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升格運動：從「五經」系統到「四書」系統

06-26

郭曉東

「四書」、「五經」其實是一組不對等的概念，四書歸四書，五經歸五經。在先秦時期，儒家的經典有六種，叫「六經」：《詩》、《書》、《禮》、《樂》、《易》、《春秋》。後來《樂經》亡佚了，到了漢代就只剩五部經典，漢代漢武帝的時候立五經博士，官方正式確認了五經的經典地位，設立了五種經典相應的博士官。

「四書」則是南宋的朱熹把《論語》、《孟子》，還有《禮記》里的《大學》和《中庸》合編在一起，並為之作注，稱為《四書章句集注》，從此才有了「四書」這個說法和名稱。可見「四書」的提法要比「五經」的提法晚了一千多年。同時儒家經典中還有所謂的「十三經」，這是對「五經」的擴充，其本身有一個發展的過程。直到南宋，隨著《孟子》由子書上升為經，才有了今天的「十三經」。在中國古代學術系統里，如果某一部著作是屬於經部，那麼它具有最高的地位；如果不是屬於經部，那麼它的地位就要降一級。

中國古代的禮文化

《大學》是「四書」中的一篇，但同時又是「十三經」中《禮記》中的一篇，我們有必要對中國古代「禮」文化進行專門討論。

中國古代的儒家思想里，「禮」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內容。在中國古代的儒家傳統里，「禮」是一個非常大的概念，它的範圍涵蓋非常之廣。當然，它最早可能算是一種宗教行為，但是很快它就超越了作為一種宗教儀式的意義，成為制度和文化的源頭。比如說我們講的國家制度、社會風俗、道德規範，當然也包括宗教儀式，都屬於禮的範疇，所以「禮」是中國文化當中非常獨特的一個現象，甚至可以說後來中國之所以稱為「中國」，都是跟中國禮文化有關係。唐代的孔穎達對此有個非常經典的界定，他認為：「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章服之美，謂之華。」古人說中國之所以叫華夏，是因為有禮儀、有章服。所謂的「章服」，「服」是指衣服，「章」是指典章。我們有「禮」文化，所以才稱「華夏」、稱「中國」。其實在春秋的時候，中國的版圖上有很多國家，但是有的國家被認為是屬於中國的，有的國家被認為是屬於夷狄的，區別的標準是什麼？區別的標準就是有沒有禮儀。南方的這些國家，如楚國，如吳、越等國，最早都被認為屬於夷狄，但後來他們能夠接受中國的這套禮儀，所以《春秋》把他們升格為諸夏。所以禮儀這個東西可以說是中國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三禮」與《大學》的升格

中國古代的禮文化，其基本的典籍有「三禮」，即《儀禮》、《周禮》和《禮記》。而《大學》是《禮記》的一篇。然而漢代作為「五經」中的《禮》，指的是《儀禮》，並非是《禮記》。《儀禮》據說是一部非常古老的禮儀的總匯，傳統講法認為是周公治禮作樂所遺留下來的，當然，這只是一種說法。但是《儀禮》的經文非常古奧，即便是古人也很難讀得懂。《周禮》也是一部很奇怪的書，書名叫《周禮》，內容則記載了三百多種職官及其職能，相當於一部國家的憲法，是一部古人對理想政府的設計書。「三禮」中的《禮記》，其實嚴格來講不是一部一個人寫出的著作，它是一部雜纂之書。漢代官方的經典是《儀禮》，有很多人學習《儀禮》，在學習的過程中必然會產生種種學習的參考資料和學習筆記等等，這些學習筆記和參考資料的彙編就成為了所謂的《禮記》。而且在漢代有多個版本的《禮記》，現存的有《小戴禮記》和《大戴禮記》。《小戴禮記》是漢人戴聖所編，後來經過鄭玄的注釋，後世傳習的人最多，我們一般簡稱的《禮記》就是指這個《小戴禮記》，而我們所講的《大學》就是《小戴禮記》中的一篇。

《小戴禮記》在漢代只不過是「傳」或者是「記」，只是學習「經」的輔助材料，沒有上升到和「經」一樣的地位。一直到唐代才被官方認為是「經」。之所以《小戴禮記》在唐代被認為是「經」，是因為所謂的漢代的《禮經》（即《儀禮》）太難讀，而《禮記》里的文章好讀，另一方面也由於《禮記》本身的價值，所以它的地位就越來越高，被唐人上升為五經之一的禮經。

儘管如此，《大學》作為《禮記》中的一篇，從漢代到唐代，其實還是沒有受到重視。我們如果判斷古代著作是不是受到人們的重視的話，其實有一個很簡單的指標，就是我們看這本書被多少人注釋過。而《大學》這篇文章在唐以前只有鄭玄在注《禮記》的時候給它注釋過，後來唐代經學家孔穎達在給鄭玄注作疏的時候再注釋了一遍，也就是在漢唐之間，只有鄭玄和孔穎達做過注釋，由此我們可以判斷《大學》這篇東西在漢唐以來沒受多大重視。

意識到《大學》重要的是唐代中期的韓愈，但他僅僅是提到了這個問題而已。真正意識到《大學》的重要性，並極力對《大學》進行表彰的是宋代人，宋代關於《大學》的注釋更是數不勝數，許許多多知名儒者都對《大學》有所詮釋。到南宋時期的朱熹，把《大學》和《論語》、《孟子》、《中庸》合併在一起以後，就基本意味著《大學》作為新經典的地位被正式確立。所以我們說，《大學》從唐到宋升格為經典，也就是從《禮記》裡面的一篇，變成了四書中的《大學》。

《大學》的升格與理學的興起

為什麼在唐宋之際《大學》會產生這麼一次升格運動？其實伴隨著《大學》以及另外一部書《中庸》的升格，中國思想經歷了一次重大的轉型，也就是從原來的漢唐經學形態轉到了宋明理學。首先我們來看宋明理學為什麼會興起？有兩個很基本的原因：一個是當時宋代的儒家認為漢唐儒學沒落了，喪失了應有的生命力。另一個是宋代的儒家認為佛教在中國太猖狂了，儒教要捍衛自身文化和價值取向。所以宋明理學的興起有這麼兩個歷史背景，而《大學》的升格恰逢其時。

儒家的經學在漢代達到了一個頂峰。漢代的經學講究的是通經致用，經學是為現實服務的，但是另一方面漢代的經學有一個非常大的弊病，就是漢人對經典的注釋越來越煩瑣，有時候一兩個字要注釋個成千上萬言，煩瑣且沒有意義和價值。唐代雖然在政治上達到了一個非常高的地位，但是在儒家學術上的建樹是很小的。唐人只是把傳統的經學進行了彙編，並且做了一個標準教科書式的解釋，但是標準教科書式的解釋導致了儒家經學的最後一點生命力也消失殆盡了，正是因為如此，宋以後的儒家對唐代的儒學非常的不滿。

與此同時，隨著儒家自身的式微，則是佛、老兩教的興起。佛教在漢代末期傳入中國，經過魏晉時期的消化和吸收，到了唐代達到了一個頂峰，真正實現了中國佛教的轉變和完善。在唐代影響最大的是禪宗，其中六祖慧能講究明心見性，不讀書也可以直接明心見性。這個理論對傳統的士大夫有著非常大的吸引力，當時第一流的人物都被佛教吸收過去了。因為儒家不能夠提供安身立命之本，而佛教能夠，因此在當時的士人看來，儒家如果要復興的話，首要的使命就是要從這些和尚手裡奪回儒家本來擁有的精神統治權。而禪宗之所以對讀書人有這麼深的吸引力，不外乎就是他們那一套明心見性的理論，有一套心性之學。而儒家要重振他們的生命力，也應該開出儒家自身的心性之學。

其實早在唐代韓愈那裡就試圖從傳統的經典中去尋找新的精神資源，他已經發現了《大學》的重要性，他看到了《大學》裡面講的正心誠意等等理論，他指出了在儒家的經典中也有修心法門。而且《大學》既講誠意正心，同時還講修齊治平，這一點就跟佛教有著很大的差異。佛教要「舍離世間、滅棄天常」，要修鍊身心的話，就一定要出家。《大學》則一方面可以講誠意正心，另一方面還講修齊治平，這樣，我可以不離世間來修鍊我的身心。這要比佛學高明。

韓愈之後，宋代的儒者就努力地從先秦的儒家經典中去尋找一批這樣的資料，他們發現了《大學》，還發現了《易傳》、《中庸》和《孟子》。從北宋胡瑗、司馬光等人開始，就對《大學》、《中庸》進行了注釋。理學的開山祖師二程兄弟都非常重視《大學》，他們認為《大學》是學者入門的教科書，也就是說，你入我門來，先學《大學》，學完《大學》之後再學別的。後來二程兄弟的三傳弟子朱熹就正式把《大學》、《論語》、《孟子》、《中庸》合編在一起，寫了一本《四書章句集注》，從此才有了「四書」之名。而到了元代，官方的科舉考試又正式地把朱熹的「四書」作為官方科舉考試的教科書，從此，「四書」就成為了天下讀書人所必讀的書。

以上講了一個簡要的思想史的歷程，下面我們作更進一步的討論，即作為「四書」系統的《大學》，它到底意味著什麼？我想從下面幾個方面做一個簡單的解釋。

《大學》與道統

首先，從「五經」系統到「四書」系統的變化過程中，作為四書系統的《大學》，被認為是儒家道統傳承過程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所謂的儒家道統傳承，指的是儒家的一個傳道譜系。本來儒家是無所謂傳道譜系的，但是我們知道，唐宋以後的儒家要應對的是佛教的挑戰，而在佛教，則有一個歷代祖師相傳的傳承譜系。於是儒家為了論證自己歷史與文化在當下的合法性，就必須也有一套自己的傳道譜系。這樣遂有了韓愈的道統說。在韓愈看來，儒家的道統體系是從堯、舜、禹開始的，接著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但是儒家的譜繫到孟子以後就結束了，所以韓愈說了一句很著名的話，叫做「軻之死，不得其傳也」。在韓愈看來，秦漢到唐的這一段時間裡，儒家的道統就沒能傳得下來，也就是說，在漢唐以來，雖然有儒學，但是這些儒生所傳的不再是儒家的道，僅僅是學而已。

後來宋儒基本上承認了韓愈所講的這麼一套儒家的傳承體系，也就是儒家的道統，也承認了韓愈所說的「軻之死，不得其傳也」，但是他們做了略微的修正，在孔子和孟子之間進行了補充。在宋儒看來，既然已經發現了《大學》和《中庸》這兩本書，那這樣就正好在孔孟之間補充上了一個應該有的傳承環節，於是就認為孔子傳道給曾子，曾子傳道給子思，再由子思傳道給孟子。宋儒認為孔子傳道給曾子，曾子所傳的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獻，就是《大學》；後來曾子傳給子思，子思也留下了一部非常重要的文獻，就是《中庸》，子思又傳給了孟子。於是後來朱子所編撰的「四書」相對應的就是孔子、曾子、子思和孟子。

就曾子和《大學》來說，朱熹認為，《大學》是由孔子和曾子兩個人共同完成的。《大學》文本的形式比較特殊，前面第一段是一個總論，然後從第二段開始對總論的每一句話都做了細化的分論。所以朱熹說第一段的總論是《大學》的經，是孔子親自作的；後面分論的部分，他稱為是《大學》的傳，則是曾子所作。所以傳統上就說，《大學》是由曾子所作。曾子所傳的就成為了宋以後儒家的正統，所以曾子在宋以後的聖人譜系裡被稱為宗聖，子思被稱為述聖，然後孟子是亞聖。宋以後對儒家聖人譜系的建構，就是孔子傳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相應地，他們的著作也就成為了宋以後儒家最基本的著作，也就是「四書」。

不過，即便是從宋明以來，對於《大學》到底是不是曾子所作，也有人一直存有疑問。民國以來，很多學者舉出了非常多的例子來論證《大學》這篇文獻不可能是孔子到曾子這個時代能夠完成的，也就是說《大學》的成書年代最早只可能上溯到秦。因此，現代的一個非常主流的觀點認為，《大學》可能是秦漢之際的某一個不知名的儒家所作，《中庸》也是這樣。但是，在1993年，在湖北荊門郭店這個地方出現了一批竹簡，人稱「郭店竹簡」，這批文獻是先秦時遺失的一些儒家古文獻，經過許多專家的研究，認為這些文獻里有傳統上所講的子思、孟子這一系的東西，文本的風格和《大學》、《中庸》相似，所以有人又開始重新懷疑，也許《大學》還真的是曾子作的，《中庸》也許真的是子思作的。但是《大學》是否是曾子作的，沒有一個定論，我們只能說大概是這樣。

《大學》的文本差異

其次要講的就是文本的差異。如果我們去讀《禮記》中的《大學》，我們就會發現段落之間的銜接似乎不是非常密切。所以在宋代，很多儒者認為傳統的《禮記·大學》有錯簡，相應地在宋代就出現了五花八門的《大學》改本，有的人認為這個字是錯的，我要把它改過來，有的人認為這個順序是不對的，我要把它重新換一下順序。這樣的話，在宋代的《大學》版本就有了上百種之多，但是最經典的還是朱熹的改本，後來作為科舉考試用的《大學》就是用的朱熹的注本和改本。不過，通過兩個版本的對讀，我們會發現，這不僅僅是一個版本上的問題，裡面還涉及非常深刻的義理系統的差異性。

我們可以舉一個很小的例子，比如《禮記》本的《大學》，第一句話叫做「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有人認為應該是「新民」。事實上在古書里就出現過這個「親」跟「新」互相寫錯的現象，所以宋代的二程和朱熹都認為「親民」不對，應該是「新民」，那麼這裡有什麼特別玄奧的地方呢？如果講作「親民」的話，就是說人民應該是統治者所要親愛的對象，比如說漢代的地方官往往被稱為「親民官」，他要使人民豐衣足食，同時還要負起一定的教化人民的使命。本來讓人民有所教、有所養，這是儒家的通義，但是在漢代講親民的話，這個「親」字又有特殊的考量。在漢儒看來，人民之所以要被教化，是因為人民是冥頑不化的下愚之人，漢代的儒者對「民」有這樣的解釋，「民者，冥也」。「冥」就是眼睛睜不開，所以人民是閉眼的、愚昧不化的下愚之人，如果我們不進行教化的話，人民永遠沒有辦法自理。但是宋代改「親」為「新」，意義就完全不一樣了。宋儒從一開始就有一個非常大的使命感，他們要「以斯道覺斯民」。宋儒認為他們不但繼承了孔孟以來的道統，而且還要用孔孟之道來覺悟我們的人民，這叫「以斯道覺斯民」。這裡的關鍵點就是一個字眼，叫「覺」，相對漢儒來講，宋儒認為人民是可以被覺悟的，也就是說他們的眼睛是睜得開的。更進一步，宋儒認為人民不但是可以被覺悟的，而且是必須得覺悟的。老百姓之所以能被覺悟，宋儒的理論依據是孟子的性善論。所以「新民說」的提出，無疑是重新接續了孟子所講的性善論的傳統，認為每個人身上都有他們內在的明德，所以《大學》第一句話就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每個人都有內在的明德，不管身份如何，都有被教化、被覺悟的可能，這也就意味著我們每個人都有成為聖人的可能。這和漢人的說法就不一樣，漢人說你可以被教化成為一個良民，但是你成不了聖人，但是宋儒說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聖人。

《大學》之為「大學」

第三，我想解釋一下《大學》何以是「大學」。「大學」兩個字在漢代讀作「太學」，宋代的朱熹把它改成現在的讀法。「太學」，是漢代鄭玄的讀法，鄭玄在注《大學》的時候，認為這個「大」字應該讀「太」，所謂的太學，它的意義是「博學可以為政」，這句話是針對天子王公而言的。而宋代的朱子認為，這裡的「大」應該是指「大人之學」，而和這個「大人之學」相對應的就是「小學」。朱熹在《大學章句序》里做了比較詳細的論述，他說小孩8歲入小學，所學的是一些基本的文化知識和待人接物的基本儀節。也就是說在朱熹看來，一個人如果學了小學，則為人處世的基本道德規範、基本行為準則就已經定下來了；然後到了15歲，年紀大了，就要學一些倫理、政治、哲學等更高深的學問，那麼這就是「大學」。之所以要學那些倫理、政治、哲學等高深的學問，在朱熹看來，我們在小學階段，雖然學會了待人接物的基本儀節，也學會了基本的行為規範，但是我們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朱熹認為，按照「大學」之道，作為學生，我們不僅僅應該這樣做，而且要知道為什麼應該這樣做，我們如何能做得更好。所以「大學」和「小學」有著很大的差別，可能你學了「小學」之後，在社會普通標準來說已經是一個好人了；但是學了大學，你就可以「止於至善」。

不過，這裡講的「大人之學」的「大人」，不僅僅是指相對於未成年人的成年人。「大人」這個詞，在古代至少有三層含義：第一層就是指成年人，朱子講的15歲以後入大學，很顯然是指成年人的學問。第二層的含義，這個「大人」是指執政者、貴族階層。在古代，「大人」是指這些具有身份和地位的人，指政府的官員，這是第二層含義。第三層含義是指有德的人，「大學」之所以是「大人之學」，因為它講的是治國平天下的道理，所以它理所當然是用來教育執政者的政治哲學，這一點是毫無疑問的。而《大學》又以修身為本，所以當然也就是成就有德者的學問。

在孔子之前，所有的教育都僅僅局限於貴族階層，而孔子則對來求學的學生一視同仁，不問身份和地位。根據相關史料的記載，在孔子的弟子裡面，真正具有貴族身份的人其實是很少的，除了南宮敬叔與司馬牛等少數幾個人之外，大多數出身貧賤。孔子通過他的教育，導致了學術下移到了平民階層，導致了平民能夠通過學習躋身於統治階層。更重要的是，孔子所教的不僅僅是政治的技能，孔子的教育更包含德行的內容，或者說更多注重的是德性方面的內容。所以通過孔子的教育，「大人」這個詞的含義就悄然發生了變化，原來「大人」這個詞專指貴族，專指那些有身份的人，但是通過孔子的教育，「大人」的含義慢慢地變成了道德高尚的人。同樣地，「君子」這個詞的含義也由「位」轉變到「德位兼言」。相對地，「小人」這個詞本來只是指普通的庶民，是沒有道德含義在裡面的，但是在孔子之後，則更多地是指那些德性卑劣的人。

那麼作為儒家來講，理想的執政者應該是德才兼備的，這一點我們在讀《論語》時也看得很清楚，並且德是第一位的。當然，最好是能夠德才兼備。從某種程度上講，這只是一個理想，我們也都知道，實際上理想跟現實之間總是有很大的衝突，現實生活中的統治者未必是有德之大人。但是《大學》作為一本教科書的目的，卻是希望那些准官員們能夠首先成為有德之大人，進而在他們上位以後，真正成為有德有位之大人。《大學》就是為了這樣一種目的而編寫的教科書，所以《大學》講「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但「修身」是前提。但是在「修齊治平」之前還有「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且一定要遵守這個次序，如果你沒能夠通過前面的「格致誠正」，後面的「修齊治平」是談不上的。可見治國平天下並不在於你是否有治理國家的能力，而在於你心地上的功夫如何，所以朱子講《大學》作為大人之學，他更看重的是有德者的「學」。

學習次第

「四書系統」是朱子奠定的，而且朱子認為，在「四書」內部，《大學》也有它特殊的地位。《大學》有三條基本綱領，即「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大學》又有八條目，即「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三綱領、八條目在朱熹看來，是學習的最基本的規模，所以入門就應該由《大學》入手。因為《大學》是最基本的坯子，從這裡入手，間架搭好了，之後就是填充材料了。因此朱熹雖然編輯了《四書》，但他認為《四書》之中，學習也是有次序的，這個次序就是以《大學》為首。所以朱熹說，「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只有樹立了「三綱八目」這樣的規模之後，然後才可以讀《論語》以利其根本，之後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所謂的「發越」，是從內在的精神上說，因為《孟子》的內容比較張揚，讓人讀起來比較有激情。最後讀《中庸》，來看古人的微妙之處，因為《中庸》講的東西相對來說要難理解得多。《大學》是我們很容易看得懂的，一般讀者不需要怎麼講解也可以自己看得明白，但是《中庸》的內容就比較微妙、比較玄妙，裡面講到的很多內容一下子都很難懂。所以朱子說讀《四書》的次序應該《大學》、《論語》、《孟子》和《中庸》，《大學》要先看，不僅在於它有它的規模，而且它好讀。《論語》相比《大學》就有一定的難度，雖然《論語》很平實，但《論語》是散的，不像《大學》就那麼一篇，而且文字結構非常緊密，都是圍繞著三綱領、八條目來講的，三綱領、八條目講完了，這篇文章也就完了。

在朱熹看來，《四書》和《五經》亦有次第，只有《四書》讀熟了你才可以去讀《五經》，否則就是好高騖遠。所以整個學習的次第就是《大學》、《論語》、《孟子》、《中庸》、《五經》和諸子。如果你行有餘力，那麼諸子百家都可以讀，但一定要把《大學》讀實了，只有在《大學》的堅實基礎上才可能進一步學習。我們不妨按照朱子的次第去讀書，相信一定會有收穫。

王紀人

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

196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國文學史研究專業。曾任上海師範大學中文系教授、系主任，人文與傳播學院文藝學博士點學科帶頭人、博士生導師。著有《文學風格論》、《文學：理論與闡釋》、《文學的速朽與恆久》等著作。主編《中國現代散文欣賞辭典》、《中國現代短篇小說欣賞辭典》、《文藝學與語文教育》、《大學語文基礎》等。《淺論怪誕》獲上海市首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論文獎，《中國文論的三原點和元結構》獲上海市第六屆哲學社會科學優秀論文二等獎。