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與漢武帝

史飛翔

司馬遷一生與漢武帝相終始。他的喜怒哀樂、升遷榮辱、個人安危包括身家性命無一不和漢武帝息息相關。可以說正是漢武帝的生殺予奪釀成了司馬遷一生之悲劇。研究司馬遷，不能不考察司馬遷與漢武帝之關係。

要說司馬遷與漢武帝的關係那真是錯綜複雜、撲朔微妙，一言難盡。剖析他們之間的恩恩怨怨對於我們理解和認識封建官場中的政治人心，乃至人性陰暗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如果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作為一個皇帝，漢武帝對司馬遷總體上應該說還是不錯的。這裡面既有漢武帝早年對司馬遷才華的賞識，也包括司馬遷獲罪時漢武帝的不忍殺之。

《漢書·東方朔傳》載，漢武帝稱讚司馬遷「辨知閡達，溢於文辭」，將司馬遷與公孫弘、倪寬、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朱買臣、嚴助、徐樂等十五個西漢一代才智之士相提並論，可見漢武帝對司馬遷早年那是十分器重的。當司馬遷剛嶄露頭角時，就深得漢武帝信任。元狩五年（前118），司馬遷年二十八，出仕為郎中，秩三百石。元鼎六年（前111），司馬遷年三十五，奉使西征為郎中將，秩千石。元封三年（前108），司馬遷年三十八，為太史令，秩六百石。郎中和郎中將，屬郎中令，是親近漢武帝的內廷侍從官。太史令，屬太常，品級低於郎中將，但太史令職掌天官，典司圖籍，且隨時備召為皇帝顧問，仍可親近漢武帝。由於司馬遷超群絕逸的才幹，很得漢武帝的青睞。武帝從元鼎四年起巡行郡縣、祭祀五帝、東巡封禪，司馬遷常為侍從。從元狩五年司馬遷出仕為郎中起，到征和四年漢武帝最後一次封禪泰山止，司馬遷前後扈從武帝三十六年，從巡二十六次。不僅如此，司馬遷還伴隨漢武帝在夏陽挾荔宮止息，這也算是光宗耀祖、榮歸故里了。一個並無多少官場背景的知識分子僅憑一己之才能居然能在漢武帝身邊長期蒙受恩遇，這在歷史上也算是罕見。司馬遷何以能得到漢武帝如此賞識與青睞？這隻能有一個解釋，那就是漢武帝惜才愛才。有道是：士為知己者死。對於漢武帝的賞識，司馬遷也一直是心存感激。司馬遷初作太史令時，正是漢武帝事業處於巔峰時期。這時司馬遷對生活、對前途充滿了美好的理想，他決心要為當今聖明君主、為大漢王朝干一番事業。他自己「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可以說把全部的熱情、全部的精力都投進去了。由此可見，這一時期司馬遷與漢武帝君臣相知，關係如魚水相得。

司馬遷與漢武帝關係的轉折始於天漢三年的「李陵之禍」。天漢三年（前98），司馬遷四十八歲。這時他埋頭撰述《史記》的工作正好進入高潮，正當「草創未就」之時，突然飛來了一場橫禍。正是這場災禍使司馬遷蒙受人間的奇恥大辱並進而導致了他思想的巨大轉變。同樣也是這場災禍使司馬遷與漢武帝從君臣相知而走向君臣相怨。那麼這場災禍的始末又是怎樣呢？

天漢二年五月漢武帝下令出擊匈奴。秋九月，貳師將軍李廣利率三萬騎兵出酒泉，擊匈奴右賢王於天山。名將李廣之孫李陵為策應偏師，率五千步卒出居延，北行三十天，直達浚稽山（約在今蒙古高原圖拉河與鄂爾渾河間），吸引單于的注意力，保證貳師將軍的出擊。李陵長驅直入，到達目的地後派陳步樂回朝廷報告。漢武帝十分高興，朝中大臣無不舉杯祝賀。正在這時，孤軍深入的李陵卻遭到匈奴單于親自率領的重兵包圍。匈奴騎兵從三萬增加到八萬，集傾國之力窮追李陵不舍。李陵且戰且退，經過了十幾天的激戰，殲敵一萬多，但終因寡不敵眾，糧盡矢絕，在離邊塞僅有一百多里的地方，李陵全軍覆沒，投降了匈奴。漢武帝剛喝了群臣的慶功酒，突聞兵敗，大大掃了帝王之尊的顏面，內心十分不悅。朝中那些阿諛逢迎之徒，此時看出了漢武帝的心事，諱言貳師之敗，全委過於李陵。同是一個李陵，打了勝仗，朝臣們「奉觴上壽」；李陵敗降，朝臣們落井下石而「媒櫱其短」。同是敗軍之將，李陵十惡不赦，貳師卻若無其事。司馬遷對這些拍馬溜須、阿諛逢迎的朝臣們充滿了憤慨。因此，當漢武帝問司馬遷對此事如何看的時候，司馬遷說：李陵事親孝，與士信，一向懷著報國之心。他只領了五千步兵，吸引了匈奴全國的力量，殺敵一萬多，雖然戰敗降敵，其功可以抵過，我看李陵並非真心降敵，他是活下來想找機會回報漢朝的。起初，漢武帝接受了司馬遷的意見，他經過沉思也意識到自己上了老將路博德的當，沒有派兵救援李陵。於是「遣使勞陵余軍得脫者」，還派將軍公孫敖深入匈奴迎李陵。公孫敖在邊境候望李陵一年多，沒有建功，遂借捕獲的俘虜之口謊報「李陵教單于兵以備漢」，武帝大怒，族滅了李陵一家。實際上教練匈奴兵的是另一個降將李緒，而不是李陵。李陵家被族，李陵成了可恥的叛徒，李氏一門蒙受惡名，司馬遷因此受株連被判「誣罔」罪。

按漢律，「誣罔」罪是「大不敬」的欺君之罪，量刑是大辟死罪。依據漢朝當時的法令有兩種辦法可以免死：一是入錢五十萬贖死；二是景帝時所頒法令：「死罪欲腐者許之。」用錢贖死，也就幾十兩黃金，當時朝廷富貴人家千金萬金多得是，但司馬遷「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到這時司馬遷才明白「十兩黃金能買命」的道理。他恨自己只知讀書，而不懂經營，百無一用是書生，到頭來白白送掉性命。此時若有人能伸出援助之手司馬遷也會得救。然昔日好友此刻一個個卻躲之不及。絕望之餘司馬遷遂對世態炎涼有了切膚之痛。不得已，司馬遷只好在死與腐刑二者之間作選擇。

腐刑，即宮刑，起源很早，傳說夏商時代就有了。《漢書·刑法志》載，西周有「宮罪五百」，說明宮刑律令已十分嚴密。顏師古註：「宮，淫刑也，男子割腐，婦人幽閉。」這說明宮刑原本是用來懲治淫行的。犯淫行罪，卑鄙下流為人所不齒。雖然宮廷宦官，以及士大夫受宮刑並非淫行，但他們在形式上與犯淫行受宮刑是一樣的。封建時代的士大夫為了保持名節，不要說受腐刑，公堂對簿都受不了，如李廣、蕭望之等人的自殺就是例證。何況立言著述的堂堂太史令呢！司馬遷此時陷入了極度艱難的生與死，榮與辱的抉擇之中，所受的痛苦熬煎，是難以用筆墨形容的。

以腐刑代死罪，並不由犯死刑者單方面來決定，而是要執法者「許之」。倘若此時漢武帝不同意司馬遷以腐刑代死，那司馬遷無論如何也是活不成的。由此看來，漢武帝尚沒有置司馬遷於死地的意思。司馬遷直言李陵的那些話雖然刺痛了漢武帝，使這位雄材大略的「聖明之君」一下翻過臉來，全然不顧司馬遷多年侍從盡職的分，「卒從吏議」。漢武帝生氣歸生氣，但到底還是愛司馬遷的才，並不願殺他。死罪可逃活罪難免。漢武帝雖不忍殺司馬遷，但也並不因此而赦免他。相反，聽其以腐刑代死，必欲折其心氣而後快，這就顯示了漢武帝絕對君權的威嚴，同時也暴露了他的殘忍。古人言：伴君如伴虎。的確如此，君就是君，臣就是臣。臣，任你有天大的本領，你說到底只是人家的一顆棋子。用時則仕，不用則棄。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官。樹起招兵旗自有吃糧人。千萬別把自己太當回事。

司馬遷與漢武帝的關係之所以會忽然直下，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小人的從中作梗。古往今來幾乎所有的有志文人的命運都是起初深得君主（領導）重用賞識，繼而遭小人陷害，最終被排擠出外遺憾抱恨。古今中外，不知有多人能臣武將、先賢聖哲，慘死在小人手裡。魯迅先生當年就說過，在專制制度下，皇帝身邊總是圍著一群有所圖的小人。他們整天挑撥離間、搬弄是非，干一些見不得人的勾當。可惜的是皇帝並不能識破他們。就算是識破，走了這一撥，還會再來一撥。聯繫司馬遷。司馬遷之所以遭遇殺身之禍，固然與他仗義執言、書生意氣有關，但更重要的還是因為那幫庸碌的朝臣見風使舵、落井下石。當時滿朝文武委過李陵，為貳師解脫，而司馬遷偏偏渲染李陵苦戰之功，既不順從漢武帝之意，更不從流俗，違拂眾怒，所以論罪「誣上」，左右親近不為一言，也就在所難免了。嗚呼！

司馬遷受腐刑是在天漢三年十二月，出獄大約在天漢四年二、三月。受腐刑後需要在蠶室靜養一百日。這年司馬遷四十九歲，出獄後被任命為中書令。中書令為內廷秘書長，本由宦官充任，此職是皇帝身邊機要人員，侍從左右，出納章奏，位卑而權重，被朝野目為「尊寵任職」。也許是漢武帝對司馬遷身受宮刑，心懷內疚，想以此彌補。但即便如此，司馬遷也並不領情。司馬遷因受腐刑得此官，他認為是人生極大的恥辱。司馬遷視為奇辱，不僅「重為鄉黨戮笑」，而「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丘墓乎？」他在《報任安書》中凄愴滿懷地訴說他的痛苦：「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垂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支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司馬遷一氣排列了十種恥辱，這都是人世間的極大不幸，而「最下腐刑極矣」。一個「最」字，還要加一個「極」字，可以說把恥辱寫到了極點。它使司馬遷陷入了欲生不得欲死不能的痛苦境地，「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所如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也。」

封建專制社會的世態炎涼、人情冷暖與權勢浮沉密切關聯，人處逆境才能有親身體會。司馬遷身受腐刑，體味深刻，人主的喜怒無常，便意味著人臣的禍福莫測。專制主義的荼毒，擦亮了司馬遷的眼睛，使他看清了「明主」這一絕對君權的殘忍本質，深深認識到過去「以求親媚於主上」是「大謬不然」。基於此，司馬遷一反常態，對國事、世事表現出一種冷漠。除埋頭撰述《史記》外，對政治一概不感興趣。太始四年（前93），司馬遷五十三歲。這時《史記》已基本完稿。恰在這時好友益州刺史任安，給司馬遷寫了一封信，規勸他「慎於接物，推賢進士」。任安的信，好似一石擊起千層浪，它把司馬遷長期鬱積在心中的無限痛苦與悲憤一下子引發了出來。痛定思痛，司馬遷遂寫下了那篇流傳千古、膾炙人口的《報任安書》。在這封信中，司馬遷把他對世情的感慨，對人生的悲憤，對專制君王的認識，對理想事業的追求，盡情地傾吐出來，如泣如訴，慷慨悲涼。《報任安書》是一道對漢武帝嚴刑峻法的控訴狀，是一紙與漢代上流社會決裂的絕交文，是一份表明個人心志的宣言書，是一篇血淚凝成的悲憤詩。

或許是由於《報任安書》言辭激烈、得罪了漢武帝，司馬遷竟然從此銷聲匿跡了。因此關於司馬遷的結局便眾說紛紜。有人說司馬遷的好友任安，因「戾太子事件」被腰斬。獄吏在任安的遺物中搜出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把它獻給漢武帝。漢武帝身邊的寵臣，趁機給司馬遷安上種種罪名，終於害死了司馬遷。《史記集解》引東漢學者衛宏《漢舊儀注》云：「司馬遷作景帝本紀，極言其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之。後坐舉李陵，李陵降匈奴故下蠶室。有怨言，下獄死。」葛洪《西京雜記》也有相類似記載。有人據此認為司馬遷是因作《報任安書》而死的，且死在作《報任安書》的當年。郭沫若認為司馬遷下獄的事世上必有流傳，故衛宏、葛洪均筆之於書。衛宏和葛洪都是當時頗有名望的大學問家不會無中生有歪曲事實。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的贊中嘆息「以遷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悲其既陷極刑（指腐刑）之後又不能自保其身」，這說明司馬遷不是自然之死。也有人認為司馬遷可能死於漢武帝晚年的「巫蠱之獄」。當然也有人主張司馬遷是死於武帝之後。那麼，司馬遷到底是「有怨言，下獄死」或是因「巫蠱之獄」所累及，還是平安地活到武帝之後，壽終正寢呢，由於史料缺乏目前尚無定論。想想，真是諷刺。司馬遷這麼偉大的一個人物結果居然同他筆下的老子一樣是「莫知所終」。

關於司馬遷的最終命運我想無非有三種情況：一是為漢武帝戕害。司馬遷撰成《史記》後，秘而不宣，將其「藏之名山，副在京師」。司馬遷為什麼要「秘而不宣」且「藏之名山」，只能有一個解釋，那就是司馬遷心有顧忌，他擔心漢武帝會加害他與《史記》。果不然，「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以漢武帝晚年的暴戾，殺掉司馬遷不是沒有可能。第二情況是司馬遷寫完《史記》以後認為自己可以「償以前辱之責」而死而無憾，於是憤而自殺。當然也有第三種情況那就是司馬遷在寫成《史記》後也像他書中所寫到的那些高人逸士一樣隱居鄉里，頤養天年。就個人情感而言，我是寧願第三種結局的。

讀司馬遷傳我另外一個疑惑是：司馬遷有沒有子女後人？司馬遷是四十八歲時遭受宮刑的。按說這個時候他早已結婚成家。即使沒有兒子，至少妻子總是有的。遺憾的這個問題竟然同他的生卒年一樣，撲朔迷離。我一連翻閱了好幾本司馬遷的傳記、評傳均得不到答案。班固《漢書·司馬遷傳》載：「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償焉。」《漢書·楊敞傳》載：「敞子惲，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頗為春秋，以材能稱，好交英俊諸儒。」《同州府志·列女傳》也說：楊夫人者，漢太史司馬遷女，丞相安平候楊敞之妻也。這說明司馬遷有女。司馬遷的故鄉今存有一碑。碑文如下：

「維茲同族，世傳司馬。初序天地，系出重黎。至周失官，嘗典史筆。去周適晉，分散他鄉。錯在秦朝，夏陽居處；喜及後代，高門成塋。官太史者談，作《史記》者子長。葬史坡而山明水秀，生臨觀而子孝孫賢。史通因避莽亂，隱居嵩陽；徽為長門嫡孫，改姓同氏。追歸故里，徙居徐村。墳墓先塋，不能悉志。自茂至傑，略表所知。」此碑立於清嘉慶二十二年，來源於清康熙二十二年韓城知事翟世琪所撰《重修太史廟記》。該碑文稱：「自康熙八年，眾為太史公廟會而不能得太史公生辰。適有華山方外士自言知其詳，謂：司馬子長四柱為甲寅、戊辰、庚午、丙戌，壽七十三歲，卒於丙寅年九月初四日。有二子，長臨，字與仲；次觀，字何求。史通，臨之孫也。另有一傳說：司馬遷遇害後，夫人悲憤萬分，趕忙叫兩個兒子身帶《史記》副稿逃出京城，回到故鄉韓城。臨別之際，夫人囑咐兩個兒子司馬臨和司馬觀說：「臨兒，從今往後，你在『司』字左邊加一豎，改姓『同』；觀兒，你在『馬』字左邊加兩點改『馮』，你們要改名換姓，隱居鄉里，好讓我們司馬氏一家留有後人。」改姓同、馮，返回故里，這聽起來頗近事理，只怕也是遺聞傳說，於史無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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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 渭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