且更加可靠。這些已經被事實證明是解決衝突、避免戰爭的非常中肯的創見。　　奧曼發現，在很多現實情況中，長期合作關係的維繫遠比一次簡單的際遇來得容易，因此短期博弈理論往往具有很多限制性。為此，他首先提出了完整詳盡的無限期重複博弈理論，並嚴格論證了何種結果能夠在長時期的關係中得到維持。無限期博弈理論闡明了眾多機構存在的理由，比如商業協會、組織犯罪、工資談判以及國際貿易協議等，並且奧曼所提出的一些真知灼見也有助於解釋價格戰或貿易戰等經濟衝突，以及為什麼一些團體組織能夠非常成功地管理公共資源。　　儘管他們關於衝突和合作的作品在1950年代末期出現後就得到了普遍承認，但奧曼和謝林的洞察力仍過了很長時間才得以充分展示。這種延遲一方面反映了他們所作貢獻的新奇創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們後來各項工作的困難與艱辛。終於（特別是在最近25年），博弈論發展成為經濟學和其他許多社會科學領域中一種被普遍接受的分析工具和語言。奧曼和謝林所創建的博弈理論或者說交互決策理論為解決合作或衝突這一古老問題提供了最優路徑。人們看到，當前關於衝突和合作的經濟分析幾乎無一例外地都是在奧曼和謝林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開展的。　　　　　　　　如何評價他們的理論　　　　謝林本人曾說過：「如果你要研究某個理論或者發展某個概念，如果你認為這個理論或概念將促進人們對現實世界的理解，那麼就請發明一些淺顯易懂的概念。」正是按照這種思想，他發明了許多原創的概念來充實其博弈理論。　　謝林的博弈理論建立在對新古典經濟理論分析方法突破的基礎之上，與主流的博弈理論在研究方法和側重點上都有很大的不同，從而完善、豐富和發展了現代博弈論。　　在《衝突的戰略》一書中，謝林首次定義並闡明了威懾、強制性威脅與承諾、戰略移動等概念。儘管當時謝林並沒有刻意強調正式建立模型問題，但是他的很多觀點後來隨著博弈論的新發展而定形，而他所定義的概念也成為博弈理論中最基本的概念，比如，完美均衡概念中的不可置信威脅就源自謝林的可行均衡概念。　　人類社會紛繁蕪雜的社會和經濟活動為博弈論提供了非常豐富的研究素材，近半個世紀以來，謝林運用他所發展起來的博弈理論對核決策與軍事控制、組織犯罪與敲詐、成癮行為與自我控制、種族隔離、環境保護等現象做出了深刻、富有前瞻性和洞察力的分析。　　他卓有成效的工作促進了博弈論的新發展並且加速了這一理論在社會科學領域的運用，特別是他對戰略承諾的研究為許多現象（比如公司的競爭性戰略、政治決策權的授權等）給出了解釋。1988年美國經濟學聯合會將其評為「傑出資深會員」時，其評語為「謝林關於社會關係的理論以及他對該理論多方面的應用源於他富有成效地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他有著異於常人的天賦，這使得他能切實涉及到有著相同或不同利益的參與人的社會和經濟狀況的本質，並能具體而生動地把這種本質描述出來」。本屆諾貝爾評獎委員對他的評價是：「謝林，這位自稱『周遊不定的經濟學家』，被證明是一位非常傑出、具有開創性的探險者。」　　在博弈論的發展過程中，奧曼同樣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他在關於戰略互動的許多方面發展應用了統一分析方法，涉及到諸多迥然不同的學科，比如經濟學、政治學、生物學、物理學、計算科學以及統計學等。　　對於許多截然不同的問題，比如威懾手段、完全競爭、需求大於供給、徵稅、投票，奧曼並沒有採用各種不同的研究手段，而是發展運用了統一的分析方法。奧曼關於博弈論的研究有著非同尋常的廣度和深度，從基本概念的確立到理論工具和研究方法的創新，以及理論體系的形成，甚至博弈論在不同領域的應用，奧曼往往獨闢蹊徑，在富有創新的同時又能夠精確嚴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奧曼的大部分研究都與經濟理論的中心問題聯繫密切，一方面，這些問題為他的研究工作提供了刺激和動力；另一方面，他的研究成果又給經濟學帶來了新的見解和獨到的視角。　　奧曼在博弈論上的研究成果提高了人們對合作前提的認識和理解，比如，為什麼當存在許多行為人時合作會變得更加困難，什麼時候行為人之間的合作不太可能發生，什麼時候交往可能會中斷，什麼時候別人的行為不能被清晰地觀察到等等。在過去的20多年裡，博弈論取得了很大的發展，尤其是在經濟學中越來越佔有比較核心的地位。應該說，奧曼在這其中自然是功不可沒，他在早期的那些開創性研究工作一直影響並促進著博弈論的發展。直到今天，在博弈論研究的許多領域中，人們仍可以發現奧曼的身影和足跡。　　　　　　奧曼的獲獎理論及其他貢獻　　　　在奧曼的諸多貢獻之中，關於長期合作（long－term　cooperation）的研究對整個社會科學無疑具有最深刻的影響和衝擊。如前所述，在社會和經濟生活中，有許多交互作用從本質上來說都是長期的，甚至有一些是無限期的。比如說，一個國家有機會獲得收益的同時往往要以鄰國的付出為代價；一家競爭性企業在對每日每月的產量和價格作出決策時，要考慮到其競爭對手過去的行為；農民則有可能合作起來管理某些共同的資源（如牧場、水資源等）。因此，研究長期、周期性的交互作用無疑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對博弈當事人之間長期互動的性質進行考察後可以發現，博弈的不同階段是相互依賴的，其結果是理性博弈當事人的決策不僅受到其過去經歷的影響，而且還要受未來潛在可能性的影響。現實生活中的許多行為模式，比如獎勵、懲罰、傳送與泄漏信息等都可以被看作是多階段動態博弈。在動態博弈理論中，最重要的是重複博弈，即同樣結構的博弈重複多次，其中的每次博弈稱為「階段博弈」。作為動態博弈中的重要內容，重複博弈既可以是完全信息的重複博弈，也可以是不完全信息的重複博弈。奧曼對重複博弈的貢獻在於促進了博弈理論系統性的發展。　　在重複博弈領域中，關於完全信息博弈的最早結果出現在1950年代，但確切出自何人之手卻無從得知，這就是所謂的「佚名定理」（the　FolkTheorem）。該定理認為，重複博弈的策略均衡結局與一次性博弈中的可行的個體理性結局恰好相一致，這個結局可被視為把多階段非合作行為與一次性博弈的合作行為聯繫在一起。或者可以說，只要行為人有足夠的耐心，任何滿足個體理性的可行支付都可以通過一個特定的子博弈精鍊均衡達到。然而，雖然所有可行的個體理性結局確實代表了合作博弈的解觀點，但是它不能夠提供相關信息，並且是相當模糊的。奧曼認為該理論本身沒有多少新東西，他指出，完全信息的重複博弈論與人們之間相互作用的基本形式的演化是相關的。　　奧曼還考察了許多具體的合作行為，分析了更特殊的合作行為的解（核），並於1959年定義了「強均衡」概念，即沒有任何行為人群體可以通過單方面改變它們的決策來獲益的情形。他指出，重複博弈的「強均衡」與一次性博弈的核是相互一致的。這使得奧曼開始去定義和研究經濟理論中極為重要的「一般」合作博弈，即非轉移效用（non－transferable　utility）博弈。他的研究拓展了該領域的研究空間，因為在此之前，僅有「單邊支付」博弈被研究，即每一聯盟可以任意地按照固定的數量對其成員進行劃分。　　重複博弈的另一種類型是非完全信息重複博弈。與完全信息不同的是，在非完全信息條件下，行為人不會擁有被重複著的一次性博弈所具有的相關信息。在這種情況下，博弈進行重複的關鍵在於行為人能從其他行為人的活動中獲取和了解信息。從1960年代中期開始，奧曼與其合作者及其學生一起，發展了不完全信息的重複博弈論。　　1966年，在給美國武器控制和裁軍機構提交的開創性報告中，奧曼和馬希勒（Michael　Maschler）建立了不完全信息的重複博弈模型。他們指出，以前所說的博弈中信息使用的複雜性實際上可以以一種簡明優雅的方式來加以解決。他們的證明結果表明，在最簡單的一個重複的兩人零和博弈中，其中一個參與者比另一個擁有更多的信息（即所謂的單邊不完全信息），擁有更多信息的參與者所使用（或披露）的信息數量是被精確地決定的；有時是完全披露或根本沒有披露；有時則是部分披露。這種分析方法接著被擴展至更一般的模型，包括零和博弈與非零和博弈，並由此產生了許多新穎、深刻的觀點和概念。　　例如，奧曼、馬希勒和斯特恩斯在1968年引入了一個「聯合控制博彩」（jointly　controlled　lottery）的概念，即在一個博彩中，沒有參與者可以單方面地改變彩票不同結果的可能性。在非零和博弈領域，這個概念被證明是非常貼切的。在這項開創性的研究工作之後，奧曼在重複博弈上的研究獲得了豐碩成果，並把它稱之為「一個跨越其他相關領域的視野開闊、思想敏銳和內容深刻的文獻」。事實上，奧曼關於不完全信息博弈的許多重要觀點現在已經被應用於經濟理論中，諸如寡頭壟斷、委託代理理論、保險等領域。　　除了在長期合作領域的建樹外，奧曼在其他方面的研究成果和貢獻同樣也非常顯著。比如他在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完全競爭的經濟模型、值集函數等領域的研究就是證明。博弈當事人對對方戰略集、信息和偏好的了解對於他們在博弈過程中策略的選擇無疑是非常重要的，由此自然而然的一個問題是，怎樣的認識假設意味著理性行為人能達到均衡。長期以來，博弈論研究者對這一基本問題保持沉默，經濟學家在進行均衡分析時對此也沒作過多考慮。　　奧曼通過研究，建立了所謂的「交互認識論」（interactive　epistemology）。在1976年的論文「同意分歧」（Agreeing　to　disagree）中，他把共同知識的概念引入到博弈論中，這一概念最初由李維斯（Lewis）在1969年提出。對一個事件來說，如果所有博弈當事人對該事件都有了解，如果所有當事人都知道其他當事人也知道這一事件，如果所有當事人都知道所有當事人都知道這一事件，那麼該事件就是共同知識。奧曼的這篇論文產生了巨大反響，它一方面導致了今天人們所熟知的「交互認識論」的發展，另一方面也在經濟模型和計算科學等許多領域產生了廣泛應用，比如用於分析多重處理器網路的分布環境等。　　完全競爭的經濟模型假設市場上存在著許多參與者（居民和廠商），並且每個參與者的影響都是微不足道的。對此，奧曼認為：只要僅存在有限多的參與者，個別參與者對經濟的影響在數學上就不能被忽視。因此，適合於完全競爭的直觀概念的數學模型必須包括無限多的參與者。奧曼把參與人閉連續集的概念引入到這一經濟模型中，從而對微觀經濟學的發展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使得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分析更加準確嚴謹。另外，奧曼在值集函數（即值為點集而非單獨一點的函數）領域也作出了許多重要的貢獻，如奧曼可衡量選擇定理、值集函數積分結果等。這些結論往往都是基礎性的，在經濟學、數學和運籌學等許多學科領域內都有著廣闊的應用前景，比如一般均衡分析、最優配置、非線性規劃、控制論、測度理論和不動點定理等等。　　　　謝林的獲獎理論及其他貢獻　　　　謝林最初也曾致力於傳統經濟學的研究，但自從他在1958年編寫的教科書《國際經濟學》中採納了外國援助談判、成本分攤協定這樣的理論之後，就開始偏離傳統經濟學的研究範式。一般來說，主流的博弈論大都是以數學語言和公理性的方法來進行研究，而謝林則通過一條截然不同的途徑對博弈論的建立和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在把注意力從零和博弈上轉移開來之後，他開始強調這樣一個事實，即幾乎所有的多人決策問題都是衝突和共同利益的混合體，並且兩種利害關係之間的相互作用可以通過非合作博弈理論來進行分析。謝林指出，「混合動機博弈的決定因素與其說是數學的，不如說是經驗的。」也就是說，當博弈當事人在選擇戰略時，不僅要從數學上進行考慮，而且還會考慮到許多非數學因素，比如聲譽創造、傳統的沿襲、建立自信、顯示大度等等。正是基於這種更接近於現實的分析，謝林開創了關於博弈論分析的一片新天地。　　1960年，謝林發表了其經典著作《衝突的戰略》，在這本書中，他開始把關於博弈論的洞察力作為一個統一的分析框架來研究社會科學問題，並對討價還價和衝突管理理論作了非常細緻的分析。討價還價理論是謝林早期的主要貢獻所在，他的一篇名為《討價還價漫話》（An　essay　on　bargaining）的論文首先發表在1956年的《美國經濟評論》上，之後又收編入《衝突的戰略》的第二章。他所說的討價還價是廣義的，即除了明確協商之外的所有活動。比如在兩個國家或買賣雙方之間的談判活動，甚至當兩輛裝滿炸藥的卡車在一條並不寬敞的公路上相遇時也存在著「討價還價」。從博弈論的角度來看，討價還價是一個非零和博弈。　　在效率曲線上，博弈當事人的利益是對立的，不存在帕雷托改進的可能。也就是說，任何一個人效用的增加都會損害另外一個人的利益。但謝林指出，這種所謂的對立只是一種邏輯上的可能性，在效率曲線上必然存在一點，使得博弈當事人的利益是一致的。博弈者都希望避免兩敗俱傷，這種「雙贏」的共同想法就體現為，在效率曲線上找到一個合適的點來解決彼此之間的衝突。　　討價還價和衝突管理涉及到一系列默契協調（tacit　coordination）的問題，這種協調可能是由於雙方彼此的共同利益，也可能是來源於一部分不一致的利益。從這一基本的問題出發，謝林開始探索在充分交流的條件下，公開的討價還價是怎樣達成協議的。他認為這種協定與「雙方期望的協調」相類似，即如果雙方都推測這個結果能夠為對方所接受，那麼協議就可以達成了。而要達成這種協定，需要通過許多因素來共同作用，比如法律的、道德的、文化的因素，當然這其中也少不了傳統經濟學所強調的數學因素。　　通過對討價還價現象進行分析，謝林得出一個驚人的結論：「在討價還價的過程中，勢弱的一方通常會成為強者。」對此也可以這樣理解，即將自己固定在特殊的談判地位是有利的，當任何一方認為對方不會作出進一步的讓步時，協議就達成了。一方之所以會讓步，是因為他知道對方不會讓步了。因此可以認為，談判的實力就在於讓對方相信你不會再讓步了。為此，謝林還進一步描述了能夠把自己鎖定在有利地位的三個戰略，即不可逆轉的約束、威脅和承諾。　　上述理論的一個經典應用是在國際關係領域。在《衝突的戰略》中，謝林運用博弈論分析了國家之間的討價還價行為。他指出：「偶然事件不會引發戰爭，只有決定才會導致戰爭的爆發。」如果一國認為另一國會突然發動襲擊，那麼一場雙方都不情願的戰爭就有可能爆發。突然襲擊的優勢和動機在於對方缺乏反擊的能力，因此，防止突然襲擊的首要目標是軍事安全而不是人員安全。進一步說，防止突然襲擊需要可信的二次還擊能力。　　正是由於這方面的貢獻，謝林也被認為是對國防經濟學的發展起了極大的促進作用。哈特利與桑德勒在《國防經濟學手冊》第4頁中寫道：「1960年，以三本當代經典著作的問世為標誌，國防經濟學正式創立。與此同時，人們對國防經濟學研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三本著作是：查爾斯·希奇（Charles　J.Hitch）和羅蘭·麥基恩（Roland　Mckean）的《核時代的國防經濟學》；劉易斯·理查森（Lewis　F.Richardson）的《軍備與不安全》（Arms　and　Insecurity）；托馬斯·謝林的《衝突的戰略》。」　　在《衝突的戰略》出版之後45年的時間裡，謝林繼續開展了一系列新穎而有效的研究。比如，他在相互依存和自我控制兩方面的研究就值得一提。在其1978年發表的著作《微觀動機與宏觀行為》中，謝林闡述了相互依存的選擇和行為理論，並提出了「關鍵多數理論」（critical　mass）。　　在社會決策過程中，來自於文化、習慣等方面的許多強制力（compelling　force）能讓決策彙集於一點形成共識。一旦社會上形成一個特定的慣例（如語言、習俗等），那麼就很難改變，即使每個人都知道這種慣例不是最優的。利用「有界鄰里關係模型」（bounded　neighborhood　model），謝林還分析了非組織的個人動機是如何轉變為集體行為的，並以此說明了種族隔離是個人選擇的自然結果。比如說，如果白人和黑人都希望避免成為「少數人」（minority），那麼只有完全隔離才是惟一穩定的均衡點。　　在關於自我控制（self－command）的研究上，謝林觀察到，人們事實上作了許多本來並不願意做的事情，比如酗酒、吸煙、缺乏鍛煉、低儲蓄等。　　針對這些問題，謝林發表了一系列文章，包括1980年的「自製在個人內心的鬥爭」（The　intimate　contest　for　self－command），1983年的「道德規範、法律以及自製」（Ethics，law，and　the　exercise　of　self－command），1984年發表於《美國經濟評論》的「實踐、政策以及理性選擇理論中的自製」（Self－command　in　practice，in　policy，and　in　a　theory　of　rational　choice），還有1992年的論文「吸毒成癮：關於抽煙的體驗」（Addictive　drugs：The　cigarette　experience）等。謝林認為，在許多情況下，人們好像並不是具有惟一身份、價值觀、記憶和感覺的單個個體，而是往往會存在「雙重自我」（double－self）。雙重自我對某一特定的事物具有不同的偏好，因而無法決定哪一個自我去支配行動並使總體效用最大。這一理論的提出反映了謝林開始從多方博弈轉向自我博弈，即以自己為對手的博弈。　　（作者單位：中國社科院財貿經濟研究所）　　　　　　羅伯特·奧曼

　　　　奧曼1930年6月出生於德國的法蘭克福，擁有以色列和美國雙重國籍，是一名在以色列、美國乃至世界各地享有極高學術聲譽的著名經濟學家。　　1950年畢業於紐約大學並獲得數學學士學位，1952年和1955年在麻省理工學院分別獲得數學碩士學位和數學博士學位。自1956年開始在以色列希伯萊大學數學系任教，1966年至1968年擔任數學研究院院長，1966年，當選為經濟計量協會會員，1968年晉陞為教授。　　目前他仍擔任耶路撒冷希伯萊大學數學研究院教授、紐約州立大學斯坦尼分校經濟系和決策科學院教授以及以色列數學俱樂部主席、美國經濟聯合會榮譽會員等職務。　　他還是多家世界知名的專業雜誌社的編輯，如《國際博弈論雜誌》、《數理經濟學雜誌》、《經濟學理論雜誌》、《經濟計量學》、《運籌學數學》等。　　羅伯特·奧曼作為一名傑出的經濟學家，在決策制定理論方面取得了傑出的成就，對博弈論和其他一些相關經濟理論的形成和發展起到了重要乃至不可或缺的作用。　　他曾於1983年獲得以色列技術機構頒發的科學技術哈維獎，1994年獲得了以色列頒發的經濟學獎，並被波恩大學、魯汶天主教大學和芝加哥大學授予榮譽博士學位。　　其主要著作有用希伯萊語寫的《博弈論》（合著）、《博弈論演說集》（合著）、《博弈論與經濟學運用手冊》（合編）、《重複博弈與不完全信息》（合著）等等。　　　　托馬斯·謝林

　　　　謝林1921年出生於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奧克蘭市，是美國著名學者、經濟學家，也是有限戰爭理論的奠基人之一，還是外交事務、國家安全、核戰略以及軍備控制方面的研究專家。　　1944年獲伯克利加利福尼亞大學文學學士學位，1948年獲得哈佛大學文學碩士學位，1951年在哈佛大學獲哲學博士學位。從1948年到1953年，他先後為馬歇爾計劃、白宮和總統行政辦公室工作，1953到1958年任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1958年被聘為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1969年到哈佛大學肯尼迪研究生院兼職，是該院知名的政治經濟學教授。1978年，他從哈佛大學輾轉來到馬里蘭學院研究公共事務。1992年當選為美國經濟學聯合會會長。　　他是政治經濟學領域著名的「弗蘭克·賽德曼獎」的獲得者；憑藉對預防核戰爭的相關行為的研究，他成為「國家自然科學獎」的獲得者；1988年美國經濟學聯合會將其評為「傑出資深會員」。他曾為美國軍備控制與裁軍署、國務院、國防部、參謀長聯席會議、耶魯大學和蘭德公司等機構工作或擔任顧問，並作為經濟學家為美國政府工作過。他發表了涉及許多領域的研究成果，包括軍事戰略和軍備控制、能源和環境政策、氣候變化、恐怖主義、團體犯罪、外交援助和國際貿易、衝突和討價還價理論、種族隔離和種族融合、軍事計劃、健康政策、煙草製品和毒品走私政策以及與公共事務和公共政策相關的倫理學問題等。　　其主要著作有《國民收入行為》、《國防經濟學》、《衝突的戰略》、《戰略與軍備控制》（合著）和《軍備及其影響》等等。　　　　　　　　　　近20年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及貢獻　　　　瑞典諾貝爾基金會官方網站公布了近2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名單及其主要貢獻：　　●2005年，以色列經濟學家羅伯特·奧曼和美國經濟學家托馬斯·謝林，因「通過博弈論分析加強了我們對衝突和合作的理解」所作出的貢獻而獲獎。　　●2004年，出生在挪威的經濟學家基德蘭德和美國經濟學家普雷斯科特。這兩位經濟學家因對動態宏觀經濟學所作出的貢獻獲獎。他們的研究工作解釋了經濟政策和技術的變化是如何驅動商業循環的。　　●2003年，美國經濟學家羅伯特·恩格爾和英國經濟學家克萊夫·格蘭傑。他們發明了「處理許多經濟時間序列兩個關鍵特性的統計方法：時間變化的變更率和非平穩性」。　　●2002年，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丹尼爾·卡赫內曼(擁有美國和以色列雙重國籍)和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的弗農·史密斯。丹尼爾·卡赫內曼將源於心理學的綜合洞察力應用於經濟學的研究，從而為一個新的研究領域奠定了基礎。維農·史密斯為實驗經濟學奠定了基礎，他發展了一整套實驗研究方法，並設定了經濟學研究實驗的可靠標準。　　●2001年，三位美國學者：喬治·阿克爾洛夫、邁克爾·斯彭斯和約瑟夫·斯蒂格利茨。他們在「對充滿不對稱信息市場進行分析」領域作出了重要貢獻。　　●2000年，美國芝加哥大學的詹姆斯·J·赫克曼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丹尼爾·L·麥克法登。他們在微觀計量經濟學領域作出了貢獻。詹姆斯·赫克曼對分析選擇性抽樣的原理和方法所作出的發展和貢獻，丹尼爾·麥克法登對分析離散選擇的原理和方法所作出的發展和貢獻。　　●1999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羅伯特·芒德爾，因為他對不同匯率制度下的貨幣與財政政策以及最優貨幣區域作出了影響深遠的分析。　　●1998年，出生在印度的阿馬蒂亞·森，他對福利經濟學幾個重大問題作出了貢獻，包括社會選擇理論、對福利和貧窮標準的定義、對匱乏的研究等。　　●1997年，美國經濟學家邁倫·斯科爾斯和羅伯特·默頓。前者給出了著名的布萊克·斯科爾斯期權定價公式，該法則已成為金融機構涉及金融新產品的思想方法；後者對布萊克·斯科爾斯公式所依賴的假設條件作了進一步減弱，在許多方面對其作了推廣。　　●1996年，英國人詹姆斯·莫里斯和美國人威廉·維克瑞。前者在信息經濟學理論領域作出了重大貢獻，尤其是不對稱信息條件下的經濟激勵理論的論述；後者在信息經濟學、激勵理論、博弈論等方面都作出了重大貢獻。　　●1995年，美國人羅伯特·盧卡斯。倡導和發展了理性預期與宏觀經濟學研究的運用理論，深化了人們對經濟政策的理解，並對經濟周期理論提出了獨到的見解。　　●1994年，美國人約翰·海薩尼和美國人約翰·納什以及德國人萊因哈德·澤爾騰，在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分析理論方面作出了開創性的貢獻，對博弈論和經濟學產生了重大影響。　　●1993年，美國人羅伯特·福格爾和道格拉斯·諾斯。前者用經濟史的新理論及數理工具重新詮釋了過去的經濟發展過程；後者建立了包括產權理論、國家理論和意識形態理論在內的「制度變遷理論」。　　●1992年，美國人加里·貝克。他將微觀經濟理論擴展到對人類相互行為的分析，包括市場行為。　　●1991年，英國人羅納德·科斯，他揭示並澄清了經濟制度結構和函數中交易費用和產權的重要性。　　●1990年，美國人哈里·馬科維茨、默頓·米勒和威廉·夏普，他們在金融經濟學方面作出了開創性工作。　　●1989年，挪威人特里夫·哈維默，他建立了現代經濟計量學的基礎性指導原則。　　●1988年，法國人莫里斯·阿萊斯，他在市場理論及資源有效利用方面作出了開創性貢獻，並對一般均衡理論重新作了系統闡述。　　●1987年，美國人羅伯特·索洛，他對經濟增長理論作出貢獻。提出長期的經濟增長主要依靠技術進步，而不是依靠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　　●1986年，美國人詹姆斯·布坎南，他將政治決策的分析同經濟理論結合起來，使經濟分析擴大和應用到社會·政治法規的選擇。　　●1985年，義大利人弗蘭科·莫迪利安尼，他第一個提出儲蓄的生命周期假設，這一假設在研究家庭和企業儲蓄中得到了廣泛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