蘆笛說文解語(7):古代的語與文

蘆笛說文解語(7):古代的語與文最近某網友問起古文字的起源，還問我，古代中國人和現代人的發音是否一樣？會不會像現代中國人與日本人一樣，同一漢字的發音天差地別？我們今天看到的古文，在當時是不是口語的記錄？這個問題很複雜也很有趣。下面就我這外行所知，給大家介紹一點道聽途說。一、漢字的起源和流變中國最早的文字是甲骨文，後來是商周鑄造在青銅器皿上的「金文」（又稱鐘鼎文），後來是秦國的石鼓文和其他石刻文字，稱為「籀文」，金文和籀文統稱為「大篆」。據王國維考證，到了戰國，因為戰亂，文字分為西土文字與東土文字，秦國使用的文字就是上面說的籀文，而東方六國用的和秦國的則不一樣，分為晉、楚、燕、齊四系，晉系文字就是後世所謂「蝌蚪文」。秦統一全國後，由李斯將原來的大篆簡化為小篆，廢除了六國原來的文字，用政府權力強行推廣全國，這就是有名的「書同文」。小篆在漢代進一步簡化為隸書，以後變成魏碑，再規範化為賢良方正的楷書，印刷術問世後，楷書變為「宋體」，這就是咱們現在用的漢字的來龍去脈。所以在文字上，咱們都是秦國那野蠻人的苗裔。順便說一下，就連從文字變遷上來看，似乎都可以看出咱們的民族性演變，那就是「從圓到方」，從飛揚靈動變為賢良方正，僵死的「宋體」的出現（也就是咱們今天的印刷體漢字），與理學的勃興平行，似乎不是偶然的。當然，宋體字出現大概是因為賢良方正的字體易於刻版。不過此說大概也不能成立，否則歐洲人為何不因印刷術的引入而改變字型呢？記得《聊齋》說：「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這話很正確，可惜老祖宗自己就沒做到這點，方則方矣，但我基本沒有見過圓通的時候。秦始皇強制實行「書同文」的結果，是使得東土文字就此失傳。不僅東土文字和西土文字形體區別很大，就是東土文字各系之間的差別據說也不小。秦朝以後，大家學的都是西土文字流脈，於是見到出土的東土文字，便只有「王八吃綠豆──大眼對小眼」。歷史上曾發生過兩大有名的「文盲毀寶案」，都給中國文化遺產的流傳造成了不可彌補的損失。第一案就是「孔壁出書」案。秦皇燒書，毀滅了傳統文化。文景之治時，朝廷下令百姓獻書，獨缺《尚書》，也就是儒家所謂《書經》，乃是上古時代的史籍文獻（上起堯、舜，下至春秋時期的秦穆公，包括了夏、商、周三代）。全國只有一個人記得那本書，便是伏生。漢文帝派晁錯去找他。他當時已經90多歲，病得快死了，靠記性背誦出《尚書》28篇。他口音難懂，全靠女兒作翻譯，由晁錯筆錄下來，用的文字當然是當時的簡化字漢隸，稱為《今文尚書》，這兒的「文」的意思就是今天的「字」，所以其實是「今字尚書」。那經典究竟有幾成可靠，真是天知道：第一，那是背誦出來的，依據的不是書面記錄而是靠不住的記性。第二，那是90多歲病得快死的糟老頭子背誦出來的。第三，那是晁錯而不是伏老頭子筆錄下來的，中間還經過伏生女兒的翻譯，天知道這過程中夾進去了多少錯誤。到了漢武帝時，魯王拆孔子的家，從牆裡拆出數十篇古書，都是用東土文字寫的。據王充說：「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於中，外不得見。」那些寶貴的出土文獻就此失傳。東晉時有人獻偽書，聲稱那是孔子家壁里拆出來的《尚書》，由孔子後裔孔安國考訂後翻譯成今文，這偽書即所謂《古文尚書》。那假貨竟能魚目混珠，和伏生傳下來的《今文尚書》混編在一起，直到清朝才被學者證偽，把它和伏傳《尚書》分開。現代人都能看出來，《今文尚書》的文獻學價值，遠遠不及從孔宅牆壁里拆出來的古本高。可惜古人不識字，導致這寶貴的文獻就這麼冤哉枉也地喪失了。另一著名的「文盲毀寶案」乃是所謂「汲冢出書」。西晉時，汲郡有人盜墓，在魏王墓中發現大量竹簡。盜墓賊不知珍惜，胡亂糟蹋，甚至用來做火把。官府發現此事後上報朝廷，朝廷非常重視，特地召集了全國第一流學者去研究，發現那是用魏國本國文字寫的。這批竹簡就稱為「汲冢書」，其中竟有魏國史書。學者們編出了一些史籍，將整理出來的魏國史書稱為《竹書紀年》。可惜因為那是用蝌蚪文寫的，又因竹簡散亂，當時的學者們又毫無保護古籍的基本概念（科學的考古方法其實是後來從西方引入的），在整理時遇到無法理解之處，便「隨義註解」，任意竄入自己想當然的注釋，使得原文和注釋混在一起，成了「真誠熱心造假」。等到原簡喪失後，輾轉流傳下來的抄本就成了真假難辨的假冒文物，最後被王國維一一證偽。這樣，一部出土的寶貴史書就像鬼子說的那樣，「因愛的擁抱而窒息」（請參考朱淵清著《再現的文明──中國出土文獻與傳統學術》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5月版）。這真是文化史上的大悲劇。須知秦始皇一把火，燒得先秦的歷史一片模糊。司馬遷就說過，他編寫《史記》的最大困難就是各國史書都給毀滅了，只留下秦國的史書，而秦史編得一塌糊塗，他只能靠以「網羅天下放失舊聞」來彌補。即使那陣子的大儒不識東土文字，如果他們能像西方學者研究古埃及象形文字一樣，把所有的竹簡上的文字忠實地描繪下來並留給子孫，那麼後世總能破解出來，則今天所知的上古史就要可靠真實詳細得多。如今「國粹派」動不動就吹老祖宗如何如何了不得。其實就連真正的國學研究，特別是古文字學，也是後世才建立的（我恍惚記得似乎是清代發現甲骨文後才建立起來的）。當時的學者不識字，並不等於現代學者也不識字。例如韓愈曾寫了一篇《石鼓歌》，描述秦國留下的十個石鼓，坦承他不認識上面的字：「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蝌」，「嗟余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但據現代學者辨讀，那不過是所謂「籀文」，並沒有韓愈吹的那麼神秘。所以，如果以後再挖掘出東土文字寫的竹簡來，辨識它們對現代學者來說應該是小菜一碟。近年似乎出土了若干東土文字寫的戰國竹簡，好像都被辨讀出來了。可見就連國學，也是「不覺前賢畏後生」。此無他，後生學得了先進的西方研究方法也。二、古代的「語」和「文」是否脫節？網友老杜說：「先秦時，因為文字的歷史還不久，書面語和口語應該是很接近的。但因為口語變化得快，而中文又不是記錄語音的，完全可以脫離口語而獨立存在，很快就和口語脫離了。可以肯定漢代人們就讀不懂先秦的東西了，因而一大批學者開始注釋古文。」其實關於古代文字與口語是否一致，學術界好像從來也就沒有達成共識，一部分人認為文字草創之時確實如此，「語」和「文」的脫節是後來出現的。另一部分人則認為，從一開頭兩者就是脫節的，那是因為古代書寫極度不便，先是只能在烏龜殼牛骨上刻，後來只能在竹片上刻，當然不可避免要使用縮寫術。我認為後說非常有理。哪怕今天使用電腦，我都常用「為何」取代「為什麼」，何況是原始落後的古代？因此，我傾向於認為，從遠古時代起，「語」和「文」就是分了家的，這趨勢越來越嚴重，直到近代就徹底不搭界了。他還說：「書面語和口語脫離的太多，很多文人就感到不便，就要像五四時一樣，提倡白化文。韓柳，李杜等大家，應該都非常接近當時的口語。而元曲，明清小說就是用口語寫的。」我認為此說不能成立。儒家傳統是「厚古薄今」，認為古代是黃金時代，歷史是退化而不是進步，最理想的時代還是三皇五帝之時。所以歷代並沒有誰提倡過白話文。韓愈等人發起的乃是「古文運動」，並非什麼「白話文運動」，那動機正是因為六朝以來文風綺靡，失去了古文的簡樸雅健，因此他們要提倡回到古代的寫作風格去，所以大蘇才會贊老韓「文起八代之衰」。唐代的白話文至今有存留，乃是所謂「敦煌變文」，而宋代白話文文學則正式問世，就是《碾玉觀音》一類「說話」。那些俗文學作品和唐宋八大家的文字的風格天差地別，沒什麼「非常接近」一說。元曲、明清小說（不包括文言寫的筆記小說）當然是白話文，不過那和其先驅敦煌變文與宋人評話一樣，乃是當時的另類文人寫作的，從來就不登大雅之堂，為主流社會鄙視。如果不是鬼子打進來改變了咱們的價值觀，到今天咱們也不會認識到那些「下作玩意」才是比試帖詩、八股文更偉大的文學作品。所以，他說：「但因為漢語的特點，書面語和口語必然是：相同→分離→相同→分離，巡返往複，以至無窮。」我認為並非事實。三、如何考證古漢語發音老杜網友的上述主張，其實暗伏了一個認定，那便是古代中國人的發音都是統一的，其實只有天知道。如今中國交通如此發達，還有這麼多方言，例如網友老道的福建鳥語，誰有本事能懂？蔣介石的英文名字是Chiang Kai-shek，又有哪位北佬知道為什麼第二字要翻譯為「蓋」？先秦交通不發達，又沒有大眾傳媒和公學，只有私學，因此，古文字的發音不一是必然的。百姓講方言沒關係，朝廷命官怎麼辦呢？傳統社會的一大優點，是為了避免吏治腐敗，實行官員迴避政策，也就是本省人不許作本省的官，地方官員都由外籍同志擔任，他不懂當地方言，怎麼和「吏」交流（古代「官」和「吏」是嚴格分開的，「吏」到死也不可能變成「官」，不實行迴避政策，一般由當地人充任）？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便有所謂「官話」出來，也就是國府時代的「國語」和共黨時代的「普通話」。大眾不知道的是，這玩意古已有之，沒有「官話」，則朝廷立刻無法運作。國共兩黨的特殊貢獻，不過是把這「官話」從官場推廣到教育領域裡和大眾媒體中去罷了。其實，古代韻書諸如《廣韻》、《中原音韻》等都是根據當時的「官話」編的。文人作詩填詞都得按那玩意來，這才造成了同一時段的文學作品的規範化，否則大家都按自己的方言發音去押韻，還能有什麼規範的詩歌創作？這是從橫的維度來看，從縱的維度來看，語音也是不斷改變的。有趣的是，古人竟然長期不知道這一點。據我模糊記憶，似乎晚到明代的顧炎武才注意到《詩經》按韻書讀有不押韻之處，由此發現了古音和現代發音不同。在他的啟迪下，其他學者才投入這研究。古人遲遲不知道語音流變，乃是他們缺乏另類語言文化作對照，一直不知道中文的實質是形體和聲音的脫離。從問世那天起，漢字大概就沒有什麼指示發音的功能，從來也沒有做到發音和書寫一致。這原因早說過了：它是彈性很大的意符而不是音符，可以脫離發音而存在，和阿拉伯數字的原理是一樣的，這就是它為何能不受時空限制，從遠古一直用到現代，從中國傳到日本去。其實原始文字都有這特點。例如古埃及文字是象形文字，現代埃及學者都能流暢閱讀，但誰也不知道發音如何。同樣的問題也存在於中國古文字中，除非起古人而問之，這問題根本就無法解決。這個問題嚴重到連古代漢字到底是否真是單音節符號都成了問題。例如蒙族網友那蘭性德就認為，古漢語其實是多音節語言，只是由於書寫困難，使用一個字代表多音節詞罷了。後人不知此理，逐漸弄成了一字一音節，其實是歷史的誤會，云云。此說我認為不能成立，首先那是猜測之言，毫無證據。其次，日語中有大量漢字，這些漢字可以用中國方式讀，也可以用日本方式讀，如果用前者。仍然是一字一音節（據說入聲字除外，凡是入聲字都是雙音節），這說明起碼在唐代，漢語就已經是單音節語言了。不僅如此，平仄之分早在南北朝就開始了，那正是單音節語言的特點。為何遠古突然就是多音節語言了呢？因為指意而非注音，漢字便給後人猜測古音帶來了極大困難。如上所述，在顧炎武發現古音與現代音不同之後，學者們便開始了這方面的研究。方法就是老顧用的那個，找到古詩歌「不押韻」之處，用後來的韻腳推出那個「不押韻」字的古代發音是什麼。《鏡花緣》的作者李汝珍用此途徑頗作出了點發現，例如考證出「馬」在《詩經》中應該念作「虎」之類（所以，「馬馬虎虎」應該讀作「虎虎虎虎」，亦即日寇襲擊珍珠港的暗號）。記得某楚辭專家也根據這一原則，考證出「英」字在楚國古音里應該念「央」，否則屈原《離騷》中的「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就不押韻了。依我看來，這種考證法，完全是牽強附會。明眼人一望即知，這種考證的思路乃是「以已知參照物定未知」，以上舉《離騷》例句為例，那是按「傷」的現代發音，再根據「英」從「央」旁，定出「英」的古音來。問題在於，以現代發音作為已知參照物站得住腳么？會不會是「傷」字念「shing」呢？至少您得排除這種可能性吧？因為古人沒為咱們留下個錄音機來，咱們便只能這麼混猜一氣。用科研的眼光來看，這種考證什麼學術價值都沒有，因為沒有過硬證據，而且無論考古學如何發達，都永遠不可能獲得過硬證據。而且，這種考證只能發現問題，不能解決問題。這在下例中表現得最明顯，李商隱詩曰：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現代人一看，文盲寫的！連押韻都不懂！那「原」念「yuan」，「昏」念「hun」，怎麼能拿去押韻？但學者一看，問題來了，按韻書，那一點都不錯，乃是所謂「十三元」。李商隱覺得合轍押韻，當然是發音和現在不一樣。但問題在於學者只能發現問題，並不能解決問題。您說，要讓那詩押韻，到底是「原」該變成「yun」，還是「昏」變成「huan」？要麼，在唐代「原」既不念「yuan」也不念「yun」，「昏」既不念「huan」也不念「hun」，這倆字的共同韻母在現代漢語中根本就沒有？這個問題在我看來根本就無法解決。考證古音的第二個途徑，是用日文發音作已知參照物。上面已經說過，日文中的漢字有兩種發音方式，中式和日式發音。中式發音可以用在考證唐代古音上。不過這也很有限，因為日語韻母似乎很簡單，缺乏複韻母、鼻韻母，因此頂多可用於考證單韻母的漢字發音，而且還不包括入聲字。第三種研究途徑則是用地方方言（特別是南方方言）作已知參照物。由政府組織全國方言調查，將各種方言的韻母與古代韻書一一相對照，使用大型電腦統計整理，尋找出一種發音與韻書符合度最高的方言來，再以那「語音活化石」作標準，去定出未知字的古音來。但這種大規模調查需要政府主持，不是私人的財力物力可以承擔的。最後一個途徑是利用偏旁去猜測古音。東漢許慎寫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本字書《說文解字》，總結出漢字構造的六種方式，亦即所謂「六書」：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所謂「形聲」就是用「形旁」去指示字義，用「聲旁」指示發音。例如「狼」，形旁告訴你那是一種動物，聲旁告訴你那字的發音和「良」字差不多。有趣的是，大多數以「良」作聲旁的字，諸如「狼」、「郎」、「浪」、「琅」，「廊」，「朗」、「螂」、「榔」等等，現代發音都是lang，這提示「良」的古音可能念lang而不是liang。但這不過是個合理猜想，要成立必須經過嚴密論證。如我在另文中介紹的，我通過查閱工具書證明了這一猜測。可惜因為古代注音方式毛病實在太多，這種成功的範例不過是例外而已。而且，嚴格說來，這種考證方法只能證明「良」「狼」在古代同音，並不能證明它們的古音就是lang。「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在我看來，現代人考證古漢字發音，跟古人尋找海外仙山一般渺茫。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