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那些焦慮的中國人

1.

沒有焦慮，北大就不會是現在的北大，中國也不會出現挽救民族命運的五四運動。

事實上，北大在成為五四運動先鋒的北大以前，跟先進、開放、自由、獨立這幾個詞，沒有半毛錢關係。

當時的北大，學生很多都是官二代和富二代，大多數學生都雇有僕人，在學校里，這些學生被稱為老爺。上課鈴響了，僕人要向學生通報說：「請老爺上課。」這些「學生老爺」上學不是為了學習知識，而是希望畢業後能做官。北京大學的風氣是以做官為目的，被人戲稱為「官僚養成所」。

「學生老爺」們放了學不是去圖書館，而是跑到妓院、戲園，打麻將、吃花酒、捧名角。社會上盛傳關於「兩院一堂」的說法是，出入八大胡同妓院的人中，多是參眾兩院和京師大學堂（1912年改名為北京大學）的人。

學生尚且如此，教職員工也清流不到哪裡去。

1917年1月，蔡元培剛到北大任職的第一天，校工們排隊在門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禮，他停下腳步，脫下自己頭上的禮帽，鄭重其事地向校工們回鞠了一個躬。這個舉動讓在場的校工和學生們大為驚訝，畢竟從前的校長，大都一副目中無人、不予理睬的官老爺做派。蔡元培剛接手時的北京大學，幾乎就是墮落的代名詞。

蔡元培所焦慮的是，當時的北大，不但不是「研究高深學問」的地方，學生來讀書，不為求學，而是為做官發財，更談不上，要靠這群年輕人，去改變落後的、挨打的、被別國虎視眈眈的民族命運。「中國這樣大，積弊這樣深，不在根本上從培養人才入後，是不可能的」。

2.

正是在這種焦慮之下，蔡元培才不得不從源頭開始，對北大進行變革，首先要讓北大重新回歸讀書的地方。

他為北大請來一大批頂尖的，專註學術的老師。比如出任文、理科學長的陳獨秀和夏元瑮，前者是《新青年》創辦者、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後者是量子物理學家普朗克的高徒，愛因斯坦《相對論淺識》的翻譯者。

在他先後聘請的超豪華教授名單里，有這些人：儒學、佛學家梁漱溟，詩人、書法家沈尹默，語言學家劉半農，最年輕德語教授朱家驊，國學大師陳寅恪，哲學博士胡適，圖書館主任李大釗、兼職教師魯迅……

針對師生嫖娼的墮落風氣，蔡元培還專門辦了一個「進德會」，進入這個社團的人，大家先從自我戒嫖做起，這樣慢慢開始養成一種不嫖娼的校風。這個社團里，最有名的成員，就是文科學長陳獨秀。

在蔡元培的變革下，北大不但廣招青年才俊，預科和旁聽生的傳統也因此產生，也是因為蔡元培，北大甚至第一次開放了女禁。當時有一個勇敢的女生王蘭(王崑崙的姐姐)向蔡元培請求入學，他就讓她到北大當了旁聽生。這件現在看來的小事，在當時觸動了封建主義的神經，轟動了全北大，也轟動了全北京。由北大開始，各大高校此後招生時，才逐漸允許女生和男生一樣地應考。

蔡元培直到今天，不但依然是北大精神的象徵，甚至是全中國高校立校之標杆，不僅是因為他提出的那句「思想自由，兼容並包」，更重要的是，他在任職期間對北大的一系列變革，讓北大成為真正一流大學的同時，也讓中國有了現代意義上的大學。

（蔡元培、宋慶齡、魯迅等歡迎來華訪問的英國文學家蕭伯納）

可以說，如果沒有一個敢於質疑舊的教育傳統，為時代、風氣之落後而焦慮的蔡元培，北大不會是北大，真正意義上的中國高校的誕生或許要推遲幾十年，或許永遠都不會出現，為挽救民族危亡的新文化運動可能也不會順利發生。

3.

在上世紀2、30年代社會的普遍共識里，「沒有蔡元培主持的北京大學，就不可能有五四新文化運動」。

北大猶如上世紀初中國高校和社會的縮影，放眼全國，跟蔡元培接手前混亂崩壞的北大情況相似，中華民國剛成立的那一年開始，中國的處境並沒有因為新時代的到來而變得更好一點，國內四分五裂，日本對東北虎視眈眈，把握話語權的列強根本不打算承認民國這個新生的政權。

天真又焦慮的青年人，嘗試以己之力拯救社會，有的以死明志，「使學子們有所警動……共講愛國，卧薪嘗膽，刻苦求學」，比如寫下《警世鐘》的陳天華。有的開始積極尋找救亡圖存的辦法，他們試圖從西學之中尋找國家在新世界秩序中立足的方法，比如陳獨秀、比如胡適。他們寫文章呼籲國民的覺醒，1915年，陳獨秀《敬告青年》，1917年，胡適發表《文學改良芻議》。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到北大就職，陳獨秀、李大釗、胡適、魯迅、周作人等，即將在未來影響一個世紀的年輕知識分子們都很快聚集於北京大學。就像某種宿命，焦慮的年輕人遇到焦慮的蔡元培。

兩年後，新文化運動發展到高潮，在陳獨秀主辦的《新青年》，和北大師生創辦的《新潮》、《國民》等刊物的推動下，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和當時文學變革的中心，成為國人和知識分子心中的「精神聖地」。民主與科學，獨立與自由的新思潮，從這群焦慮的青年人開始，從北大和各大高校開始，逐漸影響整個社會。

4.

1919年，一戰結束，中國作為戰勝國出席巴黎和會，北洋政府密令中國代表團同意轉讓山東的特權給日本。北大、北高師、女師、法政專門、俄文專修、高工、高農……等各校學生義憤填膺，他們迅速組織集會，爭相演說，寫血書，遊行，身體力行反對政府的「賣國」行經。

5月4日，以北大為首，北京各大專學校3000餘人共同發起，舉行學界大示威，震驚中外的五四運動爆發。

焦慮的青年人們，第一次足夠以強大的力量對抗社會的軟弱。新思潮的影響也有了成效，焦慮蔓延至全國，焦慮轉化為憤怒，上海等各大城市掀起工人罷工、商人罷市、學生罷課的高潮。

在「三罷」的壓力下，北京政府最終拒簽《巴黎和約》，五四運動取得成功。這場運動最終的勝利，是青年人的勝利，說到底，因焦慮而起，也因焦慮而成功。

很多年後，北大和青年人，成為五四精神的象徵，而焦慮，也伴隨著他們在未來對抗社會不公的每一次抗爭中。

把焦慮和質疑等同為沒有價值的事物，怕是忘記了90年前魯迅對北大的評價：「第一，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進的運動的先鋒，要使中國向著好的，往上的道路走……第二，北大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即使只有自己。」

沒有焦慮，何來變革，沒有質疑，何來與黑暗、落後勢力相抗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