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方的康奈爾」：國立北洋大學

2016-01-22 10:02:57來源：共識網-作者賜稿　作者：畢唐書

我要評論點擊：2695次

　　——中國過去的世界一流大學之七

　　前一篇：畢唐書：南開大學的「張伯苓時代」——中國過去的世界一流大學之六

　　這是一所消失了的大學。現在的國人，特別是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年輕人恐怕都不會知道她的名字。而她，曾經是中國近代第一所大學，其歷史比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還要早——京師大學堂建立於1898年，而她，誕生於1895年。她的辦學起點很高，一起步就與當時的世界一流大學接軌，與哈佛、耶魯相伯仲，畢業生可免試進入美國一流大學攻讀研究生，因而被譽為「東方的康奈爾」。她的創辦人是中國近代洋務運動中叱吒風雲的紅頂商人盛宣懷。 在中國近代史上，盛宣懷是一位傳奇人物。在科舉取士的制度下，他科舉未中，卻官至一品;他從未出洋歷練，卻在洋務派所辦四大實業中執掌三門;他沒學過金融，卻創辦了我國第一家國家銀行……他還被世人稱作「中國商父」，其從事的實業範圍涉及礦業、能源、交通、紡織、電訊及金融等眾多領域，成為洋務派中的實力人物。他並非學者，但當他掌握了權力和財富的時候，卻親手創建了中國最早的兩所大學，其中最早的一所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大學教育的開端。

　　我這裡所要講的是北洋大學，其全名是國立北洋大學。

　　一、「自強首在儲才,儲才必先興學……伏查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設立學堂為先。」「況樹人如樹木，學堂遲設一年，則人才遲起一年」。

　　北洋大學是與盛宣懷的名字密切相關的。

　　盛宣懷(1844—1916)，清末政治家、企業家和慈善事業家。出生於清末江蘇省常州府武進縣龍溪。字杏蓀、幼勖，別號愚齋等。曾任天津海關道、山東登萊青兵備道、會辦商務大臣、郵傳部尚書等職，1916年在上海病逝。作為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李鴻章的得力助手，盛宣懷一生經歷傳奇，成就非凡。近代中國第一家自辦最大航運公司招商局，第一家自辦電報局，規模宏大的煤鐵鋼聯合企業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和最大的紡織廠華盛紡織廠，近代中國自辦的主要鐵路幹線和第一家銀行—一通商銀行，等等，都是由他創辦、主持和控制。另外，中國近代化第一階段中創建起來的主要工礦交通運輸和金融企業，也大半經他之手，也就是說，他不僅是中國近代民族工業和洋務運動的開拓者與奠基人，更是中國近代工業史和洋務運動史的縮影，是一位處非常之世、走非常之路、做非常之事的非常之人。李鴻章對他的評價是「志在匡時，堅韌任事，才職敏瞻，堪資大用」，並稱讚他「一手官印，一手算盤，亦官亦商，左右逢源」;張之洞讚譽他「可聯南北，可聯中外，可聯官商」;而孫中山推崇他 「熱心公益而經濟界又極有信用。」

　　這樣一位「辦大事，作高官」的權貴和工商巨子，同時又是一位對於中國近代新式教育有開拓之功的教育家，而他在教育方面的最大成就是在當時幾無先例可循的情況下，一手創辦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所新式大學北洋大學。

　　盛宣懷所以熱心於興辦新式教育，特別是新式大學，自有其深刻的時代背景和地緣背景。盛宣懷所處的時代為19世紀中後期，即鴉片戰爭至戊戌變法這一歷史巨變時期。鴉片戰爭之前的滿清政府歷來堅持閉關鎖國，由於不了解世界的發展而養成朝野夜郎自大的心態，視西方科技為奇技淫巧，認為「自來奇技淫巧，衰世所為，雜霸歡虞，聖明無補」。鴉片戰爭慘敗以後，滿清政府雖然攝於西方的船堅炮利，開始向西方學習，洋務運動亦勃然興起，但其目的僅局限於「師夷長技以制夷」;甲午戰爭中國再一次慘敗，且敗於先於自己向西方學習的日本，反省失敗的原因，雖然加大了興辦新學的力度，但其原則是「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張之洞在《勸學篇》中提出「中學治身心，西學應世事」，並將這一思想貫徹於1903年清政府頒布的學制之中：「無論何等學堂，均以忠孝為本，以中國經史之學為基」，抱殘守缺、食古不化，仍然不從體制上找原因。但在此期間，康有為、梁啟超等維新派也發出了激進的變法的呼聲。維新派認為中國衰弱的根本原因在於教育不良，學術落後，救亡之道應從改良教育入手。他們尖銳地指出洋務教育的嚴重不足。梁啟超在《學校餘論》中批評洋務教育「至今數十年，未嘗有非常之才出乎其間，以效用於天下」，在辦西學的過程中，「雖糜巨萬之資，竭數十年之力」，但成果最多「僅為洋人廣蓄買辦之才」而已;1895年在「公車上書」時更是把矛頭直接指向科舉制度，提出 「廢科舉，興學堂」。維新派也不贊成洋務派所堅守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主張。嚴復指出：「體」和「用」是不可分割的，中學和西學各不相同，「中學有中學的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並立，合之則兩止」，認為洋務派「中體西用」學西學不徹底，「盜西法之虛聲，而沿中土之實弊」。 維新派主張引入「西學體用」，不僅要學習西方先進的自然科學知識，還要學習西方思想文化，改良政體，至少變「中體」為君主立憲制度。同時，效法西方，建立近代學制，也成為全國教育界的普遍要求。在維新派推動下，清光緒皇帝於光緒二十一年閏五月(1895年7月)發出上諭：

　　自來求治之道，必當因時制宜。況當國事艱難，尤宜上下一心，圖自強而弭隱患。朕宵旰憂勤，懲前毖後，惟以蠲除痼習、力行實政為先，疊據中外臣工條陳時務，詳加披覽，採擇實行。如修鐵路，鑄鈔幣，造機器，開礦產，折南漕，減兵額，創郵政，練陸軍，整海軍，立學堂……皆應及時舉辦。……各直省將軍督撫，將以上諸條，各就本省情形與藩臬兩司暨各地方官悉心籌劃，酌度辦法，限文到一月內分析復奏。

　　盛宣懷長期操辦洋務，自然洞悉中國之積弊，也從中深刻地認識到西方國家乃至日本興盛的原因。經過近三十年的苦心經營，到19世紀90年代中後期，他實際上已經全部或部分地控制了一批關係到國計民生的輪船、電報、鐵廠、鐵路、礦務、紡織、銀行等大型企業。在披荊斬棘、奮力開拓的過程中，他深深體會到，「實業與人才相表裡，非此不足以致富強」;沒有與新興企業相適應的新式人才，將一事無成;那些皓首窮經的學究們絕不可能去搞機器技術和企業管理，科舉所取之士對此一竅不通。新式人才從何而來?盛宣懷認識到，必須立足於自己培養，聘用洋師只是暫時的、短期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煤鐵礦藏「實以開採為大利所在，未便使外人久與其事」。基於這種認識，盛宣懷在經營企業的過程中，往往創辦附設於企業的帶有訓練班性質的學堂。比如辦電報局時，他在天津、上海等地辦有電報學堂;督辦漢陽鐵廠時，也辦有附設的學堂。這些學堂在學制、課程等方面都只注重實用，理論和基礎知識則不求系統，屬於非正規的訓練班。但他事事都是有心之人，「精細為群僚之冠」，在及時總結這些訓練班經驗的 基礎上，他更加感到興辦正規新式教育的迫切和重要。為此，早在1892年，他就與在中國開辦學校的美國學者丁家立研究在天津按照美國大學模式建立一所大學，效法西方培植高級人才，開始了建立中國近代學制的探索。所以，當他接到光緒皇帝的上諭後，立即向清廷進言：「日本自維新以來,援照西法,廣開學堂書院,不特陸軍海軍將弁皆取材於學堂;即今之外部出使諸員,亦皆取材於律例科矣;製造槍炮開礦造路諸工,亦皆取材於機器工程科地學化學科矣。僅十餘年,燦然大備。」 他還建議說:「自強首在儲才,儲才必先興學……伏查自強之道,以作育人才為本;求才之道,尤宜以設立學堂為先。」「況樹人如樹木，學堂遲設一年，則人才遲起一年」。他在提出這一「興學強國」主張的同時，以急迫的心情提議「當趕緊設立頭等學堂、二等學堂各一所為繼起者規式」。由此可見，盛宣懷對於新式教育的認識遠比同時代的人深刻。他不僅認識深刻，而且付諸實踐，並在辦學實踐中摒棄了「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原則，代之以「西學體用」，也就是他所說的 「西人學以致用為本」。

　　清光緒二十一年乙未陰曆十月初二(1895年11月18日)，經光緒皇帝批准，盛宣懷按照美國大學模式在天津辦起「北洋中西學堂」，後來於1902年袁世凱為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時更名為北洋大學堂。他本人被委任為督辦(校長)。這是由中國政府批准，並出資創建的我國第一所國立大學。

　　建設大學，工程浩繁，為了能夠在短期內將北洋大學開辦起來，盛宣懷想盡了辦法。天津海河西岸原有一座博文書院舊址，因經費緊張未能開辦，致使將建成的校舍抵押給銀行，盛宣懷集資從銀行贖回校舍，利用博文書院原校舍開辦北洋大學堂。北洋大學堂是清政府批准建立的一所國立新式大學，經費本應由國家直接撥款，但是從鴉片戰爭開始，清王朝國庫極為拮据，根本無錢撥付。盛宣懷只能憑藉其職權及其辦理洋務的條件，想盡辦法，從各條渠道籌措。除了由天津海關解部庫款撥付，也向社會募捐，他自己則率先捐出巨款，很快使這所新式大學上了軌道。

　　北洋大學堂這所新式大學所以誕生於天津，也與天津當時具有的地緣優勢有關。1860年天津被闢為通商口岸後，西方列強紛紛在天津設立租界，天津成為中國北方改革開放的前沿和近代中國"洋務"運動的基地，是中國第二大工商業城市和北方最大的金融商貿中心。戊戌變法時期，也是維新派的活動中心;軍事近代化，以及鐵路、電報、電話、郵政、採礦、近代教育、司法等方面建設，均開全國之先河。北洋大學建立於天津，自然具有了區位優勢，而盛宣懷親任大學堂督辦，同時由他提名伍廷芳(清末民初傑出的外交家、法學家，中國近代第一個法學博士。辛亥革命爆發後，任中華民國軍政府外交總長)、蔡紹基(首批留美幼童之一，入耶魯大學學習法律。回國後先為上海大北電報公司翻譯，後任清政府駐朝鮮外交代表、袁世凱的幕僚、天津外事局局長)分任頭等、二等學堂總辦，聘任美國人丁家立為總教習，更讓其名至實歸，先聲奪人，其成功當然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責任編輯：花滿樓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