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問之道，貴在自學的毛澤東(2)

　　有一種說法，在時間和空間的縱橫交錯之中，能自由如意把握歷史的人，叫作智者。我稱之為策家。策，謀略也，亦即方法、計策或韜略的意思。在策家的眼中，歷史已不再是一頭整牛，他見到的只是，牛的架構與脈絡。道家莊子稱此類人為遊刃有餘的解牛皰丁。

　　謀略，是毛澤東身上最顯著的特徵，雖然外國友人說， 「毛看上去更象個厚道的農民」，並無知識分子的所謂儀錶，而這正是內慧外剛、大智若愚者的形象。毛澤東正是真正意義上的謀略大師。終其一生，從少年求學到晚年圓寂，謀略伴隨了毛澤東生命的每一個驛站，他的大腦思維，時時刻刻，分分秒秒都在不停的閃爍。

　　我們知道，毛的思維具有絕對的創造性與絕對的破壞性，所以，他的言行在看上去是創造的同時，又是某種破壞。「不破不立」，他的話正好道明了他思維的模式。當然，毛澤東的破與立，是有深遠謀略的，更是有目的的，都是為了他的需要，這也就是毛澤東思想中的現實功利性原則。作為一個政治家，自然比誰都更注重功利性，因而喜吾所喜，惡吾所惡不僅是正常現象，即便是喜吾所惡、惡吾所喜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人們在讀毛澤東文章後，常常有些困惑，為什麼他總給人一種喜吾所惡，惡吾所喜的印象？有時前後自相矛盾，判若兩人，使他的跟隨者們，不知以何為準。毛澤東對歷史文化的態度，時尊時罵，時褒時貶，最令毛氏隨從犯難。

　　作為學者，毛澤東是當之無愧的，想要搞清楚他思想中的矛盾，首先要理出他思想中的一根紅線，找到了這根主幹線，就什麼都明白了。而這主幹線，便是現實功利性原則，即眼前需要的，就是不錯的，優秀的。毛澤東的功利性，無疑是他建功立業的需要，由於功利性是個變化的概念，因此毛澤東對需要的對象，也就因需要的變化而取捨了。

　　毛澤東看待孔子：

　　1917年4月，毛澤東在一師讀書時撰《體育之研究》一文，對孔子可謂是頂禮膜拜，無限神往：

　　「古之所謂聖人，而最大之思想家也。」

　　「有聖人者出，於是乎有禮，飲食起居皆有節度。」

　　1917年8月，毛致信學友黎錦熙，對孔子學問之道，作出了他自己的總結：

　　「聖人通達天地，明其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之界現象。」

　　同時，毛澤東在主持一師校友會的期間，總是整隊「向國旗、孔聖人鞠禮」。這個時期毛澤東對孔學的尊重，是人格自我塑造的需要，雖然他後來對孔學時罵時貶，但聖人「明其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三界現象」的境界，一直是他追求的目標。

　　1919年，西方的民主思潮已為大多數有志青年所接受，對中國傳統儒學的質疑，向權威的挑戰，是當時很多學子的話題。早在1912年，毛澤東在湖南省圖書館自修時，他對傳統儒學中的君權理論就提出了自己的抗議，而君權理論的制定人與維護者正是孔子。不用說，從那時開始，毛澤東對孔學就有潛意識的反感。然而在1919年4月，毛澤東在北京送同學去法國勤工儉學後，在去上海的途中，竟於忙中抽空去曲阜拜訪孔廟。這時毛澤東的尊孔，是在事業艱難時尋求自我勉勵的需要。他仍希望象孔聖人一樣，做個垂名青史的人物。

　　五四運動爆發後，毛澤東開始投身於湖南愛國運動，創辦《湘江評論》、創辦文化書社、驅逐張敬堯、策劃湖南共和國等。這時的毛澤東還沒有完全接受馬克思主義世界觀，但反帝反封建反孔孟的傾向已經鋒芒逼人了：

　　「中國什麼『師嚴而後道尊』？『師說』，『道統』，『宗派』，都是害了獨斷態度的大病。都是思想界的強權，不可不竭力打破。象我們反對孔子，有很多的理由。單就這獨霸中國，使我們的思想界不能自由，鬱郁做二千年偶象的奴隸，也是不能不反對的。」

　　「不把這種東西打倒，什麼新文化都是建立不起來的。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它們之間的鬥爭是生死鬥爭。」

　　這時的毛澤東，是他個性解放、突出自我的成熟定型期。他深知，要真正實現自我，必須打倒權威，其根據就是民主民權的理論和自己「內聖外王」的理想。這時的毛澤東的反孔，是建立新文化的需要。他真的那麼痛恨孔子以及孔子學說嗎？當然不是，這只是他當時的需要。孔家學說就真的毫無是處嗎？當然也不是，因為任何一種民族文化，都是歷史文化的積累，否則就是無根之木。何況，這種觀點馬克思主義不贊成，不符合唯物主義史觀。有些權威是虛假腐朽的，是可以打倒的；有些權威卻是歷史的里程碑，是不可動搖的，也是動搖不了的。自己做權威，也要允許別人當權威，這才是民主精神。再說，在現實生活中與政治領域裡，完全否定歷史權威，會被人視為空腹成長的英雄。有鑒於此，藐視一切的毛澤東，在1938年10月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不得不承認：「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這時的毛澤東之所以承認孔子的歷史地位，是當時政治生活環境與文化氣候的需要。一方面，孔子勵志求學的精神與孔子中庸思想的合理性，有利於教育黨員幹部；另一方面，你毛澤東那樣看不起孔孟理論，你自己卻子曰詩云不離口，豈不自相矛盾？

　　儘管如此，儘管他認為「孔孟有一部分真理，全部否定是非歷史的看法」，但善與人斗而且尚變的毛澤東，仍然將孔孟的某些原理加以了改造。例如，毛認為，忠要忠於國家，孝要孝於民族；忠要忠於大多數人，孝要孝於大多數人。對大多數人有益叫作仁，對大多數人有益叫作義。這樣，毛澤東就把維護封建綱常的忠孝仁義賦予了新的時代內含，還是比孔孟要高明。言下之意，我毛澤東當年罵孔孟，要錯也錯不到哪裡去。1954年9月，在中央人民政府臨時會議上，毛澤東仍以似褒似貶的措詞對郭沫若說：其實孔子周遊列國，就是哪裡造返他就到哪裡去，孔夫子是革命黨，此人不可一筆抹煞。他的話也值得我們玩味。在毛澤東的心中，孔夫子真的是革命黨嗎？如果是，毛澤東為什麼在很多場合總是把孔子看成封建綱常的維護者？為什麼不多多闡揚孔夫子的革命精神，用以佐證自己革命的合理性？如果不是，那對郭沫若說這話又是什麼意思？時過一年，毛澤東的語氣又變了。該年3月，他在中共全國代表會議上說：「沒有孔夫子，事情還要做得好些嘛。」 1956年，他在中共八屆二中全會上，繼續嘲笑孔子說：「他七十歲幹什麼都符合客觀規律了？我就不相信，那是吹牛皮。」1957年7月，他在《打退資產階級右派的進攻》一文中說：「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勞動者請的先生，你給他們的子弟教書，又不聽主人的話，你要教你的那一套，要教八股文，要教孔夫子，或者教資本主義那一套。教出一些反革命，工人階級是不幹的，就要辭退你，明年就不下聘書了！」在毛澤東這段盛氣凌人的教訓中，人們不免會納悶，這孔夫子不是也有珍貴的遺產和部分真理嗎？不是也有革命黨人的造反精神嗎？資本主義就不說了，用孔夫子的文章怎麼會教出反革命來呢？解放工人階級的目的，是讓他們作主人，讓他們在享受豐厚物質生活的同時，也享受豐富的文化精神生活。而中國優秀的傳統文化，應該是很受工人階級歡迎的，他們又怎麼會不幹呢？可以說，不幹的是毛澤東自己，他要讓所有的文化人和知識分子，完全接受新政權和新觀念，以免他們想入非非，動搖黨動搖自己的權威。這個時候的毛澤東，又一次表現出了「糞土當年萬戶侯」的氣概，孔子的精神，孔子的學說在毛澤東的手中成了橡皮泥，根據他自己的需要，捏出不同的形象。

　　毛澤東看待《水滸》：

　　毛澤東的文學素養和意識形態的形成，與他早年受《水滸》一書的影響密切相關。他還在孩提時代，就深深迷上了這本歷史小說，對它總是愛不釋手，反覆翻閱。書中主人公的命運，精彩的故事情節，在這個農民兒子的心中，掀起了陣陣波瀾。梁山好漢們「替天行道，劫富濟貧」的思想，「不怕官司不怕天」的勇氣，「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的俠肝義膽，鼓舞了毛澤東一生的造反和奮鬥。

　　在湖南一師讀書時，同學少年，風華正茂，二三知己常常暢談懷抱。有的說將來準備從政，有的說將來準備從教，有的說將來準備經商。毛澤東對此卻不屑一顧，已有鴻鵠之志的他，擲地有聲地說，當今之世，只有學梁山伯好漢才是出路！果不虛言，他真的帶領隊伍上了井岡山，圓了少年時的美夢。以後，無論是在他艱苦鬥爭的環境里，還是在他一統江山後的政治生涯中，《水滸》書中的人物與事件，他總是信手拈來，脫口而出，用來佐證或解釋自己的觀點。

　　1938年，他對友人說，《水滸》是中國人必讀的三部古典小說之一。在他的影響下，1942年延安評劇院根據他的指示，創作了新編歷史劇《三打祝家莊》。1944年，延安評劇院又根據他的意旨，上演了《逼上梁山》歷史劇，劇中官副民反、人民當家作主的情形，讓毛澤東欣慰不已。他在《矛盾論》一文中，引用了《水滸》中三打祝家莊的戰例來論述哲學問題，並說，「《水滸傳》中有很多唯物辨證法的事例，這個三打祝家莊，算是最好的一個。」在毛澤東看來，《水滸傳》是一本政治書，是北宋年中央集權腐敗，民不聊生被逼造反的形象教材。針對紅軍指揮員中有李逵式的人物，毛澤東教育他們說：「那些李逵式的官長，看見兄弟犯事，就懵懵懂懂地亂處置一通。結果犯事人不服，鬧出許多糾紛，領導的威信也喪失乾淨，這不是紅軍里常見的么？」為了長自己志氣，滅敵人威風，毛澤東曾以「武松打虎」的故事教育官兵，現「在野獸面前，不可以表現絲毫的怯懦。我們要學景陽崗上的武松。」1955年10月，毛澤東在七屆六中全會上發言說：「關於犯錯誤的同志，我想只有兩條。一條，他本人願意革命；再一條，別人也要准許他繼續革命……我們不要當《阿Q正傳》上的假洋鬼子，他不準阿Q革命，也不要當《水滸傳》上的白衣秀士王倫，他也是不準人家革命。凡是不準人家革命，那是很危險的。白衣秀士王倫不準人家革命，結果把自己的命革掉了。」1957年3月，在濟南和南京的幹部會議上，毛澤東告誡幹部們。要保持革命戰爭時期的熱情，說：「什麼叫拚命？《水滸傳》上有那麼一位，叫拚命三郎石秀，就是那個拚命。我們從前幹革命就有一種拚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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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顯，毛澤東之所以特別欣賞《水滸傳》，看重的是書中人物的革命氣概和造反精神，而他和共產黨的艱苦創業，當時最需要的正是這些。正是他和官兵的拚命精神，才得以橫掃千軍，問鼎中原，終至造出一個大國。

　　然而，《水滸傳》的命運，似乎不比孔子的學說好到哪裡去，當使用價值使用殆盡，價值也就失去了它原有的價值。也許是毛澤東的顧慮太多吧，竟然對自己鍾愛了一生的《水滸傳》發難，而此時，也正是他為自己「清君側」的開始。1959年，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以《水滸傳》最佳讀者的身份，作了最權威的、最終鑒定：「《水滸》這部書，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讓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義，把晁蓋的聚義廳改為忠義堂，讓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鬥爭，是地主階級內部這一派反對那一派的鬥爭。」……旋即，毛澤東指示隨從，將自己的評論印發政治局各位同志，讓大家知道，《水滸》的本質是教人做奴才。

　　有這麼嚴重嗎？很多學者與文學愛好者都困惑不解，毛主席這是咋啦？但以權力為中心的翰林高手姚文元認為主席是英明的，他呼應說，批判《水滸》，充分發揮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這對堅持馬克思主義、堅持毛主席革命路線、反對修正主義都有著重大的、深刻的、現實的意義。緊接著，《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紅旗》雜誌等媒體，紛紛刊發或評論姚文元的文章，全國上下沸沸揚揚。1975年8月，江青更是召集人開會說：「主席對《水滸》的批示有現實意義。評論《水滸》的要害是駕空晁蓋，現在政治局有些人要駕空主席。」9月份江青又在大寨召集新聞單位發言說：「宋江駕空晁蓋，現在有沒有人駕空主席呀？我看是有的。」她又說：「黨內有溫和派，有左派，左派領袖就是鄙人。」「在北京，我和他們鬥了半年多了。」

　　難道毛澤東的批《水滸》的用意，果真如姚文元、江青他們所言嗎？我們從毛澤東藐視一切權威的個性來看，打倒一切權威的結果，必然是形成自己的絕對權威，而絕對權威是不容干預和破壞的，更是不能駕空的。但是，足智多謀的毛澤東，連帝國主義都不放在眼裡的毛澤東，他咳唾一聲山河都為之震動，誰敢誰又能駕空他呢？事實表明，在毛的有生之日，沒有任何人有此念頭。多少同志戰友跟著他出生入死、拋頭顱灑熱血，多少英才志士為祖國的建設吃苦耐勞、無怨無悔，誰會去干那檔子陰謀篡位的事啊。如果說，「卧榻之旁，豈容他人酣睡」是追求內聖外王者的必然心態，那麼，此時毛的心態顯然是自我扭曲了。他忘記了自己是共產黨的領袖，是經過民主選舉的主席，是沒有終身制的。如果說，毛澤東此刻並沒有這樣的心態，那又是何種原因，使他對《水滸》一書備加責難呢？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毛澤東對歷史文化的愛憎，是看對自己眼前的事業有無利弊而定。即凡是對他目前有用的就是好的，凡是對他目前沒用的，甚至是不利的，他就會以各種理由棄而遠之。可以說，在毛澤東的眼中，世上很多東西都沒有固定的形態，一切都在流轉，一切都在變化。極其自尊的個性、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人生旨趣，佐以現實功利主義的原則，使得中國歷史文化和政治生活，在毛澤東的縱橫開合下，取捨自如。而這，正是古代儒學中內聖外王的最高境界。這境界，孔孟沒有達到，秦皇漢武沒有達到，孫中山、康有為和曾國藩也沒有達到。如此來看的話，毛澤東的確是千古一人。

　　如果說，毛澤東是一位善於吸收發揮、善於排斥揚棄的謀略大師，這話一點也不過份。兩個善於，使他具有超人的創造性，也帶來了他不同尋常的破壞性。他的善於吸收發揮，在治學與做人方面，是相當突出的，的確是其他學子望塵莫及的。這主要表現在他建立新中國之前的心路歷程中。為了自己的宏願，他拚命地吸收一切對自己有利的營養，並試圖將吸的營養提升改造。正是由於他有這種秉賦，毛澤東在少年時代和青年時代，就常常顯得皎皎出眾。

　　他17歲在東山書院求學時，讀了《盛世危言》一書後，便萌發了「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愛國意識。他撰寫《救國圖存論》、《宋襄公論》等作文，因立意高遠，旁徵博引，將愛國之情發揮得淋漓盡致，致使他的老師譚詠春見到這些作品後拍案叫絕，並硃批贊道：「視此君身有仙骨，寰觀氣宇，似黃河之水一瀉千里。」當時，梁啟超主編的《新民叢報》，一般學子不過是翻翻瀏覽一下而已，毛澤東卻如獲至寶，反覆背誦，細心圈點。並開始崇拜康有為和梁啟超。到省立一中讀書後，受康梁的影響，他竟可以以古代商鞅變法為例，呼籲新政的開拓，其頭角崢嶸，已令人刮目相看。該文又得到他的老師、一位前清秀才的賞識，說毛澤東「才氣過人，前途不可限量」。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中指出，君主立憲可以救國，毛澤東發揮說：「正式之成立者，立憲之國家也。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擁戴；不以正式成立者，專制之國家也」。梁啟超有「豪傑創世」之論：「世界者何，豪傑而已矣」。毛澤東在1915年9月致蕭子升的信中發揮說：「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綱而挈其目，莫妙覓其巨夫偉人」。借題發揮，舉一反三與觸類旁通，無疑是毛澤東最突出的智慧謀略之一，這體現在他生命中的每一個環節。

　　孔子云：「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毛澤東在《講堂錄》中發揮說：「樂利者，人所共也。唯聖人不喜軀殼之樂利，而喜精神之樂利。」他一眼就察出了孔子此話的內涵，即人之求學，貴在精神。這觀點，幾乎影響了毛澤東一生的行為，他的重精神輕物質傾向，他對黨政人員的諸多道德條律，他的人定勝天氣概，無不強調精神的作用。

　　湖湘文化的先賢王船山，認為世間萬事萬物，都是動勝於靜的結果：「動固動也，靜亦動也。動則使靜者動，靜則使動者靜，皆非用力不可。」船山的這一思想，真是非常的新穎獨到，是「生命在於運動」這一經典名言的古代版，得到了毛澤東高度欣賞。毛澤東在《體育之研究》中發揮說：「天地唯有動而已。」年青的毛澤東，本來就足智多謀與尚變好鬥，船山的運動觀無疑成了毛澤東行為的理論根據。看看他一生吧，總是參與並制出各種各樣的運動，並且不厭其煩，自得其樂。18歲伊始，他響應辛亥革命運動投筆從戎，到在校組織哲學研究小組，到組織赴法勤工儉學運動、創辦《湘江評論》、率團赴京驅逐軍閥張敬堯，到策劃湖南共和國，到組織共產主義湖南小組，到領導秋收起義、開闢井岡山根據地、二萬五千里長征，到延安整風運動，三反五反運動，到大躍進、反右運動，最後到「魰革」大運動，可以說，毛澤東一生與運動結下了不解之緣。甚至可以說，毛澤東就是動的代名詞，動是毛澤東的最佳詮釋。如果世間真有所謂神話的話，那麼，運動之神首推毛澤東，他是永不言累，永不言敗的東方運動之神。

　　楊昌濟是毛澤東的啟蒙恩師，從毛澤東一生的思想言行來看，影響毛澤東最大的就是楊老師。楊昌濟先生是那個時代少有的學者之一，其愛國之烈、學問之深，遠非村學究所能比擬。他認為，要改造民族的命運，要實現社會的進步，當務之急就是要改造哲學與倫理學。以現在的觀點來看，這應當是真知灼見。楊老師說：「要改造現在之時代為進步之時代，必先改造其哲學思想。」這話可真是吻合了毛澤東文化人的天性，也給毛澤東的智慧謀略奠定了指南。好象是1917年8月吧，毛澤東深感良師之言有理，馬上寫信給他的師友黎錦熙，並作了一定的發揮。他說：「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天啊，這可是個大任務，改變政權容易，改變人的社會地位容易，改變歷史的方向也容易，但要改變人的思想意識，這能行嗎？芸芸眾生，各有各的人生觀、世界觀，一母生九子，連母十條心啊，怎可能從根本上變換老百姓的思想？可是，毛澤東真的做到了，他讓每一個人都相信他的思想，他讓每一個中國人明白，他的思想是惟一的思想，他的言論是惟一的言論，他的行為是惟一的行為。你看，毛澤東的善於吸收與發揮，是不是獨步古今？

　　說起來，還多著啦。在吸收與發揮這一文化範疇上，毛澤東的思想誠所謂「匯百家之說而成一學，取精用宏，根茂實盛。」從毛澤東各個時期的言論來看，他的思想幾乎都是前人思想的吸收與發揮。

　　康有為倡導社會大同之境界，毛澤東呼應並發揮說：「大同者，吾人之鵠也。」

　　譚嗣同的《仁學》，認為人心的力量巨大，可以改造環境。毛澤東發揮作《心之力》文章，說：「人心能力說，余之信仰。」

　　胡適、陳獨秀開展文學革命，倡導白話文，反對無病呻吟。毛澤東當即在《湘江評論》上撰文呼應：「由貴族的文學、古典的文學、死刑的文學，變為平民的文學、現代的文學、有生命的文學。」

　　李大釗是中國馬克思主義首席代表，曾撰《青春》一文，喚醒國民生命活力。毛澤東呼應發揮說：「要之一理想，此後一言一行，皆期合此理想。」

　　曾國藩主張治學之道，貴在經世致用。毛澤東寫信給同學蕭子升發揮說：「吾人之志，當以身心之修養、學問之研究為主。輔之政事時務。不貴文而貴質，彩必遺棄，惟取精神。易言之，每為一書，必有益處，言必載物。」

　　楊昌濟當年不滿教育現狀，覺得以分數取人，只會頹廢人才。毛澤東呼應發揮說：「我一生恨極了學校，我決定不再入學校。」

　　德國哲學家帕力森所著《倫理學原理》，是毛澤東讀一師的課程，其他同學一般是應付了事，毛澤東卻為此書作了精心的批註，在中西文化比較、哲學本源問題探討、個性的崇尚諸多方面，發揮了很多自己的見解與心得……

　　由此，我們不難發現，凡是對自己的事業有益的學問，毛澤東都是如饑似渴地吸收與發揮。他文章中的「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群眾路線」、「從實際出發」、「實踐出真知」、「自我批評」、「階級鬥爭」、「古為今用」、「洋為中用」、「敵進我退」、「窮則思變」等大量的語言辭彙，無不來自歷史文化和他那時代的大師典籍。值得欣賞的是毛澤東的治學謀略，不是誰都能具備的。

　　做學問如此，做人做事又何嘗不是如此？文如其人，此言應屬不虛。毛澤東年輕的那會，正是風雲際會，英才輩出的時代，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毛澤東在當時，只是一介書生與無名小輩。可偏偏是這無名小輩，胸懷鴻鵠之志，想要改造中國和世界，光有學問的謀略，顯然是不夠的。天資過人的毛澤東，當然知道自己位卑言輕，更知道自己任重而道遠。做傳統式的隱士或混個一官半職，決不是毛澤東所願，他的宏願是內聖外王治國平天下。既然如此，毛澤東要通過實踐、通過社會活動與文化傳媒，讓世人知道自己的大名，要讓世人重視，在中華民族這一塊古老的土地上，還有一個你們應該重視的人，那就是我毛澤東。不用說，出名的慾望，並沒有什麼不對，貴在名實相符。

　　早在毛澤東24歲時，即1917年2月，孫中山的好友，日本民主人士白浪滔天，來長沙參加黃興的葬禮。這可是大名人哪，毛澤東得知這一消息後，非常興奮，便同蕭三聯名寫信給白浪滔天，盛讚他對中國人民的友誼，表示求見並求教。白浪滔天被這兩個年輕人的熱情所感動，很認真地接見了毛澤東。毛澤東雖然沒有因此而出什麼名，但他感受到了與名人交往的快樂。

　　1918年，從一師畢業後的毛澤東，開始投身革命活動。是年9月，他第一次去北京，參與湖南青年赴法國勤工儉學事宜。經楊昌濟老師介紹，他認識了第一個傳播馬克思主義的學者、北京圖書館主任李大釗，也結識了思想界的巨匠陳獨秀。毛澤東不僅為陳獨秀的卓然風采所吸引，更為他愛國憂民的道德文章而傾倒。陳獨秀那衝決羅網、追求真理的磅礴大氣，給了毛澤東前所未有的振奮。毛澤東說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任何人。」從這時起，毛澤東開始信奉馬克思主義，開始嚮往俄國十月革命。他似乎找到了自己的歸宿，也悄悄地有了自己的策劃。第二年6月，陳獨秀被捕入獄，信仰的共鳴與事業的需要，觸發了毛營救陳獨秀的靈感。他當即在《湘江評論》創刊號上撰文，稱讚陳是思想界的明星，具有至堅而偉大的精神。士為知己者容，當毛澤東第二次拜訪陳獨秀時，他們就共同討論改造湖南同盟的計划了。不久，陳獨秀就將《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團章》寄給毛澤東，正式拉開了毛澤東從事革命活動的序幕。能說這不是毛澤東的公關謀略嗎？

　　成功的喜悅，鼓舞了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的追求，也讓他感到要完成遠大的任務，志同道合的朋友越多越好。即便不志同道合，能爭取到他人的每一點支持與理解，也對事業有所補益。從那以後，毛澤東開始廣交天下英才，並將自己的語言風格、談吐氣質和接人待物的良好修養，向所有認識他的人展示，毛澤東是博學的、胸懷寬闊的、心地誠善的但不失個性的學者和政治家。

　　最初，對毛澤東十分欣賞的人，是他的歷史教員兼同鄉黎錦熙先生。在《毛澤東早期文稿》中，他寫給黎錦熙的信件就達六件之多。這些信件，不僅反映了毛澤東對師長的尊重與敬愛，也在他殷切求助的字裡行間中，展示了自己的宏偉襟抱。毛澤東的謙虛上進、愛國憂民精神，讓黎錦熙感到此子決非庸碌之人，當北京解放前夕，國民黨政府高薪聘請黎錦熙去台灣執教時，黎斷然拒絕，留在了北京師範大學工作，直到1978年逝世。

　　在受到毛澤東禮遇的人中，不能不提到蕭子升。蕭是毛澤東在東山書院讀書的同窗，後又同在一師就學，對社會共同的感慨，讓他們成了莫逆之交，在《毛澤東早期文稿》中，他寫給蕭的信比寫給黎錦熙的還多。他們曾一道作社會調查，一起點評時局，蕭子升總是有點讀書人的架式，毛澤東卻態度謙和，顯得平易近人。後來，蕭子升主張溫和的革命，即以教育為工具的革命，為全民謀福利；毛澤東則主張馬克思主義的俄國革命。兩人由此分道揚鑣。此後，毛澤東並未忘記老友的幫助，建國後數次託人慰問蕭子升，並希望他回國工作。他的這種風度，無疑是政治家的風度。在毛澤東，只要能達到目的，顯示風度是家常便飯。

　　遺憾的是，在毛澤東交往過的朋友之中，無論是政界要人，還是大名學者，能享受到毛澤東呵護終生的人，實在是太少太少。大多數曾得到毛澤東欣賞的人，最終都被他嗤之以鼻，擱到一邊去了。幫助與支持過毛澤東的名流賢達，可謂數不勝數，這裡列舉的幾人，是同關係較深、且舉足輕重的人

　　關於郭沫若：

　　這是一個與中國文化史、中共黨史密切相關的名字，凡讀過書的人，沒有誰不知道他。這個以情商與智商著稱於世的「涅槃才子」，不僅是通今博古，滿腹經綸的學術大師，而且是追隨共產黨幾十年的忠實信徒。在過去的年月里，他一直得到了毛澤東的賞識與器重，常常是毛澤東的席上嘉賓，大家在一起砌磋文史、討論時政，暢舒懷抱，談笑風生。在很多人眼中，郭沫若算是遇到了知己，「身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讀書人能遇到毛澤東這樣一位智者，應該說是一件喜事。士為知己者忙，郭沫若沒有辜負毛澤東的殷望，他聲討蔣介石、參加南昌起義、主編《救亡日報》，並先後撰寫了《棠棣之花》、《屈原》等歷史話劇，為共產黨的抗日事業搖旗吶喊。不僅如此，他還以史學家的眼光，撰寫了《甲申三百年祭》、《十批判書》等極有見地的文章，站到了反專制獨裁的民主運動前線。想想，一個抗日，一個反獨裁，這無疑是毛澤東當年最需要的支持，何況是名貫東南的大學者的支持，他受到毛澤東的器重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讀書人的通病是天真浪漫，不明白「飛鳥盡，良弓藏」這一古老格言的內涵。建國後，當郭沫若全身心投入祖國文化建設事業後不久，從廬山秀麗風光中飄出的硝煙，就讓這位軟骨學者有了不祥之感。1965年11月，吳晗的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被姚文元點名批判，矛頭卻指向了國內所有的學者、教授和文化界人士。天性敏感的郭沫若，立刻產生了一種失落感和恐懼感。他出於自我保護，趕緊向中國社會科學院辭職，並想把自己所寫的書全部燒掉，但為時已晚。「打倒郭沫若」之聲不絕於耳，愛子郭世英被綁架關進牢房、活活打死。他的《十批判書》又一次被點名在全國批判……。郭沫若的神經崩潰了，心智混亂了，身體也病危了。他至死都沒搞清楚，為何要與他過不去。其實原因相當簡單，他寫的《十批判書》不該崇拜孔子，他寫的《甲申三百年祭》，不能用李自成影射他毛澤東，兩書在1945年發表時，之所以受到毛澤東的重視，是因為孔子的仁學思想可以抵制國民黨的獨裁，而李自成的事迹可以警告幹部。現已時過境遷，它們沒用了，大才子你還不認錯？

　　關於李達：

　　在中共黨史上，李達可算得上是一名馬克思主義的經典學者，他與雷仲堅合譯的《辨證唯物論教程》、他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大綱——唯物辯證法》、他嘔心瀝血撰寫的《實踐論解說》、《矛盾論解說》等洋洋宏篇，曾經一度是廣大中共黨員幹部學習的重要內容。早在30年代，毛澤東就看好李達其人，不時寫信向他問好，邀他做客吃飯，對他寫的著作精心批閱。1937年5月，毛澤東讀了李達的《社會學大綱》一書，稱讚這是第一部中國人自己寫的馬列哲學教科書，並非常熱情地誇他是「真正的人」。到50年代初，毛澤東仍然讚揚李達說，「你從五四時期，直到全國解放，都是理論界的『黑旋風』……你在理論界和魯迅是一樣的。」

　　如此才華如此情，李達按理是不會有什麼政治問題的，也應該享受到政府特殊尊重。然而，歷史的輪迴讓他也劫數難逃，最終被紅色貴族聲討，批鬥、示眾、體罰，含著滿腔的悲情與疾病的巨痛，離開了這個他讀不懂的人間。他的冒失之一，是1958年同毛澤東爭辯。當年湖北省委創辦《七一》雜誌，省委領導寫了《學習馬克思，超過馬克思》一文。李達見後認為不妥，應該是發展馬克思主義才對，而毛澤東主張超過馬克思才是馬克思主義。他的冒失之二，也是1958年同毛澤東頂撞。那年湖北鄂城縣委提出了「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口號，李達知道後很生氣，認為人的主觀能動性是有限的，膽越大產越高，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的。毛澤東表示反對，他以新疆、內蒙地大卻可以賣餘糧與過去的三大戰役為例，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至關重要，並發脾氣說，主觀能動性在一定條件下，可以無限大！李達感慨萬分，毛澤東在建國之前寫的《實踐論》、《矛盾論》，寫得多好啊，為什麼這麼快就把它們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呢？李達當然不明白，因為毛澤東已功成名就了，「萬歲」聲已讓毛澤東飄飄然了，我毛澤東三座大山都可以推倒，又有什麼人間奇蹟不可能在我手上誕生？當然，讓李達萬劫不復的是，1966年李達仍然堅持：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需要不斷吸取新的養料，不斷發展自己。決不會停滯不前，更不會有什麼頂峰。不用說，他的觀點遭到了紅色貴族的圍攻，而早就對李達耿耿於懷的毛澤東，此時也就對他的境遇聽之任之了。

　　關於劉少奇：

　　在共和國建立之前，毛澤東有很多的朋友，而與他幾十年共沐風霜、出生入死的老戰友，就非劉少奇莫屬了。還在1922年，他們就共赴安源，領導並開展了路礦工人大罷工運動，毛澤東對他的能力和才華，看在眼裡佩服在心裡。在王明主持黨務的時期，毛澤東和劉少奇，都被視為右傾代表，受到了同樣的打擊。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為了擁護毛澤東主政，劉少奇挺身出。爾後，他撰寫了《論共產黨員的修養》、《論黨內鬥爭》等瑰麗的華章，對共產黨的發展起了突出的作用。毛澤東曾對薄一被說，中國革命有兩個方面軍，蘇區是一個方面軍，白區是一個方面軍。少奇同志就是白區的代表。可以看出，毛澤東對劉少奇的評價極高。1943年，劉少奇回到延安書記處工作，到1949年為止，這段時間內，劉少奇在系統闡述毛澤東思想，維護毛澤東的領袖地位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1959年，劉少奇被當選為共和國主席，與黨中央毛主席並稱兩主席，毛澤東不僅把劉少奇看成最親密的朋友，還對外國友人說，他的接班人肯定是劉少奇。

　　世上這樣好的緣份哪兒找，兄弟兼朋友，戰友加同志，可謂魚水之交啊。遺憾的是，劉少奇這條魚太大了，毛澤東的水量容不下，而魚又離不開水，於是乎，天地蒼蒼，洪波洶湧，魚水相爭了。

　　平心而論，劉少奇的確是毛澤東最忠實的合作夥伴，也是能真正干實事的建國之才。當1958年，毛澤東發出「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的號召時，劉少奇原本是贊成的，並無異，議1961年，他根據毛澤東要調查研究的指示，回到老家寧鄉了解實際情況，發現老百姓的實際生活與他聽到的彙報，壓根兒就是兩回事，很多鄉親以草根樹葉為生，餓得手臉浮腫蒼白，慘不忍睹。回京後，他在5月召開的中央會議上指明：造成這種狀況，中央要負主要責任。接著，他又在7月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再次批評黨沒做好工作，再亂指揮的話，遲早要跌下台去。出於對人民群眾的關愛，也出於對黨的事業的忠誠，1962年1月，劉少奇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進一步提出，全國部分地區的錯誤大於成績。不是七分成績，三分錯誤，而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並指明，這與中央某些領導驕傲自滿有關。至此，劉少奇的言論引起了毛澤東極大的反感，他堅信自己的三面紅旗的方向是正確的，誰反對誰就是修正主義。建國後的毛澤東，總是以真理的化身自居，他與人奮鬥多年得來的絕對權威，是絕對不能受影響的。在他想來，你國家主席算什麼？竟敢當眾批評我亂指揮，就算你劉少奇講的是事實，你也不能「功高震主」啊。魚，當然鬥不過水，在毛澤東的授意下，一場針對劉少奇等政治元老、針對知識精英的魰化大革掵爆發了。1966年8月1日，在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上，毛澤東宣讀《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一文，劉少奇成了「資產階級司令」，拉開了劉少奇悲劇命運的序幕。他日後所受到的侮辱與摧殘，所受到的迫害與折磨，讓這位天下少有的奇才蒙上了天下少有的奇冤。

　　關於…………

　　關於的人，太多太多，勿需贅言了。譬如大將軍彭德懷、文化部長陸定一、外交部副部長王稼祥、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光明日報》社長章伯鈞、人大常委羅隆基、《光明日報》總編儲安平、毛澤東秘書田家英、無產階級革命家李立三、著名學者馬寅初、人民日報總編鄧拓、歷史學家吳晗；譬如作家蕭軍、王實昧、趙樹理、老舍……這些人都曾虔誠地支持著毛澤東，卻都在毛澤東的縱橫開合之中，取而舍之了。換句話說，極度的自我尊嚴與功利主義原則，使毛澤東在建國前左右逢源，贏得了眾多的朋友，但也就是這種尊嚴與原則，使自己走向了孤立之境。這不僅僅是他的悲哀，更是中華文化的悲哀，著實發人深思。

　　說到毛澤東的謀略，讓他的子民津津樂道的，還是他建國前的故事居多，沒有誰不從心底里敬佩這位智慧大師。打開塵封的史冊，毛澤東那高大帥氣的身影、睿智的語言、憝厚的笑容和敏銳的眼神，仍然一幕幕在腦海中浮現。

　　青年毛澤東在對人謙懷若谷、兼容並蓄的同時，在事業的謀略方面，也顯得英猛精進，卓爾不凡。我首先想到的，是他在1919年7月創刊《湘江評論》，那年他26歲，也就是他離開一師後的第二年。那陣子，改良的、改革的、溫和的與激進的，各種思潮紛至踏來，都想在意識形態方面佔一席之地。這前後，有以吳越、汪精衛為代表的無政府主義革命暗殺派，其宣傳刊物為《民報》和《新紀元》雜誌，主張無國界、無私產、無貨幣、無父無君、無法無天、絕對平等、權財均衡等信仰。有以劉師復為首的「無政府共產主義同志社」，其宣傳刊物為《晦鳴錄》，反對競爭、提倡互助，痛恨弱肉強食。有江亢虎的「社會主義研究會」和他的「中國社會黨」，其宣傳刊物為《社會黨月刊》，主張取消階級壓迫、實業救國、平均地權等。此外，還有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以陳獨秀、胡適為代表的新文化運動，宣傳刊物為《新青年》。可謂是你方唱罷我登台，不盡思潮滾滾來。生逢這樣的時代，如果沒有主見又想出人頭地，如果沒有過人的膽識，就只有望洋興嘆了。年青的毛澤東也有過猶豫，他在不斷地徘徊與審視，在努力尋找自己的出路。他一度信奉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主張人的互助互利與兼愛，強調突出自我，否定國家的本體地位。同時，他反對暴力和流血，倡導道德改良與人格完善。就所有的思潮比較而言，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在彼時的確不愧為優秀思潮之一，難怪它一時間成為當時熱血青年崇拜的思想明星，而毛澤東以識時務的眼光，迅速以它為宗旨，創辦了影響廣泛的《湘江評論》。這可是展示自己的主義信仰和個人魅力的絕佳舞台，他深知會有很多人響應，因為他洞察到了這個時代的潮流。在創刊宣言中，毛表達了他農民式的博愛情懷，承認強權者都是人，都是我們的同類。強權者之所以濫用強權，是他們的謬誤與不幸，是封建遺毒腐蝕所致。如果用強權去打倒強權，自己卻成了強權，適得其反。這時的毛澤東，雖然有大無畏的勇氣，卻有著普遍人類的善良，他只想通過自由的言論「呼聲革命」，讓強權者妥協，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

　　《湘江評論》開宗明義的第一句話，就是號召人們解放思想，大膽懷疑，衝破禁錮。對宗教、文藝、政治、教育以及社會經濟，他呼籲都應變革和解放。他大聲叫道：「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匣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澎湃於湘江兩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死！」他的呼聲，道出了他的人格形象，道出了當時民族的最強音，這是中華文化中最寶貴的謀略。如果40年後，他仍保持這樣鮮活的思想，中華民族早就傲視群倫了，而他為人民謀幸福的境界，也就真正實現了。更不會有後來民族的災難了。

　　體現毛澤東事業謀略的第二件大事，是創辦實體性的文教機構，這是毛澤東擴大事業規模，不斷走向成功的重要舉措。他的這種謀略，得益於湖湘文化的務實傳統，從王夫之、魏源、曾國藩到譚嗣同、楊昌濟，從他們的言行中可以看出，實用理性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特徵。也得益於楊昌濟老師關於開發民智、喚起國民自覺、改造國民低劣品質的理論。再者，當時日本人道主義學者武者小路篤實的無政府主義生存模式，也啟迪了毛澤東的靈感。早在1912年，毛澤東在湖南定王台圖書館自修學業的時候，西方的學術文明打開了毛澤東的視野，國際人類的智慧讓他嘗到了自學的甜頭，暗暗就有創辦自修大學的念頭。1918年4月，毛澤東想在湖南嶽麓山創辦工讀同志會，並與蔡和森等人在嶽麓山下成立了「新民學會」。1919年，毛澤東又仿效武者小路篤實的模式，想在嶽麓山創辦一個新村，亦即新的社會。在這個社會裡，有眾多家庭，有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作廠、公共消費店、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與博物館等。生活在這裡的人們，要一邊讀書一邊工作，要學會農林牧副漁多種實際本領。他認為自己的新村規劃如能實施的話，就能改變舊的教育制度、舊的家庭制度，進而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毛澤東的這一構想藍圖，既體現了他想調治社會的管理慾望，也成了他未來共和國的政治理念的初步雛型，這是後話。不用說，他的構想在當時根本不可能實現。1920年，毛澤東在北京說，「想和同志成一自由研究社（或徑名自修大學），預計一年或二年，必將古今學術大綱，弄個清楚。」兩相比較，毛澤東的這一想法比所謂新村成熟多了，也實際多了，因為這不需要更多的人力、財務和物力。當年6月，毛澤東又在上海致信黎錦熙，決定另立自修學社，半工半讀。他已從空想狀態中覺悟了。到當年12月，毛澤東已拋棄了改良主義思想，開始贊成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實踐與奮鬥，成了他的行動指南。也就是在當年秋冬，毛澤東與學友創辦了文化書社，由於毛澤東的善於交際，得到了教育界、新聞界很多知名人士的支持。如長沙縣長姜濟寰、長沙商會會長左益齋、周南女校校長朱劍凡、湘雅學校負責人趙運、一師校長易培基、船山學社董事長仇鰲等，正式會員36人。經費由大家集資，也吸納社會贊助，如楊開慧之兄楊開智傾盡了個人財力支持書社，陳獨秀也以個人名義為書社向東南圖書館作了三百元營業額擔保。

　　文化書社純屬文化傳播性質，與商業謀利無關。旨在以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各類中外最新書刊，從而帶動新思想、新文化的產生。毛澤東執筆撰寫了《文化書社緣起》、《組織大綱》，邁出了他「變化民質」素願的實際步伐。

　　毛澤東的管理與經營才能，在書社這個舞台上得到了鍛煉。在長沙城內所設的7個販賣部，同全國有業務往來的書報社達70家之多，經營書刊164種，雜誌45種，日報3種。從此，全國的新書新報源源不斷進入湖湘。

　　文化書社的成功，增進了毛澤東的務實精神與興趣。1920年9月，他應邀參與《湖南通俗報》的編輯工作，強調文章要短小生動，使之成為向一般群眾進行教育的武器，不可專談空洞的大道理。不久，毛澤東又應省教育會之邀，擔任了一師附小的教育主事，他覺得做孩子王不足以發揮自己的才華，且不足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遂靈機一動，利用附小的場地，開辦了平民夜校。如同一個大學者，毛澤東用生動幽默的語言，談今品古，匡時議政。在這一段時間內，毛澤東更關注的，是眼前的時局動態，總覺得自己的活動空間太小，看外面轟轟烈烈的大社會，就有一種奮飛博擊的慾望。

　　1920年夏，張敬堯被驅逐，譚延闓入湘主政。橫行湖南兩年多的直、皖、奉、魯北洋軍閥與黔、桂西南軍隊全部退出湖南。多少年來，湖南的土地上第一次沒有戰亂，人們普遍認為，這是湖南自治的大好機會，幾乎所有湖南人都有這個想法。論其思想淵源，可追溯到明末清初的顧炎武，而真正意義上的自治思想，是從戊戌變法運動開始。譚嗣同在湖南學會的講演中，就公開號召湘省官吏「激發保教愛國之熱心，養成地方自治之氣力」。黃遵憲在湖南創辦保衛局時，也有地方自治的思想。只是，黃遵憲的自治思想，多了些民主民權的意識，使湖南成了當時全國最富朝氣的省份。

　　識時務者為俊傑，這句古老的格言，用在青年毛澤東身上再恰當不過。毛澤東當即投身於湖南自治運動之中，但他的自治思想又不同於黃遵憲，也不再是他自己過去那種新村式的虛無理念。還在1920年3月，毛澤東在北京進行驅張運動時，就致信黎錦熙，並附有《湖南建設問題條件商榷》一文，提出了廢除軍督、裁減軍隊、增加教育經費、保障人民各種自由權利、實行自治的主張。但把湖南自治作為一種理論形式，則是他有1920年9月所撰《湖南自治運動應該發起了》一文中提出的。他在該文中認為，湖南自治，應該打破中央及各省的干涉束縛，湖南境內的事，由湖南人自辦。但這還是權宜之計。如果條件成熟，也可仿效俄國十月革命，徹底改建政體。而當務之急，是「將湖南造成一個較好的環境。」經過深思熟慮，毛澤東提出了兩個改造湖南的相關條件。一是自決主義，湖南人不干涉外省事，外省亦不干涉湖南事，既可抵制外來軍閥，又利於制止湖南內亂。二是民治主義，為政一切以平民公意為準，不得有官氣、王氣和霸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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