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靈運文藝思想管窺

內容提要 謝靈運的文藝思想主要體現在五個方面：重視文學本體與文學總結意識，文學「性情」論，崇尚「麗」「則」的風格論，重視經歷、個性與文學風格表現的鑒賞觀以及革新的文體觀。這些思想對當時的文學進步起到了非常巨大的指導作用，推動了元嘉文學的發展。

關鍵詞 謝靈運 文學思想 元嘉文學

謝靈運是南朝元嘉時期最有成就的作家。他創作了大量優美的山水詩，扭轉玄言控制詩壇的局面，在當時產生了巨大影響。《宋書·謝靈運傳》記：「（謝靈運）每有一詩至京邑，貴賤莫不競寫，宿昔之間，士庶皆遍，遠近欽慕，名動京師。」後世研究者大多注意對其詩歌藝術的挖掘，但因為沒有系統文學理論論著流傳下來，謝靈運的文藝思想在相當長時期內幾乎被忽視。本文從史書、當時的文學理論著作以及謝靈運本人作品中搜集材料，並對其文藝思想進行鉤沉整理。

一　重視文學本體與文學總結意識

《隋書·經籍志》四「總集」部收有謝靈運撰輯的著述有：《賦集》九十二卷，《詩集》五十卷，《詩集鈔》十卷，《雜詩鈔》十卷，錄一卷，《詩英》九卷，七集十卷，《迴文集》十卷，《連珠集》五卷等。

這一材料首先體現了謝靈運對文學的認識和態度。謝靈運所輯之詩、賦、七、迴文、連珠都是當時非常流行的韻文學文體，按照「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文心雕龍·總術》）的標準，都屬於「文」的範疇，是純文學，可見他對文學本質特徵的認識已經比較深刻清晰。而且，這些總集合計將近兩百卷，需要付出大量時間和精力才能完成，體現出謝靈運對韻文學甚至對文學的重視。這種態度也可以從其他材料中看出，如謝靈運在《撰征賦》序中說：「遂寫集聞見，作賦《撰征》，俾事運遷謝，托此不朽。」托文以求不朽由來已久。《左傳·襄公二十四年》：「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謂之不朽。」曹丕《典論·論文》：「蓋文章，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年壽有時而盡，榮樂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無窮。是以古之作者，寄身於翰墨，見意於篇籍，……而聲名自傳於後。」這實為《左傳》「不朽」理論翻版，因為曹丕所說之「文」是指道德文章，並非單指文學。謝靈運「作賦」以求不朽，直接提高了文學的社會地位，真正重視了文學的價值。

其次，謝靈運對如此諸多文體進行搜集並結成總集，也是他關注文學發展、積極總結前人文學成就的表現。謝靈運對詩歌的整理尤其引人注目，有四種詩總集，不過他所用的方法與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采擿孔翠，艾剪繁蕪，自詩賦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為《流別》」（《隋書·經籍志》）以及《文選》選文「事出於沉思，義歸於翰藻」，「略其蕪穢，集其清英」（《文選序》）不同，謝靈運是求其全而不是求其精（鍾嶸《詩品》序云：「謝客集詩，逢詩輒取」）。目的是為自己或他人提供學習、揚棄的範本，其中蘊涵了一種文學總結觀念。元嘉時期，漢魏古詩已經達到一定高度，玄言詩也走到末路，文學發展何去何從成為作家探索的一個問題，總結思潮開始明顯。晉代的陸機通過理論文章的創作、摯虞通過文學作品的輯錄（《晉書·摯虞傳》記摯虞撰《文章志》四卷，又撰《古文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分別為文學的總結作出探索。但由於玄言文風影響，這一探索中斷了，直到元嘉時期才重新出現。據《隋書·經籍志》「總集」部統計，元嘉時期除謝靈運所撰總集外，還有孔甯《續文章流別》三卷，宋新渝惠侯《賦集》五十卷，宋明帝《賦集》四十卷，張敷、袁淑補《謝靈運詩集》一百卷，顏竣《詩集》一百卷、並例、錄二卷，宋明帝《詩集》四十卷，江邃《雜詩》七十九卷，劉和注《雜詩》二十卷，劉義慶《集林》一百八十一卷（注云「梁二百卷」），謝庄《?{集》五卷、《碑集》十卷，王僧綽《頌集》二十卷等等。而且據鍾嶸《詩品序》：「王微《鴻寶》，密而無裁；顏延論文，精而難曉」來看，當時也有人從理論角度對文學進行了一定探索。通過總結，社會對文學本質的認識開始成熟。《建康實錄》?卷十二元嘉十五年十月：「是月，立儒學於北郊，延雷次宗居之，……明年，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著作郎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文學在社會中逐步取得獨立地位。如果從時間上看，謝靈運是摯虞之後第二個大規模進行文學總集撰輯的作家，實際也是元嘉文學總結思潮的真正引導者，反映了他對文學發展即將出現轉折的敏感。而且，從摯虞《文章流別論》、鍾嶸《詩品序》、蕭統《文選序》看，謝靈運在總集的撰輯中應該有大量理論著作問世，惜乎今天已經難以看到。

二　文學「性情」說

《山居賦》序云：「言心也，黃屋實不殊於汾陽。即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閑，順從性情，敢率作樂，而以作賦。」《山居賦》云：「伊其齠齔，實愛斯文，援紙握管，會性通神。」自注云：「謂少好文章，及山棲以來，別緣既闌，尋慮文詠，以盡暇日之適。便可得通神會性，以詠終朝。」

在上述材料中，謝靈運要求「順從性情」「而以作賦」，「性情」為「作賦」之內因。又要「援紙握管」以達到「會性通神」或「通神會性」，則通「性情」又為「作賦」之目的。故賦中又云：「研書賞理，敷文奏懷」。「性」一般有本性、本質的意思。而「情」，《禮記·禮運》云：「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可見「情」是人真實本質的體現。「性情」之內涵就有尊重本性、個性與情緒的傾向，不虛偽不隱飾。謝靈運在文學中講究「性情」就是要求文學因「性情」而發，把文學當作個人情緒、本性的真正體現。

謝靈運「性情」說實際涉及到兩個方面，一為文學之緣起，一為文學之功能，其實際源頭在「詩言志」說。《尚書·堯典》云：「詩言志，歌詠言。」僅言詩之功能，對「志」並無限制。《漢書·藝文志》承之，進而論及文學之緣起：「《書》云：『詩言志，歌詠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哀樂之心」不僅是「詩」「歌」的起點，也是「志」的內涵。但《毛詩序》認為詩之「志」必須「發乎情，止乎禮義」，也就是說漢代詩學要求文學所表達之「志」符合某種社會思想規範。「情」雖然還是文學發生源泉，但如果它不能「止乎禮義」，就失去了成為文學緣起的權利。漢代經學對「志」與「情」的區分實際是用外在標準限制文學情感表現，也限制了作家的創作。由於漢代儒學影響強大，這種區分被社會深刻接受。謝靈運「性情」說取消了這一外在制約標準，純以「情性」為文學產生唯一根據，文以「性情」而起，以「性情」而終，力圖恢復「情」與「志」的同等地位，具有擺脫經學束縛的特徵。

由於謝靈運將文學緣起及功能歸於「性情」，實際就是歸於自身精神，其文學觀具有內斂特徵，開啟了六朝尚真情、貴本心的文學潮流。六朝文論對文學緣起的看法基本可歸為兩派：一派主張外部之感興，如陸機，他雖然提出「詩緣情而綺靡」，但依然將「情」的起源歸結於外在感興：「佇中區以玄覽，頤情志於墳典。遵四時以嘆逝，瞻萬物而思紛；悲落葉於勁秋，喜柔條於芳春。」（《文賦》）劉勰和鍾嶸也有這一傾向。如《文心雕龍·明詩》：「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詩品序》：「氣之動物，物之感人，故搖蕩性情，行諸舞詠。」這一派實際繼承《禮記·樂記》「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的觀念，在對文學功能的認識上大多具有傳統特徵，比較重視文學的社會功能。另一派則以謝靈運為先導，主張以「性情」或「志」作為文學之緣起。如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游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難。」又如蕭綱《與湘東王書》：「未聞吟詠性情，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摩《酒誥》之作」。如果說鍾嶸與劉勰以理論勝的話，沈約等人則是以創作勝，更能代表文學發展的實際情況。沈約是永明文學的領袖人物，其《宋書》不列《文苑傳》，而於《謝靈運傳》後大發宏論，一方面可以看出他對謝靈運文學地位十分重視，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他是將謝靈運當作了元嘉文學的代表。他讚賞謝靈運「興會標舉，……方軌前秀，垂範後昆」，同樣將「志動於中」作為文學發生的源頭。蕭子顯是梁天監時期著名作家，他以「性情」評價南齊文學，實際揭示了永明詩風與元嘉尤其是謝靈運詩風的內在聯繫。蕭綱則是永明文學之後宮體詩人代表，他同樣要求以「性情」為文學之根本。宮體詩人毫無顧忌的抒寫風格，也可以看作是一種「性情」的表現。從這條線索看，謝靈運「性情」說的歷史地位就非常重要，它基本指導了南朝文學發展，對南朝文學表現形態產生了巨大作用。

對於謝靈運「性情」說，需要指出兩點。一，謝靈運「性情」說的出現與其經歷有關。謝靈運早期文學觀念帶有傳統色彩。《撰征賦》序云：「以仲冬就行，分春反命。塗經九守，路逾千里。沿江亂淮，溯薄泗汳，詳觀城邑，周覽丘墳，眷言古迹，其懷已多。」這篇賦是他義熙十三年春奉使北行南返時所作，從所引材料中可以看出他的文學緣起觀依然帶有感興說特點。但由於他先在反對劉裕的劉毅幕下任職，宋建立之後，朝廷「惟以文義處之」（《宋書·謝靈運傳》），謝靈運無法獲得真正機會。出於政治投機目的，他與廬陵王劉義真結黨，得罪當時權臣傅亮、徐羨之等人。少帝與劉義真被廢殺之後，謝靈運被貶到遙遠偏僻的永嘉任職。這對雄心勃勃的謝靈運來說是很大的打擊，自然生出很多感慨。為了緩和情緒，他不理事務，遍游永嘉山水，「所至輒為詩詠，以至其意焉」（《宋書·謝靈運傳》）。這時的文學已經成為謝靈運精神的寄託與反映。文學與個人精神的距離拉近了，對文學功能的認識自然發生變化。二，謝靈運「性情」說與其思想格局有關。陳郡陽夏謝氏雖然也是舊族，但其興起卻在六朝時期，家世中帶有名士背景。所以謝靈運不僅對儒學有較深理解，對道家思想尤其是當時流行的「三玄」（《老子》、《莊子》、《周易》）非常精通，從他本人的詩文與行為看，更有魏晉名士的特徵。他對「性情」在文學中地位的肯定與張揚，帶有道家崇尚真實自我、構建自我精神家園的痕迹。

三　崇尚「麗」「則」的創作觀念

《山居賦》序云：「揚子云云：『詩人之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其美」。按，「詩人之賦」指屈原的作品。楚辭抒情真摯深沉，具有很高藝術成就的同時也具有較高思想價值。《史記·屈原賈生列傳》云：「《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班固《離騷序》亦云：「其文弘博麗雅，為辭賦宗。」所以揚雄認為楚辭「麗以則」（《法言·吾子》）、「體同詩雅」（《文心雕龍·辨騷》）。楚辭是華美形式與深刻思想的完美結合，是文質彬彬的藝術典範，《文心雕龍·辨騷》云：「《騷經》《九章》郎麗以哀志；《九歌》《九辯》綺糜以傷情」，其藝術成就引起後世作家的重視。謝靈運很喜歡楚辭，其作品引用楚辭的地方很多。他認同「詩人之賦麗以則」，是將楚辭當作一種理想的文學標本。「文體宜兼」顯然是指文學應該既「麗」又「則」，這種思想也可以從下面的材料中看出。

首先，《擬魏太子鄴中集八首·平原侯植》：「副君命飲宴，歡娛寫懷抱。……眾賓悉精妙，清辭灑蘭藻。」這幾句寫宴飲之中，賓客述懷寫志，「清辭」、「蘭藻」顯然指所寫之詩文辭藻華美清秀。而謝靈運對此頗為讚賞，可見其對詩文「豐藻」的認可。

其次，《詩品上》「晉記室左思」條記：「謝康樂嘗言：『左太沖詩，潘安仁詩，古今難比。』」同書評左思詩：「文典以怨，頗為精切，得諷諭之致。雖野於陸機，而深於潘岳。」又評潘岳詩：「《翰林》嘆其翩翩然如翔鳥之有羽毛，衣服之有綃豰，猶淺於陸機。謝混云：『潘詩燗若舒錦，無處不佳。陸文如披沙簡金，往往見寶』」（《詩品上》「晉黃門郎潘岳」條）。左思詩典雅深沉，頗具風骨；潘岳詩華美婉約，亦有佳處。他們一可稱「則」，一可稱「麗」，故而謝靈運稱之「古今難比」。許文雨云：「康樂詩實擅有二種之長：一曰妙合自然，取之於喻，猶如初發芙蓉。二曰經緯綿密，察諸其文，恆見麗典絡繹。自前者言之，潘詩輕華，容有螺蛤之思。由後者言之，左思精切，尤篤平生之好。」（引自曹旭《詩品集注》注，第158頁）。

第三，《南史·謝惠連傳》：「靈運見其（惠連）新文，每曰：『張華重生，不能易也。』」張華是西晉太康時期重要作家，他知識淵博，文詞華美，鍾嶸評其詩：「其體華艷，興托不奇。巧用文字，務為妍治」（《詩品中》「晉司空張華」條）。謝惠連詩歌之特色，鍾嶸以為：「才思富捷……又工為綺麗歌謠，風人第一。」（《詩品中》「宋法曹參軍謝惠連」條）可見其與張華在風格傾向上的確有近似之處。謝靈運雖然批評張華詩歌「雖復千篇，猶一體耳」（《詩品中》「晉司空張華」條），但以張華詩比惠連，絕非貶語，是對惠連詩巧思華美的認可。而且從謝靈運本人的詩歌看，也有這種巧麗特徵。

在上面的材料中也可以發現，謝靈運對太康作家是非常重視的。太康詩風特色之一即是其具有華美化傾向。《文心雕龍·明詩》云：「晉世群才，稍入輕綺。……或木片文以為妙，或流糜以自妍」。《宋書·謝靈運傳論》亦云：「降及元康（晉惠帝年號），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而且太康詩歌依然受漢魏經學影響，典雅平穩，適合了謝靈運對文學「麗」「則」的要求，因而為其所重。

另外，謝靈運在《山居賦》序中說：「今所賦既非京都宮觀遊獵聲色之盛，而敘山野草木水石谷稼之事，才乏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台、皓之深意，去飾取素，儻值其心耳。」似乎謝靈運有去飾返樸的態度。按，這一材料不能看作是謝靈運真實文學觀的表現。《山居賦》創作時，謝靈運仕途不暢、心懷鬱悶，幾乎是被迫隱居，他對社會有許多怨言而儘力掩蓋，並用道家思想撫平自己心中的溝壑，雖言「去飾」，並非真心為之。而《山居賦》體格宏大，麗辭新語並出，正是追步張、左之艷辭。同時，謝靈運詩歌追求華美，甚至累於「繁富」（《詩品》語），並無樸素可言。

四　重視經歷、個性與文學風格表現的鑒賞論

謝靈運對作家經歷與文學風格關係的論述如《擬魏太子鄴中集八首·王粲》序云：「家本秦川，貴公子孫，遭亂流寓，自傷情多。」又如《擬魏太子鄴中集八首·應瑒》序云：「汝穎之士，流離世故，故有漂薄之嘆。」

按，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三公」。關中大亂，王粲往荊州依附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侻，不甚重也。」後曹操平定荊州，粲歸曹操。「魏國既建，拜侍中」，建安二十二年卒（《三國志·魏書·王粲傳》）。其為詩「發愀愴之詞，文秀而質羸」（《詩品上》「魏侍中王粲」條）。故謝靈運稱之「自傷情多」。

又按，應瑒字德璉，為曹操丞相掾，轉平原侯文學，後為五官中朗將文學，建安二十二年卒。其詩現存六首，《報趙淑麗詩》、《侍五官中朗將建章台集詩》、《別詩二首》等皆有身世之感慨。作家經歷與文學創作的關係很早就有人注意，如司馬遷之「發憤著書說」。但經歷與文學風格表現尤其是情感表達的聯繫卻很少有人注意。謝靈運看到了王粲、應瑒的經歷與文學風格生成的關係，這是值得關注的。

謝靈運對個性與文學風格關係的論述如《擬魏太子鄴中集八首·徐幹》序云：「少無宦情，有箕穎之心事，故仕世多素辭。」「素」有質樸、無藻飾含義，「素辭」當指詩風樸素而言。又如《擬魏太子鄴中詩八首·劉楨》序云：「卓煢偏人，而文最有氣，所得頗經奇」。

按，徐幹字偉長，《三國志·魏書·王粲傳》附有《徐幹傳》，裴注云：「《先賢行狀》曰：干清玄體道，六行修備，聰明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榮。建安中，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疾，不行。」《典論·論文》亦云：「干時有逸氣」。其詩現存五首，鍾嶸評之云：「能閑雅」（《詩品下》「魏白馬王彪、魏文學徐幹」條）。「閑」是平靜、淡泊之意，近於謝靈運之「素辭」。

又按，劉楨字公幹。《三國志·魏書·王粲傳》附有《劉楨傳》，裴注引《典略》記其「辭旨巧妙」，又記「太子嘗請諸文學，酒酣坐飲，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眾人咸伏，而楨獨平視」。《詩品上》「魏文學劉楨」條記：「仗氣愛奇，動多振絕。真骨凌霜，高風跨俗」。《文心雕龍·體性》云：「公幹氣褊，故言壯而情駭。」與靈運之評價頗相似。

謝靈運的作家批評方法對後世有一定影響。以鍾嶸為例，在《詩品上》「漢都尉李陵」條中，他說：「其源出於楚辭。文多凄愴，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諧，聲頹身喪。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又《詩品下》「漢上計趙壹」條：「元叔散憤蘭蕙，指斥囊錢。苦言切句，良亦勤矣。斯人也，而有斯困，悲夫。」皆是從經歷角度探索文學風格成因；又上文所引《詩品上》「魏文學劉楨」條則是從個性言其風格，觀點與謝靈運也大體一致。鍾嶸吸收謝靈運的文學思想是有可能的。他對謝靈運很熟悉也很重視，在《詩品序》中他稱謝靈運為「元嘉之雄」，又云：「元嘉中，有謝靈運，才高詞盛，富艷難從，固已含跨劉、郭，凌鑠潘、左」；在其所稱道之「五言之警策」中，謝靈運獨有兩首作品入選。而且在《詩品》正文中，鍾嶸兩次引用謝靈運的評語（見「晉記室左思」條與「晉司空張華」條）作為自己的輔證，可見鍾嶸對謝靈運的詩歌以及文學思想都有深刻的理解，吸收謝靈運的某些文學觀念與批評方法是極為可能的。

五　革新的文體觀念

謝靈運沒有對當時文體發展作出直接評價，但他的文體觀念還是在他的創作中得以表現。其革新文體觀念主要體現在贊、頌兩種文體的創作中。

謝靈運創作過很多贊文，其中值得注意者如《侍泛舟贊》：「泛鷁畫兮游蘭池，渚相委兮石參差。日隱雲兮月照林，風遼冷兮水漣漪。」又如《〈維摩詰經〉中十譬贊·幻》：「幻工作同異，誰復謂非真？一從逝物過，既往亦何陳？謬者疑久近，達者皆自賓。勿起離合情，會無百代人。」於頌文中謝靈運有《和從弟惠連無量壽頌》值得注意，其云：「法藏長王宮，懷道出國城。願言四十八，弘誓拯群生。凈土一何妙，來者皆清英。頹年欲安寄，乘化必晨征。」贊與頌都是有嚴格文體要求的韻文，《文心雕龍·頌讚》云：「贊，明也、助也。……然本其為義，事生獎嘆，所以古來篇體，促而不廣，必結言於四字之句，盤桓乎數韻之辭，約舉以盡情，昭灼以送文，此其體也。」《文心雕龍·頌讚》云：「原夫頌惟典雅，辭必情鑠，敷寫似賦，而不入華侈之區；敬慎如銘，而異乎規戒之域。」贊、頌作為雅體韻文，句式多用詩經體四言、賦體四六句式，因為如摯虞《文章流別論》所言：「雅音之韻，四言為正，其餘雖備曲折之體，而非音之正也」，五言、七言句則「於俳諧倡樂多用之」。從漢魏兩晉贊、頌創作實際看也是如此，絕不用五七言俗體，甚至騷體句式也不用。

謝靈運在贊、頌創作中都用了五言這種流行句式，反映了他具有突破原有文體局限、用新起句式改造舊文體並增強其藝術性的觀念，也體現了他主動提高五言文體學地位的思想。而且更值得注意的是，《〈維摩詰經〉中十譬贊》（八首）中的七首（《焰》一首為五言六句）、《衡山岩下見一老翁四五少年贊》、《王子晉贊》、《和從弟惠連無量壽頌》等都是五言八句，每首都講究用韻，雖是言理，卻是當時五言詩的形式，具有融合詩頌、詩讚的傾向。可見，謝靈運的文體觀具有一定的革新因素。

除了上述五個方面外，謝靈運對文學還有「學」的要求。其《答綱、琳二法師書》云：「藻豐論博，蔚然滿目。」「藻豐」者論其辭采，「論博」者則指其學識豐博。謝靈運以此稱讚二位法師，可見其對才學的重視。又據《晉書·殷仲文傳》記：「仲文善屬文，為世所重，謝靈運嘗云：『若殷仲文讀書半袁豹，則文才不減班固。』言其文多而見書少也。」袁豹，據《晉書·袁瑰傳》附《袁豹傳》記其：「博學善文詞」，《宋書·袁豹傳》亦記其：「好學博聞，多覽典籍。……善言雅俗，每商較古今，兼以誦詠，聽者忘疲。」殷仲文實際是元嘉文學開路者之一，他文辭華美，《詩品下》「晉徵士戴逵、晉東陽太守殷仲文」條記：「義熙中，以謝益壽、殷仲文為華綺之冠」。然而謝靈運認為他的創作缺乏學識基礎，猶未能盡其才力。這兩則材料明顯體現出謝靈運在文學創作中要求才、學並重的特點。

以上梳理了謝靈運的主要文學思想。如果把這些觀念放在元嘉文學發展的大背景下，我們就不難發現，謝靈運的文學觀念對元嘉文學起到了巨大的引導作用。元嘉文學之所以能成為詩運轉折的階段，與總結思潮的出現是密不可分的，因為每一次總結思潮的出現都能帶來文學革新。元嘉詩歌對情感表達的關注，對華美藝術的熱衷，以及在文體上的大膽革新，無不與謝靈運的文學觀念吻合。謝靈運通過直接的交往影響了謝惠連、何長瑜、顏延之等作家，其作品又間接影響到了袁淑、鮑照等元嘉作家，甚至還影響到後來的永明、天監文人。在接受謝靈運文學的同時，人們自然吸收了其中所蘊涵的文藝思想，這對南朝文學關注自我性情、注重抒情、講究文學形式起到了一定的啟發作用。謝靈運文學思想的價值也正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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