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典導讀】《大學的理想》

如果大學的目的是為了科學與哲學發現，我不明白為什麼大學應該擁有學生；如果大學的目的是進行宗教訓練，我不明白它為什麼會成為文學與科學的殿堂。

——約翰·亨利·紐曼

約翰·亨利·紐曼，19世紀英國維多利亞時代著名的神學家、教育家、文學家與語言學家，他於1879年成為羅馬教會紅衣主教，一年後逝世。1852年，紐曼在都柏林為新創辦的都柏林天主教大學進行宣傳時做了一系列的演講，這些演講經過修改，再加上他在其它場合進行的關於大學教育的演講彙編成為這本《大學的理想》。作為19世紀自由教育的偉大倡導者，紐曼的整個論述的起點都建立在他對大學的性質所作出的解釋以及他的知識觀上。在紐曼看來，大學的真正使命是：「培養良好公民」並隨之帶來社會的和諧發展，在傳授知識的同時培養學生的理智能力。此處的「知識」與我們當今認為的專業知識不同，它指的是具體的科學真理和抽象、科學化了的哲學知識。

紐曼在對大學的功用及其本質的思考過程中也對「教育」做出了意味深長的定義，「教育是一個崇高的字眼；教育就是為獲得知識做準備。」受過教育的人對學會謀職具有最好的準備。這個定義對當時盛行的功利主義思想進行了有力的回應。在本書中，紐曼主要圍繞著知識、學習、專業技能、宗教與教會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探討，在他的論述中我們得以一窺其思想的脈絡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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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本身就是目的

在紐曼看來，知識的所有分支都是相互聯繫的，構成知識的學科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它們在內部進行協調，相互補充、相互平衡並且相互糾正，因此擴大學生所學習的學科範圍非常有意義。 在這樣的氛圍下，學生們學會了相互尊重，互相磋商、互相幫助，從而造就了一種純潔明凈的思想氛圍。雖然學生本人不可能研習對他們開放的所有學科，但是他可以獲益於一種理智習慣，這種習慣不依賴特定的教師，且能知道他選擇學科並且及時替他解釋所選的學科，他領會知識的框架，領會知識所基於的原理，領會知識各部分所涵蓋的範圍。在這樣的一種「自由教育」的環境下，一種自由、公平、冷靜、剋制、和智慧的終生思維習慣就得以養成。

知識本身就是目的，這種知識也被稱為「自由知識」。所謂自由知識，應該是為了引起人們思索而不受後果支配，不受目的的影響並且不會被任何技藝同化的，一旦這樣的知識被限制在了嚴格的目的上，那麼它就失去了本應擁有的功效。這樣的知識的偉大之處在於其內部含有一種科學或者是哲學的萌芽。自由教育所造就的不是基督教徒，也不是天主教徒，而是紳士。成為紳士是件好事：具備有教養的才智又靈敏的鑒賞力，有率直、公正、冷靜的大腦，待人接物有高貴、謙恭的風度，這些都是知識天生具有的本質，就是大學的目標。但需要明白的是，這些東西是不能保證個體變得神聖，甚至不能保證個體變得正直，它們同樣有可能出現在老於世故，殘忍無情的人的身上。然而假以時日，真正的理智與智慧依然會煥發出原有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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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與學習

紐曼對於大學到底要完成什麼樣的任務一直有著非常明確的看法。他認為大學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把理智的培育作為其直接的範疇，或者是投身於理智的培育，就好像醫院的職責是救死扶傷一般。從單純的概念上說來，大學所需要考慮的既不是道德熏陶，也不是機械灌輸。它所承認的理智運用既不是技藝方面的，也不是職責方面的。它可以撇開學者，也只有當它這樣做之後，它才算是完成了使命。它教會人們理智得對一切事情持適當的想法，去積極探索真理、掌握真理。理智的培養為什麼如此重要，值得紐曼反覆地強調呢？

理智的形成才是真正的心智擴展，它是一種立即就能把許多零零星星的事情作為一個總體來關照的能力，是把握這些事情各自的價值並且決定相互之間依存關係的能力。如果大腦擁有了這種真正的啟發，它在看待組成知識的廣泛內容的任何部分時，就會先認識到它僅僅是一部分，或由這種認識產生種種聯繫。這會使得一切事情在某種程度上觸類旁通，把整體與局部溝通起來，直到這個整體在意識中變成彷彿是一種精神，滲入各組成部分，並且賦予其明確的意義。這種富於啟發性的理智以及真正的哲學體系，哪怕只是擁有一部分，對於才智而言，都是生命本身所渴求的最高境界。這樣的理智是建立在知識基礎之上的，知識的交流是才智擴展的條件或者手段，那麼知識是越多越好嗎？當然不是。一直以來存在的現實錯誤就是對學生灌輸的知識太多以至於學生拒絕接受一切，為了一大堆索然無味的課程分散心思而弄得身心俱疲，只有當這些知識是真正的知識時，學生才能夠有所成長。因此我們可以說教育與知識的關係是：教育就是為獲取知識作準備，教育就是根據所作的準備傳授知識，準備越是充分，獲取的知識越多，準備得越少，獲取的知識也就越少。再進一步，正如身體健康是勞動的前提，正如健康的人能夠做不健康的人所不能夠做的事情，正如這種健康的特徵是力量、活力、敏捷以及優雅的儀態和身體的行為、心靈手巧以及抵禦疲勞，同樣，在總體上對智力進行培育，這最有助於專業學習和科學研究。

紐曼對於教育方式也有著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無論是何種形式的自我教育都會比過多地依賴課堂來得可取。當學生離開了他們受教育的地方時，他們只會感覺到已經為這麼多的學科耗盡了經歷，如今如釋重負。他們實際上根本就沒有掌握這些學科，甚至他們很膚淺而不自知。而要是具有獨立精神的人能夠在接受初步基礎教育之後，去圖書館裡隨心所欲地廣泛涉獵，隨手取下書架上被自己看中的書，興之所至，深入鑽研，那樣會有更大的益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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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與實用技能

紐曼對實用性教育的看法是顯而易見的，他並不贊成將教育局限於某個狹隘的目標，對心智的培養既包括了自由教育或者是非專業教育，也包括了實用教育。我們應該用一個更為廣闊的視野看待「實用」一詞，它並不僅僅表示什麼是好的，而是傾向於好的，或者是一種獲取好的東西的手段。自由教育儘管不同於專業教育，卻具有真實的實用性。即使「好」是一回事，「實用」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實用的卻未必好，好的卻一定是實用的。好不僅僅是好，好可以再生出很多好的東西，這就是好的事物的屬性之一。世界上沒有任何東西會因為自身而美好、卓越、完善或者是稱心，但是會讓它的相似之處充盈它周圍的一切。好是多產的，它不僅僅有益於判斷力，而且也有益於鑒賞力；不僅僅能夠吸引我們，也能夠感染自身。在紐曼看來，洛克和他的門徒們並不注重對理智進行教育，因為他們有一個理念，那就是如果教育不能教會人們某種暫時的專業，某種從事機械生產的技能或者是某種自然奧秘，那麼教育就是無用的。然而，經過訓練的理智，其本身是好的，所以能賦予它所從事的每一種工作和職業以威力和光彩，使得我們更有用，並對更多人更有用。

那麼這樣就會讓人懷疑紐曼的觀點是不是偏激了，紐曼並不是認為專業知識或者是科學知識不可以作為大學的目的之一。我們應該認識到，大學是一定要教一些特定的學科的，通過知識的分支來達到傳授知識的目的。然而這些課程更加應該被視作一種手段，一種為了使學生的理智得以鍛煉的途徑，而並不是僅僅為了使學生掌握淺層次的專業知識。從這些學科中，學生獲得了開闊的思維，可以用哲理與智謀來處理自己的學科研究。正如戴維森先生所認為的那樣，知識對個人的實用性隨知識對公眾的實用性成反比變化。自由教育即使是在使用的範圍內也遠遠高於通常所說的實用主義教育；其次，即使專業教育通常包容了實用的名堂，自由教育還是有它的必要性或者實用性。如果大學課程真的要一個實際的目的，紐曼認為那就是培養良好的社會公民。它的藝術就是社會生活的藝術，它的目的就是為了適應這個世界，它一方面既不局限於對特定職業的看法，另一方面也不造就英雄，激發天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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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宗教與教會

由於紐曼本身是一個虔誠的教徒，因此在他的眼裡，智育不僅僅與積極的社會責任有關，而且和宗教也有關係。在一定意義上，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可以說是具有宗教思想的，也就是說他具有獨立於天主教之外的宗教，有些地方與天主教一致，有些地方則與天主教不同。在信奉天主教的國家，這種宗教也曾經維護過或是擾亂過哪裡的天主教會。而在那些非天主教國家，這種宗教有時與天主教作對，有時又與他結成同盟。然而無論如何，宗教對於人的理性的培養有著莫大的作用。

人類的理性主要運用於三大領域：上帝、自然與人。有關自然的學科被稱為科學，有關人類本身的叫文學。科學助長了天啟真理所蒙受的兩種損害中的前者，即排外，而文學則助長了其中的後者，即腐化。如果說教會介入科學是有必要的話，那麼教會介入作為自由教育內容主要組成成分的文學則更為重要。文學對人的關係就如同科學與自然的關係一樣。文學是人的歷史。人由軀體和靈魂組成。他會思考，會行動，有慾望，有激情，有慈愛，有動機，他的內心有意為職責而終身奮鬥。他有廣博的才智，他為社會而造就自己，社會又不斷地使他的道德和才智千變萬化。所有的一切構成了人的生命，而文學則把這一切表述了出來。人類的文學要麼跟以前一樣，要麼比以前更加糟糕，到底如何，取決於其濫用現有知識和拒絕真理的程度。因此總體上我們會發現，無論哪個民族的文學都是科學或歷史，一方面，充其量是在描寫自然的人，另一方面則揭示了人的叛逆性。文學和科學各有不足，教會則能夠讓它們取長補短。教會會使知識凈化；它不壓制我們的任何本性，反而培養我們完整的本性。科學是嚴肅的，有條不紊的，合乎邏輯的。教會可以與科學論辯並進行理性的對抗。文學不會論辯，而是拒絕或者巴結。文學體裁多樣，寫作手法各異，文學不是使人信服而是說服人，它以自己的魅力吸引人，使人著迷。文學是如此的多變，教會能夠採取相應有效的措施對文學的創作過程加以干預，運用職權對其創作題材進行選擇和審查，對那些宣揚暴君獨裁的書籍加以取締。紐曼在文學院和哲學院進行演講時也尤其強調了古典學科的作用。

總體說來，紐曼所提出的「大學要培養的是集智慧、勇敢、寬容、修養與一身的紳士」的觀點有其合理性，這些都是人才的基本特徵，都是人才之所以成為人才的根本保障。他要求大學教育不僅僅將目光放置於專業知識的實用方面，更進一步的發掘真正的、自由的知識。這一點對當前世界教育的發展也有著極大的價值。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相比較於洪堡而言，紐曼還是沒有能夠看到大學在科研與教學相互促進的作用，因此他對大學的功用所下的定義還是有失偏頗的。當然由於他本身也是一個虔誠的教徒，因此他在處理政府、教會以及教育之間的關係時誇大了教會的影響，忽視了政府和社會的聯繫。這些由於時代以及個人身份所造成的思想上的局限性也需要我們進行仔細的審視。

（作者：陳慶，里瑟琦智庫研究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