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析魯迅、海明威的死亡哲學與生命哲學

發布時間：2013/6/39:32:49來源：哲學網　　　　提要：生活中諸如病與死這樣一些普遍遭到排斥和拒絕的反面經驗，一旦以迷人的形狀從作家的筆下走出，竟帶來了一種神秘的美感與難以抑制的興奮。這其中又都透出了一股讓人深思的氣息，這對我產生極大的震撼，我不知道這種震撼是來源於他們的經歷還是來源於想像。本文試通過對海明威和魯迅部份作品的闡釋，來表述我所能理解的他們的死亡哲學和生命哲學背後那種對社會的責任感、對人民命運、對國家命運的高度關注。　　　　主題詞：海明威死亡哲學魯迅生命哲學　　　　弗洛伊德有這樣的分析：在人的無意識的心理中，存在著兩種相反的本能動向。一種是生的動向，一種是死的動向，當某一種動向佔上風時，心理就追隨它而發揮主導性功能。我們不得不承認，在許多藝術家的心理結構中，這兩種動向有時強烈地對峙和交織。死亡在他們看來更是具有美學性質的，具有神秘的詩意內涵，因此他們在心理上更加迷戀死亡，在藝術創造中偏愛描寫死亡和表現死亡，揭示死亡和生命的神秘意義和情感豐富性，賦予它強烈的美學色彩。這裡一個是美國小說家、1954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海明威；另一個是中國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先生。他們以文學共同耕耘在那個天地里，思考著人類統一的困惑，諸如死亡、寂寞、疾病、痛苦、生與死的搏鬥、光明與黑暗的掙扎。　　　　所謂「生命哲學」、「死亡哲學」都主要是一種範圍上的限定。一種可以作為世界觀的哲學,不僅僅包括對社會歷史、自然史、精神史的理解，更應是對人自身存在狀況的領悟；在海明威的作品中幾乎篇篇都談論到死亡或與死亡有關的情節內容。在魯迅先生的作品之中也多有病、死、鬼這樣的字眼，固執地一再重複地出現吃人、死亡、墳墓、鬼魂、殺頭、喪儀這些毛骨悚然的東西。　　　　海明威的死亡哲學和魯迅的生命哲學是他們各自對於生命和死亡的一種感悟，對生命的一種哲學態度。　　　　一、「生」與「死」的哲學　　　　1、海明威　　　　對死亡問題的哲學思考源遠流長。在人類發展的最初階段，死亡是以原始宗教、神話以及與之相結合的原始藝術、禮儀等形式反映的。死亡哲學作為哲學的一部份，是要對人類死亡現象和死亡事實進行總體的、全方位的、形而上的考察，也就是說，它以理論思維形式表現出來的關於死亡的形而上學說。　　　　在創作上，海明威一生最偏愛的主題是戰爭、死亡、男子漢氣概和愛情。特別是「死亡」和「男子漢氣概」，貫穿於他的全部創作中，成為他作品的主要風格特徵。在他小說中所涉及的已不是零星的死亡現象。短篇小說集《在我們的時代里》，光是每篇前面所附的1924年出版的同名速寫集中就寫了各種各樣的死亡事件：槍斃內閣大臣、任意槍斃路人、絞刑、鬥牛士慘死等。還有瀕死的感覺、戰鬥中的求生祈禱、雨中潰退等。更不用說其中描述的婦女生子、丈夫自殺、怨敵之爭、情人變心、戀人分手、對婚姻的恐懼、夫妻淡漠的生活、流浪者打鬥、戰後精神迷惘頹廢、賽馬作弊致死、鬥牛士之死等用戰爭、疾病、情感和各種意外事故所造成的死亡。在自傳色彩很濃的「尼克·亞當斯」系列故事中，海明威講述了自幼年以來就對死亡所產生的恐懼、困惑、焦慮、渴望、漠視、直面等複雜的情緒和心態。可以這麼說：只要能將閱讀深入到海明威的作品中去，就幾乎可以感覺到它們實際上可以算作是一部「死亡學」的詳盡註解。　　　　生命個體是一個易逝的、必然毀滅的、終有一死的存在者。這就是人無法相逆的命運。《永別了，武器》中，螞蟻逃離火海的故事，說明死亡是生命的本質屬性，它或早或晚是要到來的。海明威認為，人的本質是追求生命的意志，可是由於生命是一種永不滿足的掙扎和衝動，因此，生命的形式是多種多樣的「痛苦」。不管大自然做了什麼，不管命運如何安排，不管人們的社會角色怎樣，構成人生本質的痛苦總是擺脫不了的。這些「痛苦」促使生命最終要導向「死亡」。　　　　海明威如是說：「說實話，我一點也不在乎；人只能死一回；咱們都欠上帝一條命；不管怎麼樣，反正今年死了的明年就不會死。」⑴莎翁說，這是支撐他生命的看法，只有明白了人是註定要死的，才能正視死亡，而不是消極迴避，他正是看到了生命的有限性，才會有生活的緊迫感，才會格外珍惜並利用自己的生命。他說：「一定要找出新方法來為我們尋求在這個世界上的生存空間。讓你的精神受到新思想的鼓舞……過一過這種充實的精神生活吧。」這就是他創造的打不垮的「硬漢子」精神。這種精神內蘊育著一個生機盎然、奮發進取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這就是積極籌劃有限人生，使它更加緊張、熱烈、深刻、充實。　　　　海明威提出了「死自是一種美」，「活著，則勇敢地活下去」的人生觀和價值觀,還提倡以「硬漢子」精神來面對死亡。他再三地寫到死亡，他作品的主要人物大部份必然以死亡告終，但這些人物，在失敗或死亡之中往往設法保存了些什麼東西，他們確實維持著本身的一種理想：該怎樣做人的一種原則。　　　　塞涅卡說：「一個人沒有死的意志就沒有生的意志。」海明威筆下的「硬漢子」就具有無畏的死亡意志和頑強的生存意志。由於死與生是對立統一、密不可分的，海明威的死亡哲學名為談死，實為談生，明顯地具有人生觀和價值觀的意義。　　　　《打不敗的人》中曼努埃爾被牛抵成重傷以後，仍奮力把牛殺死，臨死前也不失「優雅風度」。《在異鄉》中的少校以「準則英雄」式的風度默默地承受新婚妻子病逝和自己身為劍術家卻殘了手臂的悲劇。《老人與海》中的桑提亞哥在83天未捕到魚的逆境中勇敢地面對厄運，終於捕獲了一條大馬林魚，並為保護既得成果單槍匹馬與追蹤而來的成群鯊魚搏鬥，幾次遇險而生。在此人已不再是自己命運的奴隸，而是努力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他們的人生也不再意味著忍耐、受苦、消極無為，而是被自己籌劃得生氣勃勃，轟轟烈烈，奮發有為。　　　　海明威說：「人不是生來要給打敗的。你盡可以消滅他，但就是打不敗他。」人在自然界，在命運面前始終是無能為力的，和他們做鬥爭徒勞無益，改變不了人的悲劇性的命運。但問題在於怎樣面對人的這種境遇。人的肉體可以被消滅，但不能從精神上被打敗，要在「重壓下」努力保持「優雅風度」，弘揚個性，歌頌個性，以找回被死亡陰影所掩蓋的人類生命的意義和價值。　　　　2、魯迅　　　　一個世紀之前，在德國、法國等歐洲國家出現了「生命哲學」流派，一種試圖用生命的發生和發展來解釋宇宙，甚至解釋知識,或經驗基礎的唯心主義學說或思潮。德國的狄爾泰作為創始人，首次使用「生命哲學」一詞。生命哲學是對19世紀中期的黑格爾主義和自然主義對唯物主義的一種反抗。他們誇大生命現象的意義，把生命解釋為某種神秘的心理體驗，從而使這種觀點帶有濃厚的主觀唯心主義特色。而魯迅先生的生命哲學卻不同於他們。他的生命觀，跟宇宙論毫不相關，而是對中國現實社會的不合理的尖銳的抗議和批判。魯迅先生小說的基本結構就是「個人」被「社會」吃掉的結構。他的小說「反覆表現出封建思想、封建倫理道德不但以自己的內容殺人，還以自己的僵硬的存在方式殺人，以它造成的保守、守舊的社會習慣心理殺人。」他以人吃人的大恐懼《狂人日記》為總綱，在大大小小的人肉筵宴中編排了無數被扼殺吞噬者的劇目：孔乙己的窮死（《孔乙己》）、陳士誠的病死（《白光》）、阿Q的被槍斃（《阿Q正傳》）、夏瑜的被砍頭（《葯》）、寶兒的夭折（《明天》）、子君的憂鬱而逝（《傷逝》）、魏連殳的自戕（《孤獨者》）、祥林嫂的凍斃（《祝福》）……魯迅的大量的雜文中，更是刻畫了無數明的死與暗的死、屈死與冤死、自殺與謀殺、甚至常常戲言陰間的有趣來揶揄人間的乏味。　　　　讀魯迅先生作品時的感覺，那不只是一種情緒、一種氛圍、它們彷彿像一張神秘的網，有一種驚異的美，使人興奮。那些對人類困境的執著思考，那些對自身歷史境遇的真切體味，那些對生命的悲哀而又樂觀的哲學感悟，形成了一種意識上深刻的緊張，造就了熱狂與冷峻、痴迷與理智、生與死、人與鬼、光明與黑暗、人間與地獄的無比奇麗的掙扎。　　　　魯迅先生1926年出版了一個古文與白話的雜集，取了一個陰森的名字——《墳》。這在他自己，「雖然明知道過去已經過去，神魂是無法追躡，但總不能那麼決絕，還想將糟粕收斂起來，造就一座小小的新墳，一面是埋藏，一面也是留戀。至於不遠的踏成平地，那是不想管，也無從管了。」⑵而對於讀者，他說：「惟願偏愛我的作品的讀者也不過將這當作一種紀念，知道這小小的丘隴中，無非埋著曾經活過的軀殼。待若干歲月後又化為煙埃，並為紀念也從人間消去，而我的事也就完成了。」⑶人的希望，人的確證，無需外求，就在這些生的當下的反抗之中。人向死而在，向墳而反抗。墳，這小小的丘隴雖然是死的標誌，同時也是「曾經活過」的證明。　　　　「墳」表明魯迅一方面彷彿是以故意的虛無狀否定舊我，另一方面又對舊我懷著隱秘的珍惜和愛戀。墳墓是表明靈魂不滅的一種形式，這無疑是與死亡相連的，而魯迅的作品從來就不畏懼任何「死」的暗示與明宣。魯迅《兩地書》中記著：「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只覺得『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所以有很多偏激的聲音。」他的作品之中也多有病、死、鬼，他在《野草》中這樣說道：「然而我愛這些流血和隱痛的魂靈，因為他使我覺得是在人間，是在人間活著。」　　　　我們與其說《野草》是一部散文詩，到不如說它是魯迅先生的一部「生命哲學」。在其間，生與死幾乎是一條貫穿的中心線索，二十四章散文詩中有十八章談論到生與死。但是，儘管在《野草》中許多篇章都寫到死亡，然而那是詩人希望在死亡中得到生存，這種寫法也許可以稱著「置之死地而後生」。　　　　為生而直面死亡，這恰是魯迅大無畏的民族精神的體現，這是詩人對同時代進步青年敢於反抗壓迫、抗擊黑暗的戰士精神的謳歌，也是詩人對青年一代的迫切希望的情感的顯現。　　　　其實，在寫作《野草》時，五四運動以後革命陣營內部存在的好些問題對他的影響仍然很大，那時候陣營內部出現了將犧牲精神絕對化的傾向，甚至很多人在思想上已發展到「輕死」的地步，蔑視人的生命價值。魯迅對這種麻木而盲目的犧牲觀念深表擔憂。1926年三一八慘案發生時，魯迅不得不這樣呼籲：「改革自然常不免於流血，但流血非即等於改革」，「以血的洪流淹死敵人，以同胞的屍體填滿一個缺陷，已經是陳腐的話了。」他認為真正的改革者絕對不能「虛擲生命，因為戰士的生命是寶貴的」。他近而大聲疾呼：只有「會覺得死屍的沉重」的民族，「先烈的『死』」才會換來「後人的『生』」。可見在生與死中，魯迅是何等的看重生。為此很自然地，將自己對生命的價值取向注入了《野草》的創作中，向死而生，詩人一直都在努力尋求一條生存的道路，為他自己，更為一個民族。　　　　二、意識的形成　　　　1、家庭經歷。　　　　這個問題我想著重談談魯迅先生。許多藝術家在童年時期都有目睹自己家庭不幸的經歷，尤其是親人的亡故，對他們稚嫩的「白板」一般的心靈產生強烈的情感印記。魯迅在《吶喊·自序》中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么，我以為在這途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這句話說盡了他幼小心靈的全部辛酸。　　　　魯迅出身於破落封建家庭。1893年秋天祖父因科場舞弊案被捕入獄，押在杭州府獄內。為免受牽連，他與二弟周作人一起，被送往親戚家避難。1894年冬天父親吐血病倒。他身為長子，便挑起了生活的重擔，除讀書外，還要出入當鋪和藥房，領受冷眼和侮蔑。1896年10月12日父親病逝。家境急劇衰敗，甚至招致親戚本家的欺侮。他妹妹因天花而死，他四弟因肺炎而夭折，尤其是父親的病為庸醫所誤；他沒有神力救他們於病痛和死亡的魔爪下。這一切，形成了他意識深處的負疚感。這種有罪意識和贖罪意識使他前赴日本學醫，使他終生以一個醫生的潛意識來認識世界，解剖自己、他人與社會，從而產生了「療救」的使命感；1924年他翻譯日本廚川白村的《苦悶的象徵》，使他有意識地力圖窺視自己的潛意識，從而陷入內心黑暗無以超越的痛苦和一定要超越的掙扎；在對個人和社會的剖析中，他對中國反封建的思想革命特點有了更明確的認識和深刻的把握，因而在力圖超越個人精神危機的同時，他決心不遺餘力地為探索民族新生之路而奮戰到底，這種使命意識和批判意識就是「魯迅風骨」、「魯迅精神」在實際生活中的體現。　　　　不幸的家庭經歷孕育了藝術家極度敏感的生存與死亡的體驗，也驅使他沉湎於生與死的藝術意境，從而綻放出奪目璀璨的美學奇葩。家庭是感性個體得以理解人生和社會的最初和最敏感的對象，也是「創傷性經驗」重要來源之一，家庭經歷對藝術家的心理結構和藝術創作無疑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例證使我們領略到：體驗過家庭的疾病與死亡的藝術家更偏愛表現生存與死亡這個永恆的精神所渴望的主題。　　　　在魯迅晚年，病魔每時每刻都在折磨著他。1924年3月1日魯迅前往日本人開設的山本醫院就診。此後一個月內，接連往該醫院就診十三次，都是治療發燒、咳嗽及吐血之類的肺病癥狀。1934年8月9日發燒，自覺「脅痛頗烈」，肺病相當嚴重了。1936年5月31日史沫特萊請當時上海最好的一位肺病專家來作診斷，診斷結果是認為魯迅的病症非常嚴重，「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　　　　相對魯迅先生來說，海明威的家庭經歷較為簡單和幸福快樂得多。他出生於1899年7月21日，他的童年沒有什麼創傷，父親和母親教會他許多的東西，他是個多才多藝的人，中學時就表現出了自己的文學天賦，常常發表文章。但是海明威卻遺傳了父氏的躁鬱。他在小的時候離家出走，傳說也是其家庭氣氛緊張造成的。　　　　海明威晚年患多種疾病，精神十分抑鬱，經多次醫療無效，身心備受折磨。海明威的生活經歷充滿了緊張與壓力，他的內心經受著劇烈痛苦而複雜紛呈的變化。他企圖利用各種各樣的方式擺脫與逃避沮喪與焦慮的情緒，如不停歇地旅行冒險，尋求女人與烈酒的刺激，他像只被兇惡老雕窮追不捨的獵物，被追得走投無路、無處躲匿。他在身體上企求生存，而在心理上卻渴望死亡。榮獲1954年諾貝爾文學獎的《老人與海》，其主人公桑提亞哥在海上與鯊魚搏鬥的經歷與內心活動詮釋了這一矛盾的心態。儘管老人失敗了，但「你儘可能把他消滅掉，可就是打不敗他」。老人的內心獨白，簡直是海明威一生的寫照。作家諾曼·邁勒在文章中曾入木三分地剖析道：「海明威這種漂泊不定的生活之真正的根源是他的一生都在跟恐懼和自殺的念頭作鬥爭。他的內心世界猶如一場噩夢。他的夜晚是在同死神的搏鬥中度過的。」在1961年7月2日，他終於用子彈結束了頑強拼搏的一生。　　　　２、社會經歷。　　　　如果說家庭經歷給藝術創造主體最初的生與死的體驗和意識，那麼，社會經歷則進一步豐富和加深這種體驗和意識，為藝術創造提供了更深厚的礦藏和更廣泛的契機。如果我們稍稍比較這兩種經歷所帶給藝術創作主體的精神感受，就會發現某種差異性。如果說前者經歷一般賦予藝術家有關死亡的感性經驗，偏重於直觀的印象和情感的近距離投入，較少社會歷史的客觀因素，沒有沉重的理性邏輯的分析，缺乏形而上的哲學思索，那麼後者的經歷則往往提供藝術家有關死亡的理性知覺，偏重於理性的邏輯分析和冷靜的適度距離的旁觀，有關社會歷史的種種觀念便與死亡現象產生密切的聯繫，形而上的哲學思考也往往置身其中。這兩種經歷對藝術創作而言，均產生一定程度的影響。前者有助於藝術家表現死亡意境的經驗的感性直觀，有助於幻覺與想像的拓展和情感的宣洩;後者有助於藝術家對死亡意境展開社會歷史觀念的理性思考，並賦予深刻的形而上的哲學意義，這兩方面經歷的綜合更易使創作既具藝術的審美特性，又具藝術的理性知覺。　　　　海明威和魯迅可以算是同代人，他們都生處於動蕩不安的年代，但是所生活的社會和社會的文化背景卻是不一樣的。我們可以從他們各自的信息貯存中尋找原因，諸如個人生活經歷帶來的感受、體驗和積累等等，這必然會導致他們在作品中輸出相同的信息。　　　　以「迷惘的一代」著稱於世的海明威，他的人生征途也是一個較常人更頻繁地與死亡打交道的歷程。親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第二世界大戰和西班牙內戰，到過義大利、土耳其、西班牙、英國、法國和中國；親身目睹了無數生命的流血和死亡，對戰爭有極深刻的領悟。在這些國家中的戰爭中五次以戰地記者的身份在戰火中出生入死，做出許多常人難以預料的事。他在義大利前線負了重傷，身中彈片多達237塊。還多次被雷電擊中。他一生出過五次車禍，其中第二次大戰期間，在倫敦的一次燈火管制時汽車失事，海明威頭部和膝部受傷，幾家報紙都已經登出訃告，認為他必定會死，但最終他卻活了過來。1953年他與第四任妻子瑪麗·威爾什去非洲作狩獵旅行，有過兩次飛機失事，險些喪生。　　　　資本主義工業化給歐洲社會帶來的振動和衝擊，使不少藝術家感到自己是處在一種衰落的文明之中，因此轉而鄙視社會的習俗和法律，企圖以藝術的自由來尋求和擺脫內心困境的出路。這樣，他們的藝術就成為了這種內心苦悶和矛盾的外化，作品中流露出與慾望、恐懼和孤獨搏鬥掙扎的痕迹。　　　　海明威的代表作《永別了，武器》，譴責毀滅生命的戰爭，呼籲世界應尊重人的生命和尊嚴。海明威在他豐富的社會經歷中形成了所謂的男性勢能，它代表藝術家內心與死亡意識抗爭的力量。「海明威的生平事迹，正可為男性的勢能——體力、狩獵同性力——勾畫出一幅明顯的圖畫，他本人的死亡意識很強烈，尤其到了六十歲左右性無能時，死亡對他更構成了強烈的威脅，最後他便以戲劇性的動作結束自己的生命，以肯定自己的勢能。」⑷無論是所謂男性勢能還是死亡意識，這均是藝術家豐富的人生經歷所帶來的精神存在，儘管有些是屬於潛意識的本能部分，但更多是社會現實所賦予的。它們均對海氏藝術創作起到一定的作用，有助於死亡意境的審美表現。　　　　魯迅開始寫作，正處在中國反封建思想革命高潮時期，因他作品的思想和藝術的追求，都與這個「歷史的必然要求」密不可分。中國幾千年封建社會裡各種有形和無形的鎖鏈，禁錮了人性的要求；封建倫理道德的總基礎和總紐帶——封建等級觀念，是以承認人與人的不平等權利為前提的。而中國工人階級當時尚未形成一支獨立的社會思想力量；資產階級又與地主階級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少數覺醒的知識分子處於封建思想的汪洋大海之中，勝利還尚渺茫。　　　　辛亥革命前，魯迅在日本，那時侯他對生活、革命充滿了熱情，積極地參加了推翻滿清的運動，進行先進思想的宣傳。但是後來突然遭遇到辛亥革命的失敗、二次革命、袁世凱稱帝、張勳復辟等一系列打擊，加上他對新文化統一戰線分化的不解，使他的整個熱情被壓了下去。在他的內心之中憂鬱和灰暗成為了他的感情基調，也使得他成了一個「火的冰的人」，熱情被凍結了。「哎！火的冰。哎！火的冰的人。」他是在呼喚一種被凍滅的熱情重新燃燒？於是，他寫於「五四」落潮期的作品便由《吶喊》時的積極熱情一變而為《彷徨》、《野草》這樣一種苦悶、焦灼、寂寞、孤獨、戰鬥的這樣一個啟蒙者的一些思想情緒。　　　　在《野草》裡邊，前23篇都寫在當時段祺瑞統治下的黑暗的北京。《題辭》寫作的時候，已經是廣州白色恐怖的時候。外面到處是槍聲、屠殺、流血，魯迅是在白色恐怖下整理自己的作品。雖然是小感觸，但是隱含著一個啟蒙思想家在沙漠里走來走去，那種孤軍奮戰的痛苦和沉思。是一種內在感情哲理化的一種結晶，就是把自己的內在感情藝術化了，哲學化了。　　　　魯迅個人的精神歷程典型地代表了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歷程，他們的有幸和不幸都在於，他們的時代是一個傳統文化結構解體和西方維新思潮衝擊的多元化時代，這使他們必然陷入極難掙脫的矛盾境地：「既有整體性的反傳統思想，又對某些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在認識上，道德上有所承擔，二者之間，存在著深刻的，未解決的緊張。」⑸魯迅有的作品，所以會「雖然專為全面否定傳統而寫，全文充滿的卻是並無把握真正掃除那傳統鬼怪的情緒」，⑹這是一種社會困惑和人生困惑互為因果的邏輯結果，也是歷史前進的動因。對於魯迅，是他作為主體人的積極選擇。　　　　3、歷史意識。　　　　這是最廣泛的藝術家表現死亡意境的美學選擇，這種審美趣味普遍地顯現在藝術文本之中。死亡不是呈現出具體的現實性存在，而是轉換為審美情感體驗可能把握的藝術化的對象，成為精神自我關照和沉思的境域，而屬於這一境域的藝術家心靈則可以按照自己的思維形式和情感邏輯去闡釋死亡和抒寫死亡，以死亡意境透視歷史的殘酷和不合理，從而表現對歷史的懷疑和否定於是一個順理成章的藝術結果就獲得了。這個結果，就是藝術家所構想的死亡意境，這個死亡意境也相應地凸現藝術家所持有的獨特的美學趣味。　　　　藝術家對死亡意境的關注寄寓著一定的現實感和歷史感，而這兩方面是有機交融的。一方面他從現實走入歷史，以所處的文化境域的觀念和價值標準來審視歷史。另一方面，他又從歷史回歸現實，以歷史的經驗和知識來明鑒現實。就死亡意境而言，藝術家以對人物的生死描繪為紐帶，聯結歷史與現實的不同觀念和價值標準，將死亡置放在特定的文化語境去反思和品鑒，以發現和闡釋它的新的意義與內涵。在這個意義上，任何一種死亡意境均是走入歷史的，任何一種死亡意象均具有反思歷史的意義和功能。它們所描繪的死亡意境均是相關於歷史的，也可以說是對歷史的某種殘酷性和荒謬性的揭露和否定，同時也是對歷史公正性和合理性的大膽懷疑。　　　　魯迅從20世紀開始就重視批判的精神，這是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歷史責任感在他身上的體現。他重視民族的精神，注重民族精神的改造，提升民族精神的高度。一直到他死時，仍在思考這個問題。社會的醜惡、黑暗，包括貪污腐敗，包括官僚的東西，都無情揭露。　　　　與魯迅有點不一樣的是，海明威不止在為自己的國家而戰鬥，他還為保護其它的國家而進行著正義的戰鬥。西班牙內戰爆發時海明威是一個堅定的擁護共和國政府派，協同為他們的事業提供援助，以北美報業聯盟記者的身份，從馬德里報道這場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海明威充任戰地記者，報道諾曼底登陸和巴黎解放的消息；他還曾用自己的遊艇協助正規軍作戰，在海上搜尋納粹潛艇，受到當局嘉獎。海明威其後又率領一支游擊隊，參加解放巴黎的戰鬥。　　　　從民族的危機感和生命主義上分析，海明威和魯迅背後都是對社會的責任感、對人民命運、對國家命運的高度關注。　　　　三、升華的生與死　　　　魯迅所講的「生命」，並沒有跟大自然、大宇宙的生命化為一體。對魯迅來說，「生命是最高的價值標準，是最終價值取向」，但他最終關心的是具體的個人（尤其是他人）的內部生命以及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對魯迅來說，「生命是最高的價值標準，是最終價值取向」，但他最終關心的是具體的個人（尤其是他人）的內部生命以及生物學意義上的生命。正如魯迅在《生命的路》里提到「鐵蒺藜」，就會聯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悲慘的死者一樣，他在講到生命時，總是想到其背後的死。　　　　魯迅承認有所謂「生命主義」，是一種「重視作為支配現代思想基調的生命的創造性活動的傾向」，是一種「自由地發現那作為個人內部所具有的自然力的生命思想」。另一方面，它還以宗教性和半獸主義而出現。同時，還是喚起以「從一切社會的不公正中解放出來」為目標的工人運動和階級鬥爭的思想。　　　　魯迅的生命觀還在於在喚醒中國人和中國文化中所缺乏的有關生命的深刻的民族懺悔和危機感。作為深暗的底層的民眾「阿Q」、「祥林嫂」是「構成中國現實的深暗的底層的民眾」。「以胡適為代表的自由主義者」把他們視作「理性（Logos）之光照不到的黑暗」而予以摒斥。而左翼知識分子的那種「視民眾為神、知識人與之同化而獲自我解放的思想」，不久又形成了「使他們喪失了主體性、容忍權力放縱」的結果。站在這「隘路」上的魯迅，「一邊通過不斷地對於（阿Q式的「自由」）自己的懷疑的抗爭，射穿了左翼知識人的民眾信仰的盲點，一邊對現狀進行出色的批判」。這些民眾的、生活於更底層的「鬼」的含義。他彷彿有意放縱一種類似、自虐情緒，切切地鞭撻各種血淋淋的魂靈，他彷彿存心要使一切將死的人和已死的鬼都不得安寧：「被人們棄在塵芥堆中的，看得厭倦了的陳舊的玩物」祥林嫂「總是被無常打掃得乾乾淨淨了」，但她的「靈魂有無」的大恐懼還縈繞在活人中間；魏連殳終於成了一具「口角間彷彿含著冰冷的微笑」的「可笑的死屍」，但他留在我們耳際的是那長嚎「像一匹受傷的狼，當深夜在曠野中嗥叫，慘傷里夾著憤怒和悲哀」，子君負著虛空的重擔，在嚴威和冷眼中走完了所謂人生的路，投入地獄的孽風和毒焰中去了，她將「唱歌一樣的哭聲」存在這「無愛的人間」……這些陰森而曖昧的表述，流露出的不只是魯迅稱為「安特萊夫式的陰冷」，還有那個時代的生的困惑和苦悶。然而在他的作品裡，至少有讓人所難以理解的部分，似乎是跟鬼的感覺牽連著。魯迅當然不會是迷信家，在通過對乃是死靈的鬼的特性而產生的對死者、對由無數死者堆積起來的歷史的感覺中，從他那種自傳和自我剖析式的寫法中看得出來，他在剖析個人種種陰暗的、絕望的情緒中，透露出的不僅是對個體生存的思考，而且是對人類困境的執著思考，他力圖穿透內心的黑暗，超越個人的精神危機，在一種晦暗不明的境界中去尋求民族的、也是個人的明徹的希望。就因為有這一點，對歷史的感覺一下子就換成了對世界的感覺。　　　　魯迅的生命哲學的意義並不在於它的看法，他正是能從人生的寂寞與殘缺中，過濾出了對生命的真知灼見，選取了積極的人生態度。他說：「想到人類的滅亡是一件大寂寞大悲哀的事；然而若干人們的滅亡，卻並非寂寞悲哀的事。」「因為生命是進步的，是樂天的。」這種對人類滅亡的悲哀感和對生命進步的樂天性無疑造就了魯迅對生老病死的豁達超脫，也使他不避諱討論與死相聯的任何意象。　　　　海明威死亡哲學的積極意義在於他是建立在對死亡不可避免性和不可抗拒性的充分認定的基礎上，以一種超然的態度去迎接死亡，並在與死亡抗衡的過程中產生征服感與滿足感，以減輕、忘卻死亡帶來的痛苦，這無疑凸現了生活的本質特徵。　　　　首先，他的死亡哲學不只是談死亡現象，不只是簡單的死亡事件的羅列，而是提升到批判現實的高度，因而具有現實意義。他的長篇小說《太陽照樣升起》不僅表現了戰爭對一代青年人的摧殘，還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情緒，從而開創了「迷惘的一代」文學。《永別了，武器》在內容上是《太陽照樣升起》的續集，書中不僅寫了信仰的死亡，愛情的死亡，還從享利參戰的痛苦經歷中追索了「迷惘的一代」產生的社會原因。　　　　其次，在對待人生的有限性與死亡的必然性問題上，海明威提出了「硬漢子」精神，這對於克服面對死亡所產生的恐懼感和生命無益感，治療資本主義社會中「精神迷惘」的現象來說，無疑是具有進步意義的。《老人與海》中的硬漢子「人不是生來要給打敗的。你盡可以消滅他，但就是打不敗他。」這部小說最為人稱道的亮點是它「完美地表現了海明威所謂的『重壓下的優雅風度』」，也是海明威思考「人應該怎樣才是人」的結論。海明威把人物置於人類荒誕捨命這一「重壓」的前提背景下，但是對應的措施不是消極待斃，而是努力尋求維護人的尊嚴的「優雅風度」，從而找到人的生存的價值。　　　　再次，海明威的死亡哲學豐富了文學藝術理論。「他筆下的『死亡』生動逼真，具有某種程度的科學性和現實性，其中對死亡有生理的，心理的分析，也有倫理的，哲學的思考」。這對於他人的創作和其它的文學形式都是有益的借鑒。以往的文學藝術作品在論述死亡這個主題上，就單個作家創作的數量上，或是作品整體質量上講都給人以只鱗片爪，鳳毛麟角的感覺，並未像海明威那樣，以一個文學家的眼光，敏銳的洞察力，驚人的才能和超凡的藝術技巧，描述人間百態，且將焦點集中在死亡這個問題上，通過對其進行深入慎密的反思，總結出了自己較系統的死亡哲學，用以昭示生活的真實，具有從沉迷中喚醒人們理智的作用。　　　　最後，海明威身體力行，使他的死亡哲學具有「真實」的意義。原先，當人們面臨死亡困境時，哲學應該走出來宣布真實，解疑答問，然而那些過於高深宏偉的理論因脫離了塵間人煙，局限於生活之外，本身也會跟著失真。海明威擔當起解決人們對死亡的困惑問題的重任，以他超常的勇氣去體驗「真實」，從18歲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到62歲用獵槍結束自己的生命，其間他帶著一戰留下的273處傷去古巴釣魚，赴非洲獵獅，到西班牙看鬥牛，駕駛「彼拉號」偵查德軍潛艇，參加解放巴黎的戰鬥。這段人生之路雖走得艱辛勞苦，冒險刺激，卻用於他腳踏實地地洞察現實，理解現實，批判現實，超越現實而使他的理論真實可言，強烈感人。他的死亡理論具有激昂的精神活力，能幫助人們戰勝死亡恐懼，鼓舞人們生活的勇氣。有了這一理論作指導，人們將不僅感到生命得以延續，而且還會出現生命的奇蹟，海明威對死亡的認識有了哲學的高度。　　　　海明威的死亡哲學是在他對死亡的親身體驗基礎上完善起來的。有了對死亡的切身體驗，海明威悟出了死亡是生命的終結，但不是生命的目的。死亡固然顯現出了人生的有限性和生存的暫時性，但它絕不能成為人類論證生命無益，鄙視生存的根據，因為有限性和暫時性是所有生命的基本特徵。人類的生命不僅不會由於它的有限性而貶值，相反，正是生命的這種有限性才賦予了生命以內在的價值。　　　　面對人生的「重壓」，「與其說聽從命運的擺布，不如說可以向它挑戰。」死亡雖然可怕，但人在它面前並不是無所作為，不能消極地接受它，而要保持積極的態度，表現出人的生命的張力與活力。即使在既定的劫數面前，也不能悲觀消沉，而應勇敢面對，做個「硬漢」，保持人的「優雅風度」，這才是海明威死亡哲學的內容。有了這種死亡哲學，亦即生命哲學作指導，海明威才能在晚年失去記憶力和做出創造力的時候，勇敢地選擇了死亡，以自身的實際行動實踐了他的死亡哲學，說明了它的全部內涵，並證明了它存在的實際意義。　　　　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海明威死亡哲學的局限性。海明威的死亡哲學是從自身的經歷和經驗發展起來的，他的寫作素材以親身經歷為主，又強調感性認識，排斥或否定理性認識，尤其厭惡政治理論。然而，一個人的經歷終究有限，而感性認識又無從深入事物的本質，因此他對於死亡的論述，都是從人的本能的角度著手的，沒有看到人是社會的人，也沒有從個人與社會的關係上去判斷人的生與死。他只是從個人的意義上去分析「生」與「死」。講述死對個人心理的影響，並藉助於對「生」「死」的強烈意識，鼓吹個人奮鬥。在他的心目中，「上帝死了」（哲學家尼採的話），個體成了絕對至上的東西，沒有了精神主宰，也就缺乏了凝聚的核心，人成了單個的人，脫離了社會之外，自然也就感受不到集體的溫暖，群眾的力量，只能感嘆：「人和生是一場孤獨的戰爭」，這顯然不是一種科學的人生觀，有其明顯的局限性。　　　　雖然海明威的死亡哲學有它的局限性，但海明威看到了死亡與生命之間有著內在的關係，認為生命是創造的本體，同樣，人不必對死亡產生不正常的恐懼，正確看待死亡反而更能促使人們意識到生命的短暫與有限，窮究生命的豐富涵義。他在作品中讚美英勇的行為，提倡人們通過自己的選擇，用行動去創造生命的意義，去追求「重壓下的優雅風度」。　　　　現代思維中，藉助反面甚至醜惡經驗來體現對真理的探索已並不鮮見他們作品中那些關於病與死的刻畫，已涉及到了文藝與醫學、心理學等學科一些更為敏感的課題，使人聯想到更為豐富的層次和方面。生活對作為個體人來講的作家的影響，個體人如何對這種生活認同並以創作來超越這種認同。作家的現代意識，現代生活觀念和藝術觀念，這使他們的作品在混沌中最早顯示出生存價值的自覺，成為他們被壓抑心靈的夢想。魯迅與海明威，這兩個舉世聞名的作家，正是由於他們對生存有著巨大的慾望，對黑暗有著強烈的反抗精神，才使得他們與他們的人格、作品得到世人的崇敬和仰慕。也正因為如此，他們的死亡哲學與生命哲學得以不朽，就像其本身一樣，魅力四射。　　　　【注釋】　　　　（1）《國外文學》（季刊）2003年第3期第64頁《試論海明威的死亡哲學》朱莉著　　　　（2）《蒼茫集》錢蔭愉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第218—252頁　　　　（3）《蒼茫集》錢蔭愉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第236頁（4）《國外文學》（季刊）2003年第3期第65頁《試論海明威的死亡哲學》朱莉著　　　　（5）轉引自新浪網：《魯迅之生命論與終末論》伊藤虎丸（日本明海大學教授）著　　　　（6）轉引自新浪網：《藝術家死亡意識與美學體現》馬建高著2001年　　　　【參考文獻】　　　　1、《國外文學》（季刊）2003年第3期《試論海明威的死亡哲學》朱莉著　　　　2、《蒼茫集》錢蔭愉著貴州人民出版社1993年9月第一版　　　　3、《魯迅的生命哲學》王乾坤著人民出版社1999年7月第一版　　　　4、《魯迅之生命論與終末論》伊藤虎丸（日本明海大學教授）著　　　　5、《死亡美學》顏翔林著上海學林出版社1998年　　　　6、《藝術哲學》丹納著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63年　　　　7、《藝術家死亡意識與美學體現》馬建高著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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